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反復強調并積極踐行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圍繞盲目性的主要表現及危害、產生原因及實質以及如何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豐富而深刻的思想認識。這些思想認識和實踐探索，對我們今天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仍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一、盲目性的主要表現及危害

什么是盲目性？就是在看不清、看不全或看不見、看不到的情況下還要做決定，還要邁開腳往前走，其結果就是容易跌跤、碰撞。比如，如果在“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上認識不清，“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那么作為群眾向導的革命黨就會因“領錯了路”而致使革命失敗。

盲目性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大的來說，有路線上的，思想上的，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的。具體來說，比如有干部問題上的只見自己不見他人，計劃中的只見人不見物、只見物不見人、只見一域不見全局，建設上的只見眼前不見長遠，等等。有主觀上的盲目性，如用錯誤的思想作為指導，機械地照搬照抄，教條主義等；有不自覺的盲目性，如無意識，客觀環境造成的認識不全面等。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探索過程中，這種盲目性在不同時期不同范圍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一是在思想上，主要表現為思想不正確或思想認識不到位、不覺悟。這一問題比較集中地體現在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過程中。黨成立時，擺在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在一個落后的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探索出一條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道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曾經一度簡單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中國革命遭受到嚴重挫折。這正是由于思想認識不到位、不覺悟，有了盲目性，才導致的。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有許多的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在深刻總結革命斗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在 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為此，中央政治局于 1941年至 1943年間，幾次進行了關于黨的歷史的討論；隨后又在 1943年至 1944年間，領導全黨高級干部進行同樣的討論，大大地推動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新中國成立后，1956年 9月，毛澤東在談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曾犯過幾次路線錯誤時指出，“錯誤路線在一個時候能夠風行，就證明我們那個時候還不覺悟，一直要到錯誤路線發展得非常顯明、非常清楚了，我們才弄明白，才作出結論來”，“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

思想上的盲目性是危害最大的。正如人在建筑房屋之前頭腦中就有了房屋的圖樣一樣，“我們要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革命的圖樣”，如果圖樣不是科學的，而是主觀隨意的，就會一塌糊涂，“既然完全不認識這個世界，又妄欲改造這個世界，結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腦殼，并引導一群人也碰破了腦殼”。

二是在組織上，主要表現為在干部關系問題上認識不清、處理不當。關于這個問題，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召開期間的口頭政治報告、結論等講話中反復講到。他指出，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我們有盲目性，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關于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的關系問題，毛澤東指出，“其實質就是一個同農民的關系問題”，是“帶歷史性質、普遍性質的問題”，“為什么是歷史的問題呢？同志們想一想，內戰時期蘇區為什么垮臺，路線問題當然是一個原因，但與這個問題也有關系的，就是對于當地人民總是不信任，外來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蘇區垮臺了”。毛澤東還提到，他初到陜北時對這一問題有所忽視，有的同志仗著自己走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逞英雄，瞧不起當地人，后來還出現了“陜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的傳言。這都是對干部關系認識不清、處理不當造成的。針對這種認識，毛澤東尖銳指出，“走了二萬五千里，變成了一個包袱，增加了他的負擔，變成了一個駝子”，要丟掉這種“不自覺的盲目性”，“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尊重那個地方的人民，那個地方的軍隊，那個地方的政府，跟他們搞好關系。這是共產黨員的義務”。

正是鑒于我們黨曾在這個問題上吃過很大的虧，所以，毛澤東強調，要“承認各個部分都是一樣的光榮，對于各個部分都要加以照顧，不要有一點態度不好，欺負任何一個部分，看輕任何一個部分”。

三是在工作上，主要表現為經驗不足。從1953年開始，我國開始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工作有計劃地在全國展開。但搞社會主義建設對我們黨來說畢竟是比較新的事情，我們還缺乏足夠的經驗。1962年 1月 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于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我們黨執政后面臨的一個嶄新課題。剛開始，我們學習蘇聯經驗，但經過實踐，我們黨很快察覺到蘇聯模式的局限，認識到了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1956年，毛澤東在總結蘇聯經驗鑒戒的基礎上，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從學習蘇聯，到后來開始獨立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由于工作上經驗不足的盲目性，我們栽過跟頭，碰過釘子，一度處于被動狀態，究其原因，就在于對規律的不認識、不掌握。毛澤東指出，“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要去掉這個盲目性，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

二、盲目性的產生原因及實質

盲目性的表現是多方面的，產生原因也是復雜的，必須全面辯證地去認識，進而深刻把握其實質。

首先，盲目性的產生有其客觀必然性。毛澤東常講，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總要講錯一點話，辦錯一點事，這些東西往往是不自覺的。就像人生下來不會走路一樣，盲目性的產生有它的必然性。對事物發展的規律，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總是只有少數人先看清和認識到的，后來才逐漸為更多數人看到和認識，就是對認識到的那少數人來說，也有一個從不認識到認識、經過實踐和學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就必然會產生盲目性，不那么自覺。正如毛澤東反復指出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么“先知先覺”。我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都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復的實踐，在實踐里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他還專門講到，當我們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于馬克思主義是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通過“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為知之甚多，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為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其次，盲目性的產生還在于主觀主義。毛澤東指出，“客觀實際的規律要反映成觀念形態的規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復，才能比較正確”。一方面，在反復的過程中會出現認識不清，反映得不那么正確，甚至是錯誤的情況。如果依照這個不那么正確的反映去執行決策，采取行動，就產生了盲目性。另一方面，即使有了正確的反映，也不代表就一定有正確的行動，也有可能出現偏差。毛澤東多次講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并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這里要說的盲目性，主要是由主觀主義造成的，“就是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不從現實可能性出發，而是從主觀愿望出發”。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講到，“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如果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本本主義“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澤東還指出，主觀主義者頭腦中的革命圖樣，并不是根據客觀實際，也不符合客觀實際，他們“對于中國革命這個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卻妄欲充當人們的向導，真是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1956年 8月30日，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談到過去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犯主觀主義盲目性的教訓時指出，“我們受主觀主義的害時間很長，受了很大的懲罰，根據地差不多喪失干凈，革命力量喪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開始覺悟”。

還有一種主觀主義，表現為片面性。毛澤東指出，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絕對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壞的，只能贊揚，不能批評；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認為事情都做得不好，一團糟，一棍子打死。比如，有的人稱外國的月亮不圓，本國的就是更好，或者“中國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國的月亮總是比較清爽一點”，對于這種不加分析地一概接受和一概排斥的盲目性，毛澤東稱這就是“迷信”。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帶一點片面性，這是困難的。但應“要求人們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問題比較全面一些”。

從以上對盲目性產生原因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盲目性實質上就是在人們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認識與實踐辯證運動的必然產物。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來源于實踐又指導實踐，同時接受實踐的檢驗，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之所以產生盲目性，正是由于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沒能做到辯證地有機統一。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對此作了深刻的闡釋。由于人的認識受到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思想落后于實際的事是常有的”，而“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于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正是在這種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往復中，人的認識的盲目性也就處于產生—克服—再產生—再克服的循環往復中。盲目性的這種實質，決定了盲目性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反復性的特征。毛澤東指出，“認識的盲目性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并存。不然，發展也就會停止了，科學也就會不存在了。要知道，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因此，對于盲目性，我們應該正視而不是漠視，承認而不是掩蓋，嚴肅對待而不是敷衍了事。

三、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

正是基于對盲目性的主要表現及危害、產生原因及實質的深刻洞察，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自覺的盲目性實在要不得，要來一個自覺性”。那么，如何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呢？梳理毛澤東的相關論述，主要應該做到如下幾點。

（一）要在思想上弄清楚，包括學習和學會兩個層面。

一是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這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不然就像“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1917年 8月 23日，在給好友黎錦熙的信中，毛澤東寫到：“如今之守節、育嬰、修橋、補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種種之德，無非盲目的動作。此種事實固佳，而要其制裁與被制裁兩面之心理，則固盡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年輕的毛澤東，在當時“天下紛紛”的局面中思考著救國救民的“大本大源”問題。他認為，時人雖有一些變革主張，但對救國之道，未找到一個根本解決辦法。正是因為還沒有找到先進的科學的理論，所以行動不過是“盲目的”。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找到”到“學會”，必然經歷一個認真學習的過程。毛澤東講到，如果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會“常常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工作就不可能做好。

二是要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掌握其立場、觀點、方法。馬列主義不僅要學習，更重要的是要學會，要真正掌握它。毛澤東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作了系統闡釋：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馬列主義，不能只是學習他們的詞句和了解他們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更重要的是“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只有這樣，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要學會，就要在學習的時候多想、多思考。正如毛澤東指出的，“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我們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

（二）要付諸實踐，在實踐中克服和去掉盲目性。

學習的目的全在于運用。學習成果如何，總是要在實踐中見真章的。甚至更多的時候沒有現成經驗可學，只能在實踐中邊干邊學。毛澤東講到，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心中無數的，道理都是慢慢懂得的，比如打仗，打以前就連想也沒有想過，后來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著頭皮打下去，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對于新出現的問題，誰人心中有數呢？我也心中無數”。關于認識與實踐的辯證統一關系，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認識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就像不邁開腳就永遠學不會走路、不下水就永遠學不會游泳一樣，只有經過反復實踐，才能逐漸從“心中無數”到達“心中有數”，從盲目到達自覺。

一是要堅持調查研究。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鮮明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1941年 9月 13日，在延安對中央婦委和中央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講話時，毛澤東回顧了自己通過調查研究認識農村的歷史：剛開始，即使做了農民運動，得知了各階級的一些情況，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自己對于農村階級的結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岡山之后，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了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而貧農與雇農的問題則是在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的。因此，他強調，必須重視調查研究工作，而且“要有耐心地、有步驟地去作，不要性急”。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也反復強調，“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20世紀 60年代初，面對繼續“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全面緊張，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心認真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1960年 11月，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961年 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兩件事標志著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新軌道。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以及為準備這次全會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之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各領域的調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二是要堅持兼聽則明。“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是毛澤東經常引用的一句古語。在黨的七大上闡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時，毛澤東提出，“如果我們有各方面的人，每一個人都通曉一方面或者有比較多的專長，選這樣幾十個人，我們的中央就會比較完全”。為什么兼聽就明呢？毛澤東指出，一個問題來了，一個事情來了，一個人分析不了，有自己的局限性和盲目性，那就要大家一起來分析，“大家來交換意見，要造成交換意見的空氣和作風”，“首先要承認這一點，就是一個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來搞，這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方法。要用這樣的方法來啟發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對此，毛澤東還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叫“打開窗戶”和“聽閑話”。他講到，為什么我們的新鮮空氣不夠？是怪空氣還是怪我們？空氣是經常流動的，我們沒有打開窗戶，新鮮空氣就不夠，所以，“我們要學會聽閑話，我們長兩個耳朵就要聽閑話”，“就是要像房子一樣，經常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要把聽閑話當作收集輿論、收集各種意見的機會，“像揀破銅爛鐵一樣將不同意見收集起來，經過熔化，準備修正我們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錯誤”，“這樣就可以減少盲目性”。

（三）要無窮盡無止境地努力，不斷前進。

毛澤東指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因此，人們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沒有完結的時候，“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雖然不能窮盡真理，但我們可以通過“無窮盡無止境地努力”，“向比較完全前進，向相對真理前進”。

一是要善于從錯誤中學習。之所以犯錯誤，就在于對事物規律的不認識、不掌握甚至認識得不充分，以致產生盲目性。毛澤東多次講要從錯誤中學習，他認為，“失敗的教訓同樣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彎路。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曾給我國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他的錯誤對我們有幫助，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從這一點上講，我本人就是他的學生。我們的教員不只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教員，蔣介石是我們的教員，犯錯誤的同志也是我們的教員。沒有他們，我們就學不會辦事。”1945年 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由毛澤東領導起草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態度，深刻闡述了黨的歷史上“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總結錯誤不是為了悲觀失望，而是為了從中學習經驗教訓，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正如《決議》中指出的，黨在個別時期所犯的“左”、右傾錯誤，“在黨還缺乏充分經驗和充分自覺的時期內，是難于完全避免的；而且黨正是在克服這些錯誤的斗爭過程中而更加堅強起來”。這個《決議》使全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

二是要增加預見性。什么是預見呢？“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只有增加預見性，才能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和情況有足夠的心理預期，進而早作準備，減少盲目性。毛澤東還以我們黨歷史上走過的彎路的例子闡釋到，“大城市是一個大東西吧，國民黨加帝國主義是大東西吧，可是我們就是看不見，總叫國民黨是‘總崩潰’。日本帝國主義也是一個大東西吧，但是我們也曾看錯過，以為這個東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趕走，于是產生輕敵觀念、速勝論”。后來，我們黨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工作預見性不斷增強，也才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此外，毛澤東還對“預見”與“領導”的關系作出過精辟的概括：“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所謂提高和增強預見性，也就是減少和克服盲目性。作為領導，必須多一些前瞻性思考，增強工作預見性，克服盲目性，從而在把握全局、謀劃發展中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

今天，我們黨已經走過了 100年光輝歷程。這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 100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 100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 100年。正是在不斷“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的實踐中，我們黨不斷發展壯大，黨和人民的事業蒸蒸日上。正如毛澤東在 1945年 6月指出的，“開頭是不大的，后來慢慢發展，到現在是相當大了。開頭的路線、方針、政策、方法，都只是有一個方向，至于如何才能搞得更好、更正確，那是在長期奮斗中得到的，是從幾十萬的共產黨員、成百萬的革命民眾的流血犧牲中得到的”。“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已經成為我們黨一路走來不斷走向成熟的歷史的一個生動縮影，也是我們黨 100年來不斷創造偉大成就的一個重要思想方法。今天，必須繼續堅持這一思想方法，不斷總結歷史經驗，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克服和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在奮力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創造新的輝煌。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