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善于總結自身歷史經驗、把握發展規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一百年，作出了三個有關歷史的決議，體現了高度的歷史自覺和政治自信，這在世界上的政黨中，幾乎是看不到的。這是中國共產黨經歷百年風雨、一路前行、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的內在優勢。

一、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歷史決議的重大意義

第一，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作歷史決議？

根本目的是以史為鑒、開創未來。每個歷史決議作出來之后，黨的主要領導人都會提醒人們注意怎樣以歷史來鏡鑒未來。這當中，他們經常強調兩點。

一是要讓黨更緊密地團結統一。70多年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后，毛澤東發出號召：“一切同志，要在這個歷史決議案下團結起來，像決議案上說的團結得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新的歷史決議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次全會《決議》特別強調了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性，就是要求全黨堅定不移向黨中央看齊，在黨的旗幟下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步調一致向前進。”“和睦的家庭”“堅硬的鋼鐵”這兩個比喻，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應有的政治氣象，這就是作歷史決議的重要目的。

二是要讓黨更成功地走向未來。還是引毛澤東和習近平的話來表達這個意思。毛澤東說：“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習近平說：“從黨的百年奮斗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么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把事情辦得更好”“繼續成功”，就是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意思。

我們常說：“讓歷史告訴未來。”黨的歷史憑什么能夠告訴未來？憑它創造的重大成就鼓舞人，憑它升華的思想理論引導人，憑它孕育的精神譜系感染人，憑它積累的寶貴經驗教育人，憑它沉淀的歷史規律啟迪人。中國共產黨作的歷史決議，有成就的描述、理論的提煉、精神的挖掘、經驗和教訓的總結、規律的揭示，因而能夠發揮讓歷史告訴未來的重大作用。

第二，黨的歷史決議是代表全黨意志作出的歷史性、戰略性決策，由此決定了它的重大意義。

黨作歷史決議，是非常鄭重而審慎的政治大事。決議是在深入學習研究黨的歷史的基礎上作出來的，但它不是一般的黨史研究成果，是集中全黨智慧、凝聚廣泛共識進而指導黨的政治生活、發揮長遠作用的思想理論成果，是反映黨的意志和愿望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

為了起草第一個歷史決議，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當時中央領導層的重要成員任弼時、張聞天、王稼祥等都參加具體起草工作。在留下的決議起草過程稿中，還有毛澤東七次修改的稿子。起草過程中，黨的領導層經常開展討論。齊聚延安準備參加七大的代表也多次參加討論，發表意見。所以，毛澤東在七大前的講話中說：“最近寫決議案，寫過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見，就寫不這樣完備。”新中國成立后編輯《毛澤東選集》，還將這個歷史決議作為附錄收入。

第二個決議是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的。他在各種場合，圍繞歷史決議的起草先后發表過17次談話，基本上都收入了《鄧小平文選》。提綱和草稿出來，鄧小平看后不太滿意，明確表示：如果關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寫不好，這個決議寧肯不作。為此，陳云建議，第一部分專門寫黨在新中國成立前28年的歷史。胡喬木建議，把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區分開來。這樣一來，再寫新中國成立后黨的歷史是非，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一下子就明確了。稿子出來后，還經歷了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第三個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習近平親自擔任起草組組長。他兩次主持召開文件起草組全體會議，對起草好決議提出明確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三次會議、中央政治局召開兩次會議審議決議稿。征求意見稿還下發黨內一定范圍征求意見。這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廣泛凝聚共識的過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于黨史的論述有很多。2021年2月，還結集出版了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作為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學習材料，這實際上也是為總結黨的歷史、統一思想而進行的一次廣泛的社會輿論準備和思想認識準備。特別是習近平在“七一”發表的《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其中的許多觀點和提法，都體現在了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當中。比如，黨的“四個偉大成就”“四個莊嚴宣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百年奮斗的歷史主題，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九個必須堅持”，等等。可以說，習近平關于黨的歷史的論述為起草新的決議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是起草決議的根本遵循。

第三，黨的歷史決議產生在“重大歷史關頭”，有“客觀需要”，由此昭示了它的重大意義。

第一個決議面臨的“重大歷史關頭”是：黨在整風運動中走向成熟，抗戰即將勝利，必須把黨團結起來，實現思想上的統一，為創造抗戰勝利后的新局面作準備。在當時，如果不把黨的歷史總結好，還會影響黨的七大的順利召開。為此，毛澤東改變原本準備在黨的七大上通過這個決議的安排，決定在六屆七中全會上討論通過這個決議。

第二個決議面臨的“重大歷史關頭”是：如果不處理好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是非，不實現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就很難順利前進。1981年通過決議，1982年順利召開黨的十二大，由此提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新任務。

第三個決議面臨的“重大歷史關頭”是：中國共產黨奮斗一百年了，怎樣看黨的成就和經驗，怎樣看我們走的道路，怎樣看中國共產黨，怎樣看馬克思主義，怎樣看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系，勢必要有科學的總結。特別是在黨和人民勝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在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時刻，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更是急迫的客觀需要。還有，怎樣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在新征程上如何提高全黨斗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戰能力，也需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通過歷史決議作出回答。

第四，黨的歷史決議的內容要旨是提煉好黨的現實成就和經驗，由此彰顯了它的重大意義。

黨作歷史決議，是為了更加清醒、更加堅定地辦好當前的事情，走好正在走的道路，更有信心、更加從容地開創未來。因此，決議的要旨是要把黨的現實成就和新鮮經驗科學地提煉出來。

于是，第一個決議就多次出現這樣幾句話：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

第二個決議，有兩個部分專門談現實成就和經驗。一個部分是“歷史的偉大轉折”，對1976年到1981年的五年歷史，總結了六個方面的工作成就。再一個部分是“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明確講，“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同時還從十個方面總結了這條道路的經驗，以及當前和未來的努力方向及工作重點。后來作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情依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就是在這個決議中首次提出來的。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黨的實踐和理論都出現了新的飛躍。特別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了習近平同志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黨的十九大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因此，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重點是總結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和積累的新鮮經驗；從13個方面概括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原創性思想、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標志性成果；尤其突出的是，彰顯了“兩個確立”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決定性意義。

為此，黨中央對第三個歷史決議的定位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牢記初心使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是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可見其意義重大。

二、深刻體會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和重大成就

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事實上把黨的歷史劃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時期。

這四個時期的劃分依據是：中國共產黨人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每一代共產黨人、每個奮斗階段，面臨的主要任務不同，要回答的時代課題不同，要解決的社會主要矛盾也有不同，甚至奮斗路上主體風采也不完全一樣。

比如，在決議里面，關于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來團結帶領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風貌，新民主主義革命突出的是“浴血奮戰、百折不撓”，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突出的是“自力更生、發憤圖強”，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突出的是“解放思想、銳意進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突出的是“自信自強、守正創新”。

四個時期創造的偉大成就，呈現為逐步遞進、累積飛躍的關系。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要旨在于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這里說的“根本社會條件”，主要指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必須要擁有獨立自主掌握自己命運這個前提。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要旨在于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里突出的是“社會主義”，說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里說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也讓人想起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來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四項基本原則”。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要旨在于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這就說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指引中國發展繁榮的正確道路，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

在這里，“大踏步趕上時代”這個論斷，背后的歷史敘述是：18世紀中后期開始的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產生了英國、法國這樣的世界強國；19世紀中后期開始的以電氣化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又造就了德國、美國以及日本這樣的世界強國。這些國家站在了時代潮頭。奧匈帝國以及中國的大清王朝，還有曾在大航海時代領跑的西班牙、葡萄牙，都因為沒有趕上這兩次工業革命而掉下隊來，落在了時代后面。這當中，尤以中國的落差感受最為強烈。在經歷落后于時代就要挨打挨餓挨罵的慘痛教訓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引領下，中國終于迎頭趕上了20世紀中后期開始的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由此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就叫“大踏步趕上時代”。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要旨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如期實現，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機活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值得注意的是，這里專門強調了“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它主要體現在精神文化上的自信自強、守正創新上面，體現為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體現為全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極大提升，體現為“四個自信”明顯增強。在今天，為什么要突出強調“更加主動的精神力量”，是一篇大文章。

這四個偉大成就，每一個背后都是一次歷史性的實踐飛躍。而每一個飛躍，都是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歷史主題貫穿起來的。這是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在如何總結黨的百年成就這個問題上，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一個著眼點。

決議從五個方面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意義，這就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開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鍛造了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這個概括，全面、深刻、系統闡述了黨對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對馬克思主義、對人類進步事業、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所作的歷史性貢獻。這五個歷史意義，也是對黨的百年奮斗歷史成就所作的橫向高度凝練。

這當中，“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很突出的一個內涵，是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并且創造了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其背后的邏輯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破解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比如，我們的現代化，不是走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老路，不是走西方兩極分化的老路，不是走西方物質主義膨脹的老路，不是走西方對外擴張掠奪的老路。中國追求的是14億人口最大規模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現代化，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這些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和新的文明形態的探索，提供了中國經驗、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國通過改變自身的努力，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所謂影響，就包括促進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三、深刻領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飛躍”

我們黨是高度重視理論指導的政黨。我們說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很關鍵的一招，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行，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行。同時說明，中國共產黨擁有天然的、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擁有非凡的理論創新自覺和理論創新能力。

決議指出，一百年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實現了理論創新上的飛躍。

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創立，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獲得發展。接下來，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新時期，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所實現的“新飛躍”。十三大報告談到有兩次“理論飛躍”，但沒有提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十四大明確提出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為指導理論。十五大簡稱為“鄧小平理論”，明確講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飛躍的理論成果”。此后，我們黨相繼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寫進黨章，作為行動指南，和鄧小平理論一起，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接下來，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實現的“新的飛躍”。這個論斷，反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的實際情況，也說明我們黨的認識前進了，意義重大。

出現新的理論飛躍的依據，往往是理論創新需要回答的時代課題發生了變化。比如，是否可以這樣講，毛澤東思想需要回答的時代課題是：進行什么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什么樣的社會主義革命，怎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開展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建設，怎樣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需要回答的時代課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

新的決議把新時代理論創新面臨和需要回答的時代課題概括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三個時代課題是有機統一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映的是中國全社會的共同理想，側重于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側重于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認識；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側重于對黨的執政規律的認識。

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更直接的依據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概括和闡述，是這次決議的一個突出亮點、一個重大貢獻。決議在黨的十九大報告“八個明確”的基礎上，用“十個明確”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作了進一步概括。決議從13個方面分領域總結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成就時，還重點概括了其中的原創性理念和思想。決議概括的十條歷史經驗，也反映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容。這些戰略思想和創新理念，以全新視野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決議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這段話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大定位。其中“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的定位，說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深植根于中華文化的沃土之中，深刻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典范。

明確我們黨百年奮斗、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在理論創新上的“飛躍”，說明只要我們勇于結合新的實踐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善于用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就一定能夠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展現出更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決議還明確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意義，這就是：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中國得到充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得到充分貫徹，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和時代性在中國得到充分彰顯。

四、深刻理解“堅持黨的領導”

新時代以來，在如何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這個問題上，積累了不少新的理論認識和新的實踐經驗。對此，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在第四部分“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第六部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第七部分“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中，都作了重要論述。

關于黨的領導，我們翻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上面就清楚寫道：“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名言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黨的領導是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習近平在新時代提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和最大政治優勢。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決議總結的歷史經驗，第一條就是堅持黨的領導。

一般說來，“黨的領導”是從中國共產黨和她引領的各項偉大事業之間的關系角度來定位的，更多體現黨和“社會革命”的關系。“黨的建設”主要指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等方面，更多體現黨的“自我革命”。但能不能夠堅持黨的領導，怎樣才能加強黨的領導，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歷史條件下，關鍵在于黨的自身建設。在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特別加了一項內容，叫政治建設。因此決議還強調，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

強調政治建設，自然是有針對性的。比如，黨內曾經“存在不少對堅持黨的領導認識模糊、行動乏力問題，存在不少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邊緣化問題，特別是對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執行不力”等等。從理論上講，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全黨共同的政治責任。因此，堅持黨的領導首先要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全黨服從中央。

基于這些認識上的深化，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突出強調堅持黨的領導，進而使之成為黨的建設的一個獨立范疇和一個專門的工作領域。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時，就已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專門一項內容獨立出來了。這次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談新時代13個領域的成就時，分設“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全面從嚴治黨”兩個方面，主要是突出新時代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兩個鮮明特點。

“黨的領導”的內涵是什么？主要是全黨必須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確保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這當中，有兩層意思很重要。其一，黨的領導必須是全面的。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要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健全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完善黨領導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武裝力量、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等制度，確保黨在各種組織中發揮領導作用。其二，黨的領導力必須是堅強的、有權威的，是集中和統一的，體現在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等各方面都要堅強。

怎樣才能落實和保證黨的全面和堅強領導？前提是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把黨自身建設好，黨的領導就會出問題，就不會堅強。關于黨的建設，這次決議提出了一個新的時代課題，這就是“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這里，“長期執政”主要體現的是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政黨”主要體現的是在黨的建設中如何彰顯黨的性質宗旨和思想政治品格。回答好這個時代課題，某種程度上就是要跳出“歷史周期率”。

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全會的第二次講話中，特地提到了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的“窯洞對”。他說：我們黨歷史這么長、規模這么大、執政這么久，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這里說的“接受人民監督”和“自我革命”兩個答案，表明要保證黨的堅強領導，必須要有內外兩種壓力、內外兩條途徑。

為了堅持和落實黨的全面和堅強領導，這次決議強調：“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怎樣理解這個“決定性意義”？全黨和中央有政治領導核心，全黨有成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指導，黨的領導才可能有力量，才能是堅強的。鄧小平1989年6月16日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

從歷史經驗看，在遵義會議以前，由于黨內沒有形成領導核心、缺少成熟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黨是不成熟的。遵義會議后逐步走向成熟，最終在1943年3月，中央正式決定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并且有最后決定之權。由此實至名歸，毛澤東的核心地位確立了。也是在這一年，黨內領導同志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并確認它為中國革命的指導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從那以后，黨領導的事業真是從勝利走向勝利。

改革開放初期，如果不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要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難以想象的。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時期，如果不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要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也是難以想象的。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如果沒有“兩個確立”，要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13個方面的偉大成就，是難以想象的。同樣，在新的“趕考”路上，要繼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也是難以想象的。所以說，“兩個確立”是以史為鑒、開創未來最根本的政治保證，也是黨未來經受各種風險挑戰考驗的堅強保證，更是始終保持全面的、堅強的黨的領導的根本保證。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