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年輕干部要堅持以黨性立身做事。”堅持黨性原則是共產黨人的根本政治品格，增強黨性修養是每個共產黨員的終身課題。陳云高度重視年輕干部的黨性修養問題，他倡導和身體力行的“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既是他一生崇高黨性修養境界的生動寫照，也是他對全黨同志特別是年輕黨員和干部的殷殷囑托。

1942年9月，在抗日戰爭日益艱難的時刻，針對在實際工作中暴露出來、帶普遍性并且亟待解決的年輕干部黨性薄弱的嚴重問題，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撰寫了《增強新黨員新干部的黨性》（原題為《延安新干部黨性薄弱現象及如何增強其黨性問題》）一文。文章貫穿強烈問題意識，深刻剖析當時年輕干部群體黨性觀念薄弱的現象和原因，指出增強其黨性觀念的方法途徑，對于我們今天深入做好增強年輕干部黨性工作有重要啟示借鑒意義。

一、直擊問題：“這樣多的新黨員新干部的黨性觀念如此薄弱，實在是相當嚴重的現象”

延安時期，為適應全面抗戰帶來的大發展新形勢，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決議》下發后，各地黨組織和黨員隊伍發展迅速，大批知識青年懷著抗日救亡的激情來到延安，他們有的進入學校，有的進入機關，給延安帶來了新鮮血液，壯大了革命的力量。與此同時，隨著黨員人數的快速增加，黨員的成分和思想狀況自然也比過去復雜。陳云就此敏銳指出，“這些新黨員極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成分”，“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還帶著濃厚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和習慣” 。

1942年，為加強黨在敵占區的工作力量，中組部計劃調動一批年輕干部去敵占區工作，條件是這批干部在敵后有可利用的社會關系或者能找到立足過渡的關系。無疑，參加這項工作就要離開延安，并且有一定的危險性。選拔過程中，通過在各機關、學校尋找和與有關同志談話，陳云發現，在條件比較合適的117名抗戰時期入黨的知識青年中，除少數人表示服從黨的分配、接受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均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飾推諉，或當面拒絕。在國難當頭同時也是延安整風時期，竟有這樣多的年輕黨員和干部黨性覺悟如此薄弱，貪圖安逸、畏懼困難，將個人利益置于黨的利益之上，不服從組織安排，完全出乎陳云的意料，他深感問題之嚴重和解決問題之迫切。

二、揭示病灶：不能犧牲個人利益以服從黨的利益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這樣多的年輕黨員和干部不接受組織委派的工作？為了搞清這個問題，陳云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對這所有117人的出身、經歷、思想等情況作了詳細摸底和深入分析。

陳云發現，那些不服從黨的工作分配的人有四類：一類是“自稱文化人的人”，這些人表面上以無秘密工作經驗或社會關系與身體不好等為理由，實際上是自命不凡，以文學家、戲劇家、歌唱家自居，怕危險或離不開愛人；一類是“在社會上混過事，有些世故經驗，抗戰時走順風入黨的人”，這些人在和組織談話時盡量減少自身社會關系的可利用程度，實際上是因家在延安，現在工作相當穩定，不愿做危險的事；一類是“年輕幼稚、茍安現狀及對秘密工作恐懼，或在參加革命時即多少帶有光耀門庭思想的人”，這類人相當多，他們除丟不開愛人、對秘密工作恐懼、怕危險外，還有不少是因為現在回去，沒有一官半職，覺得對家庭鄉里面子上不好看；一類是“一帆風順的大學生”，他們原是少爺出身，參加革命時有趕熱鬧的成分，他們把自身社會關系描寫得無法利用，實際上也是離不開愛人、怕危險。陳云分析認為，這些人之所以不接受工作，一個共同的基本原因就是“沒有為革命隨時準備犧牲生命的明確觀念”，所以，“遇到黨分配有生命危險的工作時，他們總要用盡一切辦法來推諉，而且為了推諉得很漂亮，使黨不易察覺，他們總有一大堆理由為自己辯護”。

不僅如此，陳云還發現，即使是那些表示愿意接受工作的人，“也還沒有那種在延安牽掛多、身體弱、敵后關系不好，而能經過考慮，決心為了黨的利益去犧牲個人一切的人”，因此“也還沒有達到一個黨員應有的黨性水平”。然而，他們表示愿意冒著危險去，也“說明他們的個人利益多少被克服著”。為什么他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呢？陳云通過對比發現，“這不能不說同他們過去受過的下層的相當鍛煉或延安某些學校較嚴的教育有很大關系”。

那么，什么才是“一個黨員應有的黨性水平”呢？在陳云看來，衡量一個黨員黨性水平最核心的標準，就是他要能夠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的關系。對此，他多次指出：“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把革命的和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來處理一切個人問題，而不能把個人利益超過革命的和黨的利益。”那么，在革命工作中，在黨的工作中，發生黨員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不一致的情況怎么辦呢？陳云明確說：“在這樣的時候，每個黨員必須依靠他對革命對黨的無限忠誠，堅決犧牲個人利益，服從革命的和黨的整個利益。”

三、分析原因：“延安新黨員新干部黨性薄弱的原因，既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

為什么延安的年輕黨員和干部會有這樣嚴重的黨性薄弱的現象呢？陳云在深入調查研究、對比分析的基礎上，從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兩個方面給出了分析。

內在原因，即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青年”，小資產階級意識較強，而無產階級意識比較薄弱。

對外在原因，陳云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歸納為兩點。一是這些年輕黨員和干部“入黨后就未得到適當的鍛煉”。這些新干部新黨員絕大多數是年輕的學生，他們生長在抗日的環境，又處在和平的邊區，碰不到任何較大的困難，沒有歷經復雜環境的考驗和鍛煉。因此，他們的缺點很少有機會得到暴露和糾正，甚至還在無形中增長。而經過幾年前方或基層工作鍛煉的同樣黨齡的新黨員新干部，明顯與長期在延安的新黨員新干部有所不同，這說明“只有在長期的艱苦環境中鍛煉，才能逐步消除其小資產階級意識，增強無產階級意識”。

二是“我們在教育上的一些缺點或多或少助長了他們的不良思想”。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學校教育中的教條主義傾向，使他們對書本上的條文津津樂道，無形中助長了其自高自大的態度和不務實際的作風。（二）組織教育中的某些不適當的做法，助長了他們投機虛偽的心理、自由散漫的習氣和看重個人利益的偏向。比如，組織生活多流于形式主義，忽視真正的紀律教育；又如，分配工作或學習時，遷就得多；再如，黨的建設教育未能著重強調個人服從黨的問題，等等。（三）本位主義的影響。比如，某些機關、學校暗地拉人，甚至當中組部調動某系統的干部時，某干部本可接受調動，而原機關、學校卻有意無意地示意其不接受調動；另外，還有一些機關采取不負責任的辦法，當發現某黨員干部思想意識不太好時，不去耐心教育，而用調工作、送學校的辦法推出門了事。凡此種種，都直接或間接地助長了新黨員新干部的個人主義思想及不良傾向。

原因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向也就明確了。正如陳云指出的：“因其有內在原因，所以黨性薄弱現象難免。因其有外在原因，所以黨性薄弱的現象完全可以防止或在短時間內得到克服。辦法就是改變外在不好的因素，使它成為好的因素。”

四、對癥下藥：“要使一個黨性觀念不強的人較快地達到堅強的境界，可以用加強對其教育和鍛煉的方法”

揭示了病灶，找到了原因，陳云對癥下藥，非常明確地指出了解決年輕黨員和干部黨性薄弱問題的方法就是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和鍛煉，對此他有針對性地強調了三個方面。

第一，加強對年輕黨員和干部的黨性教育，目的就是通過嚴格教育端正認識、轉移風氣，使其充分認識到“每個黨員必須具有隨時準備為黨犧牲的決心，這是黨員是否合格的標準”。在這一條里，結合抗戰斗爭的嚴酷性，陳云還特別闡釋了共產黨員怎樣算是對黨忠誠、為黨犧牲的含義，揭示了黨員犧牲精神的實質和要求。他指出，每一個新黨員新干部，“必須明確自己是革命的犧牲者，而不是革命勝利的享受者。要知道，犧牲的場合不僅在殘酷的刑場上和戰場上，而且還在極平凡的技術工作和事務工作上。在這些崗位上任勞任怨、千辛萬苦、積勞成疾也是犧牲。犧牲的價值不取決于表面上代價的大小，而取決于黨對它的需要”。

第二，讓年輕黨員干部深入基層加強實踐鍛煉，“將大批的延安新黨員新干部派到地方上去，派到技術部門去，派到事務工作中去”。在這一條里，陳云專門強調了使用年輕干部的基本原則，這就是要加強對他們的意志磨練，“要使其多走逆風，少走順風”。他還特別指出：“必要時，對某些新黨員新干部要分配其不愿干的工作，以磨練其意志。但組織部門在分派工作時，必須審慎行事，不得草率，防止出現更壞的結果。”

第三，加強對年輕黨員和干部的紀律教育，“強調無條件地服從黨，強調黨的利益高于一切”。區分不同情況，陳云強調：組織部門在分派工作時，嚴格糾正遷就作風，事先必須多加考慮，一經決定，絕不準講價錢；在安排新黨員新干部工作與學習時，必須拒絕任何人的任何非組織路線的建議，嚴格糾正本位主義的一切直接或間接的不合組織紀律的作風；在干部考察上，各級行政與黨的負責人應對過去紀律教育情況詳加檢討和總結，并把紀律教育作為日常考察的一個內容；對違犯紀律的人，要及時地給予適當的紀律教育與紀律制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性是黨員、干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決定一個人如何的是品行，決定一名黨員如何的是黨性。”怎樣把黨性這塊“基石”立扎實、立穩，既是每個黨員都要回答好的終身課題，也是擺在每個年輕黨員和干部面前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重溫陳云《增強新黨員新干部的黨性》這篇經典文獻，從中學習借鑒增強年輕同志黨性的方法途徑，對于我們在新形勢下繼續回答好增強黨性這個課題有著重要啟示意義。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