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16日，毛澤東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情況給中央的報告。

1927年4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的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30年5月，毛澤東著《尋烏調查》。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毛澤東一生極其重視調查研究工作，親自進行過許多次社會調查，留下許多調查報告和著作，形成了系統的調查研究理論，還多次倡導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認為“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是踐行和推動調查研究的光輝典范。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傳統和作風，正是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中，系統展示了毛澤東調查研究的系列文物，主要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調查工作》以及毛澤東修改的《關于調查工作》。

1926年下半年起，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勝利進軍，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起來。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遭到國民黨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紳的詆毀和破壞，也遭到黨內右傾錯誤路線的懷疑和責難。為了回擊和駁斥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責難，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澤東回到當時農民運動發展最為迅猛的湖南考察農民運動。在32天的時間里，實地考察了湘鄉、湘潭、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情況。每到一地，“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調查回來后，毛澤東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情況寫報告給中共中央，并著手撰寫考察報告。3月，毛澤東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報上發表。4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瞿秋白作序出版單行本。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展出的正是這個版本。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明確提出革命黨人要極端重視農民斗爭，要支持農民的革命舉動，特別指出貧農大群眾是革命的先鋒、中堅和元勛。肯定湖南農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動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報告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在革命時期農民的一些所謂“過分”舉動，正是革命的需要。報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認定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選擇提供了支撐，成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綱領性文獻。

大革命失敗后，在探索開辟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堅持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僅在實踐中首先把武裝斗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創造出堅持和發展農村根據地的系統經驗，而且從理論上初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了闡述。關于紅軍建設、根據地發展和土地革命的正確思想決策的形成，都是與他深入的調查工作分不開的。

1930年5月，紅四軍攻克尋烏縣城，并在這里停留了一個月的時間。毛澤東抓住這個機會，在中共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協助下，接連開了10多天座談會，進行社會調查。他希望通過對尋烏的調查，大致了解贛南、閩西的基本情況。深入調研取得豐碩成果，毛澤東寫出了5章39節長達8萬多字的調查報告《尋烏調查》。通過尋烏調查，毛澤東懂得了城市商業情況，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為制定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確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原則，提供了實際依據。

就在進行尋烏調查的同一個月，毛澤東根據尋烏調查以及多年調查研究的感受和經驗，寫出了《調查工作》。文章開門見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指出：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他生動地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文章批評黨內和紅軍中存在的從“本本”出發的教條主義思想，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也就是說：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毛澤東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

《調查工作》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思想，在黨內最早把“調查研究”提到貫徹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高度來認識，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

由于戰爭環境，《調查工作》文稿散失。直到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縣茶地公社（今茶地鄉）農民賴茂基將珍藏在居室泥墻中的《調查工作》石印本上交到當地政府，才使這篇重要的歷史文獻失而復得。1959年中央革命博物館（即后來的中國革命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從福建龍巖征集到這本小冊子。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展出的正是賴茂基珍藏的《調查工作》石印本。

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引導全黨搞好調查研究，毛澤東匯集保存的1927年至1934年期間進行農村調查的材料，編印了《農村調查》一書，其目的“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到1941年春這本書即將付印的時候，他在序言中特別強調：“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從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1956年春，為了準備召開黨的八大和迎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進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統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分別聽取國務院35個部委關于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的匯報，度過了緊張繁忙的43天。毛澤東經過充分細致的調查，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有全局性長遠性指導意義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

進入20世紀60年代，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出現了嚴重困難，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心認真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1月18日，毛澤東在主持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全體會議上講話，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正值此時，毛澤東看到自己寫的《調查工作》文章。3月11日，在廣州召開的南三區會議期間，毛澤東批示轉發這篇文章，并將文章的題目改為《關于調查工作》，他在批示中寫道:“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已經三十年不見了。1961年1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巖地委找到的。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展出了這份毛澤東修改批示的《關于調查工作》。

3月23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逐節介紹《關于調查工作》的主要內容，強調調查工作的重要性。他說：“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同日，在中共中央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中指出：《關于調查工作》“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1964年，在將《關于調查工作》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時，毛澤東將該文的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

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的經典著作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的珍貴文物，毛澤東的調查研究理論是黨的寶貴的思想財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中央八項規定第一條，就是要改進調查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展出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的著作，旨在引導廣大黨員干部重溫毛澤東的調查研究理論，堅持和弘揚黨的調查研究優良傳統，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推動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