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主題。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凝聚偉大建黨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探索貫穿于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各個時期的中國道路，在今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鍛造團結一致、同心同德的法寶；磨礪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本領。在這一光輝歷程中，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習近平總書記在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時莊嚴宣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這是對黨的百年征程的高度概括，也是對繼續開創美好未來的高度自信；是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進程的規律性揭示，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不斷開辟發展新境界的規律性揭示。深刻理解這個莊嚴宣告，對于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黨的百年歷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具有重要啟迪。

百年奮斗，為了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把民族復興作為矢志不渝的追求?這與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時代背景密切關聯。中國共產黨是在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時應運而生的。當時的中國，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落后的中國遭到列強環伺。梁啟超對此感觸很深，他說：“環顧宇內，就剩中國一塊大肥肉，自然遠客近鄰，都在那里打我們的主意。”如果中國還不能奮起自強，找到出路，亡國滅種的悲劇并非不可想象。

只有創造過輝煌的民族，才懂得復興的意義；只有經歷過苦難的民族，才對復興有如此深切的渴望。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無數仁人志士不甘國家沉淪、人民受難，不斷探索，為找到民族復興的出路進行各種嘗試。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發起了“戊戌變法”，試圖在“君主立憲”的旗幟下變法圖強，結果只持續了103天就黯然收場。宋教仁年輕時就決心“實行革命，推翻專制皇帝，建立一個民眾當家作主之新國家”。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宋教仁希望按照西方的議會民主和多黨制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他以為只要通過公開的、光明正大的選舉，取得議會的多數，建立強有力的責任內閣，“不五年間，當有可觀；十年以后，則國基確定，富強可期，東亞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體亦受利不淺也”。也許他對西方政治體制的追求是真誠的，但他不知道這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土壤的。1913年，宋教仁被暗殺于上海火車站，他的西方民主的夢想也隨之破滅。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從此開始，中華民族從迷茫走向覺醒，從沉淪走向奮起，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下，中國人民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偉大成就。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奮斗，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開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鍛造了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能自信自豪地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百年奮斗，凝聚一種精神

這個精神，就是偉大建黨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解讀我們黨創造人間奇跡的“精神密碼”。偉大建黨精神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優良作風和偉大品格，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特質，回答的是“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我們如何走到今天，又如何走向未來”的根本性問題。

偉大建黨精神形成的時代背景是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任務，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實踐基礎是早期共產主義者的創黨活動，文化基礎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早期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以他們的人生經歷和選擇告訴我們為何要建立中國共產黨。李大釗是北京大學教授，以他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可以過上很多人羨慕的優裕生活。但他卻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讓人民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他組織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系統地介紹、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在他推動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也是受到他的影響和指引走上了共產主義道路。鄧中夏1920年從北大畢業，父親托人在北洋政府農商部給他找好了工作，他卻悄悄把聘書退了回去，父親問他原因，他回答：“我不要做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大眾的長工……開創一個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1921年他在《過洞庭》一詩里寫下了這樣的志向：“問將為何世，共產均貧富，慘淡經營之，我行適我素。”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偉大建黨精神，正是這種真理與理想的水乳交融，是共產黨人經受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

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是黨的精神譜系的開篇，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高度凝練。樹有根才能生發；水有源才能奔涌。在百年接續奮斗中，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鑄就了一系列偉大精神，比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紅旗渠精神、鐵人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擊“非典”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新時代北斗精神、偉大抗疫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等等。這一系列偉大精神，是偉大建黨精神這一“源頭”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活水”涌流，共同構筑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這個精神譜系的價值取向，突出體現在兩個方面，那就是如何處理“生與死”和“公與私”的關系。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我們看到的是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在公與私的考驗面前，我們看到的是公而忘私、以身許黨。為了民族復興大業，多少共產黨人以“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的豪情，無怨無悔地奉獻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為了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奮戰在脫貧攻堅第一線，1800多人犧牲在工作崗位上。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中，截至2020年6月，全國有3900多萬名黨員、干部戰斗在抗疫一線，有將近400名黨員、干部獻出了寶貴生命。

近代以來中國經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給人民帶來了物質生活的貧困和苦難，也給民族精神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造成了民族精神的迷茫與萎靡。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偉大建黨精神的形成與升華，使中國人民能夠以自覺、自信、自強的昂揚精神狀態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伴隨著“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飛躍，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也同樣煥然一新。這是我們立黨立國的安身之魂、立命之本，是我們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強大精神力量。

百年奮斗，探索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就是貫穿于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各個時期的中國道路，在今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中國共產黨成立前，有志之士曾經嘗試了許多條路，但一個都沒有成功。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道路問題上的爭論也是不絕如縷。對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就有紅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問；改革開放之初，也有老路、邪路和新路之爭。一百年來探索出的中國道路，是從各種各樣的道路競爭中大浪淘沙才脫穎而出的，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并不是有更好的道路我們不走。任何正確的發展道路都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和一個國家基本國情與人民期盼緊緊聯在一起的。中國革命為什么要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而不能走俄國式的中心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道路?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當時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國家，現代工業極為稀少，工人階級的力量極為弱小，而敵人的力量在大中城市極為強大。我們曾經發動了80多次以占領大中城市為目標的武裝起義，結果都失敗了。正是從這些失敗的教訓中，毛澤東最早認識到走“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而這條路是世界各國之前從來都沒有的，只能出現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

同樣的，中國的建設和發展為什么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是這個道理。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曾經最有影響的是蘇聯，東歐各國大體上模仿蘇聯，但也不完全一樣。北歐的一些國家，也自稱是福利社會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90多個民族獨立國家中，約有半數先后宣布實行社會主義或以社會主義為目標。我們一開始也是模仿蘇聯，但很快就發現這樣不行，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從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暴露出的問題中認識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提出要推動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其間我們黨經歷了很多曲折、很多挫折，終于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上明確得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結論。這個結論的立足點是對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如果不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過去40多年里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根本原因是找到并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不是從任何國家搬來的，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披荊斬棘自己探索出來的。

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無論別人怎樣評頭品足，我們都要有志不改、道不變的清醒和堅定。中國共產黨擁有百年奮斗實踐和70多年執政興國經驗，我們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歡迎一切有益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但我們絕不接受“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將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昂首闊步走下去，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百年奮斗，鍛造一件法寶

這件法寶，就是團結一致，同心同德。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奮斗的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

在中華文化傳統中，團結精神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在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史里，盡管也有過分裂、割據、內部對立的時期，但往往都比較短暫，難以持續，國家大一統、民族大團結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要方面。而且，每一次短暫的分裂、割據、對立，都會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苦難，也不斷教育和提醒中國人團結的重要性。近代中國為什么被列強欺壓凌辱?很重要的原因是內部四分五裂，互相掣肘，互相拆臺，甚至彼此爭斗不已。孫中山看到了這個問題，他說，“中國四萬萬之眾，等于一盤散沙”。但是他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他領導的國民黨內部本身就是派系林立，內斗嚴重，遑論凝聚全國全民。只有中國共產黨人才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讓中華民族前所未有地團結在一起、凝聚在一起，為共同的目標協力奮進。

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力量是很弱小的，它是如何一步步把人民的力量、民族的力量凝聚在自己的旗幟下呢?首先在于它自身是高度團結統一的，這是當時中國的其他黨派無法比擬的。這不是說共產黨內沒有叛徒，也出過不少。但是留下來的，哪怕內部有分歧，在面對敵人的時候，也能夠同仇敵愾。鄧中夏1920年參加李大釗組織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31年王明得到中央領導權后，鄧中夏被撤銷全部職務，備受委屈，但他不計個人得失、仍然勇敢地站在斗爭前列。1933年5月，鄧中夏被捕后，國民黨派人勸降說：“你是共產黨的老前輩，現在卻受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小輩欺壓，連我們都為你感到不平!”鄧中夏堅定回答：“就是把鄧中夏的骨頭燒成灰，鄧中夏還是共產黨員!”最后，他英勇就義。毛澤東曾深刻指出：“我們要有一個團結的隊伍去打倒我們的敵人，爭取勝利，而隊伍中間最主要的、起領導作用的，是我們的黨。”“只要共產黨團結，必然無堅不破。”黨的團結、黨和人民的團結，都有一個根本前提，那就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離開這個前提的團結都是不牢靠的。毛澤東曾以《西游記》為例闡發信仰與團結的關系：要看到他們有個堅強的信仰。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他們一起上西天去取經，雖然中途鬧了點不團結，但是經過互相幫助，團結起來，終于克服了艱難險阻，戰勝了妖魔鬼怪，到達了西天，取來了經，成了佛。

團結統一是黨的生命。團結是有核心的團結。沒有核心，沒有主心骨，沒有掌舵人，一個團體、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也難以真正團結起來，因此，每一個黨員都應當自覺地增強“四個意識”，自覺地做到“兩個維護”，自覺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從而在新的征程上廣泛凝聚共識、廣聚天下英才，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形成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生動局面，匯聚起實現民族復興的磅礴力量。

百年奮斗，磨礪一套本領

這套本領，就是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本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也是通過艱辛斗爭得來的。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全民族抗戰開始。但相當多的國民黨高官，對戰爭前景持“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周佛海甚至宣稱：中國現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確實，如果單看當時中日兩國的國力、軍力，日本占據絕對優勢。1937年，不到1億人口的日本工業總產值達60億美元，而超過4億人口的中國不足14億美元。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戰艦52422噸。而這些現代化武器裝備，中國的生產能力均為零。面對“亡國論”的陰影，是奮起抗爭，還是屈膝投降?中國共產黨人展現出堅定的斗志，并用這個斗志鼓舞起全國人民的必勝信念。1937年10月，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在延安采訪了毛澤東。毛澤東說：“我們將決不允許悲觀主義或失敗主義的情緒在中國滋長。我們將承認持久戰的事實，為了最后的勝利而堅持不懈地、無所畏懼地創造條件。”胡喬木曾回憶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20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毛主席很難下決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軍入朝作戰，一件就是1946年我們準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為什么難下決心?因為敵人特別強大，力量對比過于懸殊，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最終頂住各種壓力，敢于和占據優勢的敵人斗爭和較量，在重大歷史關口、重大歷史考驗面前展示了偉大的斗爭膽略和氣概。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敢于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壓倒，成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征程的亮麗標識。

敢于斗爭并不是盲目沖動、逞強比狠，而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需要高超的本領。斗爭本領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合理選擇斗爭方式、把握斗爭火候，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二是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斗爭策略。三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斗爭中爭取團結，在斗爭中謀求合作，在斗爭中爭取共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我們面臨的重大斗爭不會少，風險考驗只會越來越復雜，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而且這種斗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實現偉大夢想就要頑強拼搏、不懈奮斗。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我們要像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那樣，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始終居安思危，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把握新的偉大斗爭的歷史特點，抓住和用好歷史機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逢山開道、遇水架橋，勇于戰勝一切風險挑戰。

（作者簡介：王均偉，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2021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