筆者近來在查閱老報紙時發現，1924 年11月20 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上刊登了“少年國際五周紀念特刊”的一組文章，共四篇，題目依次是《今天是什么紀念日》《少年國際五年來的經過和成績》《少年國際四次大會的經過和其內容》《東方青年運動》。根據文章的署名、內容等相關信息，在查閱目前已經出版和發表的各種與任弼時有關的文獻資料后，筆者經過分析認為，這組文章中的前三篇應為任弼時早年佚文。

一、從作者署名看

這三篇文章的作者，《今天是什么紀念日》署名為“弼時”，《少年國際五年來的經過和成績》署名為“闢世”，《少年國際四次大會的經過和其內容》署名為“伯林斯基”。通過查閱和對比1924 年至1928 年間任弼時的有關文獻，筆者認為，這三個署名均為任弼時的筆名。

（一）“弼時”系直接由任弼時的本名而來。在文獻中，任弼時發表文章曾多次署名為“弼時”。僅在1924 年和1925 年的《中國青年》雜志上，就有《蘇俄經濟政治狀況》《列寧與十月革命》《國際革命者救濟會》《列寧主義的要義》《李卜克內西》《上海五卅慘殺及中國青年的責任》《馬克思主義概略》等多篇任弼時的文章署名為“弼時”。此外，他還以“弼時”的署名在1925 年第4 期的《新青年》上發表過其所翻譯的列寧的《中國戰爭》（現譯《對華戰爭》）一文，1928 年在《無產青年》雜志上發表過《中國共產青年團中央擴大會議的經過與意義》《對于暴動問題的意見》等文章。

（二）“闢世”為“弼時”的諧音。1942年10 月，中共中央編印的整風運動學習材料《六大以前》文件集，在所收入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過去的一年》一文題目下方特別注明：“闢世（任弼時），1926 年5 月30 日發表于《中國青年》第112 期。”該書出版時任弼時正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因此，“闢世”即任弼時，是確定無疑的。

此外，查閱相關文獻，任弼時以“闢世”這個筆名發表的文章也有很多。例如，《任弼時年譜》中記述：1924 年10 月18 日，“在《中國青年》第四十九期發表《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一文”。經查《中國青年》該期原始版面，這篇文章的署名即為“闢世”。

《任弼時年譜》還記述：1924年 11月 8日，“在《中國青年》第五十二期（蘇俄革命紀念特刊）上發表三篇文章”，即《列寧與十月革命》《蘇俄經濟政治狀況》《蘇俄與青年》。經查原版，發表在同一期上的這三篇文章，《列寧與十月革命》和《蘇俄經濟政治狀況》的署名是“弼時”，《蘇俄與青年》的署名為 “闢世”。

此外，《任弼時年譜》記述：1924年 11月，“翻譯的赤色工會國際總書記洛佐夫斯基所寫《國際工人運動與職工國際第三次大會》一文，刊于《中國工人》第二期”。經核查原文，此文署名也是“闢世”。

還有 1924年 9月在《團刊》第12期上以 “闢世”署名的《在中國應否組織“群眾國民革命統一青年團”之討論》一文，其作者也被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撰寫的《任弼時傳》一書注明為“闢世（任弼時）”。

（三）“伯林斯基”是由任弼時俄文名字 Бринский的音譯而來。Бринский這個俄文名字是任弼時 1921年 8月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時起的。對此，與任弼時一起入校的同學肖勁光后來回憶說：“剛入學時，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我們每個人都獲得了一個俄國名字。我叫查戈洛斯基，任弼時叫布林斯基。”肖勁光作為知情人，將 Бринский的中文譯音寫作“布林斯基”，應該是可信的。任弼時在 1925年擔任中國共青團組織部主任和代理總書記期間手簽的多份團中央通告，署名都寫的是俄文 Бринский�！安�林斯基”應是 Бринский的另一種音譯。

二、從任弼時當時的職務和工作看

《今天是什么紀念日》《少年國際五年來的經過和成績》《少年國際四次大會的經過和其內容》這三篇文章都集中于一個主題，就是“少年國際”，即青年共產國際。那么，這樣主題的文章的作者最有可能是誰呢？從這三篇文章的內容和參加青年共產國際四大的中國代表情況來看，任弼時是最有可能的人選。

（一）任弼時剛剛參加了 1924年 7月 15日在莫斯科開幕的青年共產國際四大，熟知這次大會的議程和內容。在三篇文章中，《今天是什么紀念日》和《少年國際五年來的經過和成績》兩篇都比較短，約為 800字和 1300字；《少年國際四次大會的經過和其內容》一文比較長，約 4200字，其中論述青年共產國際四大的篇幅最長，約 1600字。而參加這次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共有四名成員，任弼時正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人為卜士奇、王一飛和彭澤湘。

在這四人當中，會后王一飛和彭澤湘仍留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及時給上�！睹駠�日報》供稿的可能性比較小，而且也不可能有“伯林斯基”的署名。會后，卜士奇和任弼時回國，其中卜士奇的俄文名叫普羅列塔里耶夫（Пролетариев），他雖然也寫過青年共產國際方面的文章，但所用的筆名都是“世畸”。

因此，在《民國日報》上刊文詳細介紹青年共產國際四大議程和內容且署名為“伯林斯基”的人，最有可能的是任弼時。

（二）任弼時在蘇俄留學期間從事青年團領導工作的經驗和才干，使得他成為最有資歷和能力詳細介紹青年共產國際的人選。早在1920年 8月，任弼時就加入了剛剛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中國最早的青年團員之一。1921年 8月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后，他擔任該校中國班青年團（即“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支部執行委員，從此與青年團工作結下不解之緣。

在 1922年 3月他本人填寫的《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團員調查表》中，不但記載著他曾經“講過了俄國少年共產黨（即俄國共青團）”的課程，并且還就如何開展“中國少年運動（即青年運動）”提出了系統意見，認為青年團工作首先是要在青年中進行“文字的宣傳”，其次要在共產黨的指導下，使青年獲得覺悟而“加入革命運動”。

他還針對當時中國社會上各種思潮和政黨此起彼伏的狀態，提出了要“切防墜入空想的無政府的趨勢及其他政黨”的告誡。留學期間，他不但加入了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參加過共產國際三大（1921年 7月）、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一大（1922年 1月）和共產國際四大（1924年 6月）。

正是這樣的經歷和才干，使他成為出席青年共產國際四大的重要人選，也使他最有資格和能力成為詳細介紹青年共產國際歷史、現狀和歷次會議精神的人選。

（三）任弼時回國后被中共中央派往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參與宣傳和領導工作，身上肩負著貫徹和宣傳青年共產國際四大精神的職責和使命。任弼時于 1924年 8月回到上海，9月即受中共中央委派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工作。9月 25日，他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局會議，在會上報告了青年共產國際四大的情況。也是在這次會議上，青年團中央局決定在宣傳委員會之下設立一個編輯部，指定任弼時等七人為編輯員，負責撰寫關于青年團和青年運動的稿件。從 10月中旬開始，任弼時開始參與籌備共青團的三大，接連出席團中央的常會，10月下旬開始成為團中央常務工作的主持人之一。

他當時肩負的這諸多重任，集中到一點，就是通過宣傳青年共產國際四大的精神，把青年共產國際的綱領和建團原則貫徹到即將召開的共青團三大之中，進而推動中國青年團的建設。他于 1924年 9月在《團刊》上發表的《在中國應否組織“群眾國民革命統一青年團”之討論》，10月和 11月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和《蘇俄與青年》等文章，都是圍繞著這種職責和任務而撰寫的。這樣來看，他接著在 11月撰寫并發表三篇關于青年共產國際的文章，也便是順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了。

三、從文章的思想內容看

如果把這三篇關于青年共產國際的文章與任弼時其他論述青年團建設的文章作比較研究，可以看出其中所論述的內容和所體現出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這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如下四個觀點上。

（一）關于青年團是為無產階級及其被壓迫青年謀利益的群眾組織。這是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建團原則，體現了青年團組織的性質和任務。任弼時深諳這一原則，在 1922年 3月填寫的《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團員調查表》中，就表達過“希望俄國極力使第三國際去聯絡全世界無產階級，催促他們的革命早成功”的愿望。

在此前發表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一文中，他明確闡釋說：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青年無產階級的革命團體”，“是為中國一班青年工人、農民以及其他被壓迫青年群眾謀經濟利益，作文化運動，并且受著共產黨的指揮去作政治奮斗的青年組織”。

這種論述，在主旨和語義上與《少年國際五年來的經過和成績》中指出的“青年團體，是真能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為無產階級而奮斗”的“青年組織”，以及《今天是什么紀念日》中指出的青年共產國際是“被壓迫的青年為謀自己利益所組織的一個國際團體”，是比較一致的。

（二）關于青年團的責任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去按照黨的政策而活動。這是任弼時在團的政治建設方面特別堅持的一個建團原則。本來，青年共產國際四大在關于殖民地問題的決議中曾提出，東方各國應建立“群眾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這種團體“不僅在組織上應當是獨立的，而且應有自己特別的政治面貌”。

青年共產國際的這種主張，對于尚未建立革命黨團組織的國家來說是適宜的，但是對中國這樣早已建立青年團組織的國家而言卻是沒有必要的。關于這一問題，任弼時提出了鮮明觀點。他在參加青年共產國際四大時就明確提出不同意在中國另建與共產黨并立的帶政治色彩的青年組織，回國后又在 1924年 9月發表《在中國應否組織“群眾國民革命統一青年團”之討論》一文，明確闡述“絕對不能有新且獨立而帶有政黨性的青年組織實現之必要”，認為如果成立一個“獨立的青年政黨”，“反將成為一種反對革命的青年組織，則前途危險將更大矣”。

與這一觀點相契合的是，《少年國際四次大會的經過和其意義》一文只引述了青年共產國際關于青年團的責任是“在共產黨指揮之下，去按黨的政策而活動”，而沒有提及關于組織獨立青年團組織的內容。這一帶有明顯故意的遺漏，也從一個側面為此文出自任弼時之手提供了參考和佐證。

（三）關于青年團要以列寧主義化的精神來開展思想建設。《少年國際四次大會的經過和其意義》一文指出，青年共產國際四大提出了“青年團列寧主義化”的任務，并提出兩個口號：一個是“列寧主義——是我們的旗幟”，這是要求青年團學習和掌握列寧主義原理；一個是“列寧主義——是我們的工具”，這是要求青年團學會在實際工作中應用列寧主義。把列寧主義作為團的思想建設的理論基礎，也是任弼時的一貫觀點。

例如，他在 1925年 1月共青團的三大上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后寫的《怎樣布爾什維克化》一文中指出：“本團第三次大會亦提出‘學習列寧主義’的口號”，這個口號與“布爾什維克化”的口號“形式雖不同，然其實質則一”，也就是要“按照列寧指示我們斗爭方法的原則，以擴張增加我們進攻的實力”。這也是任弼時對青年團的思想建設所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四）關于中國青年團要組織青年群眾實際參加國民革命運動。這是任弼時早年多次強調的關于青年團建設的一個重要思想。在 1924年發表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一文中，他就明確指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中國的經濟政治狀況之下，做國民革命運動的工作是自己的本職�！倍�《今天是什么紀念日》一文指出：“中國已經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國的青年是“受兩層壓迫——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走狗”�！渡倌陣�際四次大會的經過和其意義》一文也指出，中國青年團要“組織青年群眾，實際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

這些論述都是從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民眾包括青年受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雙重壓迫這一基本情況出發，來論述中國革命應該是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青年團的任務是組織青年群眾實際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后來在 1926年 5月發表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過去的一年》一文中，任弼時更加明確地指出：由于“中國民眾還是處在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雙重壓迫之下而急待解放的時期，目前重要的工作是國民革命”，因此，“青年團目前的職任，是在共產黨的指導之下，領導本國民眾，聯合全世界一切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勢力，來作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梢钥闯�，這些論述的主旨和思想觀點前后一致，并不斷深化。

另外，經過筆者仔細查證，目前出版和發表的有關任弼時的論著和各種文獻資料，均未見收錄這三篇文章的全文，而且亦未提及這三篇文章的署名。任弼時這三篇早期佚文的發現，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從文獻史料角度來說，三篇佚文的發現為更加全面地了解任弼時的著述情況增添了新的內容，也彌補了以往文選、傳記和年譜及其篇目輯錄中的缺失。從思想內容角度來說，這三篇佚文，無論是對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還是對于黨史、團史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材料。

作者：李曙新，青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