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田家英帶領的中央調查組赴浙江調查，是全黨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黨的經濟政策的調整，扭轉農業局勢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這是我黨重視農村工作、重視調查研究的一個縮影，也是田家英一心為民、實事求是精神的真實寫照，為我黨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重要啟示。

浙江調查，提出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建議

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全國農村掀起了以興修水利，積肥為中心的農業生產建設高潮，工業方面的發展也大大超過了預計的速度。科學、文教、衛生都有較大的發展。但是，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才剛剛開始，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還認識不清，黨內一些主要領導同志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識的作用，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1959年開始，黨中央著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時，又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使得有待糾正的錯誤繼續發展，生產力遭到很大的破壞，最終造成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

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覺察到國內存在的嚴重情況后，及時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1960年11月3日，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解決對農業生產破壞極大的“五風”（“共產風”、浮夸風、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問題，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恢復農業生產。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作出了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有關決定。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作了關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講話。他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即派出三個調查組分赴湖南、浙江、廣東農村進行調查。時任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組織中央調查組到浙江開展調查。調查組按照毛澤東“抓兩頭”的調查方案，經與中共浙江省委商量，決定在嘉興選一個差的生產隊即嘉興縣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現屬于嘉善縣），在桐廬縣選一個好的生產隊即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現屬于杭州市富陽區），調查的重點是：1.公社化以后幾年來的情況和問題；2.整社以后干部問題的具體調查分析；3.“十二條”貫徹落實后群眾的反映。

調查組在田家英的領導下，進行了為期10天深入細致的調查后，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基本掌握了和合、五星生產隊的情況。2月6日，田家英在對情況綜合分析后，向毛澤東主要反映三個問題：第一，和合生產隊水稻畝產通常400斤以上，1960年減產至291斤，主要是由“五風”造成的；第二，生產規模過大，這個生產隊下轄11個生產小隊；第三，社員對食堂普遍不滿。田家英深感農村干部違法亂紀，強迫命令成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無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群眾也缺少一個章程以監督干部，抵制他們的瞎指揮和強迫命令。于是，田家英在匯報中建議中央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毛澤東在聽取田家英等人的匯報時，還多次找浙江省委領導談話，他就糾正“五風”問題、退賠問題、生產隊規模問題、體制問題、自留地問題、食堂問題、干部問題提出許多重要意見，并且采納田家英的建議，準備起草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1961年3月，黨中央在廣州召開會議，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用毛澤東的話來評價：這是公社化以來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來一起討論和解決農業問題。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到“條例”由來時介紹說：“制定農村工作條例，我是聽了誰的話呢？就是聽了田家英的話，他說搞個條例比較好，我在杭州的時候，就找了江華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們商量一下，搞個條例有必要，搞條例不是我倡議的，是別人倡議的，抓住這個東西來搞。”

1 9 6 1 年中央調查組在浙江調研，左一田家英、右前一林乎加

在浙江的試點，為“農業六十條”草案修改提供了科學依據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廣州會議后，田家英于3月26日回到杭州，繼續領導中央調查組對“農業六十條”的試點和討論工作。在浙江省委的配合下，中央調查組又先后到嘉興縣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桐廬縣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和嵊縣、柯橋、蕭山臨浦等地進行“農業六十條”的試點和調查。4月20日，毛澤東親臨浙江指導調查組的工作。毛澤東根據中央調查組的調查情況，詢問浙江省委領導，群眾對食堂還有什么反映，并要求省委領導和中央調查組再做深入調查。

在對全國農村廣泛的調查研究、征求意見的基礎上，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修改廣州會議提出的“農業六十條”。修改的核心是調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關系和分配關系。一是取消供給制；二是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愿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實際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經過半年多的反復調查研究，充分醞釀，供給制、公共食堂這兩個關系到億萬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問題，終于徹底得到解決。由于“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仍然規定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所有權與分配權的矛盾還是沒有解決—土地、耕畜、勞動力歸生產隊所有，而分配原則是以大隊為核算單位。這正是毛澤東一直在思考而始終未下決心的問題。因此，毛澤東又繼續到各地調查，同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地、縣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內，進行研究并下鄉試點。同時，毛澤東再次派田家英專門就這個問題進行調查。

這次調查結束后田家英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草案，中共中央于2月13日下達執行。

1 9 6 1 年3月的廣州會議，主席臺左三為田家英

實事求是，堅持真理，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中央調查組浙江調查之所以取得成效，與調查組成員實事求是、勇于負責的品質和踐行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分不開。

據當年調查組重要成員逄先知說：田家英對人民，特別是對廣大的貧苦農民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關心群眾生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是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這兩個基本點，也貫穿在他在浙江調查和“農村六十條”試點工作的全過程。田家英認為是否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是衡量問題的唯一標準，在他看來凡是不符合人民群眾的政策、路線、做法等都是調查的內容，都要實事求是向黨中央反映。逄先知回憶了調查過程中的一件小事：富陽縣環二生產隊本來不是調查對象，可是有一天，在五星生產隊調查的同志路遇一個衣衫襤褸的小青年在乞討，看他饑不可忍，就將其帶到駐地，給他粥喝。了解到他是環二生產隊人，他向調查組訴說了環二許多農民外出逃荒討飯，甚至餓死人等嚴重情況。田家英知道后，建議調查組轉移到環二生產隊去調查。經調查，這個隊靠近富春江，自然條件比較優越，1956年以前曾經是富陽縣的農業先進單位，1958年成了落后隊。這個隊已經連續幾年鬧糧荒，不少人逃到江西。好多農民得了浮腫病，有的已經餓死。田家英心情沉痛地說：“我走過多少農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慘象。”當他路過農戶裘章金家時，看到堂前點著香，供著牌位，就進去詢問。原來這位14歲的少年死了父親，生活很困難，連買鹽的錢也沒有。田家英就叫人買了兩斤鹽送去，并親口嘗了他家的糠團子。調查組隨后召開了集縣委負責人、管理區全體黨員、生產隊長、小學教師和社員代表等參加的大會。田家英在會上作了激動人心的講話。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使大家挨餓了，對不起各位父老。共產黨員看到這種情況是很痛心的……”說到這里，他淚流滿面，喉嚨也哽住了。會上他對幾個違法亂紀、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干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教育，表示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勤務員，人民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人民的疾苦就是我們的疾苦，我們一定要將這里的情況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他還說：“目前的困難總是可以克服的，總是有辦法克服的，我相信會好起來的。”田家英的到來和講話，成為這個生產隊的轉折點。在縣委的領導下，加上調查組的協助，這個大隊很快恢復了生機。

1 9 6 0 年3月，田家英（左）與逄先知

參與浙江調查全過程的逄先知最深的體會是“做好調查研究，要不帶條條框框、沉下心，深入到群眾中，獲取第一手資料”。據逄先知回憶，當時下去調查，發現問題并不難，實在是問題成堆，俯拾即是。但是要說容易，也并不那么容易。關鍵在于能不能沖破思想束縛，有沒有提出問題的勇氣。當時經過“反右傾”運動，大家的思想被束縛得緊緊的，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些問題明知不對，也不敢說，也有一些則是把錯誤的誤認為是正確的。田家英根據當時的客觀形勢，向全體調查人員提出要求，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他說，調查研究有兩種：一種是科學態度的調查研究，一種是主觀主義的調查研究。我們主張科學態度的調查研究，這就要了解實情且要如實反映，而主觀主義的調查研究，比不調查更可惡，因為它是摘取片斷的材料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或者是迎合上級，不敢講真話。他針對當時基層干部和部分群眾還有些顧慮的情況，提出調查的指導思想：“打開腦筋，敢于發現問題”。他擬了一副對聯，作為調查組的工作守則，上聯是“同吃同住不同勞”，下聯是“敢想敢說不敢做”。還有兩句話“同心同德，憂國憂民”。為什么不講同勞動呢？當時正值冬閑季節，調查工作又很緊張，搞“同勞動”，勢必流于形式，進而影響調查。但在生活上，田家英對調查組同志要求十分嚴格，不搞特殊。所謂“敢想敢說”，就是要打破思想框框。在調查組內部不設禁忌，什么話都可以說，什么意見都可以提。所謂“不敢做”，是指對外特別是對當地工作，有意見要通過組織向省委領導反映，不準在下邊指手畫腳，隨意指揮，以免干擾地方工作。田家英還要求調查組的同志相信群眾和干部，體諒他們的困難，耐心教育、幫助他們，商量辦事，排除干擾，做深入細致的調查。比如，在富陽五星大隊調查時，僅糧食一項，畝產到底多少？村干部、社員等說法不一，調查了一周仍摸不清底細。田家英和調查組同志分別找會計、倉庫保管員、生產隊員和支部書記談心，會計拿出了第二本賬，大家才交了底、說出了實情。事實的真相是自上而下地層層提高指標逼著下面虛報，大家認識到浮夸風的危害是逼著人說假話，使上下級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建立在虛假的基礎上。

在五星大隊調查食堂問題的座談會上，盡管鼓勵群眾將心里話說出來，但還是沒有人敢直言。座談會后，一位在食堂工作的婦女向調查組反映了食堂存在的問題。調查組聽后，又到食堂里去調查，到社員家里去訪問，發現大多數群眾對食堂的意見與看法比較一致。一是辦公共食堂時，搞“一平二調”，無償調用社員家里的炊具、桌凳，家畜家禽無償集中飼養，部分自留地也沒收作食堂菜地，影響了家庭的副業收入。二是食堂飯菜不對胃口，生活不方便，壯勞力吃不飽，老人小孩病人又難以照顧。三是難管理，漏洞多，個別干部有些私心，多吃多占，部分食堂人員開小灶，小偷小摸，糾紛增多。四是食堂浪費糧食。另外，食堂不利于社員以豐補歉，“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飽飯”，結果吃過了頭，造成缺糧，人均定糧步步下跌。

調查組整理了群眾對公共食堂的意見，向田家英如實做了匯報。剛聽到食堂應該解散的建議，田家英十分吃驚，有些難以置信。2月初，田家英又到五星大隊連續開了幾次座談會，深入群眾作調查，感覺到食堂弊病很多，群眾確實不滿，認為調查組掌握的情況屬實，材料是正確的，遂贊成他們的意見。

中央調查組與浙江人民結下深厚的感情

田家英帶領的中央調查組在浙江的調查，從1961年1月23日開始到5月3日結束，歷時100天。調查組成員在農村與群眾同吃同住，講解黨的政策，為群眾解決最迫切的問題，使民心黨心聯系更加緊密，在國民經濟遭遇嚴重困難的境況下，人民群眾始終與黨同心同德，共渡難關。此過程中，中央調查組成員也與浙江人民結下了深厚感情。

1962年春節，田家英回去給村民拜年，村民們激動萬分，至今難以忘記。1965年12月，毛澤東召集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等到杭州為幾部馬克思經典著作寫序言。其間，趁主席到上海之際，田家英和逄先知又跑到當年調查的點去，舊地重游，當他們看到農民家里稻谷滿倉、雞羊成群，嘉興百分之九十以上農田實行電力排灌時，一種難以抑制的激情充滿心田。

2 0 世紀60年代的田家英

中央調查組在調查研究和制定“農業六十條”中所作的貢獻，對黨中央糾正1958以來農村工作中的錯誤，扭轉當時農業的困難形勢甚至國民經濟的局勢起到重要作用。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農村仍然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這同“農業六十條”的作用是分不開的，與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是分不開的。60多年過去了，時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已經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進一步深化了調查研究的思想，賦予了調查研究以時代意義。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征程中一定會繼續發揮光和熱。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黨史和文獻研究室《足跡》雜志原主編，一級調研員）

（來源：《百年潮》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