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觀察、思考、解決問題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從實際出發，而“實際”是包括時代、時局、時勢的。毛澤東讀唐代羅隱《籌筆驛》的詠史詩，尤其欣賞其中“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兩句。他讀《南史·梁高祖本紀》時還將這兩句詩寫在天頭上，作為批語。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對時代、時局、時勢高度重視。讀懂毛澤東，一個重要方面是要讀懂他的時代觀。作為毛澤東代表作之一，并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的《論持久戰》，就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的時代觀。讀懂《論持久戰》，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讀懂其中蘊含的時代觀。

一、中國正處于“進步時代”，日本已處于“退步時代”

全面抗戰爆發后，很多人都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但他們卻不知道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但他們卻不知道為什么會有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告訴人們為什么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為什么最后勝利是中國的、怎樣爭取最后勝利的光輝著作。

《論持久戰》立論的根據在哪里？根據就在毛澤東講的一句話：“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這是需要深入思考、深刻理解的“全部問題的根據”。這個“全部問題的根據”中包括緊密相連的三個方面：第一，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第二，這是中國與日本的戰爭；第三，這是20世紀30 年代進行的戰爭。

毛澤東從這個“全部問題的根據”對比了戰爭雙方的四個特點：一是敵強我弱。日本是一個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強的帝國主義國家。這個強，不僅“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中國是一個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比較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個弱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決定的。二是敵退步我進步。“由于日本社會經濟的帝國主義性，就產生了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它的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時至 20世紀 30年代，帝國主義的日本“已處于退步時代”，而“中國近百年的解放運動積累到了今日”，已經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正處于進步的時代”。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反侵略的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三是敵小我大。日本是國土面積狹小、人口少的島國。日本國土面積只有中國的1/26，人口只有中國的1/10。毛澤東指出：“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與日本相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它的國土面積和歐洲差不多相等，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4，可謂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四是敵寡助我多助。日本打到中國來是無道的侵略戰爭，不得人心，雖然能得到世界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必然受到遠大于世界法西斯力量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對。“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中國反侵略戰爭是得道多助的進步的正義的戰爭，世界上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

毛澤東把這四個特點總起來說：“日本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強，而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之寡助。”“中國的短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

這四個特點中的“敵退步我進步”和“敵寡助我多助”的兩個特點，正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分析和強調的當時“時代的特點”。 亡國論者只看到敵我強弱對比的一個因素，開始時說“抗戰必亡”，后來又說“再戰必亡”。毛澤東認為，僅僅從敵人雖強，但是小國，中國雖弱，但是大國，是不足以駁倒亡國論者的。他們可以搬出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小而強的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國家的歷史證據。毛澤東指出，把一切亡國論者的口封住，還須提出敵小我大之外的根據。這個能增強中國人民抗戰信心的根據是什么呢？“就是時代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具體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

這個時代特點的日本方面，概言之，就是“它已處于退步時代”。毛澤東指出，發動全面侵略中國戰爭的 20世紀 30年代的日本，不僅與明治維新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日本不同，就是和 2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也不相同，它已是走下坡路的“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它發動這場戰爭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帶最后掙扎性的冒險戰爭”。全世界都正在或準備著為反抗野蠻侵略而戰，“中國這個國家又是同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利害相關的，這就是日本已經引起并還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的反對的根源”。

這個時代特點的中國方面，概言之，就是“處于歷史上進步的時代”。毛澤東強調，中國已處于進步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毛澤東認為，中國抗日戰爭的進步不是普通的一般的進步，不是像太平天國或辛亥革命那樣的進步，而是特殊的“今天中國的進步”。

這個時代特點的國際方面，概言之，就是“世界的人民運動，正在以空前的大規模和空前的深刻性發展著”。俄國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 1919年五四運動是兩大重要標志。這之后的國際面貌與這之前的國際面貌是大不一樣的。這是國際時代的不一樣。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國際的條件，使得中國在戰爭中不是孤立的，這一點也是歷史上空前的東西。歷史上不論中國的戰爭也罷，印度的戰爭也罷，都是孤立的。惟獨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運動及其對于中國的援助。”

這個時代特點的歷史方面，概言之，就是“和過去不相同”。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如果亡國論者搬出中國近代解放運動的失敗史來證明‘抗戰必亡’和‘再戰必亡’的話，那我們的答復也是時代不同一句話。中國本身、日本內部、國際環境都和過去不相同。”與中國本身近代歷史的比較來看，“不但現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這些都必然會向前發展。”“中國近代無數解放運動的失敗都有其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都不能比擬今天的情況。”中國的抗日戰爭有很多客觀的有利條件，加上主觀努力，一定能克服困難奪得勝利。“這些有利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可和今天比擬，這就是抗日戰爭必不會和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同歸失敗的理由。”

二、中國已處于 “進步時代 ”的主要標志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今天中國的進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黨，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這些就是中國已處于“進步時代”的主要標志。

中國處于“進步時代”的第一個標志，就是《論持久戰》中講的“有了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社會主義興起的國際背景下，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深入發展、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國內形勢下產生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早在寫《論持久戰》之前，毛澤東就反復闡明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指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土地革命戰爭開始后，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到陜北后，毛澤東在談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關系時強調：“在無產階級已經走上政治舞臺的時代，中國革命戰爭的領導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在《實踐論》中，毛澤東再次強調：“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

《論持久戰》發表之后，毛澤東更是反復不倦地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面貌劃時代的影響。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指出，辛亥革命、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抗日戰爭以來的歷史證明，“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解放戰爭中，毛澤東通過總結世界近代史、中國近代史指出：“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這個事實難道還不明顯嗎？”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又提出了一個經典論斷，那就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處于“進步時代”的第二個標志，就是《論持久戰》講的“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

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以小欺大侵略中國呢？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的社會制度下，人民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毛澤東曾明確指出：“民眾如沒有組織，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進一步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是誰解決了一盤散沙的問題，使人民覺悟起來、把人民凝聚起來、組織起來？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認識到革命戰爭是人民的戰爭，只有組織人民、依靠人民才能進行革命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組織農民、依靠農民，進行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武裝斗爭的偉大實踐。有這樣經歷的中國共產黨才能認識到，只有組織人民、依靠人民才能進行游擊戰、持久戰、全面抗戰從而奪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于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只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

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實現使人民覺悟起來、把人民凝聚起來、組織起來的？其一，中國共產黨是通過人民民主，把人民當作主人、把自己當作公仆，即通過毛澤東反復強調的關心群眾生活、為人民服務去實現的。其二，中國共產黨是通過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即通過毛澤東反復強調的把人民看作土地、把自己看作種子，無論到哪里都同人民群眾結合在一起去實現的。其三，中國共產黨是通過貫徹群眾路線，即通過毛澤東反復強調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辦法，從人民群眾中獲取無窮的力量、無盡的智慧去實現的。中國共產黨視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為最崇高的價值，視人民群眾為歷史的創造者和真正英雄，視群眾路線為黨的生命線和最根本的工作路線，所以能喚起人民的覺悟，人民能同黨心連心。

中國處于“進步時代”的第三個標志，就是《論持久戰》講的“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國已經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空前的團結”。

毛澤東指出：“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作為兩個特殊的社會階級來看，它們是新產生的”，“是兩個互相關聯又互相對立的階級”。其中，“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在半殖民地中國的社會各階層和各種政治集團中，“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中國革命戰爭的領導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而在半殖民地中國的資產階級，它既有軟弱性的一面又有反侵略的革命性的一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根基在于通過工農聯盟把農民組織起來、團結起來；關鍵在于處理好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不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他們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而在抗日戰爭時期，這個統一戰線就表現為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已經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空前的團結”。“只有堅持統一戰線，才能堅持戰爭；只有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戰爭，才能有最后勝利。”“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中國已處于進步時代，并已有了偉大團結，但是目前的程度還非常之不夠。”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團結和進步是統一戰線兩個不可分割的內容。不講團結，把民族資產階級推到對立面去，就不能有抗戰和民主革命的勝利。不講進步，不能發揮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和領導力，更不可能有抗戰和民主革命的勝利。

中國處于“進步時代”的第四個標志，就是《論持久戰》講的“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國內的反動統治是靠軍隊維持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干涉也是靠軍隊進行的。維持反動統治的舊軍隊不能抵御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僅由于武器裝備不如人，更由于政治上的腐敗而戰斗力低下。因此，《論持久戰》中有一章集中論述“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其中指出：“國內政治的改進，是和抗戰的堅持不能分離的。政治越改進，抗戰越能堅持；抗戰越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這個政治上進步的一個突出方面是有政治上進步的軍隊。

這個政治上進步的軍隊是人民之中的、和人民團結在一起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毛澤東指出：“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這個政治上進步的軍隊是尊重士兵的官兵一致的軍隊。毛澤東指出：“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

這個政治上進步的軍隊是瓦解敵軍、寬待敵軍俘虜的軍隊。毛澤東指出：“對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

這個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1937年 10月 25日，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介紹了八路軍政治工作三個基本原則，即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毛澤東指出：“國民黨的軍隊本來是有大體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軍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時代。”“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毛澤東寫《論持久戰》時重申，抗日戰爭的勝利“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

中國處于“進步時代”的第五個標志，就是《論持久戰》講的“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

這個“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主要指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中國革命所取得的經驗。如果沒有這些經驗，“也將不會有抗日的勝利。這是國內的條件”。這個“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主要包括哪些內容？

其一，有了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指導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作為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重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但教條主義是從指導思想上阻礙馬克思主義發揮作用的攔路虎。1930年 5月，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到陜北后，毛澤東先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具體軍事研究上，強調“削足適履，要打敗仗”，并提出“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接著，毛澤東又在《實踐論》 《矛盾論》中對人類認識和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進行研究，從哲學層面強調要正確處理理論與實踐、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十個月后，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抗日戰爭進行了深入研究。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到《實踐論》《矛盾論》，再到《論持久戰》，反映了毛澤東具體——抽象——具體的研究過程，也可以反映出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發展的過程。

其二，有了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自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我們黨對政治路線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深化了對領導權、武裝斗爭以及發動和組織農民重要性的認識。土地革命戰爭以后，中國共產黨深化了對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反對關門主義、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認識。到陜北后，毛澤東對這條政治路線作了進一步闡釋。“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論持久戰》中強調進步的時代因素，就是強調有了中國共產黨，強調“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就是強調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其三，有了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我們黨以建立農村根據地為依托，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人民群眾的支持作為開展武裝斗爭最重要的條件。在斗爭中，根據敵人強大和紅軍弱小的狀況、指揮紅軍采取“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通過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逐步削弱敵人力量、增長紅軍力量。毛澤東指出：“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中國既不是小國，又不像蘇聯，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這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另一個小而強的國家所攻擊，但是這個大而弱的國家卻處于進步的時代，全部問題就從這里發生了。”抗日游擊戰爭，“這件事是同時代進步到二十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開的，是同共產黨和紅軍的存在分不開的，這乃是問題的焦點所在”。這里所說的“全部問題就從這里發生”、“問題的焦點所在”，同《論持久戰》所說的“全部問題的根據”、“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的根據”一樣，都是特別強調時代問題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有了人民戰爭的經驗，所以《論持久戰》重視動員全國的老百姓，走依靠人民的全面的抗戰路線。正是由于有了十幾年以弱抗強的經驗，所以《論持久戰》重視持久戰并以游擊戰爭作為關鍵支撐。

三、《論持久戰》對時代和局勢的分析所產生的歷史影響

《論持久戰》蘊含的時代觀，從時代、時局、時勢的高度，批判了對于抗日戰爭的各種錯誤認識，闡明了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從思想上武裝了全黨、全軍和廣大人民，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廣大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心。

《論持久戰》通過對時代因素的分析，向全黨全國充分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全面戰爭為什么必然失敗。中國能夠進行持久戰并最終打敗日本，重要原因在于當時日本已處于“退步時代”，中國正處于“進步時代”；日本在國際上是失道寡助，中國在國際上是得道多助。日本帝國主義鼠目寸光，缺少對時代的清醒認識，把日本還看成上升時期的日本，把中國還看成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盤散沙的中國。《論持久戰》指出：“敵人一向看不起我們，東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東、察北的占領，這些都算作敵人的戰略偵察。他們得來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據此以為中國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謂‘速決’的計劃，少少出點兵力，企圖嚇潰我們。十個月來，中國這樣大的團結和這樣大的抵抗力，他們是沒有料到的，他們把中國已處于進步時代，中國已存在著先進的黨派、先進的軍隊和先進的人民這一點忘掉了。”

《論持久戰》通過對時代因素的分析，向全黨全國充分說明了中國處于“進步時代”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處于“進步時代”的所有特點都與中國共產黨密切相連。一是，“進步時代”的政治的進步，就是能夠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這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做得到。中國共產黨視“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所以共產黨全力推行動員民眾的全面抗戰路線。反觀國民黨，“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抗日以后，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這是國民黨脫離民眾，推行片面抗戰路線的表現。二是，“進步時代”的軍隊的進步，就是能夠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三項政治原則。這三項政治原則只存在于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之中。國民黨軍隊存在著“胡干的‘捉兵法’、‘買兵法’”，“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三是，“進步時代”的戰略戰術的進步，也是突出地表現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階段，應以運動戰為主，而國民黨則以陣地戰為主，招致了重大損失；敵我戰略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轉變的樞紐，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是轉變的關鍵，這個敵后游擊戰爭“是新時代中領土廣大、人民進步、有先進政黨和先進軍隊的情況之下的革命戰爭的特點”。這一切都充分說明，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

《論持久戰》通過對時代因素的分析，向全黨全國充分說明了國民黨具有兩重性，要力爭其向抗戰、團結、進步的方向走，警惕其向投降、分裂、退步的方向走。國民黨在歷史上曾發揮過進步作用，如 1924年至 1927年的北伐戰爭中國民黨是順應時代向進步方向走的。但 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后的國民黨是逆著時代向倒退的方向走的，搞“攘外必先安內”，“圍剿”共產黨和紅軍，對日本侵略東北實行不抵抗政策。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是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推動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走上抗日的進步道路的，在 1937年、1938年也作了不少努力。但是，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的進步是有限度的進步，與抗日戰爭的要求差之甚遠。《論持久戰》指出：“由于阻礙進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這種進步是緩慢的”，“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著”。后來的歷史證明，《論持久戰》中的認識和判斷是正確的。武漢失守之后，國民黨向消極抗戰、分裂、退步的方向發展。1944年 4月，毛澤東指出：“國民黨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觀，得到了喪失戰斗力的結果。共產黨以五年半的苦戰奮斗，得到了增強戰斗力的結果。這一種情況，將決定今后中國的命運。”

總之，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充分而深刻地闡明了這樣的道理：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能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凝聚起來，就能通過游擊戰爭的這一關鍵支撐把持久戰進行下去，就能夠實現由弱到強的轉變進而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一些不敢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認為“游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的錯誤觀點的產生，首先是時代觀上出了問題，只看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力量的暫時弱小，看不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看不到中國處于進步時代的根本因素是有了中國共產黨，看不到抗日戰爭的持久戰和最后勝利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這種進步力量領導的基礎上。《論持久戰》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同其他抗戰黨派和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如果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放棄獨立自主，放棄十幾年以弱抗強積累起來的人民戰爭和游擊戰爭的經驗和本領，后來中國的命運就要改寫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就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的歷史。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時代進步和歷史發展的需要。只要我們始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勇于自我革命，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就一定能夠帶領全國人民不斷創造新的歷史偉業。而這正是我們今天重溫《論持久戰》蘊含的時代觀的重要意義所在。

（作者：曹應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