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進行的一次偉大而艱辛的探索。中國共產黨人忠實繼承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事業(y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今天，我們要深刻認識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不斷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

辛亥革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的發(fā)生，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矛盾激化和人民斗爭的必然結果。鴉片戰(zhàn)爭以后，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人民在民族屈辱和歷史沉淪中奮起抗爭。抗擊八國聯軍侵略的戰(zhàn)爭失敗后，西方列強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中華民族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中國歷史進入重大轉折時期，辛亥革命應時應勢爆發(fā)。

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重要里程碑。辛亥革命發(fā)生前，中國社會各階級和政治力量所進行的社會運動存在著一些共同缺陷，比如缺乏堅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和階級基礎，缺乏明確系統(tǒng)的指導思想和先進合理的制度建構等。因此，它們或者如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等，雖然持續(xù)多年但最終失敗，或者如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雖蓬勃興起但迅速走向敗亡，都沒有探索出解決中國前途命運問題的正確道路和領導力量。相比之下，辛亥革命是一場有主義指導、有政黨領導、有階級基礎、有制度建構的革命運動，它拉開了近代以來中國發(fā)生深刻社會變革的序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了道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孫中山先生在領導辛亥革命過程中進行了系統(tǒng)性的理論創(chuàng)造。辛亥革命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標志。經歷洋務運動以來幾十年的發(fā)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成為民主革命的重要階級基礎，迫切需要表達自己政治意志的思想主張和理論指導。孫中山先生高揚反對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斗爭旗幟，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同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及改良派思想等進行了激烈交鋒和論戰(zhàn)，系統(tǒng)闡述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成為指導辛亥革命的思想旗幟。三民主義的提出為辛亥革命提供了理論指導，也推動了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具有重要的思想創(chuàng)新意義。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舊的社會制度，創(chuàng)建了新的社會制度。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驅，痛感于清政府的腐敗和中華民族的危難，果斷告別漸進改良的方式，經過艱辛曲折的努力，終于以革命方式推翻了清王朝統(tǒng)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xù)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chuàng)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具有重要的道路探索意義。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華民國，以新的政治制度維護了社會變革成果，具有重要的制度變革和制度創(chuàng)新意義。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中華民國的建立廣泛影響了亞洲和世界各地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qū)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斗爭，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義。同時，孫中山先生領導創(chuàng)立的同盟會這一具有現代政黨意義的政治組織，為喚醒民族資產階級的斗爭精神，在一定時期內動員、組織和凝聚革命力量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具有重要的政治組織創(chuàng)新意義。

辛亥革命留下了寶貴精神遺產。辛亥革命廣泛傳播了民主共和理念，使民主共和精神深入人心，撼動了反動統(tǒng)治秩序的根基，促進了中華民族思想解放。在這場革命中接受精神洗禮的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順應時代進步潮流，繼續(xù)苦苦探尋救國救民道路。孫中山先生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率先呼喊出“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成為激勵中國人民推翻封建專制政權的精神動力，也激勵著一代代中國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勇前進。辛亥革命所弘揚的振興中華的愛國精神、不畏強權的革命精神、反對專制的民主精神、舍生忘我的犧牲精神、愈挫愈勇的奮斗精神、胸懷大局的協(xié)作精神等，都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由于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由于沒有找到解決中國前途命運問題的正確道路和領導力量，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各種反動勢力竊取，最終歸于失敗。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

指導思想方面，三民主義不是真正科學的理論。民族主義具有狹隘性，只反對封建專制統(tǒng)治而對帝國主義不加反對甚至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民權主義并不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由于不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民生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改良主義，其政治基礎和制度范式并不會有根本改變。總之，三民主義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的本質，沒有準確地把握當時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階段和主要矛盾，從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也就無法真正改變中國的命運。

階級基礎方面，作為辛亥革命領導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階級局限性。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面前，民族資產階級缺乏革命的堅定性，不能真正擔當起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辛亥革命沒有真正組織和動員廣大民眾，這使得辛亥革命從根本上缺乏堅實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

政治制度方面，中華民國是照搬歐美模式建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沒有很好地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封建主義的經濟、軍事、社會和文化基礎。同時，同盟會在組織和思想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例如，沒有明確的黨綱黨章，缺乏嚴密的政治紀律和組織原則，導致其在革命過程中就充滿著內部沖突，難以形成領導核心，更無法凝聚起廣大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因此，辛亥革命果實很快就遭到竊取，民主共和制度在帝制復辟和軍閥混戰(zhàn)下處于危機之中，中華民族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振興中華的夢想歸于支離破碎，中國人民又陷入彷徨之中。

中國共產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力量

受制于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特別是辛亥革命起落興衰的實踐證明，中國的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沒有科學思想的指引和先進政黨的領導，中國人民就難以擺脫精神上的被動，難以擺脫一盤散沙局面，從而也就難以上升為自覺的歷史主體，形成強大的歷史合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難以實現。辛亥革命110年來的歷史啟示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有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的堅強力量，這就是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百年來，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chuàng)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創(chuàng)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創(chuàng)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fā)展的物質條件；統(tǒng)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yè)、偉大夢想，創(chuàng)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yè)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人就接過歷史接力棒，確立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始終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懈奮斗。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決定了我們黨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終將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從而使我們黨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堅定擁護和信賴，能夠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忠實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驅的事業(yè)，使他們的夙愿一步步成為現實，而且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斷推向前進，不斷實現和發(fā)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創(chuàng)造了更為偉大的歷史功績。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才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唯一領導力量。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科學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開創(chuàng)、堅持、捍衛(wèi)、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辟唯一正確道路。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堅持打鐵必須自身硬，確保自身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力量。

以史為鑒、開創(chuàng)未來，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發(fā)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團結帶領各民主黨派和包括港澳臺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不斷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yè)推向前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