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100年的光輝歷程。這100年，是為推進民族復興偉業不懈接續奮斗的100年，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100年，也是不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100年。100年來，我們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管黨治黨經驗。總結和運用這些基本經驗，對于今天一以貫之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重要意義。

一、必須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黨的建設永恒課題

從辛亥革命之后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帶有政黨性質的團體有 300多個，但大多是曇花一現。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夠獨樹一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從成立時只有 50多名黨員，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擁有 9500多萬名黨員、領導著 14億多人口的大國、具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除了有先進的理論武裝外，還在于具有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的根本動力。

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基礎之上的。作為新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

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同時也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分析了中國社會狀況，提出“為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及貧苦農人群眾的利益而奮斗”，建成“大的群眾黨”，提出民主革命綱領，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正是由于牢記初心使命，黨才能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建設、改革的一個個偉大勝利。也正是由于牢記初心使命，黨才能目光遠大、無私無畏，勇于自我革命，不斷修正錯誤。延安時期，毛澤東曾說過：“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黨的百年歷史，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也曾歷經坎坷，出現過曲折失誤。正是堅守初心和使命，黨才能始終從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出發，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檢視自己，不掩飾缺點、不回避問題、不文過飾非，有缺點克服缺點，有問題解決問題，有錯誤承認并糾正錯誤，在不斷自我革命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著眼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出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永恒課題，作為全體黨員、干部的終身課題。

習近平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黨的初心和使命是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斗目標的集中體現，越是長期執政，越不能丟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色，越不能忘記黨的初心使命”。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先后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等，突出專項問題整治，真刀真槍解決了黨內存在的一些違背初心使命、動搖黨的根基、阻礙黨的事業的突出問題，攻克了長期存在的頑瘴痼疾，有效增強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歷史經驗表明，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中國共產黨作為百年大黨，要始終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不斷書寫中華民族千秋偉業，必須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黨的建設管黨治黨的永恒課題常抓不懈，激發不斷開拓前進的強大動力。

二、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推進管黨治黨必須堅持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原則，也是推進管黨治黨的重要內容和根本目的。管黨治黨目的是加強黨的領導，使黨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和黨組織內部一度存在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等偏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錯誤思想。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糾正了這些錯誤思想，確立了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強調“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對提高黨的戰斗力、推動革命事業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全面抗戰時期，由于長期游擊戰爭環境影響，一些黨員身上滋生個人主義、本位主義、英雄主義、獨立主義、分散主義等傾向，政治上自由行動，組織上自成一體，不尊重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妨礙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黨中央先后下發《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抗日根據地領導一元化的決定》等，從橫向（黨政軍民各組織相互關系）、縱向（上下級關系）兩個方面，著力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增強了黨的團結，保證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有力推動了根據地的鞏固和建設。

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以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健全黨委制為抓手和重點，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進一步克服了地方主義、游擊主義等傾向，使全黨思想意志行動更加統一，為奪取全國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1935年遵義會議之前，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集體，因此中國革命屢遭挫折甚至一度陷入絕境。遵義會議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逐步形成，這是我們黨領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取得最后勝利的重要原因，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的領導受到嚴重破壞，使黨和國家陷入混亂，但是“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改革開放后，黨強調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黨的領導定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將加強黨的領導定位為全面從嚴治黨的核心。習近平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健全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堅決扭轉一些領域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管黨治黨不力等狀況，保證黨的領導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使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彰顯。

習近平指出：“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黨和國家重大工作的全方位領導不斷加強，黨中央實行全面領導的體制機制不斷完善，請示報告制度不斷健全，全黨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不斷增強。特別是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的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歷史經驗表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沒有堅強領導核心，必然一事無成。管黨治黨首先要從政治上看，必須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更加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決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

三、必須堅持思想建黨、紀律強黨、制度治黨同向發力

“思想建黨、紀律強黨、制度治黨同向發力”，是我們黨管黨治黨的一條重要經驗。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921年 7月，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提出了四條綱領：“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聯合第三國際”等四條綱領。這表明，黨從成立伊始，就將馬克思主義奉為自己的“真經”，將共產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最高理想。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突出糾正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奠定了思想建黨原則。全面抗戰時期，我們黨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是從思想上鞏固黨的一大創造和一次成功實踐，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和統一。奪取全國政權后，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整風整黨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整黨，從“三講”教育活動到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從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黨史學習教育，黨內歷次教育活動，都是以思想教育打頭的。這表明，黨一貫注重從思想上將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

黨的一大明確了我們黨信仰的主義和秉持的綱領，但是只有主義和綱領還不夠。主義和綱領只是明確了方向，告訴大家朝哪個方向走。究竟如何走呢？是松松散散地各自走各自的，還是步調一致地共同向前？明確提出和初步解決這個問題，是在黨的二大上。1922年 7月，黨的二大將民主集中制確認為黨的組織原則，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還辟專章，對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等黨的紀律進行明確規定，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建黨原則。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提出、總結并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使紀律嚴明成為黨和紅軍的政治本色。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明確歸納并強調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強調“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保證了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突出抓紀律建設，強調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嚴明的紀律、優良的作風，使得黨和人民軍隊贏得了民心，取得了革命的全國性勝利。“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內一度紀律廢弛、優良作風遭到嚴重破壞。改革開放后，黨中央重新設立黨的紀律檢查機構，將維護黨的紀律、切實搞好黨風擺在突出位置來抓。針對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各行其是等各種不正之風，鄧小平指出：“有了理想，還要有紀律才能實現。”“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

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大國建設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現成經驗可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國共產黨百年管黨治黨的實踐中，碰到過許多黨的建設上的難題，黨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在制度層面不斷改革創新。

比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支部建在連上”就是加強軍隊黨的建設的一個重大改革創新。在此之前，黨在軍隊中的組織只到團一級，1927年 9月三灣改編時，毛澤東提出“支部建在連上”，黨的組織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這一重大創新，從組織上保證了黨對部隊的掌握和領導。毛澤東后來曾總結說，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時至今日，“支部建在連上”，仍然是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和制度。

再比如，世紀之交，針對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的實際，江澤民提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強調加強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的黨建工作，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等等。這些都是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管黨治黨的具體體現。除了改革創新，黨還不斷在建立長效制度和機制方面下功夫。

新中國成立后，黨在加強自身建設方面提出過很多正確主張和認識。比如，為了提高黨的執政水平，黨的八大提出將黨的全國的、省一級的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制；20世紀 60年代初，為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黨提出健全黨的生活、加強黨內監督，等等。這些好的思想、好的改革舉措，由于沒有形成制度，在實踐中沒有很好得到貫徹。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黨不斷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作出了《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制定出臺《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制度》等一系列法規文件，為管黨治黨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堅持“思想建黨、紀律強黨、制度治黨同向發力”。黨中央強調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要求全黨樹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堅定信念，不斷補鈣壯骨、固本培元，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自覺作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忠實實踐者；黨中央要求強化紀律約束，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用鐵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突出抓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探索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堅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漸，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讓黨員干部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使紀律真正成為管黨治黨的重要利器；黨中央提出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堅持實踐探索在前、總結提煉在后，將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總體部署，推進和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深化紀檢體制改革，推進巡視和派駐監督全覆蓋，及時將改革探索中的成果固化為黨內法規制度，扎緊制度的籠子，實現制度建設與時俱進。

歷史經驗表明，沒有“真經”指引，沒有理想信念，必然迷失方向；沒有紀律約束，必然一盤散沙；沒有制度保障，就沒有長治久安。管黨治黨必須堅持自律與他律、高標準與守底線相結合，必須堅持改革創新和完善制度相貫通，堅持思想建黨、紀律強黨、制度治黨同向發力，不斷提高管黨治黨科學性和有效性。

四、必須堅持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統一

管黨治黨是一項系統工程，既要全面整體推進，又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實現重點突破。比如，全面抗戰爆發之時，黨的力量在全國范圍內很弱小，不適應急劇變化的形勢和開展抗日戰爭的需要。為此，黨中央著力打破關門主義傾向，把大量發展黨員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使黨的隊伍得到迅速發展，成為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全國性大黨。

到抗日戰爭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后，黨的組織已經有了大量發展，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又成為黨的建設中的主要問題。黨中央將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作為一項重要任務，著力加強馬列主義教育、階級教育和黨的教育，使黨員素質得到很大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得到很大增強。

新中國成立后，黨全面推進全國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在每一個時期都有每個時期的工作重點。比如，新中國成立初期，針對一些黨員干部身上滋生的居功自傲、貪圖享樂情緒，官僚主義、脫離群眾作風，黨中央開展整風整黨，以提高黨的純潔性和戰斗力；改革開放初期，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黨的優良傳統作風遭到嚴重破壞和侵蝕的情況，黨中央將健全黨規黨法、整頓黨的作風作為重要任務，以《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為主要內容，對黨員干部進行普遍的教育，黨內不正之風逐步得到扭轉；世紀之交，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中央明確將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大歷史性課題，并結合我國發展呈現的一系列階段性特征，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著力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推動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走向深入，等等。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方面不斷完善黨的建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另一方面，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突出矛盾，開創了管黨治黨新局面。比如，在黨的各項建設方面，突出政治建設的統領和根本性地位，突出思想建設的基礎性地位，全面加強紀律建設。再比如，在黨的政治建設方面，突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在黨的作風建設方面，聚焦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在反腐敗斗爭方面，突出強調對反腐倡廉、拒腐防變經常抓、長期抓，堅決查處不收斂不收手的腐敗分子，等等。

歷史經驗表明，管黨治黨必須堅持唯物辯證法，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堅持統籌兼顧，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同時，兼顧解決其他矛盾，在整體推進中重點突破，實現管黨治黨水平整體躍升。

五、必須堅持勇于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堅持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 100年來經過實踐積累得出的一條寶貴經驗。從嚴管黨治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品格、顯著優勢。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中，黨的早期組織成員就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修正主義等思潮進行了斗爭，進一步劃清了與各種錯誤思潮的界限，確立并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實際上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自我革命，為統一思想、在中國建立全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創造了重要條件。

1922年，黨的二大在首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的同時，通過了黨的歷史上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文件。其中，《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強調了兩個重要原則：一是黨的一切運動必須深入到廣大群眾中去；二是黨的內部必須有適應于革命的組織與訓練。《決議案》還指出：“凡一個革命的黨，若是缺少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與訓練，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夠有力量去做革命的運動。”這表明，黨從成立伊始，就在立志于推動社會革命的同時，致力于推動自我革命，并且將推動自我革命作為推動社會革命的前提和基礎。

在此后的奮斗歷程中，黨總是通過加強自身建設、進行自我革命，來引領社會革命、推動事業發展。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古田會議著力克服糾正黨內各種錯誤思想，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這一原則的貫徹執行，對于從思想上保證黨的先進性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把黨的建設作為一項“偉大的工程”來推進，為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障，黨的建設也由此成為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法寶。改革開放之后，黨持續推進自身建設，有力保證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明確提出“自我革命”這一命題，并進行一系列深刻闡述，全面回答了我們黨為什么要進行自我革命、為什么能進行自我革命、怎樣進行自我革命等重大問題。習近平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這種能力既是我們黨區別于世界上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也是我們黨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我們黨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是因為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勇于正視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發揚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全面從嚴治黨作為黨的建設的鮮明主題，堅持思想從嚴、執紀從嚴、治吏從嚴、作風從嚴、反腐從嚴，以頑強意志品質堅決清除影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消極因素，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煥發出新的強大生機活力。黨的偉大自我革命的卓著成效，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有力引領和推動了黨領導的偉大社會革命，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取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

黨的100年歷史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要繼續推進黨的偉大自我革命，一以貫之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把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場偉大社會革命進行好。

我們黨100年來管黨治黨經驗是一筆寶貴精神財富。在新征程上，要總結和運用好這些經驗，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繼續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確保黨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