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人民在探索和奮斗中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歷程包含中國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探索、學習和掌握的過程。一部中國共產黨人的早期奮斗史就是一部理論探索史和學習史。十月革命后，中國先進分子從多種途徑接觸和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建立信仰；五四運動后，全國各地的先進分子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在學習團體基礎上成立的黨的早期組織對黨的創建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黨中央對系統化開展理論學習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為不斷強化理論武裝奠定了思想、組織和制度基礎。本文試圖從學習史的角度回溯其信仰發生的歷史起點，探討中國共產黨人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而創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歷史主動，從而進一步認識初心與使命的緣起過程，從歷史中汲取奮進的力量。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 學習 馬克思主義 信仰 建黨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應運而生的。【1】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絕不是被動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帶著強烈的使命感與問題意識找到真理的。因此可以說，“歷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奮斗中造就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遵循歷史發展規律、順應歷史發展大勢、掌握歷史主動的必然產物”【2】。黨的創建過程就是中國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主動探索、積極學習和全面掌握的過程，是中國人在精神上從被動轉為主動的過程。

對于中國共產黨人早期探索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以傳播史和翻譯史為視角，探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結合的過程。二是以黨內學習教育開展的情況為視角，研究中國共產黨人百年學習歷程。后者是目前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原因主要與全黨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有關。自2021年2月起，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動員下，全黨開展了黨史學習教育，對全黨乃至全社會產生了重大的、積極的影響。在此過程中，學習的重要性愈發被深刻認識，學界由此涌現出了以黨的學習為研究對象的理論文章，黨的學習史也逐漸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研究視域。本文試圖進一步聚焦中國共產黨人早期學習史，并與傳播史和翻譯史作出區分，突出中國早期先進分子掌握科學理論的歷史主動，進而從思想源頭、理論發端和實踐起點上認識偉大建黨精神，感悟黨的創始人和革命先驅的偉大學習精神、革命精神。

一、十月革命的勝利促使中國先進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

（一）早期赴日留學生接觸馬克思主義

鴉片戰爭后，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到“中西會通”“全盤西化”，從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到效仿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近代中國先進分子歷盡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甲午戰爭后，中國人意識到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通過引進西方文化、技術等實現了富強，認為先向日本學習，進而向西方學習是一條可取的救國之道，同時考慮到東渡鄰國日本較遠赴西方更加便利，因此寄希望于赴日本留學以實現救國理想。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量中國青年學子赴日留學，尤其是自1905年中國封建科舉制度廢除后，留日學生的數量日益增加。據1905年7月《東京朝日新聞》刊載的《中國留學生問題》一文記載：“近中國學生負笈來日本留學者……數目將以萬計，何其盛也。【3】”

20世紀初，日本社會主義者通過傳播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社會主義思潮推動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受此影響，中國不少赴日留學生開始接觸日譯本的《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及片山潛的《我的社會主義》、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森近運平和堺利彥合著的《社會主義綱要》、福井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井知至的《社會主義》、西川光次郎的《社會黨》等日本社會主義著作，并將其中的幾十本著作譯成了中文。雖然日本社會主義者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還不成熟，甚至還不同程度地摻雜著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的觀點，但他們比較通俗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由此日本成為中國先進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最早渠道。十月革命之后，日本社會主義者開始集中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日本報紙上也開始報道俄國革命的消息，由此進一步為留日學生接觸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條件。

中國共產黨的先驅李大釗、陳獨秀、李達、陳望道、董必武、彭湃、高語罕、李漢俊、楊匏安、周恩來等都曾抱著救國理想留學日本，他們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都受到了日本傳播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影響。以下僅舉幾例說明。李大釗于1914年9月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其間受幸德秋水、安部磯雄等人影響，對各國社會主義思潮進行學習和研究。李達分別于1913年和1917年兩次留學日本，在第二次留學期間受十月革命和國內救國運動的影響，“決心放棄實業救國的思想，采取革命救國思想，停止物理、數學的學習，專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初步學習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說、剩余價值說、階級斗爭說”【4】。《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譯者陳望道于1915年赴日留學，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學習，其間結識了日本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在他們的啟發下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逐漸認識到“救國不單純是興辦實業，還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5】周恩來于1917年夏赴日本東京東亞高等學院學習，立志“求真學問”，掌握“哲學的思想，科學的能力”【6】，其間研讀了《社會主義神髓》、河上肇創辦的刊物《社會問題研究》等。他在1918年10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二十年華識真理，于今雖晚尚非遲”【7】，可見其思想在這時已經有了一些變化。留日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還是粗淺的，但留日經歷使他們有機會接觸最新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文獻，為日后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打下了基礎。同時，留學生接觸到的日本工人運動對其思想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許多赴日留學生最初以日本為榜樣，想從中找到救國的出路，但他們發現日本社會發展道路暴露的弊端后，逐漸把視野擴展到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上，這為他們進一步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條件。

（二）以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先進分子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

1917年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現實，中國人從中不僅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復興的希望，也看到了社會主義學說的深刻影響力。正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8】因此，雖然早在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就已經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但直到十月革命后，中國人才開始真正掌握其理論實質并能結合實際加以運用。

中國人對十月革命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當時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刊物《新青年》及其撰稿者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青年》于1915年由陳獨秀在上海創辦，它對進步青年來說是真正意義上的“導師”，無數青年最初都是通過它來了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的《法蘭西與近世文明》一文中就開宗明義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的重要性，指出“社會主義”與“人權說”“生物進化論”并稱為變革社會的“三事”。【9】《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周作人等人深入學習、研究各種新思潮，掀起了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反對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提倡進步思想和文化的思想啟蒙運動，由此啟發了民眾的覺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

十月革命后，《新青年》逐步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各大報刊也陸續刊登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社會主義的思潮在中國可以算是風起云涌了。報紙雜志的上面，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即布爾什維主義—引者注）”【10】。然而當時除科學社會主義外，社會上還充斥著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互助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泛勞動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伯恩施坦主義等思潮。在學習研究和比較鑒別的過程中，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一批先進分子率先領悟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最早得出“走俄國人的路”這一結論。李大釗于1918年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三篇文章，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闡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性質和積極意義，并對世界歷史發展趨勢作出了正確研判。李大釗的觀點和他所運用的分析方法表明，中國人已經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問題。五四運動后，為了進一步系統研究和闡發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將自己負責編輯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編成“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發表了一組介紹“馬克思研究”“馬克思生平”和“馬克思學說”的文章，并在第六卷第五號和第六號上連續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這篇文章是中國人第一次完整介紹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階段斗爭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代表了當時中國先進分子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高水平。

在學習和傳播理論的過程中，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逐步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追隨者和實踐者。他們通過辦刊辦報、出書發文、辦學辦會、宣傳演講等形式積極推動進步青年和廣大工人階級等都來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們的信仰由此影響了一大批知識分子。1936年，毛澤東在和斯諾的談話中回憶了他和陳獨秀的第一次交往：“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1】

（三）赴歐洲勤工儉學青年在工讀運動中學習馬克思主義

十月革命后，青年人從“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中解放出來，學習和勞動的結合成為大勢所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開始興起。在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的發動下，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青年于1918年秋天來到北京。五四運動的爆發極大地推動了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大量知識分子抱著去歐洲文明中心尋找救國之路的愿望，紛紛赴法“工讀”。

大多數學生是懷抱“實業救國”的理想去歐洲學習的，他們接觸了現代工業文明，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資本主義制度和文明的沖擊，并在資本家的工廠里親身感受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和剝削，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認為盡管法國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但它在本質上同中國社會一樣是腐朽的，只發展民族工業很難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不少留學生重新修訂學習計劃，在學習先進的工業生產、科技知識的同時，積極學習歐洲工人階級運動的實際經驗和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等。當時馬克思主義已在歐洲廣為傳播，一批進步的中國留學生通過艱苦學習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比如，周恩來于1920年11月赴法勤工儉學，在此之前他對馬克思主義已有了初步了解，旅歐期間進一步以審慎求真的態度“對于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12】，不僅研讀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閱讀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共產黨人》等，還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考察，最終通過深入的學習與思索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鄧小平于1920年10月赴法勤工儉學，他在趙世炎、周恩來等人影響下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法國生活的五年多時間里從一個愛國青年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還有一些中國留學生抱著學習“原汁原味”科學理論的決心，在歐洲系統研究“一手資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蔡和森。他搜集了“各種重要的小冊子約百種”【13】，“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14】，并于留法一年后致信毛澤東，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開展階級斗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等明確主張，并在對西歐各國和俄國共產黨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和具體的建黨步驟。

廣博的學習視野鍛造了中國留學生的科學素養、政治胸懷和世界眼光。他們吸取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思潮的合理因素，通過反復比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留學生始終主張理論學習與實踐的結合，比如李大釗提出，“采用一個人的學說，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差別”【15】；蔡和森認為，要“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精神來定出適合客觀情形的策略”【16】；任弼時提出，共產黨人“不應做一個不顧環境的模仿主義者”【17】，等等，都強調要結合中國實際、以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為目的開展學習。進步留學生回國后積極研究、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為黨的創建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五四運動后全國各地先進分子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

五四運動是我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深受十月革命影響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在這場空前規模的愛國群眾運動中，不僅“由散漫的抽象的而漸漸辦報紙、組織小團體”【18】，轉變為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力量，還走出書齋，將理論學習成果轉化為革命實踐，深入工人群眾作思想啟蒙工作，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從思想上、組織上促成了革命力量的聯合。

（一）眾多學習研究社會主義思想的學會紛紛成立

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全國各地紛紛發起學習新思潮的學術團體。1919年，僅登記在冊的北京的學術團體就有280多個。這些學術團體規模大小不一，持續時間不等，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著力于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和其他進步思潮的學會。比如，李大釗在北京發起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少年中國會、新聞學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毛澤東在湖南創立的新民學會，等等。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例，它是中國最早以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主旨的團體。我們現在能查到的關于學會成立的正式文件是1921年11月17日刊登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的《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啟事》，其中寫道，“上年三月間便發起成立了一個研究會”【19】，因此通常認為李大釗是在1920年發起成立該學會的。但據朱務善等人回憶，實際上早在1918學會就已經存在了，他回憶稱，“記得還在1918年，李大釗同志為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曾與當時北大教授高一涵等發起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20】。當時學會并沒有公開，其組織形式也是非正式的，一年多之后就以較為嚴格的組織形式開展活動了。學會設有“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剩余價值”“無產階級專政及馬克思預定共產主義完成的三個時期”“社會主義史”等研究小組，定期組織專題討論會、演講會等，從而開創了組織化研究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河。

五四時期的學會實踐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先驅最早的素質訓練，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鄧穎超、惲代英、蕭楚女、鄧中夏、方志敏等人都在各個學會中研究、宣傳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中經受歷練，提高了理論水平和組織能力。一些立志改造中國社會的進步青年通過積極參與學會活動，對社會主義思潮進行了認真學習、比較和鑒別，認清了科學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間的本質區別，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逐步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從中產生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作為時代的精英，對創建中國共產黨、推動社會現代化進程起了重要作用。

（二）各地在學習團體的基礎上成立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中國先進分子在研究與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必須建立一個像俄國一樣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李大釗和陳獨秀開始醞釀創建中國共產黨，并在各地學習團體中積極發展建黨骨干，開展建黨的籌備工作。1920年8月，在陳獨秀主持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成立，取名為“中國共產黨”，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1920年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北京大學李大釗的辦公室成立，取名為“共產黨小組”。隨后，全國各地紛紛在馬克思主義學習團體的基礎上建立黨的早期組織。比如1920年冬，毛澤東、何叔衡等人組織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秘密成立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春，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在濟南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基礎上組織成立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隨著各地黨的早期組織的成立，以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為宗旨的學會和各種學習組織不再各自為政，而是在統一領導下，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學習。比如武漢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出版機關刊物《武漢星期評論》；領導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指導團員和進步青年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組織婦女讀書會，使積極分子成為革命的骨干力量。廣州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出版機關報《廣東群報》，創辦《勞動與婦女》；開辦宣傳員養成所、注音字母教導團、俄語學校等。在黨的早期組織的領導部署下，中國共產黨有了最初意義上的黨內學習教育實踐。

（三）黨的早期組織選派留學生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十月革命后，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十分重視并積極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1921年5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創辦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學校設有國內班和外國班，其中外國班專門培養蘇聯東部地區民族干部和東方各國共產黨干部，內設中國班。

黨的早期組織開始從各個渠道選拔革命青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比如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外國語學社，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等一些黨的早期領導人都曾在外國語學社學習，他們除了學習必備的外語知識，還集中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教材主要有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1920年冬至1921年春，外國語學社將學員分三批送到東方大學學習。中國班開設的課程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國際工人運動史、俄國共產黨黨史、西方革命史等。當時蘇聯正處于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留學生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他們懷揣投身中國革命的崇高理想，克服一切困難積極學習。肖勁光在回憶錄中記載了當時的情況：我們“沒有什么革命的實踐，只有一股革命的熱情和尋求救國辦法的愿望。我們親眼看到十月革命后俄國的一切，感到什么都是好的，都很新奇，所以學校安排什么，我們就學什么，而且總想多學一點，回國后好用得上”【21】。

中國留學生剛到東方大學時俄文水平普遍較低，以北京《晨報》通訊員的身份前往俄國的瞿秋白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東方大學中國班教授俄文，并擔任其他課程的翻譯。瞿秋白自己也積極開展理論學習，同時大量考察俄國社會。他最早向中國人民報道了十月革命后蘇俄的真實情況，旗幟鮮明地提出，“全世界偉大的社會主義導師卡爾·馬克思在其關于社會革命的天才學說里給我們指出了創造人類的無產階級文化和文明的道路”【22】。以瞿秋白等為代表的赴俄革命者在扎實的理論學習和社會考察的基礎上，理性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為黨早期探尋中國革命理論和道路的優秀先行者。

（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組織工人學習馬克思主義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極大地提高了工人階級的愛國覺悟，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意識到，無產階級是最受剝削和壓迫、最有紀律、最有前途因而也是最革命的階級，只有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能把工人運動引向勝利。然而，工人階級還不具備自發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因此，從思想上啟發并團結工人階級成為籌備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第一步工作。

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深入工人群眾，使廣大工人盡可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質和真理力量。比如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爆發后，先后到碼頭、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勞動團體了解罷工的情況，為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作準備。1920年4月2日，陳獨秀在上海碼頭工人發起的“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上發表《勞動者底覺悟》的演說，號召工人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指出“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因為只有他們的力量才把社會撐住”【23】。李大釗組織北京的知識分子深入北京的人力車工人居住區等地開展大量調研工作，并與鄧中夏等人在長辛店創辦了勞動實習學校，為工人補習文化課，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各地黨的早期組織還紛紛創辦工人刊物，結合工人運動的具體實例，深入淺出地向工人介紹馬克思主義。比如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勞動界》、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勞動音》和《工人周刊》、廣州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勞動者》、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濟南勞動月刊》，等等。通過學習和實踐，工人群體中涌現出一大批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在干部條件上為黨的創建作了必要準備。

三、黨在創建初期對系統化開展理論學習進行了初步探索

黨在創建初期，絕大多數的黨員富有革命熱情，但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認識，特別是缺乏科學的學習方法。在此情況下，黨中央對開展理論學習的主要對象、學習的內容和形式等進行了探索，黨的學習初步呈現出系統化、規模化的特點，為黨不斷強化理論武裝提供了組織上和制度上的保障。

（一）把組織工人學習作為重要任務

黨成立之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組織的工作重點主要都是面向工業勞動者。為培養無產階級、壯大革命力量，黨以組織工人學習、向工人宣傳黨的理論為重要任務,并將有關規定寫入黨的正式文件。1921年7月23日，黨的一大通過了《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其中對黨成立后如何組織工人學習作了明確要求。一是提出創辦工人學校是每個產業部門必須完成的任務，工人是否參加有組織的學習直接決定了工會的組織程度；二是要求工人學習的課程要符合統一和規范的原則，以促進工人形成高度統一的認識，達到團結的目的；三是規定工人學校的管理者只能是工人；四是提出工人學校是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24】《決議》還規定了擁有會員200人以上的產業部門都要成立工會，并將此作為組織工人學習的重要機構。黨的二大通過了《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決議案》，進一步強調工會有組織工人學習的責任，以及工人學習的目的等，指出“工會自身一定要是一個很好的學校，它應當花許多時候努力去教育工會會員，用工會運動的實際經驗做課程，為的是要發展工人們的階級自覺”【25】。 

除了明確提出工人如何開展學習，黨還對自身如何向工人學習作了規定。黨的二大通過《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指出 “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我們既然不是講學的知識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們便不必到大學校、到研究會、到圖書館去，我們既然是為無產階級奮斗的政黨，我們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26】，明確提出學習不是空想、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結合實際。

（二）統一出版黨員學習材料

黨成立之前，各種學習材料的出版缺乏統一的指導和監督機構，黨成立后規定不得擅自出版各種學習資料。《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明確規定：“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任何出版物，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27】

1923年11月黨的三屆一中全會通過的《教育宣傳問題決議案》（以下簡稱《決議案》）是黨在創建初期最集中、最全面的一份關于黨開展學習的文件。其中提倡在理論學習時開展討論會和講演會，并對學習和研討材料進行詳細說明，指出以《前鋒》或《向導》為材料討論政治問題，以《工人周刊》等為材料討論國內勞動運動及現實的勞動生活，以《中國青年》等為材料討論青年問題等，并提出要學習社會科學的講義和譯著。《決議案》還對學習目的、學習內容等作了規定，指出要通過學習具備“健全的唯物主義的宇宙觀及社會觀及‘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學習內容要以黨的基本路線、政策、方針為主，同時還提出要反對一切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不同的主義和觀點，要與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觀點作斗爭。【28】

由于建黨之初黨的力量有限，黨中央不能發行許多刊物，只能集中力量辦好幾份刊物。黨的四大對當時的黨刊黨報進行了總結，主要有《向導》《中國共產黨黨報》《新青年》和《中國工人》。《向導》是黨創辦的第一個公開發行的中央機關報，以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評論國內外時政為主要內容；《中國共產黨黨報》是“我們現時秘密組織用以教育黨員的最重要機關”【29】 ；《新青年》是黨的理論性機關刊物，主要介紹馬列主義著作和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經驗；《中國工人》是介紹各地工農狀況的唯一機關。黨中央還十分重視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從黨成立到大革命失敗這段時期，黨的出版機構先后秘密地出版了《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30】，為中國共產黨人學習并掌握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必要條件。

（三）建立干部培訓學校

為推進黨的學習向規模化、正規化發展，黨成立后創辦了第一所干部學校——湖南自修大學。該校于1921年8月，由毛澤東、何叔衡和船山學社社長賀民范創辦，建校目的是使學員獲得從事革命活動的知識和本領，具有向上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成為能夠改造社會的革命干部。自修大學采取自學和共同討論結合的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并以“函授指導”和“特別講座”的形式邀請國內外學者集中授課。為促進學術研究，學校組織了“哲學研究會”“心理學研究會”“經濟學研究會”等，還設有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其中收藏有《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923年4月，湖南自修大學創辦校刊《新時代》，共出四期，其中刊登了許多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文章，包括毛澤東的《外力、軍閥和革命》、李達的《何謂帝國主義》等，這份刊物成為學員重要的學習資料。湖南自修大學作為黨在創建初期集中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教育和革命活動的一個陣地，是黨成立后對干部培養模式的第一次成功探索。

為加強建黨之初的黨內學習教育，1923年11月黨的三屆一中全會提出“急于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才”【31】。為此，我們黨成立了兩所最早的黨校———安源黨校、北京黨校。以安源黨校為例，它是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后，黨中央為組織大批新發展的黨員學習而創辦的。在此之前，許多安源的黨員已經參加過安源黨組織創辦的工人補習學校、工人子弟學校、工人讀書社、工人師范學校的學習，但他們沒有進行過系統的政治理論學習，黨員中還存在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成為現實需要。安源黨校的授課老師有中央從湖南、湖北等地調來的黨員干部，也有一批從蘇聯留學歸國的黨員干部，包括劉少奇、陳潭秋、汪澤楷、任岳、袁達時、胡士廉、肖勁光等人。在簡陋的辦學條件和復雜的政治環境下，安源黨校因地制宜地開展工作。教職員工自印教材、發送進步書報、組織宣傳演講。學習內容以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方針政策、當前的政治形勢、工人運動的有關知識為主。學習教材主要包括黨的重要文件，瞿秋白和王一飛合譯的《政治經濟淺說》《政治常識》，以及安源黨、團委自編的《社會發展史》等。1925年9月21日，安源黨校受北洋軍閥查封被迫停辦。此后，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地相繼建立黨校，黨員的組織力和戰斗力在學習中不斷壯大。

四、結語

概括來說，黨在創建時期依靠學習完成了三大任務：一是建立信仰，這一過程主要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和五四運動爆發，即國際和國內兩件重大歷史事件的推動下完成的，中國早期先進分子從比較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初步了解馬克思主義、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到結合斗爭實踐，最終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二是建立組織，這一過程與五四運動爆發后全國各地興起的空前的群眾愛國運動密不可分，一批先進分子在理論探索與實際斗爭的錘煉中迅速成長起來，成為重要的革命力量，他們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習團體的基礎上發起成立了黨的早期組織，還積極促成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基礎。三是開展系統化理論學習，這一任務是由黨在創建初期面臨的復雜的斗爭形勢，以及黨員理論知識普遍欠缺等情況決定的，黨中央通過一系列在學習制度、方式等方面的探索，初步找到了一條凝聚人心、統一思想的有效路徑。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早期學習史鑄就了黨百年光輝歷程的偉大起點，這段歷程既充分反映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立者經過親身實踐、審慎思考、反復推求，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程【32】，又深刻彰顯了中國先進分子和革命先驅對真理的孜孜探尋和不懈追求，體現了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概括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建黨精神的重要內容——“堅持真理、堅守理想”。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仍然是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仍然需要繼續把握好善于學習、重視學習這條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成功經驗。黨員干部應以當前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四史”學習等為契機，從源頭上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的領悟，不斷深化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認識，以強大的思想武器抵御一切風險、迎戰各種考驗，堅信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會依靠學習走向未來。

參考文獻：

【1】參見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頁。

【2】曲青山：《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與歷史主動》，載《光明日報》2021年6月10日。

【3】[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等譯，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37頁。

【4】汪信硯主編：《李達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頁。

【5】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5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頁。

【6】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76）》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頁。

【7】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年10月—1924年6月）》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頁。

【8】《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頁。

【9】參見陳獨秀：《陳獨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頁。

【10】 潘公展:《近代社會主義及其批評》，載《東方雜志》1921年第18卷第4號。

【11】[美]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3頁。

【1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頁。

【13】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頁。

【14】同上書，第50頁。

【15】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頁。

【1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7頁。

【17】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頁。

【18】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冊，第791頁。

【19】《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啟事》，載《北京大學日刊》1921年11月17日。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第2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頁。

【21】肖勁光：《肖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頁。

【2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頁。

【23】陳獨秀：《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頁。

【24】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頁。

【25】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79頁。

【26】同上書，第90頁。

【27】同上書，第6——7頁。

【28】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354頁。

【29】同上書，第377頁。

【30】參見中央編譯局《馬列主義研究資料》編輯部編：《馬列主義研究資料》第2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頁。

【31】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頁。

【32】參見中央宣傳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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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研究員）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