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召開，這就是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古田會議。會議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案，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提議在古田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指出，“到這里開會具有標志性意義”，“目的是尋根溯源，深入思考我們當初是從哪里出發的、為什么出發的，重溫我黨我軍光榮歷史，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接受思想洗禮，以利于更好前進”。重溫古田會議這段歷史，對于我們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具有深刻啟示。

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新的根據地。在轉戰過程中，紅四軍領導層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分歧，爭論的焦點是如何認識軍事斗爭與黨的領導的關系。前委書記毛澤東認為應當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而有些同志由于經驗不足和受舊軍隊思想的影響，忽視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攻擊“黨管太多了”，“權太集中前委了”，主張“司令部對外”和提高軍官權威。

1929年6月，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毛澤東打算通過總結建軍以來的經驗，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建立黨的絕對領導。但是這次會上，他的正確主張未能被多數同志正確認識和接受。大會在黨中央并未指示改組前委的情況下，改選了前委。黨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能繼續當選，并于會后來到閩西協助指導地方工作。失去毛澤東正確領導的紅四軍，在“政策上發現許多錯誤，黨及紅軍組織皆松懈”，出擊東江失敗后，整支隊伍思想混亂、士氣低迷，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

黨中央收到紅四軍七大的文件后，立即認識到紅四軍領導層分歧的嚴重性。1929年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紅四軍問題。會后，周恩來代表黨中央起草了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強調“紅軍不僅是戰斗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聽取陳毅關于紅四軍情況的詳細匯報。匯報中，他如實說明了紅四軍內部的爭論，表示毛澤東在政治上比較正確。按照會議精神，陳毅以周恩來起草的指示信以及自己與周恩來、李立三多次談話的要點為基礎，起草了對紅四軍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這份文件，即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信上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隨后，按照九月來信精神召開的古田會議進一步明確規定，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斗；并提出黨的領導機關要成為“領導的中樞”，“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以確保人民軍隊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忠實服務于人民革命斗爭和根據地建設。

旗幟鮮明講政治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的關鍵所在。今天，重溫古田會議，要求我們必須堅持把黨的政治建設作為根本性建設，深刻認識“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

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

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紅軍是以農民為主體組織起來的隊伍，紅軍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占多數。在這種條件下，如何克服黨內和軍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問題至關重要。紅四軍黨內的爭論，根源就在于存在著各種錯誤思想，除了主張軍事領導政治，把政治機關隸屬于軍事機關的單純軍事觀點外，還存在著不重視根據地建設，主張進行“走州過府”式“流動游擊”的流寇思想等問題。一些黨員個人主義傾向嚴重，有人談到黨的領導時甚至反問：“一支槍也要問過黨嗎？”“馬夫沒有飯吃也要黨去管嗎？”

古田會議對黨內各種錯誤思想的表現和社會根源作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克服的辦法，特別是從紅四軍的實際出發，強調必須“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這就初步回答了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今天，重溫古田會議，要求我們深入學習領會和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用這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必須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

一些紅軍指戰員缺乏紀律意識，是當時紅四軍內部存在的突出問題。1929年6月，毛澤東在給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信中指出，有人意識不到“軍紀問題是紅軍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以為軍紀破壞一些城市破壞一些也沒有什么大要緊”；“小團體主義是造害紅軍最大問題之一”，“少數同志們不但不肯努力去消滅小團體主義，反而有助長小團體主義的傾向”。他認為如此這般，“紅軍只是一個好聽的名稱罷了”。

為了把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落到實處，古田會議總結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經驗教訓，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的紀律規矩。比如，強調要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后，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中去；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對于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了解指示的意義，并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等等。

古田會議作出的這些規定，很快在紅四軍內得到貫徹，隨后在其他紅軍隊伍中也逐步得到施行，并對以后不斷加強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今天，重溫古田會議，要求我們始終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并及時總結實踐中形成的好經驗好做法，不斷完善黨的各項規章制度，通過嚴明的紀律規矩增強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

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必須勇于進行自我革命

打鐵必須自身硬。一個政黨進行社會革命不容易，進行自我革命更不容易，而不進行自我革命就必然被歷史淘汰。古田會議正視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等問題，以刀刃向內的勇氣，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癥，進行了一場徹底的自我革命。

為了解決紅四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思想不純問題，古田會議批評“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強調對紅軍不斷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是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人民軍隊的政治素質，完成無產階級政治任務的中心環節。

當時，紅四軍內部還存在較為嚴重的軍官打人現象，軍隊內外關系也頗為緊張。特務支隊第三大隊隊內士兵因常常被打，4名火夫、1名特務長及2名班長紛紛離隊，其中一位班長蕭文成臨走前留下一封信，申明自己并非反革命，而是因受不了壓迫才逃跑。

為了解決打人、濫施肉刑的問題，并提高紅四軍處理內外關系的能力，古田會議強調紅軍要堅持官兵平等、軍民團結和瓦解敵軍的原則。在官兵關系上，強調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不同，沒有階級的分別，長官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堅決廢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長官，自覺地接受管理，遵守紀律。在軍民關系上，要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在對敵工作上，要在堅決消滅一切敢于頑抗的敵人的同時，實行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政策。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今天，重溫古田會議，要求我們必須堅持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消除一切侵蝕黨的肌體健康的病毒，通過系列問題的逐步解決，持續把黨的自我革命推向前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取得新的更大勝利。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黨建》202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