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以開辟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巨大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成功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新事業。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深刻總結了我們黨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認真學習領會這方面內容，對于我們進一步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續寫好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篇大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取得的根本成就

我們黨百年奮斗積累了極其豐富寶貴的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走自己的路。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強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毛澤東同志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在近代中國，為了改變中華民族悲慘屈辱的命運，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艱辛探索和頑強抗爭，諸多主義、主張和方案曾輪番登場，但都未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俄國十月革命后，中國先進分子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才找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回顧我們黨百年奮斗歷程，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使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

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成功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中國有不同于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于當年俄國的獨特國情，中國革命和建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不能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也不能教條式地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馬克思一再告誡人們，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的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各個國家由于實際情況存在差異，在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時候，需要從實際出發，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毛澤東同志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正是在這種結合中，我們黨成功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盡管同樣都是武裝奪取政權，但我們黨沒有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做法，而是從中國實際出發，采取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并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同志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真理力量和實踐力量，是在同各個國家具體的實踐相結合中發揮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發展又一次面臨向何處去的道路選擇。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鄧小平同志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緊緊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制定了到21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證明，我們黨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從新的實踐和時代特征出發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是完全成功的，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完全正確的！

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對中國基本國情、中國最大實際的深刻把握

能不能正確認識中國國情，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首要問題，也是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馬克思主義之箭，要射中中國革命和建設之的，離不開對中國實際的準確把握。毛澤東同志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過去，在革命和建設中之所以發生這樣那樣“左”的和右的偏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缺乏清醒準確的認識，脫離實際，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搞社會主義走了相當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一條最重要的原則：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的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我們黨花了很大功夫來認識中國國情。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時間。”大革命時期，為了弄清楚當時農民農村實際，毛澤東同志專門花了32天時間對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進行實地考察，深刻揭示了農民革命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為我們黨把廣大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依靠力量，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基礎。從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最大國情出發，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科學回答了在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根本遵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我們黨同樣把認識中國國情擺在突出重要位置。鄧小平同志指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和必須考慮的，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后來，我們黨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把對當代中國基本國情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和最大實際，要求我們必須牢牢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清醒認識和正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為我們更加自覺地從中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奠定了扎實可靠的基礎。

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一貫重視總結歷史經驗，這是我們黨百年奮斗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經驗。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我們黨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恩格斯指出：“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大革命失敗后，通過總結經驗教訓，我們黨開始懂得進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裝的深刻道理。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同志多次要求全黨學習黨史，認為研究黨的歷史，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工作，都是必要的。他在中央學習組作的《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中開門見山指出：“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自覺對黨的歷史進行系統總結，是從延安時期開始的。這反映了我們黨注重總結歷史經驗，把握運用規律，推動事業發展的歷史自覺和歷史主動。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制定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我們黨成立以后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深刻分析了“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嚴重危害，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所作的探索，充分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分清了是非，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增強了黨的團結統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我們黨成功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后制定的。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這樣的基礎是最可靠的。”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制定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解決了既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又根據新的實際和發展要求實行改革開放、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這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為中國向何處去指明了正確方向，為探索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重要條件。決議還從十個方面總結概括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已經逐步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的主要內容，初步回答了在中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問題。決議明確指出這條道路的主要點是從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中進行基本總結獲得的。這充分說明，我們黨總結過去，是為了更好地開辟未來，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來總結歷史，就能起到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作用。

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結果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我們黨探索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根本思想武器。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成功開辟，是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思想僵化，擺脫傳統觀念束縛，勇于探索創新的結果。

中國革命道路的成功開辟，是在同教條主義的斗爭中取得的。我們黨在幼年時期，曾飽嘗教條主義之苦，有過不少教訓。當時，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一度在黨內十分盛行，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影響。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重大歷史關頭，我們黨召開了遵義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階段。延安整風時期，我們黨在全黨范圍開展了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使全黨端正了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我們黨明確提出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口號，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鄭重地寫在黨的旗幟上，為黨的七大的召開和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面對過去一段時間“左”的思想的嚴重影響，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解放思想的問題，認為思想一僵化，不從實際出發的本本主義也就嚴重起來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他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著名講話中深刻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強調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鄧小平同志這篇講話，實際上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拉開了我們黨解放思想，走自己路的新的征程。為了進一步推動解放思想，鄧小平同志還領導和支持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強調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是思想路線問題，是政治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只有思想路線端正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才可能確立，改革開放才可能邁開步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沖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堅決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重新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從過去一度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黨內外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景象。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創造了良好條件。實踐證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凝結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是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前提，是我們黨永葆蓬勃生機的法寶。沒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我們黨就不可能在十年動亂結束不久作出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轉移的決策，開啟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沒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我們黨就不可能在實踐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成功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使當代中國又一次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接過歷史的接力棒，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勝利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只要我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學術和編審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