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發表重要文章《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其中“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是非常重要的內容，這一重要文章釋放的強大政策信號，為我們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了更為精確的科學指引。

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已經成為社會熱點，對此的討論不乏真知灼見。當然，對錯誤認識也必須大力澄清并加以排除。自共同富裕思想形成以來，其各項舉措始終建立在依法合理的堅實基礎之上，以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為主要代表的分配調節手段，其目標都是實現保護合法收入和調節過高收入的高度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黨中央反復強調，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導致了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歷史教訓告訴我們，要使中國人民盡快從整體上擺脫貧窮，唯一的道路是打破平均主義的桎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依法合理的調節收入格局是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內容

隨著生產力問題的逐步解決，黨中央敏銳地覺察到，發展過程中需要注意避免出現兩極分化。1984年，鄧小平同志于當年11月9日會見意大利客人時首次使用共同富裕的概念：“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后帶動其他地區共同富裕。”他同時提出：經濟發展起來后，當一部分人很富的時候，國家有能力采取調節分配的措施。1985年3月7日，他進一步指出：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到1990年，他更加清晰地表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搞共同富裕。國內也好，地區也好，集體也好，就要調節分配，調節稅要管這個。

可見，通過所得稅、調節稅等現代財稅手段對收入分配格局進行依法合理的調節，在30年前就是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內容，并且進行了長時間的實踐。配合工資改革，1985年我國實行國營企業工資調節稅、國營企業獎金稅、集體企業獎金稅和事業單位獎金稅，采用超額累進稅率。1986年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暫行條例》，1987年新增個人收入調節稅，1988年又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1994年我國進行分稅制改革。

在構建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制度方面穩步前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黨中央把握發展階段變化，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依法合理調節收入格局，在構建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制度方面穩步前進。以關鍵的稅收調節手段為例，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加大稅收調節力度；2019年，《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強化稅收調節，完善直接稅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要求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和精準性，體現出非常鮮明的加強稅收調節、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指引。

習近平總書記在最新闡釋中進一步明確，“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的主要著眼點在于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資本性所得管理，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加大消費環節稅收調節力度，完善公益慈善事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等方面；“規范不合理收入”則在于加大對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管理，清理借改革之名變相增加高管收入等分配亂象。這是對收入分配格局進行依法合理調節、有效推進共同富裕的改革思路的顯著進展，是立足于現實和實踐，完全依據法律精神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充分體現保護合法收入和調節過高收入高度統一的科學戰略指引。

未來，一方面要切實保護公民合法收入，尤其是要保護合法致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改善營商環境，減輕稅費負擔，幫助中小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穩定經營、持續增收。與之相對的則是旗幟鮮明地反對非法收入，具體來說就是取締權錢交易，堅決打擊內幕交易、操縱股市、財務造假、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另一方面，進一步發揮各種調節手段的效用，繼續加大收入調節力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生產力問題得到初步解決的基礎上，我們更需要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依法合理有效地推進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早日實現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縮小到合理區間，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出堅實步伐。

作者：周錕（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