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是華北規模最大的一塊敵后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敵后戰場斗爭形勢更為嚴峻。特別是 1941年以后，日軍推行所謂“治安強化運動”，將共產黨和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作為主要進攻對象，反復“掃蕩”“蠶食”“清鄉”，實行“三光”政策；國民黨頑固派也進一步限制、削弱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對根據地進行挑釁和制造磨擦；加上接連遭遇空前嚴重的自然災害，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面臨十分困難的局面。僅在太行區，1942年根據地面積就比 1940年減少了 2.3萬平方公里，1941年和 1942年兩年中被殺害和抓捕的群眾達 35萬人，著名抗日將領左權、范子俠、郭國言等都是在這一時期犧牲的。這一時期，在華北前線領導抗戰的鄧小平，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有效的舉措，終于帶領根據地軍民戰勝了困難，扭轉了危局。

一、解決干部思想麻痹的問題

不首先解決思想問題，扭轉困難局面就無從談起。早在百團大戰第三階段反“掃蕩”作戰中，北方局委員、太行軍政委員會書記、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就警覺地判斷：時局相當嚴重，日軍逼我于華北一隅，戰略上我軍是被動的；我們對敵估計不夠，對局勢估計不夠，因此準備不足，部隊戰斗熱情不高。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鄧小平敏銳地發現，一些干部、群眾在考驗面前產生了消極麻木傾向和失敗情緒，而這種情緒對于堅持抗戰、戰勝困難是極其有害的。為此，鄧小平決定從思想入手解決問題。

1941年 4月，鄧小平在北方局機關刊物《黨的生活》第 36、37期合刊上發表《反對麻木，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一文。文章指出：除了敵寇、漢奸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以外，關門建設的傾向、對地方武裝的吞并主義與放任主義、對敵斗爭中黨政軍民配合不夠、一些同志對局勢的麻木等，也是造成困難局面的重要因素。文章對一部分干部中的失敗情緒及其幾種具體表現進行了深刻剖析：一是不敢到敵占區和接敵區活動，不斷向后方退縮；二是感覺一切毫無辦法，不研究敵人，不研究對策，一到敵情嚴重，環境困難，便束手無策；三是一提到對敵斗爭，只知道一個打字，但不考慮如何打，如何斗爭，局勢如何嚴重，都覺得不在乎，這是政治上的“麻木病”。文章特別強調：“哀莫大于心死”，這些思想上的問題“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鄧小平提出，要從兩個方面入手解決思想上的問題，一是進行耐心的思想教育，“指明抗戰勝利條件、艱苦道路與光明前途，提倡臥薪嘗膽的工作，以克服失望情緒和恐日病”，二是要加以“適當的紀律制裁”，以紀律懲治和約束各種不良行為。他旗幟鮮明地向太行區的各級領導指出：“革命者的責任，不是掩飾局勢的嚴重性來麻痹自己，而是以足夠的警惕性去認識這種嚴重性，尋求造成嚴重性的根據，并提出克服嚴重局面的辦法。”

在《反對麻木，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一文中，鄧小平還提出了一套比較系統的克服困難的方針和辦法，幫助廣大干部群眾提高思想認識、堅定斗爭信心。首先是武裝斗爭。在戰爭局面下，只有以堅強的武裝斗爭作核心，才能克服其他一切困難。黨政軍民要全力發展、建設地方武裝和人民武裝，認真組織游擊集團。其次，圍繞著武裝斗爭，展開全面的對敵斗爭。要貫徹黨的各項政策，加強敵占區、接敵區的工作；要利用一切線索、一切機會，加緊爭取和瓦解偽軍偽組織；要開展強烈的文化斗爭，啟發人民群眾的民族覺悟和愛國熱情，揭破敵人的奴化教育和造謠宣傳；要加強鋤奸斗爭，嚴厲打擊敵探奸細、秘密“維持會”；要開展統一戰線工作，采取一切有效步驟，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共同對敵；要特別注意同人民建立血肉聯系，沒有群眾作依靠，自己變為孤家寡人而想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再次，要做細致的組織工作，每項工作要落實到人，及時檢查，給予具體指導和幫助。最后，要看到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有利條件，克服失望情緒和恐日心理。

《反對麻木，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一文刊發后，太行區立即進行了學習，并聯系當地具體情況組織了討論。經過學習，根據地的干部群眾清醒地認識到根據地面臨的嚴重困難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明確了克服困難的斗爭舉措，增強了戰勝困難的信心和勇氣。

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黨是領導一切的，全黨步調一致才能取得勝利。隨著日偽“掃蕩”的不斷強化，封鎖線與據點日益增加，根據地之間和上下級聯系更加困難，出現黨政軍群系統各自為政現象，亟待進一步理順領導關系；同時，要適應殘酷的斗爭環境，開展全面的對敵斗爭，必須更好地協同黨政軍群各方面工作，加強黨的統一領導，提高工作效率。1942年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確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9月 1日，經北方局提議，中共中央批準，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正式成立，領導晉冀豫、冀南、太岳、晉豫（中條）4個區黨委的工作（太岳區黨委同晉豫區黨委合并后，分局下屬 3個區黨委）。太行分局由鄧小平、李大章、劉伯承、蔡樹藩、李雪峰 5人組成，鄧小平任書記。原太行軍政黨委員會即行取消。

主持太行分局工作的鄧小平，在對敵斗爭、減租減息、整風運動、經濟建設和生產救災等各條戰線上，認真貫徹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部署，加強黨的領導。以減租減息為例，鄧小平注重發揮各地黨組織作用，一方面通過各地黨組織抓住鞏固根據地的中心環節，發動農民、依靠農民，正確引導減租減息運動的深入進行；一方面注重從減租減息運動中發現和培養先進分子，發展黨員和建立黨的組織。由于太行分局的有力領導，1942年秋至 1943年春，太行分局所屬各根據地的減租減息運動掀起了高潮。邊區的減租減息運動激發了廣大農民的抗戰熱情和生產熱情，為鞏固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鄧小平不僅自己在工作中遵循黨的統一領導，還把它作為一條具體的工作經驗和指導未來斗爭的明確方針，向根據地黨員干部提出。1943年 1月至 2月，根據北方局的指示，太行分局在涉縣溫村召開高級干部會議。會議主要討論研究如何扭轉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困難局面，全面開展根據地建設的問題。鄧小平主持會議，作《五年來對敵斗爭的概略總結與今后對敵斗爭的方針》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明確指出：敵人對我實行“總力戰”，我們對敵亦提出“一元化”的斗爭。過去經驗證明：“一元化”實行得好的地方，對敵斗爭才有力量；如果我們不統一，就會給敵人以利用的間隙。他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核心，“堅持敵后抗日戰爭，與敵人進行一元化的斗爭，從各方面積蓄力量，準備反攻和戰后，決定于黨的領導”。他還闡述了根據地建設中所必備的武裝部隊、政權機構、群眾團體和黨組織這 4種力量之間的關系及其各自的責任，要求從組織上保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敵占區的領導與各種工作的密切結合，實現領導統一、步調一致，以加強對敵斗爭。

在鄧小平的努力下，晉冀魯豫根據地理順了黨政軍群各方面的關系，黨的團結統一得到了進一步增強，為克服困難、積蓄力量，鞏固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堅強的組織基礎。

三、采取敵進我進的方針

不斷取得對敵軍事斗爭的勝利，是打開根據地嚴重局面的關鍵。為了應對日軍深入根據地的“掃蕩”“蠶食”“清鄉”，鄧小平借鑒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區“敵進我退”方針避實就虛的思想精髓，轉而采取“敵進我進”的方針。這個方針的要義是：面對日軍瘋狂的進攻，派出小部隊乃至部分主力，跳出日軍的包圍圈，分頭向日軍的補給線、鐵路干線、空虛的城鎮據點，實施全面有力的破襲，迫使日軍抽調重兵保護其軍事要地，以減輕日軍“掃蕩”給根據地造成的巨大壓力和破壞。鄧小平指出，“敵我斗爭形勢是敵進我進。敵人一定要向我們前進，所以我們也一定要向敵人前進，才能破壞或阻滯敵人的前進，鞏固我們的陣地”。

第一，組織武裝工作隊。武裝工作隊這種斗爭形式將政治斗爭和武裝斗爭合二為一，將黨的工作和軍隊工作合二為一，在爭取敵占區群眾、瓦解日偽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1942年 3月，鄧小平和劉伯承指示冀南軍區：組織武裝工作隊，深入到敵占區、接敵區、三角區進行工作。武裝工作隊以 50人左右編為一隊，以營特派員為隊長，以優秀的縣委書記或委員為政委。1942年 3月 17日，根據鄧小平和劉伯承的意見形成了《關于武裝工作隊初次出動到敵占區工作指示》，要求武工隊的軍事指揮員、政治干部，必須由政治堅強、大膽機敏、有威信的人組成。在鄧小平的部署下，一批精干的武裝工作隊員深入“到敵后之敵后”，組織抗日群眾開展鋤奸反特、瓦解偽軍和反掠奪、反勞役、反抓壯丁的斗爭，控制一些日偽據點，建立隱蔽的基層抗日政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拓展根據地空間。1942年春，駐扎在太岳區岳南地區的閻錫山軍隊在日軍支持下向八路軍發動進攻。鄧小平指揮岳南地區的八路軍發起浮翼戰役，擊退了閻錫山軍隊的進犯。利用閻軍西撤的有利時機，鄧小平指示要組織幾支精干的小部隊，配備一定數量的黨政干部，深入浮翼地區和臨襄地區開展工作，為岳北、岳南、晉豫形成統一的太岳區創造了條件。隨后，鄧小平代表北方局參加了晉豫區黨委在陽城縣召開的中條區高干會議。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采取切實的辦法，從各方面大量地發展黨組織，運用各種形式組建武裝力量，力爭中條區成為鞏固的抗日根據地。由此，國民黨軍隊在中條山會戰后丟失的國土，逐步為八路軍所恢復，太岳抗日根據地進一步擴大。1943年夏，太行軍區和冀南軍區主力部隊發動林南戰役，消滅龐炳勛、孫殿英部偽軍，解放太南和豫北 40多萬人口，壯大了太行抗日根據地。

第三，爭取敵占區群眾支持。1942年夏，北方局、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頒發對敵開展政治攻勢的指令，太行區、冀南區、太岳區對敵發起全面政治攻勢。8月 20日，鄧小平在華北《新華日報》發表《政治攻勢與敵占區同胞的關系》的談話，號召敵占區同胞與根據地人民密切結合，形成一個巨大的斗爭力量，迎接即將到來的光輝燦爛的明天。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一二九師聯合發布《告敵占區同胞書》，對宣傳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鄧小平和劉伯承命令所屬部隊，利用雨季青紗帳，加緊摧毀敵封鎖溝墻，配合政治攻勢，在敵封鎖線內“繁殖游擊戰爭”。鄧小平強調要做好敵占區的組織工作，一是做好“打入工作”，打入到敵占區的群眾、偽軍等各種組織力量中去；二是正確運用革命的兩面政策；三是發展敵占區的游擊戰爭，創造隱蔽的小塊游擊根據地；四是盡一切努力保護人民的利益；五是恰當運用寬大政策和鎮壓政策；六是處理好合法斗爭與非法斗爭的關系；七是把政治攻勢經常化；八是在敵占區建立黨組織。

第四，加強人民武裝建設。1940年 4月，北方局黎城會議提出“建黨、建軍、建政”三大任務。具體執行時，在武裝力量建設上出現了主力部隊擴大兼并地方武裝的傾向，削弱了群眾性游擊戰爭的發展。為加強地方武裝力量建設，健全和強化游擊集團，1943年 3月，劉伯承、鄧小平以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師師部的名義發出《關于加強人民武裝工作的指示》，闡明了黨必須確實掌握人民武裝、整頓自衛隊與發展民兵、加強政治教育與軍事訓練等問題。在第二次五月反“掃蕩”中，群眾性游擊戰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麻雀戰、地雷戰、窯洞戰、圍困戰、聯防戰得到了廣泛運用，陷敵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在敵進我進的方針指導下，鄧小平和劉伯承等領導邊區抗日軍民牽著敵人的“鼻子”走，反制日軍的“掃蕩”“蠶食”“清鄉”和“治安強化”，先后粉碎了日軍發動的 1941年秋季“掃蕩”，1942年春季“掃蕩”、“五月掃蕩”和秋季“掃蕩”，1943年第二次“五月掃蕩”，逼退日偽據點，進而變敵占區、游擊區為根據地，沉重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

四、厲行精兵簡政

日益殘酷的戰爭使根據地群眾負擔越來越沉重，但組織機構卻日趨龐大，出現了頭重腳輕、魚大水小的情況，不利于對敵斗爭。不進行大規模的精簡，不但不能適應根據地艱難的財政經濟狀況，甚至連保障基本的生存都有困難。中共中央由此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鄧小平結合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具體情況，迅速行動，堅決予以貫徹落實。

1941年 12月，鄧小平和劉伯承簽發《關于1942年工作方向》的命令，把縮小統帥機關，充實戰斗連隊，作為中心工作之一。1942年 1月 7日，鄧小平出席一二九師師部召開的精兵簡政動員會和師部直屬隊召開的精兵主義討論會，在會上強調厲行精兵簡政的重要性：比較起來，我們根據地的同胞比敵占區同胞的負擔要輕得多；但是，由于長年不斷的戰爭和日本強盜的掠奪，天災人禍，生活也是困難的；我們是人民的軍隊，就應該特別關心民間疾苦，厲行精兵簡政，減輕人民的負擔，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們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

為了使精兵簡政的工作落實到位，鄧小平和劉伯承等領導干部分赴各軍分區進行指導。依據劉伯承、鄧小平指示制定的《一二九師關于實施精兵建設的命令》下發到各部隊，明確規定要緊縮統帥機關，減少指揮層級與駢指，充實戰斗連隊；要有計劃地抽出大批干部和一部分優秀的老戰士及文化水平較高的新戰士，送考“抗大”及其附設的陸軍中學，使其鍛煉成為有真才實學的、在戰略反攻時期稱職的干部；各部隊縮編時，只需保持一定數量的老干部作骨干，盡量留用缺乏實際經驗的知識分子新干部，使其在工作中鍛煉，以便于抽出缺乏文化知識的老干部入校學習。為糾正一些部隊領導多要編制名額、擅自在定額之外增調人員的現象，鄧小平和劉伯承命令各部隊：嚴格按照編制定額，不許無故超編 1人。根據地的簡政工作，與部隊的精兵建設同時進行，重點在調整、合并機構，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義。針對精兵簡政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思想問題，鄧小平還作了大量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黨政干部和全體官兵對精兵簡政意義的認識，妥善處理各種矛盾。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精兵簡政工作收效顯著。一二九師師部和太行軍區減少合并了 296個伙食單位，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機關由 548人減少到100人，全邊區黨政軍機關脫產人員不到邊區總人口的 3%，黨群關系、軍民關系大為改善。1942年9月7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贊揚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精兵簡政工作領導有方。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中共中央北方局與中共太行分局合并，撤銷中共太行分局；八路軍總部機關與一二九師師部合并，保留一二九師番號；太岳區和晉豫區合并，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 4區直屬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領導，晉冀魯豫邊區黨政軍機關更加精干高效，機關臃腫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五、推進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是自 1942年 2月開始在全黨范圍內開展的一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也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鞏固抗日根據地的一項重要舉措。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整風運動自1942年春開始，但由于華北敵后殘酷的斗爭環境，整風運動時斷時續。加上日偽漢奸和國民黨特務散布謠言和破壞搗亂，影響了一些干部群眾對時局的正確認識和對抗戰必勝的信念。如何在殘酷的對敵斗爭環境中推進整風運動，是一個重大問題。進入 1943年后，根據地嚴重退縮的局面初步扭轉，鄧小平即騰出更多的精力，在推進整風運動方面開展了扎實有效的工作。

在 1943年初的溫村會議上，鄧小平系統闡述了整風運動的重要意義，要求各地在 1943年把整風運動認真地開展起來。鄧小平強調，整風運動必須注意與當前各項實際斗爭相結合，不能僅僅偏重于書本理論；整風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不在于走馬觀花，而在于追根究底，貫徹始終。他還對整風運動在不同地區的進度給予了周密部署。隨后，鄧小平主持起草了太行分局《關于 1943年的整風計劃》，成立整風總委員會領導整風運動，鄧小平任主任。6月，鄧小平在太行分局會議上，作整風問題的報告，強調加強干部的整風學習，在學習的基礎上自我反省，解剖自己的思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1943年上半年，北方局黨校和太行分局黨校都吸收了縣團以上干部分期分批集中進行整風學習，北方局直屬機關和各根據地絕大多數干部集中參加整風學習。太行區各級黨校逐級開辦干部整風班，認真檢討工作中的偏差；太岳區除整風班外，還專門開辦整風學校；冀南區抽調 700名干部進黨校整風；冀魯豫區組織了地委以上干部的整風隊，還抽調 1000多名干部到太行山集中整風。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整風運動很快形成高潮。

鄧小平始終密切關注整風運動開展的情況，并及時給予具體指導。1943年 11月，在北方局黨校第八期開學時的整風動員會上，鄧小平在所作報告中列舉了整風中應當克服的問題，提高大家對整風運動重要性的認識。鄧小平指出：“整風的目的是要以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們同志中的非無產階級的非馬列主義的思想，使我們全黨思想更加統一，意志更加集中，全體同志更能團結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周圍，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國革命的事業。”他還就端正整風態度的問題，向參加整風的學員提出了 5點意見：每個同志要下定決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風整好；每個同志要具有幫助別人整風的勇氣；整風要與檢查實際工作相聯系；在整風中不要有思想壓力；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后來刊登在北方局的《整風周報》上，成為指導各單位深入整風的重要遵循。在總部和北方局直屬機關整風會上，鄧小平總結分析整風實際情況，把出現的思想問題歸納為三類：政治方面的理想和信念問題、組織方面的自由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作風方面的軍閥主義和官僚主義問題，并提出了解決上述思想問題的方法。鄧小平還及時把北方局的整風情況向中央匯報，傾聽毛澤東和黨中央對北方局整風的意見。

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整風運動，是一次深刻的思想錘煉，極大地提高了黨員干部的政治理論素養，增強了黨組織的團結統一，密切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軍民關系，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礎。

六、組織生產救災

1942年至 1943年，晉冀魯豫根據地接連遭遇空前的旱災和蝗災，許多田地顆粒無收，軍需民食嚴重匱乏，進一步加劇了根據地的困難局面。鄧小平認為：“敵我斗爭的勝負，決定于人民”，生產救災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一切為保護人民利益打算”，“才會得到人民擁護”。他極為重視生產救災和經濟建設工作，領導根據地黨政軍民團結一致，共渡難關。

1942年春，當旱情剛剛露出苗頭時，鄧小平和劉伯承就指示師政治部制定了一個幫助群眾春耕和開展生產的規定。按照規定：旅和軍分區設立指導春耕組織，團設立領導助耕組織，連成立助耕隊，排以下成立助耕小組，指導和幫助農民群眾春耕，特別是幫助群眾切實解決缺乏牲畜、農具等具體困難。助耕部隊堅持做到不吃群眾飯食，不要報酬，不遺失損壞農具。災害發生后，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撥出225萬斤糧食幫助移墾災民，并號召政府機關節約糧食。1942年，僅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直屬單位就節約小米 4萬石，全數用于救濟災民。

1943年的災荒更加嚴重。在鄧小平的主持下，邊區黨政軍機構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生產救災的措施，如《一二九師關于 1943年生產工作計劃的訓令》《關于為生產節食、渡過災荒，迎接勝利的命令》等，規定機關部隊減發糧食，領導干部旅級以上每人節約 120元，團級以下每人節約 70元；每人除種菜外，至少要種 1畝至 1畝半地的糧食作物；實施獎勤罰懶制度，對于生產模范、勞動英雄要給予 100元至 200元的重獎；組織災民，以工代賑，興建水利，開荒修灘等。鄧小平還關注到由災荒引起的邊區群眾思想波動，指示各級黨組織深入災區，從思想教育抓起，穩定社會秩序，穩定人心。

戰勝災荒，解決根據地的軍需民用，治本之策是發展生產，進行根據地的經濟建設。鄧小平指出：“我們救災的辦法，除了部分的社會互濟之外，基本上是靠生產”。進行根據地的財經建設，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在今天嚴重的災荒，敵人殘酷的糧食掠奪，敵人的封鎖，社會積蓄很少的條件下，其意義尤為重大”。1943年 6月，鄧小平主持太行分局會議，專門討論經濟建設工作，通過《關于太行區經濟建設工作的檢查和決定》，強調要把生產當作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環節，部署加強經濟建設工作。7月，鄧小平在《解放日報》發表《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指出：發展生產是經濟建設的基礎，發展農業和重工業，是生產的重心；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為發展生產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抗日民主政府和軍隊在生產的組織與領導方面所做的具體、細致的工作，是發展生產的重要保證；要減輕人民負擔，堅持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相結合的原則，精兵簡政，厲行節約，反對貪污浪費，實行統一累進稅制；要采取對外管制、對內自由的稅收貿易政策，爭取進出口的平衡；要發行本幣（冀鈔），打擊日偽利用法幣的陰謀，縮小偽鈔的市場。鄧小平還總結了太行區經濟建設的四條經驗：“第一，敵后的一切離不開對敵的尖銳斗爭，我們每一點經濟建設的果實，都是用血換來的。第二，沒有正確的政策，就談不上經濟建設；而這些政策的訂定，必須以人民福利和抗戰需要為出發點。第三，任何一個經濟建設的事業，沒有廣大人民自愿地積極地參加，都是得不到結果的。第四，將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經濟戰線上去，幫助他們積累經驗，才能使經濟建設獲得保障。”這篇文章對根據地推進生產、開展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9月，鄧小平在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一二九師師部聯合召開的全區生產動員大會上作《努力生產，渡過困難，迎接勝利》的報告。報告指出：就今天形勢看來，抗戰勝利不遠了。相距勝利雖然時間不長，卻是我們最困難的時候，過去幾年在很困難的條件下沒有影響部隊戰斗力，不能否認是努力生產的結果，如果不進行再生產，人民就會反對我們。會議確定開展以農業為主的群眾性生產運動，也就是邊區的大生產運動。會后，鄧小平和張際春、劉錫五、李大章、周桓等商議，共同租賃 2畝公產水田，率先垂范，保證按規定交租和完成任務。

在鄧小平和邊區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晉冀魯豫根據地戰勝了嚴重的災荒，穩定了財政供給和社會秩序，支援了對敵軍事斗爭。

七、加強文化建設

推進文化侵略，實施奴化教育，是日本侵略者用以削弱根據地抗日軍民斗志的重要手段。必須對此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加強根據地的文化建設，啟發群眾的民族覺悟、民族氣節與愛國熱情，為扭轉根據地的困難局面團結人心、凝聚力量。鄧小平高度重視文化建設，深刻指出：展開全面的對敵斗爭，包括展開“強烈的文化斗爭”。他要求各級機關和干部務必認識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點，加強對文化工作的指導，關心文化工作者，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1941年 4月，鄧小平在《反對麻木，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一文中指出：“敵人的奴化教育與造謠宣傳，是收到部分效果的，其原因是由于我們的宣傳教育工作太少太弱了。我們過去的宣傳品不僅數量少，而且質量也差，我們有真理說不出。敵人則數量多，方式靈活巧妙，且善于針對農民落后性進行宣傳，善于說假話，故能收到一些效果。”他要求動員一切文化機關，改善與加強文化工作。具體來說，一是要研究敵人，揭破敵人的造謠欺騙；二是要利用淪陷區的具體事實，指明亡國奴的慘痛；三是要利用一切生動例子，指明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真理；四是要善于傳播斗爭經驗和教訓，教育群眾斗爭的方法。這些意見有著很強的針對性與可操作性，對于做好文化宣傳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5月 15日，他出席一二九師全師模范宣傳隊初賽會，在會上作了關于《本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的報告。鄧小平指出，要加強對敵文化斗爭，展開激烈的思想戰；加強民族的愛國的宣傳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配合黨政機關，宣傳黨的政策和主張，解釋抗戰法令，推行民主政治；提倡科學，宣揚真理，反對愚昧無知、迷信落后，加強馬列主義宣傳；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建立血肉不可分離的關系；盡一切可能向友軍提供文化食糧；加強對外宣傳工作，把我們真實的戰斗生活傳播到大后方去，反映到國際上去。這篇講話，進一步闡明了文化工作的方針和任務，為根據地的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就在根據地各項文化建設工作有序開展的時候，山西黎城縣五六百名“離卦道”教徒，在漢奸、特務的操縱控制下，于 1941年 10月突然包圍黎城縣抗日民主政府機關，企圖占領縣城，組織偽政權，投靠日本侵略者。八路軍一二九師官兵和地方民兵聞訊后迅速出擊，平定了這場武裝叛亂。叛亂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警覺，使他深感普及民族文化教育、破除封建迷信和奴化思想的緊迫性。1942年 1月 16日，鄧小平和李雪峰主持召開了太行山文化人座談會。這是抗戰以來太行根據地內召開的規模最大的文化工作會議。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關于新的形勢與對文化工作者的希望》的講話。他指出：一是文化工作的任務應該服從于政治任務，過去的文化工作，缺乏和政治任務取得緊密聯系，常常趕不上政治任務的需要，有時甚至發生脫節現象。二是必須廣泛發揮文化工作的批判性，過去某些作品，往往頌揚多于批判，沒有成為有力的戰斗武器。三是團結一切文化人、知識分子到抗日文化戰線上來，過去這種工作做得很差，多為關門主義所致。四是文化工作要為廣大群眾服務，必須了解群眾，接近群眾，才能夠提高群眾，過去有很多脫離群眾的現象，作品沒有得到群眾的普遍歡迎。鄧小平希望每個文化工作者，克服主觀主義，深入農村去調查研究，在實際斗爭中密切與人民大眾的聯系。這篇講話，大大提高了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使他們團結起來為根據地文化建設貢獻力量。會后一二九師政治部和中共晉冀豫區委組織武裝宣傳慰問團，包括劇團、講演隊、小型演出隊、木刻漫畫隊等，深入根據地城鄉進行文藝宣傳和創作活動。根據地的文藝創作和群眾性的文化活動蓬勃開展起來。

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文化建設成效顯著。各種文化組織發展很快，為抗戰服務的革命文化活動全面開展，涌現了大量反映抗戰和反頑斗爭的戲劇、文學、音樂、美術作品。在具體的斗爭中，文化建設的積極效果也體現出來。1943年，國民黨頑固派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一事，圖謀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鄧小平在《戰斗》第 81期上發表《內戰危機面前的緊急動員》一文，強調：“不管局勢如何變化，我們第一件工作是百倍地加強輿論動員和黨內黨外的思想準備。”太行分局針對根據地內日偽漢奸和國民黨特務的猖狂活動，加強除奸反特工作，遏制漢奸文化的傳播。由于前期扎實的文化建設基礎，群眾覺悟提高。在黨的宣傳動員下，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兩萬多軍民在清漳河岸，舉行“聲援陜甘寧邊區、呼吁團結、反對內戰示威大會”，起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由于黨中央和各根據地軍民的充分應對，國民黨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最終破產。

通過在思想、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采取積極主動的應對舉措，加之國內外形勢變化，到 1943年秋，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困難局面得到扭轉，根據地面積、人口和實力都得到恢復和壯大，為此后的全面反攻和抗戰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基礎。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巨文輝，山西省檔案館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