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址歷史照片

中共一大紀念船外景歷史圖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一批先進分子上下求索。從對外反侵略戰爭到對內革新，都因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和可靠力量的支持，最終走向失敗。辛亥革命結束了清王朝統治，促進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思想的解放，但革命黨人力量有限，最終讓位于北洋軍閥。中國由此開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與持續不斷的軍閥混戰，帶來的是民族危機與民生困難的加劇。民族復興呼喚產生新的思想，武裝新的力量，開辟新的道路。
　　（一）
　　基于歷史教訓，陳獨秀等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于是轉向思想啟蒙，啟發民智，開啟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以“德先生”“賽先生”為口號，積極引進新思想，反對舊思想；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除舊布新，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潮流的閘門，促進了時人的思想解放。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運動初期，馬克思主義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但尚未上升為先進分子的信仰。
　　國內思想涌動，國際局勢突變。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李大釗成為中國執十月革命旗幟第一人。他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相繼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擴大了十月革命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中國社會也在變遷。一戰期間，西方國家忙于歐洲戰場，無暇東顧，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借此喘息之機迅速發展起來，工人階級也因此發展壯大。新式教育的興起，造就了學生、教師、記者等新型知識分子。這些新生力量，成為隨后發生的五四運動的“主角”。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是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中國，對巴黎和會寄予厚望，向和會提出三點合理要求，結果卻遭拒絕，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甚至被轉讓給日本。消息傳回中國，社會為之震動。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走向天安門，舉行游行示威，拉開了五四運動的序幕。6月5日，上海工人為聲援學生開始罷工，北京、唐山、漢口等地工人隨后積極參與，全國各地罷工運動風起云涌。工人階級以獨立姿態登上了中國政治舞臺。運動逐漸突破地域、階層，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北洋政府在巨大壓力下，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親日派官員的職務。國內行動，傳到國外。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出席凡爾賽和約簽約儀式。五四運動就此落下帷幕。五四運動促進了民族意識的覺醒，提高了國人的思想覺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推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思想、干部條件。
　　巴黎和會外交失敗，還促使先進分子認清了歐美等國聯合起來恃強凌弱的本質，逐漸褪去了對歐美的迷信。五四運動結束后不久，蘇俄政府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放棄沙皇時期在中國攫取的特權。次年春，宣言通過《東方雜志》等報刊的介紹，進入國人視野。蘇俄此番表示迅速贏得國人好感，也引發很多先進分子更加深入地研究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隨著研究深入，許多原來經歷不同的知識分子，最終殊途同歸，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二）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完成了思想轉型，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用階級斗爭建立勞農政權。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年輕知識分子，也清楚了自己的選擇。經過反復比較和鑒別，閱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后，毛澤東認識到，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的一個變計，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董必武等中國同盟會會員，認識到舊式革命的不足，告別了過去，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思想轉變體現于行動。這些初步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與當時影響頗大的實驗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展開論辯，在交鋒爭鳴中呈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堅定自己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同時，進一步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他們還積極走入工廠，進行調查研究，宣傳和組織工人，努力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革命事業需要革命組織。在此局勢下，陳獨秀、李大釗將籌建中國共產黨提上了日程。1920年2月，李大釗護送陳獨秀赴津，二人在途中商量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等問題。隨后，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在北京，共同推進建黨。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為建黨做思想準備。4月，在李大釗推薦下，來華的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等人南下上海找到陳獨秀，討論建黨有關事宜。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傳播社會主義，探討改造中國等問題。8月，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1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擬定《中國共產黨宣言》，宣告“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
　　其他各地的共產黨組織也相繼成立。1920年10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稱“共產黨小組”。年底，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日本、法國等地也出現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共產黨地方組織成立后，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尤其注重用馬克思主義影響工人階級。早期共產黨人深入工廠，參加實際斗爭，促使一些工人思想發生變化。這些工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工人階級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早期共產黨人還努力影響青年，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中國共產黨儲備后備力量。
　　（三）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時候，將各地早期共產黨組織整合為一個全國性的政黨，顯然已經不遠了。李大釗呼吁：“各國的C派朋友，有團體組織的很多，方在躍躍欲試，更有第三國際為之中樞，將來活動的勢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擴大。中國C派的朋友，那好不趕快組織一個大團體以與各國C派的朋友相呼應呢？”上海黨組織的一些成員在陳獨秀示意下，給全國各地和旅日的共產黨組織寫信，請派代表赴滬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1年六、七月間，各地黨組織代表齊聚上海，準備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一大選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公館”內舉行。7月23日晚8點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除了13名中國共產黨人外，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列席了開幕式。
　　大會主席張國燾首先宣布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始，接著向與會代表報告會議籌備經過，并提出大會議題，即制定黨的綱領、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第二天繼續召開會議。各地地方組織代表向大會匯報各地組織的基本情況，并選出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劃的委員會。接著休會兩天，由委員會起草綱領和計劃。
　　7月27日至29日，會議繼續進行。三次會議集中討論黨的綱領和今后的實際工作。7月30日會議遭到巡捕搜查，被迫停止。后轉至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繼續進行。南湖會議繼續上海30日未能完成的議程，討論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由于當時黨員人數少，地方組織也不健全，會議根據綱領的有關條文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建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張國燾和李達分別負責組織與宣傳。中共一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四）
　　黨的一大討論圍繞黨的綱領和黨成立后的工作計劃展開。在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等問題上，與會者很快達成共識。黨的一大綱領對這些問題做了明確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第三國際”。在用什么方法實現黨的奮斗目標這一問題上，與會者產生了分歧。有代表提出，世界上有俄國式的革命和德國式的革命，中國共產黨應該先派人去俄國和歐洲考察，成立研究機構進行研究，考察研究后再決定中國走什么樣的革命道路。現在共產黨最實際的做法是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待孫中山革命成功后，中國共產黨人便可加入議會開展競選。因此，共產黨不需要立刻組織工人開展政治斗爭，而應集中力量做學生運動和文化宣傳工作，組織知識分子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直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了普遍影響，再由這些知識分子去組織和教育工人。同時還指出，只要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便是共產黨員，甚至不必參加實際的政治斗爭。對此，另有代表針鋒相對，直接否認歐洲道路在中國的可行性，強烈反對將黨的行動停留于議會競選和思想宣傳上，主張中國共產黨實施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大多與會者贊成后一種意見。經過開誠布公的討論，黨的基本原則和工作方向得到確認：
　　一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革命。近代中國歷史業已證明歐美等道路是“錯路”，不進行徹底的革命，難以實現中國社會的改造。陳獨秀、毛澤東等先進分子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不斷探索并最終認識了這一規律，因此才選擇馬克思主義，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中國共產黨。他們希望通過中國共產黨這一革命組織，領導人民革命，實現革命目標。黨的一大上關于議會斗爭的提議，顯然偏離了建黨初衷。因此，黨的一大通過的決議明確規定：“黨應在工會里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黨應警惕，不要使工會成為其他黨派的傀儡。為此，黨應特別機警地注意，勿使工會執行其他的政治路線。”
　　近代中國不乏強大的政治力量，但很多政治力量都缺乏革命精神，希望通過改革改良等手段實現社會改造。要徹底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和本國封建力量，僅僅靠改革是不夠的，這就注定了這些政治力量不能完成救國重任。黨的一大強調革命，主張階級斗爭，主動和其他政黨劃清界限從而避免被其他政黨的主張同化而忘卻自己的革命立場，這些都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革命性和斗爭性。革命精神貫穿于中國共產黨以后的發展歷程中，彰顯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影響著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
　　二是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組織工人，推動工人運動的發展。要求中國共產黨人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此主張本身無可厚非，因為這對厚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基礎非常必要。但如若因此停留，只要求共產黨員做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甚至否定工人運動等實際政治斗爭，這是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書齋里的學問，顯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和實踐要求。馬克思主義是指導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更是指導人們改造世界的理論，具有很強的革命性和實踐性。進一步說，馬克思主義也只有在實踐中，不斷結合實際進行完善和創新，才能獲得自身的發展。對當時的中國而言，用馬克思主義武裝知識分子、培植革命的領導力量固然重要，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組織工人、推動工人運動則更為必要，因為革命偉力蘊于民眾之中。
　　在此思想引導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六個方面的內容，其中三個方面關乎工人的宣傳與組織，即“工人組織”“工人學校”“工會組織的研究機構”，對組織產業工會、教育工人、加強工會史研究等進行了規定。黨的一大結束后不久，中國共產黨便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專門指導工人運動。中國共產黨人紛紛走入工廠，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動員和組織工人組成工會，開展以罷工為主要內容的工人運動，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罷工高潮。
　　三是按照布爾什維克原則建設中國共產黨。有與會者提出共產黨員專注于研究馬克思主義，便可以不參加組織生活和實際斗爭。但大多與會者強調中國共產黨應加強組織紀律建設，中國共產黨人不僅要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還要參加組織生活，參與政治斗爭，受組織紀律約束。黨的一大綱領對入黨條件、接收新黨員手續、保密紀律、地方委員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紀律規定：新黨員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接收新黨員要遵循組織程序；“在黨處于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保守秘密”；地方委員會的財務、活動和政策要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
　　陳潭秋后來回憶說，黨的一大關于黨的組織與黨員入黨條件，“決定采取經過歷史事變試驗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經驗，反對孟什維克主義式的原則。這一原則的通過，已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初步基礎”。在黨的一大后，仍有一些共產黨人對組織紀律重要性認識不夠，于是黨內出現了自由主義、地方主義的言行。為保證組織的純潔和先進，中國共產黨對這些言行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與清理，一些年輕共產黨人甚至因此脫黨退黨。可以說，黨的一大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初步基礎”，是中國共產黨重視組織紀律、鍛造強勁有力組織的開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開始，便強調組織紀律，并將此原則貫穿于以后的奮斗歷程中，加強自我革命，建立強固的組織，這是和近代中國其他政黨不一樣的特質。近代中國很多政黨有黨綱，無黨紀；有紀律，無落實，結果便是黨內派系林立，政黨因此四分五裂缺乏行動力。政黨的前途命運取決于很多因素，其中組織力決定了政黨能走多遠。
　　黨的一大討論通過的綱領和決議，明確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的根本性質，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奮斗目標，指引著中國共產黨不懈奮斗；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革命的斗爭手段，要求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工人，并組織工人組成工會、開展工人運動，明確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原則，為接下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指明了行動準則與努力方向。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05月20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