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26日周恩來招待出席全國科學規劃會議代表。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最重視發展科學技術、最重視發展生產力的黨，因為近代中國屢受人欺侮，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只有振興科技提高生產力，才能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頭55年與科技界結緣最多的一位領導人；是視科學技術現代化為實現現代化關鍵的突出代表；是擔任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具體領導科技界沖鋒陷陣搞出“兩彈一星”的領導人。

重視“新發明之科學”

早年周恩來對科學技術的重視集中體現在“邃密群科濟世窮”的詩句上。那是1917年東渡日本時寫的，表達了鉆研和掌握科學技術救國救民濟世的志向。1915年，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時，周恩來就萌發了科技救國的想法，希望思想界“作中流砥柱”，像英、美、德那樣重視“新發明之科學”。他把世界文明進步依次劃分為人工之時代、役物之時代、汽力之時代，認為當時西方諸國正在倡導“電力、光力以代興汽力”，而中國“汽力之興，僅見二三工廠，他何有焉。”他嘆息道：“此英、德、美、日所以趨于強盛，而吾國所以日就于衰弱也。”在日本留學期間，周恩來在日記中寫道：“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怎樣做？他認為要記住“兩句要緊的話”：“哲學的思想，科學的能力。”

到西歐后，周恩來通過推求比較，確立共產主義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從此成為職業革命家。革命的首要任務是要解決社會制度腐敗的問題。革命勝利了才能給中國的科學和科學家的發展開辟一條無限廣闊的康莊大道。當時，周恩來認為革命成功后，要“重用世界上有作為的科學家來幫助無產者開發實業，振興學術，更進而求生產力和消費力的均平配合”。

革命過程中也要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對增強革命力量的重大作用。不論是地下斗爭還是根據地的武裝斗爭，周恩來都高度重視運用科學技術提高斗爭本領。他重視密電傳遞、密電破譯和情報搜集，為中國共產黨研究發明了被稱為“豪密”的第一本密碼，使黨和人民軍隊在軍事力量和武器落后于敵人的情況下，情報和信息掌握、傳遞卻勝于敵人。1940年3月，周恩來從蘇聯莫斯科治療臂傷回延安時帶來了一部廣播發射機，使中國共產黨增加了一種具有新能量的科學技術武器。他親自擔任廣播委員會主任，領導籌建廣播電臺，終于使向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傳播中國共產黨聲音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誕生了。這無疑使中國共產黨人增強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瓦解敵人、爭取國際社會支持的科技本領。

“爭取他們回來，歡迎他們回來”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接收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破爛攤子，不僅戰爭的廢墟上滿目瘡痍，而且90%以上是小生產，依靠手工搞飯吃；不僅造不了飛機、軍艦，甚至連一輛汽車、一輛拖拉機也不能造，以致毛澤東發出了“實在不像樣子”的嘆息。怎么辦？全黨下決心只爭朝夕抓建設。周恩來深知各方面建設最缺的是科學家。他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說：“愈接觸各種事實，愈使我們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一方面要求把現有的科學家“安排在適當的崗位上”；另一方面指出：“我還希望現有的科學家能培養出更多的青年科學工作者，讓他們跟著你們一道前進，這樣，中國的科學事業才有前途。”他還寄希望于海外科學家，“爭取他們回來，歡迎他們回來”。最后，他動情地說：“從新民主主義開步走，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為中華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一定會比大禹創造出更大的業績。”

在黨和人民政府的召喚下，一大批海外中國科學家放棄海外優裕生活，踏上了報效祖國的歸途。1950年，在歐洲的李四光繞道幾個國家回到祖國，鄧稼先從美國普渡大學回國，姜圣階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1951年，張沛霖從英國雪菲爾德大學回國，楊承宗從法國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回國……在美國阻撓中國科學家回國時，經過周恩來外交努力，1955年9月，錢學森踏上了回國的歸途；核科學家李正武、郭永懷、王承書也分別于1955年9月、1956年11月從大洋彼岸回到祖國。

各行各業的科學家都有一部與周恩來親切交往的歷史

要把中國科學技術搞上去，科學家是關鍵；要讓科學家建功立業，就要把他們當寶貝用起來。周恩來正是這樣想這樣做的。李四光回國后，周恩來登門拜訪，第一句話是“你終于回來了！”

對原子能科學技術的發展，早在西柏坡時周恩來就支持錢三強開展原子核科學研究。后來錢三強領導的近代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在培養原子能科技人才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制原子彈、氫彈，關鍵在理論研究上有突破，理論設計是龍頭的三次方。挑起龍頭三次方重擔的鄧稼先擔任九院理論部主任，就是錢三強推薦的。鄧稼先這位新中國成立初回國的娃娃博士在兩彈研制過程中多次向周總理匯報工作。鄧稼先最難忘的是1965年5月30日那一天，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核航彈空爆試驗成功的科學家，稱他們是“有功之臣”。錢三強、鄧稼先和一大批科學家為把原子彈、氫彈搞出來是立了大功的。

如果只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火箭、導彈，那就是有彈無槍，彈發不出去形成不了作用。周恩來在關注原子能科學技術的同時，也關注著導彈航天科學技術。中國的導彈航天科學技術奠基性人物就是周恩來要回來的錢學森。錢學森回國后，接受周恩來交代的任務，寫出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對中國發展航空及導彈火箭技術，從領導、科研、設計、生產等方面提出了重要建議。中國的導彈航天科學技術發展就是在落實這個意見書的基礎上起步的。此后，中國每一次導彈航天科學技術的突破都留下了錢學森的印記。錢學森是為中國導彈航天科學技術發展立下了大功的人。

各行各業的科學家都有一部與周恩來親切交往的歷史，也都有一部建功立業的歷史。周恩來交往最多的除了尖端科技專家就是水利專家。周恩來不僅在長江、黃河、密云水庫、岳城水庫、新安江水庫等現場親自向張含英、錢正英、須愷、馮寅、張光斗、汪胡楨、林一山、李鎮南、魏廷琤、文伏波、王化云、趙明甫等水利專家詢問治水規劃、工程設計與施工進展情況，不僅親臨現場支持水利專家的工作，幫助解決水利專家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還常常把他們請到中南海或人民大會堂聽取他們的匯報，共同商討治水大計。這對新中國取得史所罕見、世所罕見的水利成就產生了重大影響。

立下“不在禹下”之功

1972年11月21日，周恩來在長江葛洲壩工程匯報會上意味深長地說：“二十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一個水利。這是關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上天”，指的是以“兩彈一星”為核心的尖端科技攻關工作。

1962年11月17日，周恩來擔任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在他周密的部署與組織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國核彈頭與導彈結合飛行試驗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這是一次又一次震驚世界的突破。這是一個又一個表明中華民族能力的創舉。周恩來為“兩彈一星”研制成功，在運籌、組織、管理中做出了卓越貢獻。自中央專委會成立到1974年4月，他主持召開的專委會會議達六十次之多。他擔任中央專委會主任以來，主持或參加的與中央專委會工作有關的大大小小的會議達五百次之多。周恩來為中國的“兩彈一星”研制成功，付出了巨量勞動，花費了大量心血。

鄧小平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大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兩彈一星”研制成功，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科研能力和科學技術水平，極大增強了新中國捍衛獨立和反擊外來侵略的能力，極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兩彈一星”研制成功，中國科學家們立下了“不在禹下”之功，周恩來在運籌、組織、管理中也同樣立下了“不在禹下”之功。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