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入黨的特殊經歷

要說我入黨的經過，先得簡單地講一下當時復旦大學地下黨組織的情況。

復旦大學創建于1905年，一直有著愛國主義和民主思想的傳統。長期主持學校工作的是李登輝，他原是華僑，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復旦建校后四個多月就擔任總教習，1913年任校長。他作風和治校開明，往往其他大學中因政治原因而被開除的學生，他都吸納進復旦來（包括后來的校長章益在內），因此受到師生們的普遍尊敬。五四運動開始后十多天，5月15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擔任會長的便是復旦學生何葆仁。復旦大學的黨組織成立于1925年。據1926年7月的統計，共有黨員19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這年7月復旦仍有黨員7人。以后，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下，在復旦，黨所領導的愛國學生運動一直前赴后繼地進行著。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復旦因地處江灣，被日軍占領。學校和黨組織都分成兩部分：重慶和上海。

一部分內遷大后方的師生員工幾經輾轉，經江西和貴州，抵達重慶北碚的夏壩，后改為國立大學。皖南事變后，在國民黨當局嚴重白色恐怖下，黨組織處境極為困難。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在國民黨統治區“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采取了多種鞏固黨、隱蔽黨的措施，如縮小黨的機構、建立互不知道的平行組織、停止發展黨員等。

為了滿足一些先進青年對組織起來的強烈要求，1943年秋，在中共南方局青委領導下建立一個名為“據點”的組織。它的成員不全是原來的共產黨員。它既非黨的組織，也非定型的群眾組織；既沒有名稱，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又沒有一定的章程、綱領和定期的會議制度。但是它遵守秘密工作原則，“據點”之間不發生橫的來往；它的成員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領導、有組織聯系的活動，但國民黨特務看不見、抓不著。“據點”這個名稱是周恩來同志定的。這是在極端嚴酷的白色恐怖條件下，為著巧妙掩護黨組織、隱蔽聚集革命力量和推進革命斗爭所采用的極為特殊而有效的辦法。

另一部分滯留上海的師生員工（包括李登輝校長在內），遷入上海租界內，幾經搬遷，后到公共租界的赫德路（后改名常德路）上課。當時有學生410人、教員44人，其中黨員12人，黨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黨學委領導。抗戰期間，先后有共產黨員49名。1944年7月，由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任命張李為上海市學委書記、吳學謙等為委員，市學委所屬國立大學區委書記是復旦大學社會系學生費瑛（解放后曾任青年團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文革”前任上海戲劇學院黨委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后，重慶部分師生員工在1946年8月才陸續抵達上海。由于情況復雜，兩部分的黨組織沒有立刻合并，到1947年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時依然如此。但雙方已相互了解，形成默契，在抗議美軍暴行和反饑餓、反內戰等運動中不分彼此、密切配合，形成實際上的統一體。這樣，建立統一的黨組織已具備條件。

上海部分的黨組織在日本投降時有黨員11名，1946年發展到39名，1947年夏季加上新入校的黨員已有52名。他們中，土木工程系的黨員最多。

1947年5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組決定在重慶遷往上海的黨員中建立黨支部，由史地系四年級學生金本富任支部書記，共有黨員14人。他們中，新聞系的黨員最多。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轄上海市委學委決定將上海和重慶兩部分的黨組織合并，建立中共復旦大學總支委員會。市學委副書記吳學謙代表學委宣布：大學區委書記費瑛為總支書記，金本富（不久因畢業離校，“文革”后曾任武漢市教育局長）為總支副書記，張渝民（原上海系統）、李漢煌（原重慶系統，解放后首任青年團上海市委秘書長，不久病故）為總支委員。

這正是我剛在復旦大學入學的時候。

我參加中國共產黨有兩次，但不是因為脫黨或失去關系后重新入黨，而是黨的兩個不同系統的組織幾乎同時來發展我入黨。

1948年5月4日，上海學聯在交通大學民主廣場舉行營火晚會，全市1.5萬余名學生參加

1948年5月22日，為紀念五二〇慘案一周年，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上海1.5萬余名學生在交通大學集會，發起“反美扶日”簽名運動

這兩次入黨都在1948年春夏之交，相隔大約一個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間，來發展我的是復旦史地系一年級的同班女同學卓家瑋，她是屬于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系統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間，來發展我的是我在復旦中學讀書時關系最密切的同學、當時在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一年級學習的邱慎初，他是屬于上海市委系統的。

卓家瑋那時剛從南京的中央大學實驗中學畢業，在南京入黨，1947年秋考入復旦大學史地系，她黨的關系還在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因為一起參加學校中接連不斷的學生運動，她對我的政治觀點和表現都很清楚。

她來發展我入黨的方式很巧妙：因為在我還沒有成為共產黨員前，她不能先在一個非黨員面前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所以在早一些時間就先跟我說：“我們是不是一起盡力去找共產黨？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告訴我。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告訴你。”這樣，她是以一個非黨員的口氣對我說的，并沒有暴露她的黨員身份。我當然表示十分贊成。

過了一些時間，她忽然對我說：“有人要我們兩人入黨，你看我們要不要參加？”這個辦法確實很好：如果我表現得有些猶豫，她可以立刻說：我們還是不要去參加吧。這樣，她還是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我的反應十分積極，那就可以進一步談了。我當然沒有一絲猶豫，立刻表示贊同。她就說他們要我們各寫一份自傳，把自己過去的經歷、社會關系、思想變化的過程、對共產黨的認識、為什么要入黨等寫清楚。當我寫自傳的時候，她裝作也在寫自傳。

我這份自傳寫得十分詳細，對自己經歷中遇到過的事情都寫得很清楚。

自傳交去后，她告訴我，組織已經批準了。星期日，會有人到你家來，說是她介紹的，那就是來接關系的。到了那天，果然有一個戴眼鏡的男同志來我家。他大約比我大六七歲，在那時看起來比我年長得多，說是姓何，是卓家瑋要他找我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看來不是復旦的同學。我也不好問他的名字和情況。他先問問我的情況，然后說，以后他會定期到我家來的，現階段主要是幫助我學習。

我當時興奮的是可以入黨了，至于這一天究竟是幾月幾日，我當時沒有查。而在當時嚴酷的白色恐怖下，地下黨對這類事絕不會有任何文字記錄留存下來，那是紀律所不容許的，只能在解放后憑當事人的記憶來說，有時還需要有當事人證明。我在幾十年后曾對賀崇寅（即“老何”）說過大概是1948年5月。以后，當時地下黨聯系卓家瑋的程極明（新聞系一年級同學，解放前夕擔任復旦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解放后曾任國際學聯書記處書記、世界經濟研究會副會長）說是4月。總之，說1948年四五月間一個星期天，那是不會錯的。

說來也巧。就在同“老何”接上關系后沒有多久，邱慎初來找我。他是1948年3月由何志禹介紹入黨的，入黨還不久，對黨的規矩還不太懂，我們的關系又太密切，所以沒有繞什么圈子，就直截了當地對我說：黨組織已經決定發展你入黨了，你趕快寫自傳。我對黨的規矩也沒有怎么懂，同他又太熟，相互間完全信任，就告訴他我已經入黨了。他大吃一驚，問我是誰介紹的，我說是卓家瑋。隔幾天，邱慎初很緊張地告訴我：組織上說，黨內沒有這個人。再多的情況，他也說不出來。我一下就慌了，急忙問他：那怎么辦呢？他說不要緊，你再寫一份自傳給我。這樣，我就寫了第二份自傳。

6月5日，邱慎初告訴我：組織上已經批準你入黨了，會有人來同你接關系，暗號是送你一本書。翻開來，書上第一頁蓋有邱慎初的圖章，那就是。

為什么這天的月日我都記得？并不是當時就記住了，只是因為我清楚地記得是“反美扶日”大游行那天的早晨。那次大游行的日期上海各報上都登載了，所以一查就查到了。

到邱慎初所講的那一天，有人按照暗號到宿舍里找到我。這次來的人我認識，是新聞系二年級的同學江濃（臺灣人，他以后說過自己是臺灣的第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到復旦來讀書，是為了便于熟悉大陸的情況），我前幾天剛見過。談的中間，我問他原來我加入的那個組織是怎么回事。他說：“大約是托派（那時候，對自稱是共產黨員而查下來黨組織內又沒有這個人，往往就認為是托派），不過不要緊，組織上對你是了解的。”我很著急，問他這事以后怎么辦？他說：“你繼續保持同他們的關系，注意進一步觀察。”

這些情況，“老何”根本不知道。他仍過一段時間就約好到我家里來，主要是給我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幫助我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并沒有安排我在復旦的行動任務。這種關系保持了三個月，我“觀察”來“觀察”去，始終沒有發現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學習中直截了當地問他：托派是怎么回事？他分析了一番。我覺得他講的也很正確。這下，我就更糊涂了。

1948年6月5日，受到各界人民廣泛支持的學生“反美扶日”示威游行隊伍，遭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沖打

在“反美扶日”示威中被捕的麥倫中學學生，被營救獲釋后回到學校

八九月間，國民黨特種刑事法庭在各地對進步學生進行大逮捕，我受到傳訊和通緝，根據黨組織要求藏匿起來。江濃找我談話時，我問他：那個組織怎么辦？他說：“甩了吧。”我就沒有同“老何”聯系。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學校。遇到正擔任上海學聯組織部長的程極明，我們也是極熟的朋友。他是1946年在南京入黨的，組織關系到1949年初才從南京市委系統轉到上海市委系統。他問我：大逮捕后你到哪里去了？組織上本來準備送你到解放區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前面所說的那些情況詳細地同他講了一遍。他告訴我那個組織是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同上海市委的黨組織不發生橫的聯系。“老何”的名字叫賀崇寅，是聯絡站負責人，直接受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領導，現在是上海總工會秘書處處長，并且陪我去看望了一次賀崇寅。不久，他又告訴我：卓家瑋在建國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類似的情況，當時我還聽說過不少。組織上曾告訴我：化學系有個同學鄭某（名字忘了，只記得是個單名）是“托派”。但解放初我曾在上海市委見過他。更離奇的是：江濃告訴我，和他同在新聞系二年級的兩個同學楊本駒和吳友被一個自稱共產黨員的政治系同學吳懷書送到解放區去了，但吳懷書并不是黨員。他講了后很傷感地說：“他們兩個現在可能都關在國民黨的集中營里了。”實際上，楊本駒順利地到解放區后長期在新華社工作，改名為袁木（后曾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以后，我同他一起起草文件時，曾問他：“你到解放區去，是不是吳懷書介紹的？”他說：“是的。”可見原來對吳懷書的懷疑也是完全錯誤的，同時可見地下黨當時所處環境多么復雜。

把話再說回來：為什么南京市委要在上海設立這樣一個聯絡站？

上世紀90年代，賀崇寅到北京來，給我打電話要我去看他，說他住的地方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由喜貴安排的，他這次來北京是來看望江澤民同志的。去后，我就問他上面提到的那個問題。他說：那是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同志在1947年4月布置給他的任務。解放后，他寫過一份材料講到陳修良布置這項工作時所講的話，并說記下的這段話經陳修良看過。

陳修良同志當時說：“南京有不少黨員因各種關系不得不撤退到上海，其中有的是為了政治避難，有的是已經考取了大學或就業，等等。這些黨員本來都可以轉給上海黨組織的，但由于政治環境十分險惡，由南京轉來的黨員中有的面目已經暴露，留在南京很危險，轉到上海，也恐牽連上海黨組織。因此經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決定，暫時不把這些南京黨員的組織關系轉到上海，單獨建立一個聯絡站，仍由南京市委領導。這個聯絡站的任務是保存實力，而不是開展群眾工作，這一點你要特別注意。組織生活的內容主要是學習形勢和理論。”后來她又補充說明：這些黨員“只能以一個積極分子的面目出現參加一些群眾性的活動，不可暴露身份，隨便發生橫的關系。”

這樣，我才明白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也才了解為什么“老何”每次來都只是幫助我學習形勢和理論，從來不談具體工作。有一次我向江澤民同志談起賀崇寅，說我本來只知道他叫“老何”，江澤民同志說：我那時只知道他叫老徐。

復旦的地下黨組織系統還有不少，都沒有發生橫的關系。單以我所知道的再舉幾個例子：

蘇南軍區在復旦也有個組織。農學院的女同學夏佩榮（解放后在農業部工作）后來告訴我：她就是這個系統的地下黨員，曾要發展上海市委系統在農學院同學中的黨員袁識先“入黨”。上海的黨組織也要袁識先參加進去“觀察”，參加后就由夏佩榮聯系。上海解放前夜，蘇南軍區地下黨這部分組織同上海市委系統的組織合并，袁識先入黨比夏佩榮早，年齡也大，就由他聯系夏佩榮。夏佩榮解放后告訴我：“本來是我領導袁識先的，一下就變成袁識先領導我了。”

蘇南還有個茅山工委也到復旦發展組織。1948年10月決定成立上海總支，由我也認識的新聞系同學羅我白任總支書記。在復旦大學也建立支部，由曾朝棣任復旦支部書記，在復旦發展黨員。我熟悉的新聞系同學陳方樹、練福和就是由他們發展入黨的。上海解放后，這部分黨員大體上都到蘇南地區去工作了。

史地系二年級同學陳金燦后來告訴我：他是福建根據地的組織發展入黨的。解放后去福建工作。改革開放后，曾擔任中共福建省委辦公廳主任（也可能是副主任）。

據說，上海局外縣工委、浙東臨委、蘇中和淮南根據地黨組織也曾在復旦發展黨員，互不打通關系。對他們的情況，我完全不清楚了。情況如此復雜，彼此間絕不打通橫的關系，有時甚至會發生誤會，如程極明組織召開一些會時，上海系統的黨組織還特地派人進去觀察他們所談的內容，準備應對。

為什么要采取這樣特殊而又復雜的做法？因為國民黨當局特務機關實行白色恐怖的手段既兇狠又狡猾，以往有過不少血的教訓：一處黨組織被破壞，往往牽連一片，犧牲許多優秀的同志。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特務破壞各地黨組織活動的手段更加周密和毒辣。中共中央在1941年5月接連發出《關于大后方黨組織工作的指示》和《關于隱蔽和撤退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的指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連續開會，要求各級黨從組織形式到工作方法實行完全的轉變：各地方黨組織同公開機關脫離聯系，縮小各級領導機構，建立平行支部，實行單線聯系，各組織之間不發生橫的關系，嚴格秘密工作制度等。這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國民黨特務機關破壞，省委書記被捕。8月23日，周恩來致電由南方局領導的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書記方方：堅決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組織；黨員轉地方不接關系，仍由原地原人聯系。

中共黨組織在國民黨區域遭受的一次最大破壞是發生在1942年的“南委事件”。這年5月，南委派遣到江西檢查工作的組織部長郭潛不遵守嚴格規定而被捕，并很快叛變，帶領特務逮捕正在南委駐地曲江的廖承志和南委副書記張文彬、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廣西省工委副書記蘇蔓等。南方局立刻決定：南委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一律暫時停止活動，防止事件繼續擴大。不久又決定南委領導取消，原有工作在南方局直接領導下重新得到發展，并采取了更嚴格的防護措施。

由于周恩來先后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京局規定并堅持靈活多樣的活動方式和極端嚴格的紀律，整個解放戰爭期間，上海的學生運動蓬勃開展而黨組織從來沒有遭受過一次破壞，這樣巨大的成功來自以鮮血代價換來的沉痛教訓。

再講講我第一次黨的組織生活和入黨不久后的反美扶日運動。

我經歷的南京市委聯絡站活動，只是賀崇寅對我的單線聯系，沒有第三人在場。而上海市委系統發展我入黨后，江濃就通知我到復旦以北不遠的葉家花園（正式名稱是澄衷療養院）開黨小組會。到的一共四個人。那里人很少，坐在草地上就像聊天那樣，并不引人注意。四個人中，除江濃和我外，都是史地系我極熟的人：呂明倫、陶承先。陶承先（后改名陶牧，解放后長期在廣東辦報）是史地學會會長，平時我們常在一起，這次和我同時入黨，可以說意料之中。呂明倫卻使我吃驚，因為他就和我住在一間學生宿舍內，四個人朝夕相處。他年歲比我們大，在我眼中已顯蒼老。對他的政治態度，我當然了解，但他平時講話很少，從沒聽到他長篇大論地發過議論，不料他早是共產黨員了。

會上主要是江濃講話，除講形勢和黨內紀律外，主要是正在展開的“反美扶日”運動。

“反美扶日”是一個簡稱，比較完整地說就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復活。那時離抗日戰爭勝利才兩年多，創痛猶存，這個問題一提出，人們舊仇新恨一齊涌上心頭，有極廣泛的群眾基礎。運動一步一步展開，有條不紊，計劃周密，得到廣泛社會階層的支持。國民黨當局一時也不便立刻公開阻撓。

史地系在這次運動中走在前頭。3月31日，史地學會舉辦晚會，請日本問題專家李純青來作題為《復興中的日本》的講演，列舉事實，揭發美國正在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接著又請孟憲章教授來作《日本問題》的講演。

合作系同學出了十多版的大幅剪報，分門別類地用報刊資料揭發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的具體事實，還有漫畫，很有刺激力，在學校里引起很大轟動。

4月1日，“繆斯社”等三團體在登輝堂演出《黃河大合唱》。由新聞系同學司徒漢指揮。他的指揮充滿激情，整個大合唱產生巨大的感染力。在學校里演出后，又開著卡車先后到交通大學和圣約翰大學演出，也引起強烈反響。這兩次外出演出，我都隨著去了。

那時也有一些說法：你們是學生，首先應該好好讀書，不要去搞那么多活動。周谷城教授講了一句話，我至今難忘。他說：“你們第一是中國人，第二才是學生。”這話很能打動同學們的心。

5月4日，全市1.5萬名學生在交大民主廣場舉行篝火晚會，也請孟憲章教授做“反美扶日”的主題報告，會上宣布成立“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聯合會”。我也去參加了。5月30日起，復旦的反美扶日運動走向高潮。5月30日是個星期日，這天400多名復旦同學組成30多個小隊，到南市和上海美專、立信會計學校等進行宣傳和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當晚，在校內舉行五卅晚會，主題自然是反美扶日。本來安排在子彬院101大教室開。由于去的人太多，坐不下，臨時涌到登輝堂舉行（平時不經校方批準，學生是決不能到那里開會的）。這次參加會議的教授很多，有張志讓、陳望道、周谷城、潘震亞、章靳以、方令孺、張孟聞等。張志讓教授第一個發言，還有好幾個教授講了話。這在以前不曾有過。

第二天開始，校內舉行“反美扶日周”，圍繞這個中心，每天有一個主題，如：“回憶日”“通訊日”“歌詠日”“展覽日”。這大概是模仿抗戰初武漢時期政治部第三廳的做法，顯得很有聲勢和吸引力。

6月5日，全市學生準備在外灘舉行大規模的游行示威。復旦同學準備集合趕往外灘參加示威。集合人數有1800多人，先在校內繞大草坪周圍游行，唱著歌，喊著口號，隊伍的首尾剛好銜接。這樣的規模過去在復旦從來沒有過。大家都很興奮。

對這次活動，國民黨當局下狠心作了充分準備來阻撓。隊伍正要出發，校門已經關閉并且上了鎖。同學們轉向校門東側的籃球場邊門出去，門外密聚的軍警已支起湯姆遜式沖鋒槍，還有裝甲車堵住大路。隊伍只得掉頭從校園北面的后門出去，繞道田野小路前進，將到大八寺時，國民黨軍警的馬隊已先趕到，堵住了前進的道路，嚷道：“今天不能進市區。”談判也沒有結果。雙方相持很久。同學們越來越憤怒，一部分同學已積壓了很長時間的憤怒，大聲叫道：“沖過去！”游行主席團（實際上由地下黨主持）比較冷靜，看清沖過去必將造成流血慘劇，并且得到消息，交通大學的隊伍在1000多名武裝軍警嚴密包圍下已改為校內示威游行，市區內各要道密布軍警，大多數學校的隊伍也沒有能到達外灘集合，便果斷決定將隊伍全部帶回學校。我一直在隊伍里，有過以往的經驗教訓，明白這個決斷是完全正確的。

但隊伍也不能回到學校就解散了，那樣對士氣是不利的。所以回到校內后，大部分同學在新聞館前小廣場上集合，由游行主席團講話，還由新聞系一年級同學演出活報劇，一個高個子（梁增壽）演美國人，一個矮而戴眼鏡的（武振平）演日本軍官，表演他們之間的相互勾結。活動結束后，隊伍才解散。同學們在這次行動中受到深刻教育，又避免了重大損失。周谷城教授也對同學說：“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是長期的斗爭，不能認為游行沒有成功，就是運動失敗。”

這時已近暑假。校方匆匆忙忙地結束本學期的課程，提前宣布放假。相當多同學回家。留校的人大大減少。我家在上海，也回去了。

六、受特刑庭通緝和迎來上海解放

國民黨當局看到學生運動蓬勃高漲的勢頭，自然不甘心。8月間，成立了特種刑事法庭（簡稱“特刑庭”），準備在各大城市對進步學生進行大規模迫害。

8月27日，特刑庭在上海攜帶特務提供的名單對28所大中學校進行搜捕。到復旦搜捕的名單中列有30多人，大體上都是出頭露面多的人，里面有楊本駒（即袁木，時任系科聯合會會長，那時還沒有入黨）、陶承先、司徒漢，也有我。這份名單是油印的，各人名下都注明系別，所住學生宿舍房間和家庭地址，現在還保存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國民黨政府檔案中。但復旦地下黨的負責干部連一個也沒有在內，可見特務們對中國共產黨在學校里的實際情況實在沒有多少了解，也說明黨組織從事秘密工作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了。

假期中回了家的同學，特刑庭也按照名單上所列家庭地址搜捕。我在復旦中學另一個好朋友葉錦鏞，那時是暨南大學法律系一年級學生（解放后轉到復旦大學化學系就讀，后來成為高分子化學方面的教授）。暨南大學在上海四所國立大學中是反動勢力最猖狂的一所。特務學生但家瑞在抗戰后期原是重慶復旦大學“學生”，因為毆打洪深教授引起教授罷教、使校方不得不將他開除，接著便轉到暨南大學，常常帶著手槍行動，反動氣焰極為囂張。葉錦鏞很有正義感（他并不是黨員）。同濟大學發動救饑救寒運動時他也貼一張大字報，呼吁暨南大學應該響應。沒隔幾天，他到復旦來看我和邱慎初時告訴我們他的遭遇：一天，但家瑞突然把他叫進一個房間，里面有十幾個人拿著鐵棍等著。但家瑞拿出手槍叫他跪下，說：“你不打聽打聽我姓但的是什么人？暨南大學有你的天下？我現在一記耳光上來，要你落四顆牙齒，你就不準落兩個。我兩個手指就可以夾死你。知道嗎？以后青云路（指暨南大學一年級學生宿舍區所在）有什么事就找你負責！”這段對話是記在我當天日記里的。大逮捕時，葉錦鏞也在名單上，那些人

到他家里去找。他姐姐不知道他們是什么人，就說葉錦鏞去報攤買報紙，很快就會回來。那些人等著。葉錦鏞一回來，就被捕了，直到1949年1月28日才釋放，整整關了五個月。

我為什么在家沒有被捕？因為在這一年里剛好搬了家，學校里原來登記的家庭地址沒有改，所以他們沒有找到我。

在黨組織還沒有來得及同我聯系前，先有個同學匆匆地來我家告訴我：這次搜捕名單中有你（來校搜捕是公開的）。我立刻到一個親友家躲起來，再同江濃聯系。“文化大革命”中對我進行政治審查時，有一個問題是：在黨組織同你聯系前是什么人先通知你的？大概覺得這里有可疑之處。我憑印象說是數理系的同學王其健。隔不久，他們說：查過了，王其健當時去香港了，你說得不對。我再一想確實說得不對，因為后來聽說過暑假中他和陶承先等都到香港去參加黨所辦的學生運動經驗總結的學習班了。那么是誰先通知我的？對這個人究竟是誰無論如何想不起來。當天彼此匆匆忙忙，只簡單地說了幾句話他就走了。我急著想的是如何應對特刑庭的搜捕，沒有料到20年后審查時還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好在他們對這個問題沒有揪住不放，也就過去了。改革開放后，有一次史地系比我高一年級、解放后隨南下服務團到福建工作的葉萬新來看我，我們不算相互很熟，他隨便地講起曾到過我家，我仍記不起來。他說：不是通知你特刑庭要抓你嗎？我立刻叫起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是你！”我又問：你怎么會來通知我？他說特刑庭到學校來搜捕是公開的，是關郁南（和他同年級同學，不久就入黨了）要我立刻來通知你的。這件事在我思想上才根本解決了。如果不是葉萬新在近40年后到北京相見和說起，我對這件事就永遠弄不清楚和說不明白了。

躲起來后，立刻遇到一個問題：同黨組織怎樣聯系？我不能到復旦去找江濃，他也不便到我所住的親友處找我，還不能讓家里發現我同黨的關系。想來想去，想到了表兄潘德謙。他的祖母和我的祖母是親姐妹。我們從小就是親戚中關系最密切的。他比我大兩歲，政治傾向很好，和我一起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還相互交換書看。他在所在的大公報上海辦事處主動做了許多宣傳黨的主張的工作，還自己辦了一個鉛印刊物。我對他十分了解，就托他帶封好的信給江濃，但沒有告訴他信的內容，也沒有告訴他我和江濃之間的關系。江濃有事寫了信也由他轉交給我，并且常同他談談，時間長了，覺得他不錯也可靠，就把他發展入黨。可見，外單位有人到復旦來發展黨員的，復旦也有把外單位的人發展入黨并將黨的關系留在復旦的。這種事在后來看來很奇怪，卻是事實。后來，潘德謙也因此受過審查，由當過復旦地下黨總支部書記的李漢煌（解放后曾任上海團市委秘書長）證明，才解決了。

那時，國民黨特刑庭對沒有捉到的人宣布通緝，罪名是“擾亂治安，危害民國”。這樣，我更得極其謹慎，不能自由行動。

當我避居起來時，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市委正有個重要決定：根據當時國統區的險惡環境和根據地的實際需要，要把大批較暴露的黨員和積極分子轉移到解放區去。計劃撤退的有2000人。但當時要組織這樣規模的撤退十分不易。到10月底、11月初才陸續撤退了約1000人，其中大學生占2/3。大撤退行動先后由吳康（時任市學委委員，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和喬石負責。江濃約我從避居處出來，告訴我：現在需要撤退的人數量很大，你是上海土生土長的，可隱蔽的社會關系多，得要晚些，安排在后面走。這一等，就等到這年11月。

在這三個月中，我一直處在等待組織隨時通知的焦急狀態中，不能隨便走出來，不能隨便見人，更談不上參加什么活動。能做的事只有讀書。印象最深的是反復地讀《整風文獻》，也就是延安整風時必須學習的27篇文件，那是老的版本。可以說收獲極大。對怎么做一個共產黨員和黨內生活的原則有一個比較系統的基本認識，這是原來所缺乏的。此外，還看了一些理論書籍和文學作品。過去我不大看現代小說，這時認真讀了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有不少收獲。那時，學校里的同學們正全力爭取迎接解放和護校的繁重工作，我倒是能有時間較系統地讀書。而在入黨和做了一段實際工作后，再讀這些書的感受和以前就有很大不同，而且后來時間又延長了，這為上海解放后重新回校投入新的工作，作了十分有益的準備。

11月上旬，淮海戰役開始，華東地區的局面發生根本變化。不久，江濃又約我到外面談了一次，告訴我不準備撤退到解放區去了，有兩個原因：一是淮海戰役爆發后，過長江的秘密交通已不那么方便；二是凡是上海的干部去解放區后，將來大體上仍得隨軍回上海，這是接管上海工作的需要，所以現在不必去了。

我本來以為不需要太久就可以回校。不料因為中央對南北戰役的全盤考慮、同李宗仁當局進行“和談”、渡江后在丹陽作解放上海后的充分準備等原因，這一等就又等了五個月。

這段時間內，我一直保持著同江濃的聯系。平時還是不從避居處走出去，繼續看書度日。有一件可笑的事情：我住的地方來過一個主人的朋友，他是廣東來的，不知道我的身份，講了許多廣東農村的情況。我覺得很真實，很有內容，就整理出來，寄給當時比較進步的雜志《展望》。他們在12月18日發表，題目是《苦難重重的廣東農村》。說它可笑，因為它居然加了“廣東通訊”四個字，可能因為我寄去時沒有署名，也沒有寫地址。這卻成為我第一篇用白話文寫又正式發表的短文。

在這過程中間，曾兩次到故鄉青浦，住在表舅曹安中家。他的長子和兒媳在抗戰期間就參加了新四軍。小兒子曹天揚在復旦統計專修科學習，表現很好（以后知道，他在1948年冬天也入黨了，解放后在南京大學某個系當黨總支書記）。三女兒也很進步，很活躍。所以住在他那里一段時間比較可靠。常來的進步青年，有夏熾陽、芮達權、金虺祥、曹錦云等，都很熱情（夏熾陽解放不久就入黨，并且參加了海軍。不少人也參加了革命干部學校）。曾在他們那里看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偽裝的封面上印著葉圣陶著《文章講話》，那是對付國民黨當局愚蠢的檢查人員的。我沒有暴露自己是共產黨員和正被通緝，但經過長期孤獨的等待和唯一的讀書生活，在外縣的安全環境下，同他們無拘無束地一起活動，就像在復旦進步群眾團體“新生社”中那樣，心情十分愉快。這也反映出那時即便在青浦這樣不大的縣城，進步青年思想也已發生很大變化。

最后一段時間，因為校方并不知道我的家庭地址，又是個小人物，時間久了已不受注意，所以又回家住了不長時間。形勢的發展，使我越來越感到鼓舞。但時間一天天過去，心情十分焦急。有時聽到國民黨的“飛行堡壘”警車在不遠處街道上“嗚嗚”地駛過，還多少自然地引起一絲緊張情緒。我妹妹金再及正在復旦中學高二讀書，就常同她談政治形勢，還比較系統地給她講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大約1949年三四月間，她也被復旦中學地下黨組織發展入黨了，那時才將近16歲。

5月初，人民解放軍已進攻上海，炮聲在市區內已能聽到。江濃通知我：指定時間到江蘇路、愚園路口的公共汽車站等候，有我認識的人同我接關系。我準時去，稍等一下，來的是我在復旦史地系同年級的同學朱光基。他告訴我：我的黨內關系已轉到新聞系高年級同學陳先明那里，黨小組由我和朱光基、魏紹杰三人組成（朱光基解放后任華東師范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魏紹杰曾任北京市體委辦公室主任。朱光基、魏紹杰兩人都是我在復旦的同班同學，都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入黨），要我立刻到魏紹杰住處集中。我沒有同家里打招呼，直接住到指定地點去。家中便不知我的下落了。

當時，復旦大學已被國民黨當局強令解散，校園由國民黨軍隊占領。沒有地方住的外地同學安排在中一大樓集中居住。魏紹杰臨時住在他一個姓鄭的表哥處，那是一個國民黨軍隊的軍服廠里。他表哥看來是個工人，衣服很舊很臟，住處就一間竹棚，里面只有一張大的竹床，別的什么都沒有。我們對他只說是同學，因為學校被解散，臨時到他那里住些天，其他都不說。

朱光基住在一所大樓屋頂上單獨一個小房間里。陳先明（是一位可敬的老大姐，上海解放后就隨南下服務團到福建廈門工作了）就在那里同我們開了一個會，說等解放軍進城后到指定地點參加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的工作，協助解放軍做接管工作。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兩人舉行入黨宣誓儀式。我說：入黨的第一次組織生活會上，江濃沒有為我和陶承先安排入黨宣誓儀式，也許是葉家花園那個環境下不適宜這樣做。這次，我就和朱、魏兩人一起宣了誓。以后幾天，只有復旦負責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的農學院同學周久釗騎著自行車匆匆忙忙來過我們所住的地方（我同他十分熟悉。抗戰期間他參加過遠征軍，進復旦讀書后參加了地下黨，改革開放后任沈陽農學院黨委書記），跟我們談了一下協助解放軍接管的工作，別的就沒有說什么。

在上海活動不能沒有身份證。原來的身份證上有姓名，不能再用了。魏紹杰通過關系找來一份空白身份證，改個姓名，朱光基手很巧，用橡皮刻了一個公章，蓋在身份證的照片上，粗看可以亂真，需要時可以用來對付。但兵荒馬亂，后來也沒有使用過。

黨組織原來通知我們：上海一解放，立刻到北四川路（現改名為四川北路）的上海戲劇專科學校集合。那里離我們所住的地方不遠。5月25日，解放軍解放了蘇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區，但蘇州河以北的市區還沒有解放。我和魏紹杰早上起來聽說上海已經解放，立刻興沖沖地趕往上海劇專去。還沒有到，遠遠望見劇專門口仍站著武裝的國民黨士兵，知道不對，立刻回身就走。如果貿然闖進去，也許就要成為“烈士”了。回身走的時候，周圍槍聲已響起來了。趕到住所，子彈已打到外面墻上。

5月27日，國民黨余留部隊起義，蘇州河以北的市區也宣告解放。我和魏紹杰又去上海劇專，里面已是部分地下黨的同志集合在那里，分配我們以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隊員的身份，協助解放軍接管。其實也沒有做多少事，主要是宣傳黨的城市政策，安定民心，沒幾天就撤回江灣的復旦原址去了。

在復旦被國民黨政府命令解散后，校園被國民黨軍隊占住，已是一片狼藉，骯臟不堪。同學們基本上沒有回校。地下黨總支便先在寒冰館（后稱500號）召開了一次全體地下黨員會師大會，并沒有其他人知道。

這是復旦地下黨員第一次集體相見，我認識其中一半以上的人。看到有哪些熟人是地下黨同志，十分興奮。復旦的地下黨員在1948年底有100人，經過解放前夜的一次大發展，已經增加到199人。聽說交通大學的地下黨有200人，兩校地下黨員人數占上海市區地下黨員8665人的近1/20。

復旦的地下黨員絕大多數是學生；教師中只有經濟系的張薰華、余開祥兩位助教；工友中有戴德元、蕭訓林等兩三個人；教授中沒有地下黨員，那是為了保護他們，并且更便于發揮他們的作用。

這次會議由復旦黨總支書記袁冬林主持。他是農學院的學生。有個農學院參加會議的黨員大吃一驚地說：他不是我們系里的落后群眾嗎？可見當時隱蔽工作做得相當好。黨總支委員還有沈貴吾（土木工程系）、江濃（新聞系）、王休娛（法律系）、陳長洲（合作系）、王其健（數理系）。不久袁冬林被調到區里工作，由沈貴吾接任書記，江濃為副書記。

接著，學校中的大事是大量同學和地下黨員離校，參加革命工作。離校的方向有幾個：一是調往市、區各級機關，也有先經過青年干部訓練班學習后分配到各機關工作的；二是參加南下服務團，到福建去，這部分人很多；三是參加西南服務團，到四川去；四是因各種原因離開的。

這樣，留下的地下黨員只有40多人，黨的總支委員也全部離校，只能改為支部，由政治系三年級的鄭蘭蓀（后繼張渝民擔任上海學聯主席，改革開放后任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擔任支部書記，支部委員有汪鋆（化學系）、黃千暉（法律系）、汪巽人（合作系）、張志泉（土木系）、施宗仁（農學院）。中間有過些變動，到1950年夏鄭蘭蓀將調離學校前，書記還是他，副書記是黃千暉、俞繼澤（政治系）、鄭繼永（土木系）、施宗仁、周久釗（農學院）、鐘在璞（經濟系）、張薰華（經濟系教師）和我。

復旦，特別是文、法科的學生調離得太多。我原來所在史地系那個年級，除一個女同學外，全走了。不久，上海教育部門將暨南、同濟兩校的文、法學院師生并入復旦，加強了這方面的力量。同濟大學文學院院長原是郭紹虞教授。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原是劉大杰教授。兩校學生中的黨員也調入了一些，如后來擔任第一任新聞學院院長的徐震就是這時從暨南大學調入的。

1949年那樣的大調動，我怎么會留下來呢？黨組織本來通知我參加西南服務團，到四川去。我還動員了史地系幾個同學一起向西南服務團報了名。意外地，接替沈貴吾任黨總支書記的陳長洲突然通知我不要去西南了，而是留在學校里。他沒有說理由，我一無所知。現在看來大概是已準備要我作為學生代表參加準備成立的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所以留下。

前幾年，有年輕人找我訪談，有一個問題是問我怎樣選擇留在學校里。我說：你太不了解當時許多進步青年的思想狀態：只要是革命的需要，是組織的決定，就毫不猶豫地照做。舉一個例子：1951年初抗美援朝開始后不久中央號召知識青年參加軍事干部學校。復旦新聞系女同學吳志蓮立刻報名并被批準了。她的父親吳蘊初是十分著名的大企業家，抗戰前發明了“天廚味精”來替代原來壟斷中國市場的日本“味之素”，這時正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當時不少報紙和畫報上登載一幅照片：她穿著解放軍軍裝站在穿著長袍坐著的父親背后。這件事很有名，但沒有人覺得奇怪。她以后一直工作得很好。前幾年相遇，她還告訴我：到部隊后，許多人好奇地來看看這位“大資本家的小姐”是怎么來過部隊生活的。她說：其實自己很快就適應了。還說：最初不習慣的只有兩件事：一件是集體洗澡，一件是上廁所時蹲茅坑。這在今天的同齡人恐怕難以想象。我對去西南還是留校，確實根本談不上有什么考慮和選擇。只是有一點狼狽：你動員別人報名去西南，結果自己怎么不去了？復旦的黨組織那時還沒有公開，我又不能說這是黨組織的決定。

我就是這樣在復旦留下來的。以后兩三年的事再簡單地說幾句。

1949年7月間，經陳毅、粟裕簽署命令，我擔任了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1月改為常務委員。校務委員會主任張志讓教授已預定當中國第一任最高法院副院長（院長是沈鈞儒），只是第二年曾到復旦來看了一次，待了幾天就回北京去了，沒有管過學校的事。校務委員會的工作始終是由擔任副主任的陳望道教授主持的，秘書長是胡曲園教授，教務長是周谷城教授。

復旦的黨組織是1950年1月10日公開的。黨員名單用大紅榜貼出，引起轟動，有各種議論。有人說：某人我早就看出他一定是一個黨員了。有的說：我覺得有幾個不行。有的說：我有什么毛病，告訴我，如何爭取入黨。有的說：某某人很夠，怎么不是黨員。有的說：你們以后要小心，一舉一動是代表黨的。總之，反應很熱烈。

這年，我當了復旦學生會主席。競選時還搬來外國的辦法：一位同學給我畫了一幅大的畫像，從登輝堂二樓掛到樓下；把我的考試成績單貼在校門口；我還在食堂里站在桌子上發表過競選演說。這種辦法，不是我的主意，以后再也沒有重復過，實在滑稽。

這一年，我還在全校學生代表會議上被選為第二屆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青年界代表，直到1952年。復旦同學中的第一屆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是當時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的朱承中。

1951年3月，我接著汪鋆當了復旦大學團委書記。還到北京參加過一期團中央學校工作部（部長是袁永熙）舉辦的高等學校團委書記學習班。記得清華的團委書記是滕藤，北大是胡啟立，燕京是阮銘。

1952年，在復旦是大變化的一年。

這年1月，華東文教委員會抽調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李正文（也就是1949年上海軍管會接管復旦大學的軍代表）率領王零等華東革大干部100多人到復旦大學工作。3月，成立復旦大學黨委，李正文為書記，王零為第一副書記，原任復旦黨總支書記的鄒劍秋（復旦地下黨員，因肺病休養多年，從新聞系畢業不久）為第二副書記，領導“三反”和思想改造工作。

8月，華東地區院系調整開始。復旦本有文、理、法、商、農五個學院。這時，將農學院遷往東北，成立沈陽農學院；法學院并入華東政法學院，商學院并入上海財經學院，而從浙大、交大、同濟、圣約翰、滬江、金陵等大學調入大批文、理學院的師生。浙大來的人最多，著名科學家蘇步青、陳建功、吳征鎧、談家楨、盧鶴紱、谷超豪等都是那次從浙大到復旦的。10月，政務院任命陳望道為復旦大學校長，李正文為副校長。教務長是蘇步青，政治輔導主任是王零。復旦在華東高等學校中的學術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從上海解放到1952年，中間有許多事情，但同本文的題目沒有直接關系，而且回憶已經寫得太長，就不再多說了。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