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二大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提出民主革命綱領，實現黨的指導思想的重大轉折；首次提出民主聯合戰線政策，實現黨的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首次提出工人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等具體工作方針，開啟黨的實際工作新局面。“二大”的理論創新凸顯了建黨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具備了創新思維能力。

關鍵詞：黨的二大；理論創新；歷史內涵；創新思維能力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將“堅持理論創新”作為我們黨百年奮斗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發展而發展，必須中國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國共產黨的100年，是高揚馬克思主義旗幟的100年，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100年，也是堅持理論創新的100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理論創新，深刻反映了建黨時期我們黨對于中國革命指導思想、政治策略和工作方針所發生的重大轉變，印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內涵和時代特點，凸顯了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就已具備理論思維活動的創新品格和創新能力。

一、跳出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照抄照搬的思維模式，提出民主革命綱領，實現黨的指導思想的重大轉折

從照搬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到注重理論和實際，即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項偉大的理論成果——黨的二大民主革命綱領見諸于世，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重大轉折。

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對于中國社會狀況和中國革命的特點，既尚無深入地了解，也缺乏認真地分析，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基本上來源于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當時黨內大多數人認定俄國十月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不二法門，因此，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正是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和奮斗目標。這種思想觀念，在早期黨的文獻和領導人的言論中都有明確的表述。例如1920年11月現存最早的一份黨的文獻《中國共產黨宣言》就主張：“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但是要使我們的理想社會有實現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鏟除現有的資本制度。要鏟除資本制度，只有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1】1921年5月出版的黨的秘密刊物《共產黨》月刊，更明確地提出：“共產黨的根本主義，是主張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經濟制度，換句話說，就是用共產主義生產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2】

這一時期，在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所發表的言論中，也可以找到同樣的政治主張。1921年初，在圍繞“中國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激烈論爭中，針對張東蓀等認為中國現時不能搞社會主義，因此力主發展實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言論，陳獨秀發表《社會主義批評》一文予以批駁。文中，他列舉種種理由證明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理直氣壯地聲明：“此時我們中國不但有講社會主義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講社會主義底必要。”【3】

這樣的思想理念直接影響了黨的一大。1921年7月“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從四個方面規定了黨的綱領：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共產國際。【4】把社會主義革命的方略和步驟當作了現時中國革命的綱領。

無可非議，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中國革命的根本目的，同時，堅信在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指導下，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他們對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飛躍。”但由于歷史的局限，黨在當時還沒有認識到中國的國情和中國革命的特點，還不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同中國國情相結合，只是從十月革命勝利后的世界總體形勢出發，得出中國革命必然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結論。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沒有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滅一切剝削、消滅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區別開來，以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可以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5】。這種超越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一次革命論，既不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客觀實際，也缺乏實行的主觀條件，不可能付諸革命實踐，更不能對中國革命進行卓有成效的指導。

為制訂正確的革命綱領，中國共產黨開始注重分析研究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1922年初，團中央機關刊物《先驅》發刊詞明確指出，要“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況，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6】，并規定將此當作刊物的一個主要任務。共產黨人陳獨秀、鄧中夏、施存統、周恩來等身體力行，結合時局和國情進行理論探討。他們發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條件下，中國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在這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沒有筑成以前，無論如何，社會主義決不能完全實現，因此，在這里就要有個過渡期，這過渡期，就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7】。總之，“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8】。此刻，中國共產黨人已初步認識到，根據中國國情，不能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馬上開展社會主義革命。況且，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總是相互勾結，千方百計地破壞以至武力鎮壓人民大眾的反抗斗爭，中國革命如果不首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就談不上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社會主義革命就只能成為空中樓閣。

然而，馬克思主義畢竟是行動的指南。在探索、制訂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跳出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照抄照搬思維模式的同時，又得到了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產國際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揭露了華盛頓會議的罪惡陰謀，根據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指出中國和遠東各被壓迫民族當前的革命任務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為此，大會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在共產國際的旗幟下結成遠東勞動者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勇敢地承擔起向世界帝國主義開戰的重任。【9】這次會議還討論了共產黨人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共產黨同民族革命政黨進行合作的問題，強調吸收農民群眾參加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重大意義，“若不喚醒這班農民群眾，民族的解放是無望的”【10】。

接受了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的新鮮思想，通過革命斗爭的實踐，從1922年上半年開始，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狀況和各階級力量對比有了比較切合實際的分析，認識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于受著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事實上不可能一步跨入社會主義。從這時起直到“二大”召開，黨提出的現階段革命對象，已經不是本國的資產階級，而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目標已經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并且改變了排斥其他政黨的態度，提出了應該聯合民主力量反對共同敵人的政策。

因此，“二大”所制訂的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所提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和與之相適應的聯合戰線政策，正是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中國社會實際特別是中國革命實際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加以思考的理論成果，是黨的指導思想創新的必然產物。

二、突破對中國社會各個階級作簡單化、一刀切的分析方法，提出民主聯合戰線政策，凸顯黨的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

黨的二大在制訂民主革命綱領的同時，又在《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等文件中，提出了建立民主主義革命聯合戰線的政策，凸顯中國共產黨自“一大”以來其政策和策略思想的一個重大突破。

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國國情。辛亥革命以來，雖然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沒有改變。有著強大實力的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互相勾結，長期掌握著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的統治權，形成了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統治局面。“帝國主義的列強既然在中國政治經濟上具有支配的實力，因此中國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沒有不是受他們操縱的。又因現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基礎上面，工業資本主義化的時期還是很遠，所以在政治方面還是處于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軍閥們一方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利用唆使，一方為自己的利益把中國割據得破碎不全”【11】，這就是中國的國情。因此，要推翻強敵的統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就不是某一個階級或某一個政黨可以單獨完成的，況且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年幼的政黨當時根本沒有能力來獨立地挑起這副歷史的重擔。只有把所有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匯聚起來，建立民主聯合戰線共同斗爭，才能實現民族革命的任務。不僅如此，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還要得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各國人民的支持和幫助。正如“二大”宣言指出的那樣：當前中國存在著兩種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聯合日趨密切，“這個聯合的革命勢力必定會把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枯骨架推到資本主義自己掘成的墳墓里去。最近數十年之內，中國人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勢力已是大有進步，而且還會增長起來。但是中國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革命洪流中，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壓迫者——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中國勞苦群眾要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只有走這條唯一的道路”【12】。

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政策，是貫徹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需要。“二大”在提出黨的最高綱領的同時，也提出了黨的最低綱領，即當前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基本任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二大”宣言分析了實現黨的最低綱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由于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華盛頓會議的召開，又給中國造成一種新局面：“就是歷來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競侵略，變為協同的侵略。”這種協同的侵略“將要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的經濟獨立，使四萬萬被壓迫的中國人都變成新式主人國際托拉斯的奴隸。因此，最近的時期，是中國人民生死關頭，是不得不起來奮斗的時期”【13】。斗爭的緊迫性，必然促使黨迅速制訂斗爭的方針和政策。“二大”通過的《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對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策略原則、方針步驟作了較為詳細說明。決議指出：在當前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下，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無產階級和民主派的“公共的仇敵”，“兩派聯合起來打倒公敵”，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務，體現了兩者的共同利益，“因此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當然，黨在民主聯合戰線中也有自己的原則立場：無產階級加入民主革命，“決不是投降附屬與合并”，做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犧牲”，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不可忘了自己階級的獨立組織”，而“應該集合在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旗幟之下，獨立做自己階級的運動”。【14】

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政策，更是對“一大”前后黨對其他黨派采取一律排斥態度的否認。“一大”前后，共產黨之外的一切組織，一律被稱為“一丘之貉”。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曾載文抨擊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黨派：“試問南北各派政黨，哪一派免了鼠竊狗偷，哪一派有改造中國的誠意及能力？全國民在這彷徨歧路之中，哪一派人是光明正大的態度，挺身出來，硬起鐵肩，擔當這改造政黨、改造政治、改造中國的大責任呢？”【15】這種思想觀點在“一大”上得到強烈回應，并以黨的文件的形式作了硬性規定。在“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強調：“徹底斷絕與黃色的知識分子階層以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系。”黨員在參加黨組織以前，“必須與那些與我黨綱領背道而馳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16】。在通過的另一個文件《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則規定：黨要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不僅如此，“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17】這種不問青紅皂白對其他政黨一律排斥的態度，雖然反映了當時黨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黨對中國社會特別是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實際狀況，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策略等一系列問題還缺乏正確的認識，還不知道中國革命要分二步走，即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由此把資產階級當作了革命的對象，排斥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黨派，當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從“一大”主張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到“二大”提出建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這是黨的領導方式、水平特別是領導理念的跨越式進步和提升，反映了黨對于中國國情和各階級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三、注重對中國革命斗爭作多維思考，提出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具體要求，開啟黨的實際工作新局面

根據民主革命綱領，“二大”開始對中國革命的實際工作進行多維思考，討論通過《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決議案》《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關于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等文件，對工會、婦女、青年等群眾運動提出具體要求，開啟黨的實際工作新局面。

（一）關于工會運動。

黨的一大從當時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性質的判斷出發，制訂了以開展工人運動為重心的工作計劃，規定“本黨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黨在工會里要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要在各地區、各行業大力開辦工人學校，使之“逐漸變成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學校的基本方針是提高工人的覺悟，使他們認識到成立工會的必要”，并強調要加強黨對工會的領導，提出黨組織必須派出得力黨員參加工會，獨立地領導工人運動，決不允許工會執行與我黨相違背的政治路線，“勿使工會成為其他黨派手中的玩物”，【18】提綱挈領地提出了開展工人運動的任務、方針和要求。顯然，這些規定在一年后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特別是不能適應貫徹執行民主革命綱領的需要。“二大”通過的《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決議案》，在總結“一大”以來黨領導工人運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新的形勢提出了領導工人運動的新思想和新原則，“闡釋了這份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為發展工人運動、指導革命工會而制訂的第一個決議案與‘二大’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興起的個中聯系”。因此，這一決議案，“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獻，它緊密結合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工人運動的斗爭目標，極大提高了當時工人運動的斗爭水平，指導并推動之后的工人運動高潮的來臨。……它作為我黨成立后第一個比較完整的關于工人運動的決議案，確實為當時的工人運動指明了方向，有力鞏固了政黨創建初期的階級基礎，具有‘里程碑’的意義”。【19】這段評價，也對“二大”關于工人運動指導思想創新的歷史地位給予充分肯定。

（二）關于婦女運動。

黨的一大未能涉及婦女運動問題。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是伴隨著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而拉開序幕的。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中國婦女從一般憧憬人格平等逐步通向了政治覺醒之道。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則成了中國近代婦女運動融入民主革命的助推器。“二大”制訂的《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是黨指導婦女運動的第一個歷史性文件，為近代婦女運動的轉型指明了方向。該決議案首先分析了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由于經濟的不平等，婦女是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的。她們“不但成為資本家用于操縱勞動市價更廉賤的生產奴隸，并且負擔著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負擔”，因而也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只有在蘇維埃俄羅斯，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獲得了完全平等的權利，開始“得著解放地位”。接著，該決議案披露了在中國現狀之下，“全國所有的婦女，都還拘囚在封建的禮教束縛之中，過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著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的權利，乃是全國各階級婦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國共產黨除努力保護女勞動者的利益而奮斗——如爭得平等工價、制定婦孺勞動法等之外，并應為所有被壓迫的婦女們的利益而奮斗。”決議案指出：“婦女解放是要伴隨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并由此規定了目前為婦女奮斗的3項工作要求：一是幫助婦女們獲得普通選舉權及一切政治上的權利和自由；二是保護女工及童工的利益；三是打破舊社會一切禮教習俗的束縛。但是，“這些運動，不過為達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須經過的站驛”，決議案大聲疾呼：“前進，才能跑進婦女解放的正路。”【20】對婦女運動提出的上述要求，是黨的工作方針轉變的一個重要方面。“二大”之后，中國的婦女運動得到了迅速發展，出現了嶄新的面貌。

（三）關于青年運動。

同婦女運動一樣，黨的一大也未能涉及青年運動。但是，青年運動是黨創立前后高度重視的一項基本工作，可以說青年工作和黨的工作是同步進行的。“一大”后，中國的青年運動得到了迅速發展。從1921年下半年開始，各地黨組織選派一批黨員投入恢復和整頓青年團的工作，并于同年11月重新制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章程》，迅速恢復和發展團組織。至1922年5月，上海、北京等地相繼建立了17個青年團組織，團員總數約5000人。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同月在廣州召開。這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等7個文件，明確提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中國青年無產階級的組織，即為完全解放無產階級而奮斗的組織”，革命的任務是“鏟除武人政治和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21】為了進一步指導青年運動，黨的二大討論通過了《關于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從三個方面闡述了對青年運動的指導思想：一是在揭露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階級”壓迫、剝削和奴役世界青年的基礎上，號召各國青年組織起來，進行“革命的教育”，“向勞動的群眾中去！”“在他們日常的奮斗當中”，“訓練少年勞動者成為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這是吸引他們歸依共產主義革命隊伍旗幟最有效的道路”。面對帝國主義的進攻，“目前是十分需要勞動的少年與成年聯合成一個國際的聯合戰線，來反抗這個進攻”。二是在闡述中國經濟政治現狀的基礎上，闡明中國青年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責任”，號召“中國少年運動的先鋒”，“不但要在共產主義與少年國際領導之下為了少年勞動者經濟和文化利益而奮斗”，“同時要聯絡中國一切被壓迫的少年們的革命勢力在一條戰線上，引導他們做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奮斗”。三是強調“團一大”所采取的“綱領和一切決議案都是根據了實際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結論”，是“中國共產運動中重要的一部”。至于黨團關系，決議案明確提出：在青年勞動者一切經濟和教育利益奮斗方面，青年團是個獨立的團體；但在政治運動方面，共青團“則應當約束他與中國共產黨協定之下”【22】，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對黨團關系作了明確的界定。

總之，“二大”時黨對實際工作方針的指導，其視野更加開闊，思考更加周全。“二大”關于工人、婦女、青年等群眾運動的決議案，初步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多方面開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嘗試。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時而制。”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開拓中完成中國其他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根本在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23】黨的百年歷史告訴我們：什么時候黨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什么時候黨就充滿活力和生氣，黨的事業就會欣欣向榮，不斷推進；什么時候停止了理論創新，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什么時候黨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和失敗。“二大”之后中國革命出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就是一個明證。盡管，“二大”還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比如對中國國情的認知還有待深化，對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還尚未明示，對農民運動和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甚至未能提及，等等。但是，“二大”的理論創新，充分體現了黨領導中國革命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力、革命首創精神的意義”【24】，在中國革命史上豎起了一座豐碑。

注釋

1.《中國共產黨宣言（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頁。

2.《短言》，《共產黨》第4號（1921年5月）。

3.《新青年》9卷3號（1921年7月），原載《廣東群報》1921年1月19日。

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5頁。

5.《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68—69頁。

6.《先驅》創刊號（1922年1月）。

7.施存統：《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應用》，《“一大”前后》（一），第342—343頁。

8.周恩來：《西歐的赤況》，《“一大”前后》（一），第360頁。

9.《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先驅》第10號（1922年8月）。

10.薩發洛夫：《第三國際與遠東民族問題》，《向導》第9—12期（1922年11月）。

1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第64—65頁。

12.同上，第72頁。

1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第70頁。

14.同上，第37—38頁。

15.《共產黨》第5號（1921年6月）。

16.《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第5—6頁。

17.同上，第7—8頁。

1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第7—8頁。

19.倪娜：《中共二大〈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決議案〉探析》，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黨的創建與發展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141頁。

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第56—57頁。

21.倪興祥編著：《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大事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7頁。

2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第56—57頁。

23.《<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5—76頁。

24.列寧：《反對抵制》（1907年6月），《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29頁。

（作者簡介：張云,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名譽會長、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 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