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政治上的主動是最有力的主動，政治上的被動是最危險的被動。”“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是黨的生命，也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創造世紀偉業的關鍵所在。”認真梳理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旗幟鮮明講政治的歷史邏輯，深刻把握旗幟鮮明講政治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從黨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進一步明確新征程上全黨同志旗幟鮮明講政治的實踐要求，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01

深刻認識“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推翻“三座大山”，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圍繞黨的政治建設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開創性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黨的一大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對黨的政治目的、政治任務以及政治紀律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黨的二大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了實現這個政治綱領，黨提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中，黨積極同黨內不講政治等錯誤思想開展有效斗爭。古田會議通過了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案，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遵義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長達4年的統治，“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整風運動使全黨從政治路線上分清是非，實現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

這一時期，黨非常注重加強紀律建設，以嚴明的紀律為旗幟鮮明講政治劃出了清晰底線。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嚴明黨紀軍紀逐步提出并踐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第一次完整提出“四個服從”的組織紀律，把反對宗派主義，加強黨的紀律建設作為延安整風重要內容，再到解放戰爭時期“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號召，無不體現著旗幟鮮明講政治的內在要求。這一時期，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02

深刻認識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科學論斷，進一步明確政治工作在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堅持和加強黨的統一領導。毛澤東同志指出：“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黨中央通過在政治機構內建立黨的系統的組織機構和頒布相關規定等形式來確保黨對政治及其工作的領導，同時還采取多種方式確保黨對共青團、工會以及民主黨派的領導。二是全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針對高饒事件，全黨開展了一場反分裂的政治斗爭。“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強調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要求全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要提高維護黨的團結的自覺性。”同時，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加強對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的監督，反對各種違法亂紀現象。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新黨章對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作出新規定，要求“黨必須采取有效的辦法發揚黨內民主”，同時強調“黨的民主原則不能離開黨的集中原則”。三是集中整頓黨風。1950年5月，黨中央發出《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次年三四月間，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決定對全黨的基層組織進行普遍整頓，增強了黨組織的純潔性。根據黨的八大精神，1957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希望通過整風，“達到這樣的目標：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旗幟鮮明講政治在實踐發展中也遭受了挫折。對此，黨和人民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政治斗爭，“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國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這一時期，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03

深刻認識“搞現代化建設，中心任務是發展經濟，但是必須有政治保證”，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黨確立了在改革開放中創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并明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隨著改革開放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幕拉開，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到什么時候都得講政治”，要求全黨從講政治的高度把握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深刻闡明在中國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教育全黨務必注意提高警惕，照顧大局，進一步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同時，在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中，堅持“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改革，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明確要搞的是經濟特區，“搞政治特區就不好了”。這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旗幟鮮明講政治的內涵和外延。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適應加強黨的建設的新要求，在全黨以整風精神深入開展“三講”教育，強調全黨必須堅持講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講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講實現、維護和發展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政治，切實把講政治的要求落實到推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體現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學習上，貫徹到黨內生活里去。廣大黨員干部面對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圖謀和“臺獨”勢力的惡劣行徑，始終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自覺從政治的高度來認識和把握自己從事的工作，加強學習和實踐。在國內外形勢十分復雜、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的嚴峻考驗面前，黨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建設，堅持講政治、顧大局、重團結、守紀律，強調要大力提高領導干部政治素質，通過學習堅定理想信念，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不斷提高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始終保持立場堅定、頭腦清醒。同時，嚴格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自覺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始終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切實保證政令暢通。面對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拉薩等地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全黨同志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立足歷史發展和國際局勢變化的大背景來分析和把握反分裂斗爭形勢，充分認識我們同境內外分裂勢力、敵對勢力的斗爭實質上“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國家安全的重大政治較量，是反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現實的具體的斗爭，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嚴肅政治斗爭”，堅定不移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切實保障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

這一時期，黨團結帶領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

04

深刻認識“從政治上建設黨是我們黨不斷發展壯大、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國內外形勢變化和我國各項事業發展要求，深入洞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新的戰略謀劃，確定了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治。”他以非凡理論勇氣、高超政治智慧、強烈使命擔當，站在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創造性提出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始終堅持把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系統回答了新時代領導干部為什么要講政治、講什么樣的政治、怎樣講政治等重大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為全黨旗幟鮮明講政治提供了根本遵循。

黨中央始終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先后組織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等，取得顯著效果。同時，把加強紀律建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制定出臺一系列黨內法規制度，從而為黨旗幟鮮明講政治，經受住國際國內重重考驗，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提供了保障。通過一系列舉措，黨員領導干部政治覺悟和政治能力進一步提高，在把握方向、把握大勢、把握全局上更加得心應手，在辨別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駕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風險上更加駕輕就熟。

這一時期，黨團結帶領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 作者樊莉莉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辦公廳調研二處處長、副研究員，張美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辦公廳調研二處二級主任科員、助理研究員）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21年第5期，本文系摘編，注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