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創造中國奇跡的各種“密碼”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文章在考察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具體實踐的基礎上，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領導發展、怎樣領導發展、為了誰而發展、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鍛造善于領導發展的政黨等重大理論問題。黨通過加強政治、戰略、政策、制度、組織等方面的領導，讓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滿足人民最根本、最現實的需要作為發展的不竭動力，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協調各種不同利益關系，通過社會動員增強發展動能，依靠群眾路線作出和優化發展決策。黨堅持遵循客觀規律設計發展藍圖，在制定和實施目標與規劃的過程中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匯聚民意、優化決策。黨不斷創新發展理念，堅持系統思維、底線思維、協調平衡、獨立自主等工作方法。黨善于用制度推動發展，建立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干部制度等多方面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制度。黨具有歷史主動性、靈活務實性、理論自覺性、自我革命性，鍛造了不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成為善于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政黨。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歷史經驗 中國道路 黨的領導 黨的建設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一百年來，黨領導人民不懈奮斗、不斷進取，成功開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共中央委員會，2021）這一偉大成就，源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各個歷史時期探索、開創、堅持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獨特優勢。在創造中國奇跡的各種“密碼”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長期奮斗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獨特體制機制。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不同于西方政黨，在黨的領導方式、制度建設等方面也顯著不同于蘇聯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現有的政黨學說、政治經濟學、發展政治學、發展經濟學等，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因、方式及經驗等問題還缺乏比較系統充分的研究。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成功？黨怎樣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既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是走好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的趕考之路的現實需要，也是讓國際社會更加全面準確認識中國、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所必需的全球公共知識產品。基于以上理解，我們從黨領導中國制定發展規劃、建立國民經濟體系、推動減貧事業、推進對外開放、改善收入分配、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建設生態文明、發展教育事業、加強公共衛生以及完善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實踐出發，對“黨為什么要領導發展”“黨怎樣領導發展”“為了誰而發展”“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如何實現發展”“怎樣鍛造善于領導發展的政黨”等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探索分析，希望有助于深化對這些問題的規律性認識。

一、堅持黨對發展的全面領導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這個特征和優勢，不僅體現在黨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政治保障，也體現在黨將自身的思想、理論、組織、制度、文化建設有機融入各項發展事業當中，讓黨的領導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堅持黨對發展的全面領導，是在百年奮斗歷史中逐步形成和鞏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對經濟社會建設的全面領導始于中央蘇區。從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中央蘇區進行了近三年的轟轟烈烈的經濟建設運動。黨在蘇區開展的經濟建設實踐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保障了革命戰爭所需物資保障，也形成了開展調查研究、因地制宜制定經濟政策、依靠動員群眾投入經濟建設等寶貴經驗。“三灣改編”確定“支部建在連上”原則，古田會議闡明軍事和政治的關系，可以看作黨對業務工作全面領導的思想來源。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領導人民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啟動了工業化進程，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領導發展的方式、政府和市場關系、中央和地方關系等進行了大量積極有益的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之首，提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黨領導發展的體制機制逐步成熟完善。

堅持黨對發展的全面領導，具有充分的理論和現實依據。馬克思主義既重視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也高度重視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毛澤東強調發揮黨的歷史主動性和人民的主觀能動性，認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9）。從發展政治學、發展經濟學來看，中國作為全球體系中的后發國家，只有不斷加強黨的領導，才能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中堅持獨立自主，集中資源和力量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并不斷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地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普遍面臨著資本和外匯短缺、組織和治理能力低下、獨立自主性缺失等問題，必須依靠具有強大號召力和資源整合能力的政黨。在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國家又容易出現發展不平衡、階層分化和社會對立、民粹主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發生全面的經濟社會危機。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能夠從總體上、根本上避免國家發展中出現偏離人民利益、目標短期化、經濟社會不平衡、政策不穩定不可持續等問題。

堅持黨對發展的全面領導，既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的號召倡導，也不是在微觀上具體干預經濟社會運行，而是通過黨在政治、戰略、政策、制度、組織等方面的領導，把黨的宗旨和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各方面。

一是通過政治領導，確保經濟社會發展堅持正確的方向。黨自身的一切生命力和戰斗力都來自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就決定了黨有動力、有能力確保經濟社會發展方向始終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當面臨發展方式、分配方式出現偏差時，黨的政治領導尤其能夠體現出協調長期和短期、整體和局部利益，以及牢牢守住公平正義的底線紅線、避免形成強勢利益集團等諸多優勢。

二是通過戰略領導，科學制定和實施中長期發展藍圖。黨不斷堅持理論創新，深化對發展規律的認識，制定適合不同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的戰略。同時又能發揮長期執政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一張藍圖繪到底，通過“從實踐到認識、從認識到實踐”的過程，不斷優化和改進發展戰略，靈活機動地實施發展規劃，實現短期與中長期發展目標的高度統一。

三是通過政策領導，統籌使用多種政策工具協同推進發展。后發國家往往面臨經濟技術起點低、資源要素約束緊的問題，也面臨社會發育程度低、區域和階層差距大等矛盾。這就需要集中有限力量在重點領域盡快實現突破，要求各地方、多部門目標一致、形成合力，這也是中國在不同發展階段曾經遇到過的問題。黨可以統籌使用多種政策工具，確保思想上統一、政治上團結、行動上一致，以確保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接續實現，避免政策“內耗”和“翻燒餅”。例如，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中，形成了包括財稅、價格等經濟手段，也包括法律和黨內組織、紀律、激勵等手段的“四梁八柱”的制度體系，系統聯動地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和挑戰。

四是通過制度領導，引領國家制度、國家治理并以此推動發展。黨充分利用自身的制度優勢，發揮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在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中的統領性作用，把黨的政治資源轉化為推動發展的制度資源。例如，在推進脫貧攻堅過程中，形成黨政一體、上下聯動的組織動員體系，構建“五級書記掛帥”的脫貧責任體系，并建立嚴格的精準識別、評估、考核、問責機制，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有效制度保證。

五是通過組織領導，統籌全社會資源保障發展。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屢遭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組織能力低下、國家一盤散沙。黨所特有的嚴密的組織體系和強有力的全社會滲透性，讓中國在貧窮的經濟和落后的社會條件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動員和整合全社會的資源。在不同發展階段，黨的干部考核、選拔任用、激勵約束等制度確保了選賢任能，黨通過對立法、行政、司法等機關以及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企業、社團等單位的領導，保證黨的方針政策在全社會得到迅速有效的貫徹落實。

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這些途徑，是在長期奮斗的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既不同于西方選舉式政黨，黨與具體經濟社會發展的聯系并不直接、不夠密切；也不同于過去黨具體干預微觀事務和包辦代替的領導方式，而是以把方向、管大局、定戰略、搞協調、用干部、建制度等為重點，形成既集中統一高效、又充分調動全黨全社會活力的系統化、制度化領導體制。

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標，也是重要方法；既能保障發展的正確方向，也是促進發展的強大動力。西方現代化的本質是資本主導的現代化，雖然實現了部分國家的繁榮，但也伴生了兩極分化、經濟危機、生態危機與和平赤字等問題。而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中和人民形成了血濃于水的關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不僅僅滿足于西方式選舉民主“讓選票吸納不滿”的程序正義，而是要求在黨領導下實現實質正義，這就要求黨必須始終保持朝乾夕惕的狀態，時刻努力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是先鋒隊，但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揮者，人民也不是被動接受黨提供的服務，而是被組織起來和黨一起奮斗。這種黨群關系，超越了西方執政集團和群眾之間對立、割裂的關系。在革命、建設、改革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每個歷史時期，黨都針對社會主要矛盾提出并踐行發展目標，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一，把滿足人民的根本需要作為發展的不竭動力。多數國家在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定程度之后時常出現發展動力削弱的問題，這是因為發展模式導致需要和供給的錯配，兩極分化、金融危機等就是其外在表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滿足全社會根本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不僅僅是追逐GDP或資本增殖。反過來，一旦做到以人民根本需要為生產目的，就會為經濟持續增長帶來充分的動力。新中國成立之后，黨提出“大仁政”的思想，把發展重點放在奠定工業基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掃除文盲、普及教育和醫療等關系人民群眾長遠利益的領域，為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改革開放以后，黨中央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我國發展所處歷史條件的變化出發，強調社會主義生產的主要目的是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第二，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遇到過裙帶資本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問題。裙帶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少數人占有發展成果，民粹主義的實質是處在弱勢的人民群眾對國家制度的極端反抗，這都會影響國家長遠的經濟社會發展。黨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形成了更高層次的合作關系，黨通過群眾路線，注重保持這種血肉聯系，避免政權被強勢利益集團所俘獲。盡管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經濟社會發展往往呈現“非平衡—平衡”的路徑，在一定時期有特定的發展重點，但一旦出現不平衡的局面，黨就會發揮統籌協調作用，成為回歸均衡發展、確保以人民為中心的“回復力”。例如，改革開放初期，黨作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決策，同時也提出了“共同富裕”和“兩個大局”的設想，就是因為黨可以有效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始終確保“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方向。

第三，通過社會動員增強發展動能。多數發展中國家經常遇到人力資本匱乏、技術力量不足和大量勞動力未充分就業并存的狀況。黨的領導不僅依靠自上而下的強制力，而且依靠正確的政治路線，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動員群眾，讓人民群眾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和利益所在，然后自覺地團結到黨的周圍，這既增強了發展動能，又依靠組織資源彌補了經濟資源的短板。特別是在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社會治理、公共安全、疫情防控等方面，通過社會動員和群眾工作，取得超出同等發展水平甚至發達國家的成績。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中國政府在尚沒有充分了解疾病規律、沒有疫苗和特效藥的情況下，通過廣泛動員群眾進行消毒、防護和隔離，使疫情得到了較好的控制。

第四，通過群眾路線作出和優化發展決策。經濟社會健康發展，要求能夠作出科學和民主的決策，以及時對人民的訴求作出回應。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協商民主制度，成為制定科學合理的改革發展目標的制度保障。中央制定改革發展目標，地方分頭開展政策實驗，成功的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再由中央鼓勵引導其他地方學習借鑒。中央和地方之間順暢的信息溝通、干部交流的機制，保障了這種上下聯動、反復多輪的政策試錯過程，能夠比較高效率、低成本地推進。

三、堅持遵循客觀規律制定和實施發展藍圖

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國家目標制定和實現能力，在制定和實施目標與規劃的過程中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匯聚民意、優化決策。這種能力源于中國共產黨有思想上的獨立性和自覺性，掌握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善于理論聯系實際，形成了科學制定和持續實施規劃的制度體系。

第一，在科學理論指導下制定發展目標。中國共產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把正確分析歷史條件、把握歷史前進的規律，作為制定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基本依據。新中國成立后，黨基于對農業國基本國情的認識，提出工業化的方針。改革開放以來，基于對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事業只有在滿足“世界歷史性”的前提條件下才有實現的可能的觀點，作出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基于對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和其他國家經驗教訓的深刻認識，提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目標。黨在重大歷史關頭作出的這些重大決策，都是正確把握歷史發展規律的結果。

第二，在實踐檢驗基礎上完善發展戰略。中國共產黨是“知行合一”的政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不是靠從理論到理論的簡單邏輯推演，而是靠從實踐到認識、認識到實踐、再到認識的深刻現實運動。黨領導制定的發展戰略都是建立在總結經驗和事實基礎上的，這既可避免決策的盲目性，也可避免決策受到既得利益等因素的影響。黨把調查研究作為基本工作方法，既有利于密切黨群關系、干群關系，避免科層制、官僚制帶來的信息失真和交易成本，也有利于作出正確決策并號召廣大人民群眾團結起來實現共同發展目標。

第三，在博采眾長前提下進行整合創新。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復雜性是少有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提供現成的可供借鑒的經驗。因此，黨領導人民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總是把學習借鑒國際經驗同整合與創新結合起來，不是“拿來主義”盲目全盤接受他人的做法，而是學習別人好的方面、汲取別人的教訓，創造自己的東西。例如，社會保障模式與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社會體制緊密相連，中國對不同的社會保障模式進行比較研究、吸收借鑒，構建了中國國情與國外制度創新相結合的社會保障制度。黨還注重總結和吸取其他國家發展中的教訓，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注重突破蘇聯的政治經濟模式，避免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體制僵化、干部腐敗等問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黨注重研究這些長期執政的大黨亡黨亡國的深刻教訓，及時防范化解發展中的重大風險。

第四，在“邊干邊學”中動態優化發展規劃。制定和實施發展規劃是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要方法。黨領導人民制定長中短期結合、涵蓋各領域的發展規劃體系，在長期探索中形成了一套靈活機動、動態調整的規劃制定和優化方法，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已經成為體現國家戰略意圖、明確政府工作重點、引導市場主體行為的重要依據。以“五年規劃”為例，規劃編制的過程也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過程，體現了集思廣益，不同系統、不同層面的大量工作人員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相關主體都通過不同方式參與其中，充分實現在上下級政府之間、不同部門之間分享信息，形成比較符合實際和綜合平衡要求的發展規劃。在規劃實施過程中，存在著靈活的調整和適應機制，“十三五”規劃開始引入年度監測，動態掌握規劃實施情況，根據需要進行調整。除確定戰略目標外，發展規劃還堅持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結合，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弱項布局一些基礎性重大項目，圍繞發展中的大事、難事、急事提出一系列重大政策。

第五，堅持“一屆接著一屆干”實施發展藍圖。西方政界有所謂“選舉經濟周期”現象，“你方唱罷我登場”，政黨容易出現短期行為、開空頭支票的現象，缺乏制定實施長遠規劃的意愿和能力。中國共產黨依靠堅定的理想信念、強有力的組織能力、完善的制度體系，確保一張藍圖繪到底、一茬接著一茬干。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將規劃實施情況納入各有關部門、地方領導班子和干部考核評價體系，最大限度凝聚全社會共識和力量。

四、堅持科學的發展理念和工作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東西。中國共產黨尊重發展的客觀規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基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歷史方位、時代特征和發展任務，提出相應的發展理念來指導和引領行動。

第一，不斷創新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2016)強調：“發展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進程，發展環境不會一成不變，發展條件不會一成不變，發展理念自然也不會一成不變”。黨領導人民奮斗的一百年，伴隨著對發展理念的不斷豐富和創新。改革開放之后，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探索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等理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黨提出并全面闡述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是我們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認識，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理論上的新突破。

第二，重視系統思維和綜合平衡。重視系統思維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特點，也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方法論。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黨形成了注重農輕重、沿海與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與個人、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之間的平衡以及財政、信貸、外匯與物資各自平衡和統一平衡等多方面統籌兼顧的思想。改革開放之后，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針對一度出現的供給與需求的失衡，以及地區、城鄉差距的擴大等現象，黨提出了加強宏觀調控、注重統籌兼顧等體現經濟宏觀綜合平衡的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強調要促進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協調發展，堅定不移推動共同富裕，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能運動式減碳，產業綠色轉型需“先立后破”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提出要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更好地結合起來，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處理好“穩”和“進”的關系，都是在更高層面、更長時間暢通經濟循環、促進綜合平衡的思想。正因為黨重視系統觀念和綜合平衡，才使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上能夠保持行穩致遠。

第三，堅持底線思維、紅線思維。堅持底線、紅線思維，處理好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正面臨城鎮單位保障制度向社會保障制度的轉型，加上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引起的勞動力結構劇烈調整，集聚了巨大的社會風險，黨創造性地建立了具有過渡性質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形成對下崗失業人口的三條保障線，沒有引發大的社會動蕩。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形成了一套包括穩增長、防風險在內的宏觀調控基本經驗，持續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基本方針,穩妥處置金融領域風險，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第四，推進經濟與社會事業協調發展。以教育和健康為代表的人力資本，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和最重要、最能動的資源。教育和衛生事業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缺乏提供優質供給的資源，從而陷入人口數量多、教育和健康水平低下的惡性循環。在新中國經濟發展剛起步的階段，黨就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出發，把人自身的全面發展置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地位，重視發展社會事業，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就普及了基本醫療、基礎教育和社會保障。在改革開放之后，黨又相繼提出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健康優先發展戰略。我國各級教育普及程度均達到或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用20多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義務教育普及之路，用十幾年時間實現了高等教育從大眾化向普及化的快速發展。人均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上升至2019年的77.3歲，主要健康指標位于發展中國家前列。

第五，實行獨立自主的對外開放。后發國家如何處理同先行工業化國家之間的關系，是關系到發展成敗的重要戰略問題。經濟全球化能夠使得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全球貿易、投資和經濟體系之中，從而縮小這些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經濟全球化也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喪失經濟主權和國家安全，被鎖定在產業鏈、價值鏈低端，由此拉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中國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融入全球化，迅速實現了貿易規模和市場的擴大、技術快速趕超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汲取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教訓，在開放的同時始終保持政治、經濟上的獨立性，有步驟、有條件、有邊界，循序漸進，將開放控制在與本國發展水平和發展戰略相適應的范圍內，不被開放帶亂自身節奏，從而將對外開放的積極效應發揮到最大。進入新發展階段以來，面對發展環境、條件的變化，黨強調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科技自立自強”，但堅決反對“逆全球化”和霸權主義，建設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上就是充分發揮我國的制度優勢和大國優勢，以實際行動促進形成和鞏固維護更加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這既是中華民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文化的現代版本，也是黨胸懷人類福祉、為世界謀大同的初心使命的具體體現。

五、堅持以制度建設保障發展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制度關乎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黨善于用制度推動發展，建立了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制度，在涉及發展的各個領域都進行了大量制度創新。民主集中制，回答了黨如何領導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回答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依托什么樣的基本制度；選賢任能的干部人事制度，回答了黨如何鍛造善于領導發展的人才隊伍。

第一，堅持民主集中制這個根本領導制度。作出科學正確的戰略決策并組織實施，是執政黨領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方式。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項制度把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正確實行集中有機結合起來，既可以最大限度激發全黨創造活力，又可以統一全黨思想和行動，有效防止和克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分散主義，是科學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新華社，2019）一方面，堅持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努力做到集思廣益。例如，為制定“十四五”規劃，黨中央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堅持發揚民主、開門問策、集思廣益。中央財辦和國家發改委委托國家高端智庫等60多家研究機構和有關部門就37個重大課題開展了研究，形成了130多份研究報告。另一方面，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避免“議而不決”。從多方面信息和分散意見中反復比較和論證，提煉出真知灼見，凝聚成科學決策。在民主集中制指導下，中國還形成了比較協調的中央和地方關系，央地權責明確，黨中央政令暢通，地方政府有創新空間，基層一線干部既受到嚴格約束，又有較大的創新自主權。

第二，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融合的基本經濟制度。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市場經濟并非在真空中運行，必須與各國國情、歷史文化和基本制度相結合。正是如此，我們看到世界上有不同類型的市場經濟，既有其優點，也出現了不少問題。以美國為代表的所謂自由市場經濟，在促進企業家創新投資的同時，也導致了兩極分化、金融泡沫、全球失衡等重大危機；以歐洲部分國家為代表的社會市場經濟，注重社會福利政策和二次分配，但經濟社會運行成本很高，也很難普遍推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把市場經濟嵌入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中，通過發揮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優勢，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產業政策等宏觀管理優勢，用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兩只手”，比其他模式的市場經濟有更大的優勢。黨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在治理市場失靈、維護社會公平、提供公共產品，維護人民的共同利益方面的積極作用。國有資本越來越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應急能力建設、公益性的行業領域集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集中，這是中國經濟體制充滿韌性的重要基礎。同時，中國政府堅持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引導民營企業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格建設者，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自覺自愿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實踐證明，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正確的歷史經驗，也是未來必須繼續堅持的方向。

第三，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中國一直有著“家國一體”的文化傳統，國家、社區和家庭在很多方面融為一體。這種傳統和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結合起來，使基層治理和公共服務具有獨特的機制和資源。國家和人民之間的關系不是單向的、被動的，更不是對立的，人民也不只是被動享受國家給予的各種“福利”，而是主動參與到國家建設和公共服務提供的過程中。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使中國以比較低的成本實現了社會安全穩定。一是在堅持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前提下，鼓勵和引導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人民群眾等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社會建設。二是政府在履行優化制度、引導輿論、規范社會組織行為、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等職責的前提下，讓群眾依法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三是政府創新利益協調機制、完善利益保護機制，下大力氣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全體人民。

第四，選賢任能的干部制度。用人權是黨執政權最重要的體現之一，干部制度體現了選賢任能的目標導向，超越了西方的選舉式民主，成為黨領導發展體制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先進的執政集團，擔任黨的高級干部需要經歷復雜和艱苦的成長臺階，這些領導干部普遍具有較豐富的行政經驗和較強的管理能力。黨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實行嚴格的政績考核，這同簡單的選舉相比，能夠更全面反映干部的能力，解答了各國發展史上一直存在的如何把大眾參與和精英智慧結合起來的問題，被國際上稱為“智者治國”“賢能體制”。在黨管干部、黨管人才的前提下，通過使用自上而下的政績考核和獎懲機制這根“指揮棒”，黨獲得了治國理政的重要抓手。政績與激勵獎懲掛鉤，在省際、地區黨政領導官員之間形成了一種“晉升錦標賽”（周黎安，2007），不用揚鞭自奮蹄。黨員干部跨地區交流制度，通過官員的跨地區流動實現各地管理經驗分享、產業梯度轉移、資本流入流出和技術溢出效應，推動了區域之間的平衡發展。

第五，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制度保障。歷史經驗和教訓表明，依法治國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法治貫穿到黨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包括黨自身、中央與地方政府、市場主體和社會主體等都必須依照法律辦事，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法治為政府、市場與社會等各方行動提供了根本依據，有利于各歸其位、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政府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和社會勤勞之手在“全面依法治國”這根指揮棒下，各守邊界、和諧共生、同向發力，形成了推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巨大合力。

六、鍛造善于領導發展的先進政黨

“打鐵必須自身硬”，黨要有力有效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始終保持革命性、先進性、純潔性。百年來，黨在百折不撓的革命、建設、改革以及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實踐錘煉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下誕生、成長、壯大，逐漸鍛造出自覺主動、開放創新、靈活務實、自主學習的優秀品質。更重要的是，黨具有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的決心和勇氣，這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障。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具有歷史主動性的政黨。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順勢而為、奮發有為，我們就能夠更好前進。善于把握歷史主動，以開放的態度推進黨的各方面創新，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要特質，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走出新道路的關鍵。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主動，首先在于掌握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通過持續的理論建設，看清歷史前進的方向，并主動爭取一個美好世界。習近平總書記（2021b）指出，“我們敢想、敢說、敢做、敢為的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正因為有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指導，中國共產黨才能在風雨如晦的暗夜里牢牢擎住革命燈火，贏得民族獨立；正因為有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指導，中國共產黨才能在新中國一窮二白的家底上奮發有為，既突出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又科學調整生產關系、充分發揮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正是由于著眼歷史大勢，具備歷史主動性，黨才能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從而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煥發出蓬勃生機。

第二，中國共產黨是具有靈活務實性的政黨。與西方選舉型政黨為獲取和鞏固執政地位經常開空頭支票、為了反對而反對、越來越陷于“政策難產”的困局，或將棘手的問題留待下一屆政府去解決等政治行為相反，中國共產黨作為唯一長期連續執政的政黨，在“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指引下，能夠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快速作出反應，表現出靈活務實的特征。一是堅持問題導向，勇于直視問題，客觀分析問題并積極解決問題。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為例，改革開放初期黨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以打破當時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分配體制；隨著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的出現，黨強調“初次分配講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當前面對消除絕對貧困后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黨更加強調社會公平，從初次分配、再分配機制和第三次分配同時著手改革完善收入分配結構。二是堅持漸進發展，不追求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是先解決當期最為迫切、更易著手的問題。以教育事業發展為例，中國采取了滾動式發展的策略。先拓展教育公平的廣度，不斷提高教育普及水平，在此基礎上，逐步向教育公平的深度邁進，由單純的受教育機會公平轉向教育的過程和結果公平，以實現更高質量的教育公平。三是堅持試點先行，不謀求所有地方同步同樣推進。對于幅員遼闊的大國而言，區域之間異質性很強，一個政策未必普遍適用，一旦出現政策偏差，影響范圍較大且糾偏糾錯比較困難。對此，凡在全國范圍推進的重大改革，都先行試點，再推向全國，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基礎上加強頂層設計，對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體制作出統籌設計，加強對各項改革關聯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標和治本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促進。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具有理論自覺性的政黨。黨歷來重視學習、善于學習，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以及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歷史就是一部創造性學習的歷史，是一部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也是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和改造中國的歷史。黨一直堅信，一個后發國家要實現趕超式發展，必須在尊重本國文化、立足現實國情的基礎上，有選擇地甄別和學習西方有益經驗。黨一直強調，對中華傳統文化必須進行揚棄，既充分挖掘傳統文化中有益的價值理念、道德規范、制度設計等，又與時俱進地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比如，我們黨實行的巡視制度、監察制度，都在中國古代有跡可循。黨早在延安時期就注意到“本領恐慌”問題和學習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2013）指出，“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黨在學習中完成了追趕，創造了光輝歷史。今天，學習的任務更加緊迫，學習的手段更加多元，學習的機制更加完善。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帶頭堅持集體學習，到領導干部在中央和地方黨校培訓、輪訓，再到基層黨組織開展專題學習或自主學習等，黨從上到下營造了濃厚的學習氛圍，不斷提高自身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第四，中國共產黨是具有自我革命性的政黨。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是黨的鮮明品格。自我革命的品質根源于黨的性質、宗旨和使命，所謂“無私者無畏”。我們黨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是因為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黨的自我革命是全方位的，集中體現在強大的自我糾錯能力和自我凈化能力。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就是不斷調整革命路線和戰略戰術，一次次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的過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審視、反思和糾錯。黨的自我糾錯能力還體現在具體的戰略和政策上，在戰略和政策執行過程中發現問題時黨不僅能夠做到不回避、不否認、不拖沓，而且還能早發現、早分析、早調整。比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更加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發展方式，糾正只重經濟建設而忽略環境保護的做法，強調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進入新世紀以來更加重視扭轉公共醫療衛生事業公益性淡化、逐利性趨利性增強的傾向。黨的十八大以來，黨清醒認識到，外部環境變化帶來許多新的風險挑戰，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長期沒有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新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受到嚴重削弱，黨的治國理政面臨重大考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勇氣和決絕，持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黨具有強大的自我糾錯能力。一個風華正茂的世界最大執政黨，踐行初心、擔當使命，始終站在時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堅克難最前沿、站在最廣大人民之中，必將引領和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巍巍巨輪行穩致遠。

當前，中國已經邁上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于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習近平，2016）。正如《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的那樣：“只要我們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動搖，堅決維護黨的核心和黨中央權威，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政治優勢，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就一定能夠確保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向前進。”（中共中央委員會，2021）創造百年輝煌的中國共產黨一定會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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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趙昌文，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蔣希蘅，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江宇，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信息管理處副處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余璐，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