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科學預見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出現。他們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時，闡明中國閉關自守狀態被打破后卷入世界歷史的發展中，正走向革命；有了1848年革命的斗爭實踐后，他們更堅定革命勝利的信心，預言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和“中華共和國”的前景；他們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斗爭，斷言世界將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馬克思、恩格斯的預見最終由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

關鍵詞：馬克思  恩格斯  中國  社會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科學預見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出現，甚至為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了靚麗的名字——‘中華共和國’。”【1】這里提到的預見，是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作出的，經過將近100年時間由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在建黨100周年之際，回顧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預見及其實現的進程，追尋偉人深遂的歷史視野，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和收獲。

一、運用唯物史觀，闡明中國閉關自守狀態被打破后卷入了世界歷史的發展中，正走向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1月31日完成的一篇評論中，作出了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的預言。從時間上看，那時的大清帝國至少表面上還國土廣袤、江山穩固；那時離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制度，尚有100年之遙。馬克思、恩格斯為什么能夠撥開歷史迷霧，作出準確的預見呢?那是由于他們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時，掌握并運用了唯物史觀的科學方法。

關于那個時候對唯物史觀的認識，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版序言中曾回顧說，他和馬克思在1845年前的幾年中就已經逐步接近了這個思想，到1845年春他在布魯塞爾再次見到馬克思時，馬克思的這個思想已經成熟，并且用明晰的語句向他說明了。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2】“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3】

對于此前把歷史發展歸于人類理性的發現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來說，唯物史觀具有革命性意義。恩格斯指出：“現在，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后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4】“在我看來這一思想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5】

掌握和運用唯物史觀，使得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運動的分析考察，遠遠超越了他們同時代的人們。

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1842年迫使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打破了封建王朝閉關自守的狀態，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陷入內憂外患的悲慘境地。而英國資產階級當時卻為開拓一片新的市場而歡欣鼓舞。恩格斯1843年到英國曼徹斯特的歐門—恩格斯公司實習經商，親身感受到了這種氛圍。他后來回憶那時的情形說道：“鴉片戰爭為英國商業打開了中國的門戶。新的市場，給予當時已經存在的蓬勃擴展，特別是棉紡織業的擴展以新的借口。‘我們怎么會有生產過多的時候呢?我們要為3億人提供衣服。’——當時曼徹斯特一位工廠主就是這樣對筆者說的。”【6】

在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用堅船利炮開拓中國市場，只是為更加劇烈的資本主義競爭拉開了序幕。1845年2月15日，他在德國埃爾伯費爾德的一次演說中指出：英國迫使中國開放港口以后，已經沒有了奪取新市場的可能性。他們只能加緊壓榨現有的市場，而且工業的擴展將來要緩慢得多，所以現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競爭者了。【7】“不用說，各國之間的競爭比個人之間的競爭要激烈得多，要尖銳得多，因為這是一個集中的、大規模的斗爭，這個斗爭只能以一方的決定性勝利和他方的決定性失敗而告終。因此，我們和英國人之間的這種斗爭，不管結果如何，既不會給我們的工業家，也不會給英國的工業家帶來好處，它只能引起社會革命，正如我剛才所證明的那樣。”【8】

恩格斯已經看到，西方列強的海外擴張其實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競爭的延伸，這種競爭加劇了社會矛盾，必定會引起社會革命。那夾在西方列強爭奪中的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又將有怎樣的命運呢?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觀對此進行了分析。

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這部闡述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理論、奠定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的重要著作，論證了物質生產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從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運動中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闡述了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根據唯物史觀，馬克思、恩格斯闡明了其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他們指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9】

他們舉例說明了這種基于生產方式而相互影響的世界歷史運動的現象。他們指出：“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并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么，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同樣，砂糖和咖啡是這樣來表明自己在19世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的：拿破侖的大陸體系所引起的這兩種產品的匱乏推動了德國人起來反抗拿破侖，從而就成為光榮的1813年解放戰爭的現實基礎。”【10】“由此可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穿、喝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11】可以看到，在這里，馬克思、恩格斯已經在運用唯物史觀，相互聯系地、整體地而不是孤立地考察分析中國歷史新的發展方向了。

1847年，恩格斯起草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草案《共產主義原理》時，更進一步明確指出，“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做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里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12】恩格斯進一步分析道：“如果現在英國或法國的工人獲得解放，這必然會引起其他一切國家的革命，這種革命遲早會使這些國家的工人也獲得解放。”【13】機器勞動使工業品的價格不斷降低，摧毀了舊的工場手工業或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工業，“把本國的工場手工業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幾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國家，例如印度，都已經進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國現在也正走向革命”【14】。

1847年11月9日至12月8日，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馬克思、恩格斯受委托起草綱領，這就是1848年2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第一次全面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內在矛盾；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規律。在這篇科學社會主義的宏文中，他們以寬廣的世界眼光和如炬的歷史眼光，預見了中國的歷史命運。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5】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人類社會開始由資本主義階段向更高級階段運動的時候，像中國這樣尚未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的國家，也將參與其中。“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于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它們更快地消失。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16】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為馬克思、恩格斯觀察思考中國的前途命運問題打下了理論基礎。隨后不久發生的1848年革命，則讓他們在考察中國問題時有了直接的革命斗爭經驗作基礎。

二、在1848年革命中獲得實踐經驗，堅定了革命勝利的信心，明確作出中國社會主義勝利和中華共和國誕生的預見

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預見，不僅基于科學的理論分析，更基于他們1848年革命的實踐經驗。

科學社會主義產生后不久，1848—1849年歐洲爆發了一場規模浩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其中以法國的“二月革命”“六月起義”影響最大。在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暫時聯合了無產階級革命群眾，使革命打上了無產階級的印記。在封建勢力反撲下，資產階級妥協退讓，使革命遭到殘酷鎮壓，工人運動陷入低潮，歐洲進入了黑暗的反動時期。

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了德國的革命，創辦了《新萊茵報》,恩格斯還直接參加了普法爾茨的武裝起義。革命失敗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英國倫敦，總結革命經驗，形成新認識，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

雖然1848年革命失敗了，但馬克思、恩格斯對革命的前景并不悲觀。馬克思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1、2期發表《1848年6月的失敗》和《從1848到1849》年，即《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長文的前兩個部分，開始對1848年革命進行總結。他認為：“在這些失敗中滅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余，是那些尚未發展到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社會關系的產物，即革命黨在二月革命以前沒有擺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觀念和方案，這些都不是二月勝利所能使它擺脫的，只有一連串的失敗才能使它擺脫。”“總之，革命的進展不是在它獲得的直接的悲喜劇式的勝利中，相反，是在產生一個聯合起來的、強大的反革命勢力的過程中，即在產生一個敵對勢力的過程中為自己開拓道路的，只是通過和這個敵對勢力的斗爭，主張變革的黨才走向成熟，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黨。”【17】“因此我們高呼：革命死了!——革命萬歲!”【18】

顯然，1848年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的發生絕不是無意義的。1848年革命的發生使無產階級的革命不再是幽靈般的存在，而是奪取政權的行動，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展現的力量是任何政治勢力都不能忽視的。無產階級在這場革命中獲得的經驗教訓將有力地指導新的革命斗爭。1848年革命的失敗絲毫沒有動搖馬克思、恩格斯對革命事業的信心。對于反對勢力的鎮壓和污蔑，馬克思、恩格斯輕蔑以對，抓住機會予以反擊。

就在這時，一位頗有影響的歐洲傳教士郭士立對中國出現的革命趨向和社會主義運動發表了污蔑性言論，這引起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

郭士立曾出版過許多關于中國的論著，是當時少有的對中國有深入了解的西方人士，馬克思、恩格斯在文中稱他是“著名的德國傳教士”。1849—1850年，郭士立回到歐洲，四處奔走演講，鼓動來華傳教。1849年12月，他在倫敦大學和一些協會進行了多場關于中國的演講，其中有許多涉及中國各地的暴動和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評論。如1850年1月9日柏林出版的半官方報紙《新普魯士報》就曾有相關報道，稱郭士立1849年12月在倫敦統計協會演講中說到中國的社會問題時提到：“伴隨這一運動的還有其他一些帶有明顯特征的現象，中國人對它也不陌生，在中國，到處都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宣傳：窮人日漸貧困，富人日漸富有……”【19】

如前所述，馬克思、恩格斯早已從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判斷，中國在被迫開放后將走向革命。他們對郭士立這位著名的德國傳教士在中國親身經歷的變化十分感興趣。這些變化，即郭士立向歐洲人士傳來的“有代表性的新鮮奇聞”是：本來，中國這個遙遠東方“國家的緩慢地但不斷地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狀況變得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難以忍受”【20】,而鴉片戰爭后，英國和美國用機器生產的廉價工業品充斥這個國家，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機器的競爭，“國家瀕于破產，大批居民落得一貧如洗，這些居民起而鬧事，遷怒于皇帝的官吏和佛教僧侶，打擊并殺戮他們”【21】。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面臨一場大規模革命的威脅，已經接近滅亡。

撼動那個帝國的是這樣一種主張：“在造反的平民當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貧窮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現象，要求重新分配財產，甚至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當郭士立先生離開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歐洲人中間來的時候，他聽到人們在談論社會主義，于是就問：這是什么意思?別人向他解釋以后，他便驚叫起來：‘這么說來，我豈不到哪兒也躲不開這個害人的學說了嗎?這正是中國許多暴民近來所宣傳的那一套啊!’【22】

在歐洲反動勢力加緊鎮壓工人運動的特殊時刻，郭士立攻擊社會主義是“害人的學說”,把反抗封建統治的中國民眾稱為“暴民”,以他的身份和獨特經歷，自然會造成不小的社會影響。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對這種攻擊展開了有力的回擊。

馬克思、恩格斯在寫于1850年1月31日的一篇時評中對郭士立的言論進行了評論。他們講道：“當然，中國社會主義之于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之于黑格爾哲學一樣。但是有一個事實畢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被英國資產者的印花布帶到了一場必將對文明產生極其重要結果的社會變革的前夕。當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會看見上面寫著：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23】這部分評論文字不長，但言簡意賅，主要表達了以下幾層意思：

一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會有中國的特色。中國的革命者要求消滅私有制，實行財富公平分配，但這些社會主義的要求又是植根于中國的具體國情，受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傳統影響，是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一個充滿危機的封建社會基礎上，疊加了資本主義商品帶來的沖擊而發生的，必然與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歐洲出現的社會主義有不一樣的特點，其間的區別“也許就像中國哲學之于黑格爾哲學一樣”。

二是中國的革命會受到世界歷史運動的影響。同傳統的閉關自守的農業社會發生的農民革命不同，引發中國革命的因素，不僅有封建剝削和壓迫，還有傳統手工業和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在機器競爭下的破產與凋敝，“國家瀕于破產，大批居民落得一貧如洗”,看似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已經面臨一場大規模革命的威脅”。因此，社會主義當然不是郭士立說的“害人的學說”,中國的革命者自然也不是所謂的“暴民”。革命和社會主義，是順應歷史的潮流。

三是社會主義是世界的也是中國的必然前途。馬克思生動描繪了反動勢力將來在革命勝利后無處可逃的窘境，這是對極力鎮壓工人運動的歐洲反動勢力的蔑視，也是革命低潮下對繼續革命的堅定信念和對革命前途的無比信心。

正是基于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基于對革命事業的高度自信，馬克思、恩格斯回擊了對社會主義事業的誣蔑，對中國社會主義前景作出了明確預見。在這個預見中，我們明顯看到了1848年革命的印記。

馬克思、恩格斯預想，將來革命勝利后，即使歐洲反動勢力逃到中國，也只能在萬里長城上看到法國“二月革命”中工人階級的口號。這是對資產階級的辛辣諷刺，也是對中國革命勝利的展望。馬克思在《1848年的六月失敗》中回顧道：二月革命中巴黎無產階級要求臨時政府兩小時內宣布成立共和國，“兩小時的期限未滿，巴黎的各處墻壁上就已出現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奪目的大字：法蘭西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24】然而對資產階級來說，這只是裝點門面。“以普選權為基礎的共和國一宣告成立，那些驅使資產階級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動機就無人記起了。”【25】而到了6月無產階級遭到鎮壓，資產階級共和國現出了原形，就是要使資本的統治和對勞動的奴役永世長存。馬克思憤怒地指出：“博愛，一方剝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對立的階級之間的那種博愛；博愛，在2月間宣告的、用大號字母寫在巴黎的正面墻上、寫在每所監獄上面、寫在每所營房上面的那種博愛，用真實的、不加粉飾的、平鋪直敘的話來表達，就是內戰，就是最可怕的國內戰爭——勞動與資本間的戰爭。在6月25日晚間，當資產階級的巴黎張燈結彩，而無產階級的巴黎在燃燒、在流血、在呻吟的時候，這個博愛便在巴黎所有窗戶前面燒毀了。博愛存在的那段時間正好是資產階級利益和無產階級利益友愛共處的時候。”【26】因此，馬克思強調：“原先無產階級想要強迫二月共和國予以滿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實質上瑣碎的、甚至還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要求，就由一個大膽的革命戰斗口號取而代之，這個口號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27】

正是基于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馬克思、恩格斯在這篇評論中自信地預見，在這場歐洲和中國都置身其中的世界歷史的運動中，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封建帝國必將為一場社會改革所摧毀，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必將取得勝利，中國的前途是社會主義的“中華共和國”。

三、關注舊中國危機的一步步加深和新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日益迫切，同情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斗爭，斷言世界將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預見，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運用和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達了馬克思、恩格斯對中華民族寄予的殷切期望。

此后，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演進，給予了更多的關注。特別是1853—1862年，馬克思應約擔任美國進步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駐倫敦通訊員，他和恩格斯在該報發表了大量的時評和政論，其中有關中國的就有17篇。他還在奧地利維也納出版的《新聞報》上發表了一篇《中國記事》。在他們撰寫的大量書信和著作中，也有大量關于中國的論述和分析評論。這些分析評論揭露和譴責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熱情支持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正義斗爭，在分析中國近代社會發展變化的基礎上展望了新的中國的出現。特別是對集中體現舊中國社會危機、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中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如太平天國革命、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進行了深刻分析。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太平天國運動進一步暴露了封建統治的危機，反映了中國人民的覺醒。1853年6月，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對太平天國運動的起因進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經延續了約十年之久，現在匯合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么，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發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系。”【28】“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29】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統治權。馬克思感嘆道：“歷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30】

太平天國革命最終走向失敗，馬克思分析其原因，指出這場由西方列強入侵而催生的革命，卻未有反映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變化的革命綱領，未能擺脫農民戰爭改朝換代的歷史局限。他分析道：天平天國革命“這種現象本身并不含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因為在東方各國我們總是看到，社會基礎停滯不動，而奪得政治上層建筑的人物和種族卻不斷更迭”。“運動發生的直接原因顯然是：歐洲人的干涉、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所引起的現存政權的動搖、白銀的外流、外貨輸入對經濟平衡的破壞，等等。我曾感到很奇怪，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其實，在這次中國革命中奇異的只是它的體現者。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不知道自己負有什么使命。”“它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31】

第二次鴉片戰爭進一步把中國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英法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馬克思譴責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海盜式侵略，對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斗爭深表同情和支持。

馬克思指出，舊中國已經古老衰朽，任人宰割。“搖搖欲墜的亞洲帝國正在一個一個地成為野心勃勃的歐洲人的獵獲物。這里又有一個這樣的帝國，它很虛弱，很衰敗，甚至沒有力量經受人民革命的危機，而是把一場轟轟烈烈的起義都變成了看來無法醫治的慢性病；它很腐敗，無論是控制自己的人民，還是抵抗外國的侵略，一概無能為力。”“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32】

而西方列強的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卻被他們掩藏起來。馬克思揭露道：“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經常賄賂下級官吏而使中國政府失去在商品進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對那些被賣到秘魯沿岸去當不如牛馬的奴隸、被賣到古巴去當契約奴隸的受騙契約華工橫施暴行‘以至殺害’的情形，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國人的情形以及這些外國人帶到各通商口岸去的傷風敗俗的弊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33】而在戰爭中人民遭受的苦難更加深重。

民族苦難讓中國人民日益覺醒。馬克思指出，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人民對戰爭和暴力平靜、屈從，但是現在，至少在迄今斗爭所及的南方各省，民眾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斗爭。“壓抑著的、鴉片戰爭時燃起的仇英火種，爆發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撲滅的憤怒烈火。”【34】

馬克思高度肯定中國人民覺醒的意義。他認為：“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中國的南方人在反對外國人的斗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本身，似乎表明他們已覺悟到舊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35】

恩格斯認為，中日甲午戰爭給了舊中國致命一擊，加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的擴張。

西方列強順利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但對中國市場的占領和對舊的生產方式的摧毀卻并不順利。1858年9月，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的《英中條約》指出：“我們仔細考察了中國貿易的歷史以后感覺到，一般說來，人們過高地估計了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和支付能力。”【36】“在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為核心的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根本談不上大宗進口外國貨。”【37】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又進一步分析說：“因農業和手工制造業的直接結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節約和時間的節省，在這里對大工業產品進行了最頑強的抵抗；因為在大工業產品的價格中，會加進大工業產品到處都要經歷的流通過程的各種非生產費用。”【38】

中日甲午戰爭加速了舊的生產方式的解體。1894年9月，恩格斯在致勞拉·拉法格的信中分析說：“不管這次戰爭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點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國整個傳統的經濟體系將完全崩潰。在那里，同家庭工業結合在一起的過時的農業體系，是通過嚴格排斥一切對抗成分而人為地維持下來的。這種全盤排外的狀況，已由同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戰爭而部分地打破了；這種狀況將由目前這場同亞洲人、即中國人最鄰近的敵手的戰爭來結束。”【39】“在陸地和海上打了敗仗的中國人必定歐洲化，開放他們的港口以進行全面通商，建筑鐵路和工廠，從而把那種可養活億萬之眾的舊制度完全摧毀。過剩人口將急劇地、不斷地增長——被趕走的農民涌向沿海，到別的國家去謀生。”【40】

經過幾十年的觀察，馬克思、恩格斯已經看到，一方面，封建王朝的危機日益加深，舊中國加速走向衰朽；另一方面，人民日益覺醒，新生產方式的成長要求日益迫切，潛在的勞動后備軍極其龐大，革命條件正在成熟，不可避免。新的中國的前景、亞洲新紀元已經臨近了。

四、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的預見給我們的啟示

馬克思、恩格斯未能看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誕生。他們的預見，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變成了現實。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封建帝制在革命的炮火中轟然倒塌。資本主義在中國獲得很大發展，為新的社會革命準備了階級力量。1919年五四運動中，中國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了歷史舞臺。

中國人民苦苦探尋救亡圖存的出路，舊式的農民戰爭走到盡頭；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不觸動封建根基，屢屢碰壁；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也都紛紛破產。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中國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全新選擇。在這個歷史大潮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民族復興為使命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團結帶領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取得了革命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結合起來，實行改革開放，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實踐，使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新時代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歷史變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中國共產黨人用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個成就，把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的預見，變成美好現實。從這一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獲得很多啟示和收獲。

第一，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的預見的實現，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和真理性的充分驗證，展現了人類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然趨勢。我們要繼續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思想，全面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刻認識實現共產主義是由一個一個階段性目標逐步達成的歷史過程，堅守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

第二，堅定“四個自信”。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社會主義的預見在中國的實現，深刻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中國人民深深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三，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預見中國社會主義前景時就認識到，在資本主義向更高階段的社會運動中，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歷史和文化傳統，不同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必然具有不同于那些國家的特點。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在一個落后國家取得了革命勝利，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并使其不斷發展完善。我們要始終明確：“社會主義并沒有定于一尊、一成不變的套路，只有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求總結，才能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41】

第四，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預見到，中國這樣尚未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的國家，在打破閉關自守狀態后，可以在世界歷史的共同運動中實現跨越。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的今天，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腳步不會停滯。“從歷史的長鏡頭來看，中國發展是屬于全人類進步的偉大事業。中國將張開雙臂，為各國提供更多市場機遇、投資機遇、增長機遇，實現共同發展。”【42】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還不長。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領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帶領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不懈奮斗，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工業化發展歷程，推動我國快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現在，我們走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康莊大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1年第3期）

注釋

【1】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24—325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8卷第8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8卷第530頁。

【4】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頁。

【5】《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2009年版第458頁。

【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623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623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第540—541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168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第541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299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299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331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404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50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445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471頁。

【19】轉引自陳力丹《郭士立與馬克思、恩格斯》,載于《國際新聞界》1999年第1期。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77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77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77頁。

【23】《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頁。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86頁。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86頁。

【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102頁。

【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103—104頁。

【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779頁。

【2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780—781頁。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608頁。

【31】《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頁。

【32】《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頁。

【33】《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頁。

【34】《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頁。

【35】《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頁。

【3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813頁。

【37】《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9—80頁。

【38】《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頁。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第285頁。

【40】《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頁。

【41】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35頁。

【4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