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任弼時回國，黨中央分配他擔任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區的領導工作，并在上海大學擔任俄文教員

在百年中國共青團史上，任弼時是唯一擔任過團中央名譽主席的領導人。這是因為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與中國青年運動和中國共青團組織有著不解之緣。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點是1920年于上海加入青年團，他辭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為青年團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創刊27周年撰寫的紀念文稿。他的人生實踐表明他是中國青年運動和中國共青團組織優秀領導者，他為中國青年運動和中國的共青團組織的建設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

任弼時出生在20世紀初，他出生時中國剛剛蒙受八國聯軍侵占首都北京的巨大民族恥辱，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近代中國最混亂、最貧弱、最痛苦、最黑暗的年代。這時雖然有辛亥革命發出的一線曙光，但轉瞬之間就被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所湮沒，中國已經完全墮入半殖民地的深淵。11歲時，任弼時考入長沙第一師范附設高小部讀書。來到省城讀書求學的任弼時除了學習學校的功課外，還經常翻閱報紙和中外名人傳記，關注時事，涉獵歷史、地理知識，從中尋求自己人生的道路和救國自強的途徑。在這段時間里，國內先后發生了袁世凱復辟帝制和護國戰爭、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五四運動，這些事件對任弼時產生深刻思想影響。他切身體會到封建軍閥帶給人民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傷痛，這一點在他題為《暑假紀事》的作文中有所記載：“某日晨起，忽聞炮聲，家人不以為然，以為鄉間神廟之行鄉也。及早飯后，始知因湯將軍逃走，北兵潰散，新政府開兵攻擊故也。越一日，吾家之前亦過北兵。全家之人因逃避山中幸免危險。然而屋中之衣服器具均被其劫去。嗚呼！數十年來吾家之不幸莫此為甚也！”此事發生在1916年夏，這種切膚之痛對于年僅12歲的任弼時應該是刻骨銘心的。這樣的經歷對于任弼時日后深刻認識和理解國情，體會中華民族的災難，進而立志變革社會是有重要作用的。1918年夏，任弼時雖然年僅14歲，只是高小畢業生，但心中的志向卻是“志習工業，以圖工業振興，改良制造”，以拯救處于“危急之時”的祖國。

任弼時高小畢業以后，又先后進入明德中學和長郡中學讀書，伴隨年齡和學識的增長，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愈益強烈，并且由此引發對社會弊端的思考。1918年10月，任弼時在《國慶紀念日感言》一文中直面抨擊“以一二人之私見”“破壞全國之安寧，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聞”的統治者，同時發出“中國其能免于危亡乎”的慨嘆。在參加因搞社會調查而遇害的校友追悼會后寫的紀事中，他認為校友“死于盜賊之手”是“我國之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舉國歡慶協約國勝利之時，他卻“退而思之，我國之慶祝，止負協約之名，而無協約之實，亦可愧也！自后我國可不力自振刷乎！”正是基于這位年少學子與祖國共命運的赤誠，五四運動爆發后他才義無反顧地投身于“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斗爭，并且由此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征程。

1920年夏，經歷了五四運動洗禮的任弼時，拯救祖國、改革社會已經成為他的人生理想和志向。20世紀初，俄國革命的曙光，使一些中國人在救國救民道路上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任弼時也產生了對蘇俄的向往。正在他為此困惑之時，得知長沙俄羅斯研究會成立了留俄勤工儉學團，組織青年報名留俄，這讓他欣喜若狂。恰在這時，他的遠房哥哥任新典從上海來信，說上海外國語學社正在招生，學好俄文后，可以介紹去蘇俄留學。任弼時立刻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同班同學蕭勁光，二人通過船山中學校長賀明范的關系，加入俄羅斯研究會。不久，任弼時、蕭勁光等人作為長沙留俄勤工儉學團選派的第一批留俄預備生登程趕赴上海。1920年10月，就在他們已經到達上海并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時，長沙長郡中學貼出了將任弼時、蕭勁光除名的布告。就這樣，任弼時以放棄當時人們十分看重的中學畢業文憑為代價，走過了人生之路的重要轉折點，開始了新的人生歷程。

任弼時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以后，經過半年多的學習，通過讀《新青年》、讀《共產黨宣言》，從探索和比較中，找到了改造社會的理論和方向，并且很快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這時，他思想中的愛國情懷通過與馬列主義的結合得到了升華，使得他能夠把個人的理想和抱負與人類最偉大的事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由此生發出準備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勇氣和信心。1921年4月，經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與蘇俄方面的聯絡和安排，決定分批派外國語學社學員去莫斯科學習，任弼時列名其中。他的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后，于5月4日寫信給任弼時，勸他“謀事上海”，從長計議。年僅17歲的任弼時在收到父親的信以后，“捧讀之余，淚隨之下”，他“連夜不安”數日，但最后還是在啟程之日，滿懷深情地寫了一封家書。在這封家書中他寫道：“……大人奔走一世之勞，未稍閑心休養，而家境日趨窘迫，負擔日益增加，兒雖時具分勞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兒當努力前圖，必使雙親稍得休閑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只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

任弼時赴蘇俄留學前給父親的信

年未及弱冠的任弼時在這封信里不僅向父親表示了眷顧、感恩的深情，而且陳述了自己人生理念、報國決心和改造中國社會的抱負。其中造成“同天同樂”的“大福家世界”，應該是源于《共產黨宣言》的理念，而“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則是出自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也正是由于任弼時具有這種遠大理想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才促使他化離鄉別親之苦為動力，胸懷救國圖存的大志，毅然走出國門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對于蘇俄之行的旅途艱險，任弼時是清楚的。因為他是第三批赴俄學員，已經知道第一批學員被軍閥政府逮捕了。但是受理想和信念的驅使他不畏艱險，一往無前。

1921年5月中旬，年僅17歲的任弼時登上了從上海到海參崴的郵輪，開始了赴蘇俄找尋救國真理的征程。這趟旅途歷時兩個月，行程7000余華里，直到1921年7月9日才到達目的地，旅途中充滿艱辛和危險。任弼時因患感冒而被日軍扣留，并且與其他赴蘇俄人員失散。但是他臨危不亂，機智勇敢，不但巧妙地擺脫日軍檢查站人員的盤查，而且果斷采取妥善措施安全地抵達伯力，與其他赴蘇俄留學人員勝利地會合在一起。

1921年8月3日，任弼時等人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開始了嶄新的學習生活。由于他的刻苦和勤奮，俄文水平提高很快。一年過后，當擔任西方革命史課堂翻譯的瞿秋白奉調回國時，18歲的任弼時就接替他當上了課堂翻譯。語言的突破，讓任弼時如魚得水。他較為系統地閱讀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廣泛地涉獵各種信息，擴大了自己的政治視野。這樣一來，就使得他能夠把中國革命和遠東乃至世界各國的革命斗爭聯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進行觀察和思考，加快了在政治上成熟的步伐。1922年冬，任弼時轉為中共正式黨員，加入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光榮序列。

在蘇俄留學時的任弼時

二

1924年7月下旬，任弼時結束了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學習后，啟程回國。在抵達上海后，立即投身中國青年團工作。先是受青年團中央局委派擔任團江浙皖區區委委員，隨即又任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的編輯員，并向《團刊》《平民之友》供稿。同年10月，團中央局決定任弼時擔任團中央俄文翻譯，他從此開始參與青年團中央局工作，并且參與了青年團三大的籌備工作。1925年1月團三大閉幕后，任弼時進入團中央局，負責常務工作并任組織部主任。1925年7月擔任團中央局總書記。1927年5月青年團四大閉幕后繼續擔任團中央總書記，直至1928年3月奉調到黨中央工作。備受贊譽的大革命時期的共青團工作，基本是在任弼時領導下開展的。在此期間，任弼時充分運用在蘇俄學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工作實踐，注意把理論與中國青年運動和青年團工作的實踐相結合，從而提出一系列帶有規律性和原則性的工作主張，為青年團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做了開創性的探索。

在任弼時參與團中央工作的時候，中國的青年團組織剛剛正式成立兩年多的時間，面對的是國共合作十分復雜多變的形勢，青年團必須把穩方向，勇敢應對各種隨時出現的問題和挑戰，才能贏得青年的認同，壯大組織，充分發揮青年團的作用。

1924年10月18日，任弼時在《中國青年》第四十九期發表《“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一文

年僅20歲的任弼時在走上青年團的工作崗位時，就面臨嚴峻的考驗。當時國民黨一大召開已經有十個月了，但是依舊有一批國民黨右派人物極力破壞國共合作，反對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提出取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把它合并于國民黨。與此同時，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提出，在東方國家建立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針對這一情況，任弼時寫出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蘇俄與青年》《在中國應否組織“群眾國民革命統一青年團”之討論》等文，指出青年團是受共產黨指揮去作政治斗爭的青年組織，是青年無產階級的革命團體，“絕對不與一班帝國主義和軍閥妥協”，而國民黨右派竟然“費許多的光陰和經費印出許多印刷品來攻擊他們，這真是令人為國民黨惋惜的事”。還用客觀事實介紹了聯共（布）和蘇聯政府對青少年的關懷和青少年在蘇維埃革命和建設中鍛煉成長的情況，并指出蘇俄政府對廣大青年的培養，將成為未來新社會建設的“新基礎”。同時明確表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青年團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不同意在中國建立與共產黨并立、帶政黨色彩的青年組織，認為帶有政治獨立色彩的組織之實現，“須由黨來決定”。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經成立，并且組織遍布17個省市的條件下，中心問題是如何在工人、農民中間發展團員，擴大組織，發動團員青年參加國民革命，成為無產階級的青年戰斗隊，而不是另建一個與黨并立的民族革命群眾青年團。同時指出，在中國建立此類性質的青年團，將會引發極大的矛盾和危險，其發展結果必定是成分復雜、政見不一，“反將成為反對革命的青年組織”。此外，他還在多種場合以各種方式反復強調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本質特征，堅持中國共產黨確定的青年團的性質，維護中國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

任弼時以總校教務長、組織部（團中央的代號）的名義簽發的第六十二號通告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舉行。關于青年團工作，會議采納了任弼時陳述的不應當成立“新且獨立的群眾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的主張，要求青年團在一般的被壓迫青年群眾中，特別是青年工人運動中擴大影響，并率領青年群眾隨同和協助黨發展一般的民族運動與職工運動。會議還進一步明確，青年運動是共產主義運動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青年團“在政治上是要絕對的受黨的指導，而在青年工作范圍以內是須有自由活動的可能”。青年團的中心工作是通過青工、青農和學生運動，盡量擴大組織，按照布爾什維克原則，加強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建設，使團的工作青年化和群眾化。同月26日至30日，青年團三大在上海召開，會議根據中共四大的有關決議，確定了團的工作任務，提出了“學習列寧主義”“嚴守團體紀律”“參加實際工作”“獲得青年群眾”等口號。會議還決定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

團三大閉幕后，任弼時便在團的刊物上發表了《怎樣布爾什維克化》一文，對團的建設的組織路線、思想路線和斗爭策略作了系統的闡述。此后，他又根據中共四大和團三大的有關決議，認真開展“黨團分化”工作，把一大批相對年齡較大的團員輸送給黨。針對有的團干部擔心會削弱團的力量的想法，他明確地指出：“我們要知道，若是黨的組織不能擴大，則政治工作和工人及農民運動不能充分的發展，仍然是使團沒有發展的機會。反之，如黨的組織擴大，各方面工作發展，則我們持有深入青年群眾的更好機會。因此，黨團分化工作，我們應不猶豫地切實執行”。任弼時在認真落實黨團分化工作的同時，還針對當時團的工作實際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團的工作要本著布爾什維克化的精神實現“青年化”和“群眾化”，轉變團的工作。他明確指出：“所謂布爾什維克化，并不是使團員大家知道幾個共產主義的新名詞，或是幾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則，也不是要團員不顧實際情形而來仿效俄國黨的經驗。如果只以這為布爾什維克化的條件，那就容易使我們團體變成學院式的組織，或是不落實際而與群眾脫離的團體了。倘若這樣，不獨不能接近群眾而為群眾的利益奮斗，反足為群眾自覺奮斗的障礙。”為了把這項工作落實，他在1925年10月和1926年7月兩次主持召開團中央全會擴大會議，提出：全團必須“擴大并更加注意于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團組織的任務是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的切身利益，成為真正“能指揮引導廣大青年工農和學生群眾”的組織，要在思想上與斗爭中去獲得青年工農群眾，指導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他通過這兩次會議，告誡全團：“本團是在共產黨下的青年群眾組織，是列寧主義的學校。青年群眾組織的意義是：團的組織是群眾的組織，團要在大多數青年群眾中發生影響。因此，本團目前主要的任務，就是如何獲得青年工農學生和一切被壓迫的青年群眾，從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中去領導他們從自己利益的斗爭去參加黨領導的一切政治運動。”此外，會議還對如何著手這項工作，提出五點指示：1.進一步擴大團的規模，加強團員的教育訓練。2.在經濟斗爭中維護青工利益，發起“保護童工運動”。3.加強農村青年的工作。4.在學生運動中，要注意“階級分化”問題，要由黨和團共同指導，“尤須防止因運用聯合戰線而忘掉本階級的特殊利益的擁護和斗爭”。5.發展兒童運動。

通過開展團的青年化、群眾化工作，到大革命后期，團員的數量和成分發生了顯著變化。1927年團四大召開時團員數量由1925年初的24000多人發展到37638人，童子團員15萬；到了1928年，團員中工農青年的比重由59%上升到75%，省委委員以上的團干部工農青年占比75%。

在開展推進團的工作青年化和群眾化期間，任弼時還領導團中央加強了組織建設和組織管理工作。當時，青年團剛剛建立，在組織建設和組織管理方面沒有現成的模式，為了適應大革命迅猛發展的形勢，任弼時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發現了組織建設和管理方面的問題，并且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措施和辦法。其一是開展對團員的思想教育和組織觀念教育。他提出“對于正在發育的青年群眾，尤其是無產青年，須加強特別的社會教育—共產主義教育—使他們將來為共產主義社會經濟文化上組織上的真正建設者”。還提出“訓練宜勤”“注意政治實際問題”的指導方針。另外還就訓練內容和訓練手段作出了具體說明。其二是整頓組織紀律。組織紀律是保證團的工作順利開展的前提，尤其是在革命斗爭環境下。因此任弼時在主持團中央工作期間，在有關保守組織秘密、團員管理、團干部選用等方面制定了一些紀律措施，還落實了團員證制度。其三是調整組織結構，使團的各級領導機構分工更加符合形勢發展的要求和更加具體，責任和權限更加明確，使全團工作能夠做到集中統一。

在大革命時期，由于任弼時領導共青團開展了上述扎實、深入的工作，使得共青團充分體現政治性、先進性和群眾性的統一，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不僅組織上得到了鞏固和發展，而且切實發揮了黨的助手和后備軍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大革命時期的共青團工作，在百年團史中，成為大放光彩的一頁。

刊登在《中國青年》上的《中國共產青年團第四次全國大會宣言》

三

1927年4月，中國國內政局突變，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在全國從南到北彌漫著腥風血雨，充滿白色恐怖的局勢下，任弼時在武漢主持召開共青團四大。在這次大會上任弼時繼續當選為團中央局總書記。大會通過的《宣言》宣告：“全體團員偕同一切被壓迫青年農工學生群眾在黨的指導之下，一致動員，在農村中努力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經濟的統治，實施土地革命”，“尤應徹底反對中途背叛革命的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力謀改進工人生活，為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政府而奮斗”。《宣言》還指出：“今后學生活動的主要方針應是到群眾中去—到農村中去！到軍隊中去！”以任弼時為總書記的中國共青團在中國革命處于低潮時期，沒有被國民黨右派的屠刀所嚇倒，仍然堅定不移地做中國共產黨的助手，決心跟著共產黨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

正是在這個嚴峻的時刻，在共產黨內出現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任弼時代表團中央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向陳獨秀提出批評。共青團的這個正確的行動，在黨的八七會議上受到了肯定和表揚。但是在此期間，共青團內部出現了先鋒主義和取消主義兩種錯誤傾向。面對這兩種錯誤傾向，任弼時敏銳地認識到這是“青年運動的危機”，為維護共青團性質，保證共青團永遠跟黨走，必須徹底糾正這種錯誤傾向。1927年11月，任弼時主持召開了共青團中央局擴大會議，深刻地分析這兩種錯誤傾向產生的原因和錯誤的實質，及時地糾正了錯誤。同時還遵循黨中央的指示，對團內存在的“盲動”的傾向進行了批評和糾正。會后，任弼時起草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九號（團中央通告第六號）。通告指出：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是非常錯誤的傾向，“團應當在黨最近擴大會議的總政策之下，在團最近擴大會議的指導之下，發展真正的青年群眾工作，肅清團內的機會主義，以及軍事冒險、玩弄暴動的傾向，只有團真正成為群眾斗爭的組織之時，方能與黨同時實現布爾什維克化之任務。”

1949年4月，任弼時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

1928年3月，任弼時奉調到黨中央工作，離開了共青團的工作崗位。他始終關懷和關注青年工作和青年團工作，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后，還長期分管青年工作。正因為如此，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在中國革命任務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為了中國青年運動的健康發展，1946年5月，他向中共中央青委建議重建青年團，并且在參與黨中央指揮推進人民解放戰爭進程、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兩次主持召開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員會議，討論要不要建團、如何建團和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團的問題，全面具體地指導了青年團的試建工作和正式建立的工作，抱病主持起草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稿和團章草案等會議文件。1949年4月12日，他抱病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全面闡述了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闡述了青年團的性質和任務，強調“保證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正確領導，是中國青年運動正確地向前發展的決定因素”，要求青年團警惕重犯歷史上的錯誤。在這個報告進行中，任弼時因病體力難支，報告的后半部分不得不讓會議工作人員代讀，但是他依然強忍病痛堅持坐在會場上，直至會議結束。4月18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一大閉幕，他才遵照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決定開始休息養病。為了中國青年運動的健康發展和中國青年團組織發展壯大，任弼時可謂披肝瀝膽、嘔心瀝血。

在任弼時直接領導下、具體參與青年團重建工作的原中共中央青委的老同志后來回憶說：“任弼時同志是青年團的偉大創始人、英明的導師。他在中國青年、青年團員，以至共產黨員心中，是一盞長明燈！他的共產主義思想光華，永遠在我們胸中閃閃地亮著。”

（作者：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摘編自《百年潮》2022年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