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8 月20 日，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 周年座談會上指出，鄧小平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人民日報》2014 年8 月21 日。）。此前不久，他還曾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鄧小平同志為它確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23 頁。）。這些評價高度概括了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開創性、奠基性貢獻。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之際，回顧和梳理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的歷史貢獻和他留給黨和人民的思想精神遺產，對于我們今天更好地學習和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走好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的趕考之路，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一、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解放思想的一代新風，為開創并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思想條件

衡量一個偉大思想家，不僅要看他在當時提出了什么有價值的思想，更要看他提出的思想在當時及后世所產生的影響，要看他是怎樣影響和改變了時代。鄧小平無疑是一個影響和改變了時代的人，以致國際上有人提出了“鄧小平時代”的概念。說他影響和改變一個時代，第一要說他影響和改變了一個時期黨和人民的基本政治思維，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推動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決定性因素。

20 世紀50 年代末以后，由于各種原因，黨在指導思想上逐漸陷入僵化。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的一些論述作教條式的理解，機械地照搬照抄。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個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煽動極左思潮，大搞形而上學，將馬克思等經典作家關于一些具體問題的結論一般化、神圣化，甚至把一些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附會到馬克思主義名下。一些并不具有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東西，或者只適合于某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東西，被當作“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加以固守；而一些有利于社會主義發展的，特別是有利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東西，則被當作“資本主義復辟因素”加以反對，在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問題上制造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文化大革命”結束，為黨的指導思想回到馬克思主義正確軌道上來提供了轉機。但黨內又出現了將毛澤東晚年的思想絕對化、教條化的“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給黨和人民系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造成了嚴重的思想障礙。如果按照“兩個凡是”的方針辦，全黨思想只能繼續陷在僵化狀態，黨和國家的工作只能繼續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下去，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只能落空。鄧小平率先出來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針對“兩個凡是”，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9頁。）。要打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必須解決用什么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問題。從 1978年 5月開始，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領導和推動思想理論界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重新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科學論斷，鮮明提出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優良傳統。鄧小平指出：“我們講要繼承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培育的優良傳統，第一個就是實事求是。歸根到底，這是涉及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什么是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08頁。） 在他和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推動下，1978年 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廢止“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黨重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必然隨著時代和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促進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使全黨在黨的指導思想問題上，思想認識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可以說是改變了固有的一些基本政治思維。1978年 12月13日，鄧小平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44頁。）從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廢止“兩個凡是”，再到后來的全面撥亂反正，實際上是全黨解放思想的整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思想解放集中體現在實事求是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是同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毛澤東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兩個凡是”錯誤方針制造的思想障礙，正是利用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如果不解決好這一問題，就不可能真正沖破“左”的思想束縛，黨和國家的工作就邁不開新的步子。

1979年 11月，黨中央決定由鄧小平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決議起草之初鄧小平提出了三條總的原則：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新中國成立 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第三，對過去的事情作個基本的總結，宜粗不宜細，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參見《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91-293頁。）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還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意見。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科學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成就和歷史經驗的同時，指出了黨在長時間里將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在生產關系變革及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特別是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指出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思想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同時，將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晚年錯誤加以區別，實事求是地批評了毛澤東晚年在階級斗爭和“文化大革命”等問題上的錯誤，并分析了其主客觀原因。《決議》不僅對全黨擺脫長期以來“左”的思想的影響，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影響，徹底打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且對于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和實事求是認識黨的歷史，增進全黨思想統一和團結，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解放思想，當然不是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鄧小平說得很明確，解放思想，是為了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參見《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41頁。）他所說的“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主要是指當時黨的思想狀況和固有的體制、制度、政策等，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不相適應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什么呢？這就是他醞釀已久的改革開放。

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解放思想的過程中，黨和人民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對社會主義建設所出現的嚴重挫折和教訓進行反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揭示了社會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但社會主義在實踐中還會出現很多他們沒有預見到的情況和問題。因此，社會主義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不是一勞永逸的，還需要不斷發展和完善。20世紀 50年代中期，我國在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即開始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社會主義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中國大地上。但是，在后來的長時間里，由于“左”的錯誤思想的滋生和發展，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上日益僵化，將現有制度固化、模式化，使社會主義逐漸失去應有的生機和活力，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嚴重的挫折。鄧小平將黨和人民對社會主義建設所出現的嚴重挫折與教訓的反思，引導到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上來，引導到對改革的認識上來。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312頁。）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指出：過去在各方

面存在的問題，責任“在于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50頁。）稍后，他又提出農村的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78頁。），“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13頁。）的論斷。鄧小平的這些論述、論斷歸結起來就是他后來所強調的：通過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充分發揮和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社會主義制度無疑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更優越的社會制度，但是它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是在與資本主義的比較和競爭中體現出來的。在比較和競爭中，兩種社會制度必然會有交流互鑒。中國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發展對外交流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尤為重要。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客觀上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主觀上由于黨的指導思想陷入僵化，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視為水火不相容的兩個世界，從而使我國一度處于一種封閉半封閉的狀態，在經濟和科技、教育等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鄧小平在推動解放思想、領導撥亂反正的過程中，明確提出了對外開放的問題。他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開放的對外政策。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但是，離開了國際的合作是不可能的。應該充分利用世界的先進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資金，來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建設。”（《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33-234頁。）由此，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逐漸成為黨和人民的共識，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逐漸打開。

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為改革開放清除了思想障礙，使中國開啟了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同時也為后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思想條件。習近平高度評價說，這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人民日報》2018年 12月 19日。）。

二、創立鄧小平理論，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

經過黨和人民的不懈奮斗，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之所以有這樣的局面，離不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引，離不開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接力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鄧小平是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始者，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一，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主題

由于國內國際的各種原因，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破壞，20世紀 70年代中后期社會主義在中國已陷入困境。“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面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改旗易幟的西化之路不能走，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史性的選擇，但過去封閉僵化的老路注定走不通也走不下去了。那么要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呢？“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在思考什么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時，就在思考這個更為實際的問題。鄧小平深知，過去封閉僵化的老路之所以走不通，主要是脫離了中國的實際，不適合中國的情況。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時候，他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經驗，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63頁。）他從現代化建設的角度，提出了“中國式道路”的命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發展，實踐越來越需要對這條“中國式道路”作出更帶本質屬性的定義。毛澤東曾說過，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附。（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70頁。）鄧小平深入思考，終于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他說：“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頁。）

一段時間內，鄧小平對這一命題反復作了闡釋：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他說中國“必須搞社會主義”，“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的混亂狀態就不能結束，貧困落后的狀態就不能改變”。（《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63頁。）第二，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條件，以自力更生為主”（《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9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命題，無疑是既具有社會主義本質屬性、又具有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多樣性特征的命題。這一命題的提出，標志著鄧小平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有了一個基本結論，標志著他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的一系列思想觀點內在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的形成。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命題，不僅明確回答了中國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成為指引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旗幟；而且鮮明地揭示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時代主題，成為引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理論和實踐創新的偉大旗幟。這個命題，也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進行理論創新的主題，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主題。

第二，鄧小平理論比較系統地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沒有也不可能在一兩百年前提供世界各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案。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對在中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出了許多好的戰略設想。特別是在發現蘇聯模式的弊端之后，毛澤東提出，以蘇聯為鑒戒，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并由此開創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形成了不少有價值的理論觀點。但是，由于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逐漸陷入“左”的錯誤，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出現曲折，不僅許多好的設想和有價值的理論觀點被掩蓋和擱置，而且在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問題上造成了思想混亂。“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領導黨和人民重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他指出：“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23頁。）他繼承和吸收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總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實踐經驗，終于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路，并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到 1992年黨的十四大，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形成完整的體系。黨的十四大對這個理論體系作了基本概括和闡述，最主要的內容有：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外部條件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障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步驟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的理論、關于實現祖國統一的理論，等等。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這些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9頁。）。1997年，黨的十五大將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正式命名為“鄧小平理論”，并且將其確立為黨長期的指導思想之一。

第三，鄧小平理論用新的思想觀點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

馬克思主義不是固化的教條，而必須不斷地豐富、發展，才能保持它的先進性和科學性。毛澤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早在 1959年，他在總結黨領導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時就提出，“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09頁。）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參與領導了 20世紀 50年代到 60年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對此當然有很深的感受。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后，他總是強調，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再一次結合”，必須要“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92頁。）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進行理論創新，既不丟老祖宗又講新話，用許多新的思想觀點，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

比如，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基本認識，它涉及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和根本任務等基本問題。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如果固守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在一兩百年前的論斷，必然陷入僵化。社會主義本質問題，一直是鄧小平思考的問題。據有人統計，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談過不下 20次。20世紀 80年代中期，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就作過概括。1985年，他說：“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 ”（《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42頁。）1986年，他說：“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72頁。）這兩種概括，角度稍不一樣。稍后，他進一步強調了共同富裕，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64頁。）在 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將社會主義本質全面概括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73頁。）這一論斷，無疑是科學社會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的新話。這一具有不可移易的原則性的論斷，進一步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為黨正確制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針、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為黨的理論創新提供了基本遵循。

又比如，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所揭示的，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建成的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他們沒有對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作過具體分析和預設。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必然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有一個階段性的問題。毛澤東在 20世紀 50年代曾經設想過社會主義可以分為發達社會主義和不發達社會主義，但沒有就此作出深入研究和明確判斷。在長時期中，我們固守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造成脫離中國基本國情實際、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急于求成求純的“左”傾錯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在領導對黨的指導思想撥亂反正的過程中，總結歷史教訓，對中國國情作了深入思考，提出并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1981年 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由他主持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于初級階段。1986年 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正式提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127頁。）。1987年 8月，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明確要求十三大報告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根據，一切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52頁。）。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十三大報告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成為鄧小平理論的基石，也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石。這一理論一直到現在，都是我們黨制訂各方面工作的方針政策、規劃各項事業發展的基本理論依據。

再比如，關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斷。在比較長的一個時期內，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而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將被取消。列寧曾經指出社會主義國家與人民的關系只能是等價交換的商品關系，但沒有從理論上闡明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系。后來斯大林雖然承認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生產，但他將商品生產限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并且認為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中國，20世紀 50年代末，毛澤東在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時提出，要利用商品生產、價值法則為社會主義服務，但他沒有從社會主義經濟的整體屬性上認識。實行改革開放以后，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取向問題被提了出來，如果不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經濟領域的改革只能是細枝末節的修修補補。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斷，打破了長期以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視為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這是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開辟了新的源頭活水。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的開創性的思想觀點還有很多。這些思想觀點奠定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又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新的生長點。繼他之后，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奮斗，不斷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也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不斷推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

三、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基本設計，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實踐基礎

習近平指出：“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 22頁。）鄧小平一直強調理論要管用，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實踐性非常強。“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這一歷史定位，就突出地反映了鄧小平理論所擁有的“實踐第一”的品格。他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一系列基本設計。比如黨和國家基本政治路線設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設計，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設計，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設計，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戰略重點設計，對外開放目標、途徑及步驟設計，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目標、途徑設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設計，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方式設計，黨的建設的目標、要求設計，等等。這些相當于對一項宏大工程的全面設計，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黨領導人民不斷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對外開放，不斷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拓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黨和國家基本政治路線設計，即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設計。“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實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干設計、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干設計。其他設計，都是這一主干設計的展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已經明確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并進行了深入闡發。但是，他沒有急于把這些思想原則確立為黨的帶根本性的政治路線。之后，他通過深入分析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中國的基本國情，提出了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從而為他制定黨和國家的基本政治路線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和實際依據。1987年黨的十三大根據他的意見，明確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正式概括和確立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在 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提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70-371頁。）。2017年，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黨要“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人民日報》2017年 10月 28日。）。可見，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設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百年大計”。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設計，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設計。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經濟領域的所有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鄧小平主導設計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也是他對經濟領域所有制改革作出的基本設計。

改革開放初期，經濟領域的改革主要是突破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到 20世紀 80年代私營個體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資企業等出現后，所有制的改革才成為經濟領域改革的重點。黨的十二大后，鄧小平一方面積極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強調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初步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思想。1984年 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個體經濟和外資經濟都是社會主義經濟中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這個《決定》被鄧小平稱為“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83頁。）。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1997年，黨的十五大正式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的需要，也是實現社會共同富裕的需要。鄧小平在主導設計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時，始終將它與實現社會共同富裕聯系在一起。20世紀 80年代中期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開后，他一方面強調，公有制經濟要始終占主體地位以為實現社會共同富裕提供重要保障；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利用外資，發展其他所有制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42頁。），也是為了最終達到社會共同富裕的目標。改革開放 4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領域的改革之所以能夠穩步推進，使社會主義經濟獲得巨大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始終堅持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習近平多次強調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參見《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版，第 501-502頁。）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設計，即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設計。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疑是鄧小平對我國經濟領域改革最重要最具創新意義的設計。我國 40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從某個角度講，可以說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這一設計，不只是對經濟領域的改革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取向，對于經濟領域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設計是非常謹慎、循序漸進的。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他就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設想，但限于當時歷史條件沒有急于下結論。20世紀 80年代初，在開始醞釀全面經濟改革時，鄧小平意識到，不從根本上突破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全面經濟改革是邁不開步的。因此，他提出要研究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他說：“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17頁。）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逐步轉變。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1989年，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內在統一的體制。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和實踐，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得出結論：“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73頁。）幾個月后，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立下來。這一目標的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指明了方向，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勃勃生機，為我國經濟發展融入全球化浪潮提供了前提條件。

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設計，即小康社會目標設計和“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及步驟設計。小康社會目標，是鄧小平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基本設計的神來之筆。這一設計契合了我國人民幾千年來對理想社會的追求，極大地調動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改革開放 40多年，可以說是黨領導人民從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 40多年。

實現國家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共同的愿望，一代又一代人為之進行了不懈奮斗。真正提出中國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和步驟并開啟實際進程的是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 9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代表黨中央提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我國實現“四個現

代化”目標的最初概括。1964年底，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對“四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作了如下表述：“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39頁。）。中央還確定分兩步走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構想，即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第一步，經過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中國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但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出現了失誤和挫折。到 20世紀 70年代末，鄧小平清醒地看到到世紀末實現國際標準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因而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標準，即小康標準。20世紀 80年代初期，他在考察江蘇等發展較快的地區后，又提出了小康社會目標。在 20世紀末，我國如期基本上實現小康，進入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在醞釀、設計小康目標和小康社會目標的過程中，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及步驟。這就是：第一步，到 20世紀 80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 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 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目標及步驟設計，使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了一個清晰、切實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鄧小平設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及步驟，是動態的不斷發展完善的。進入 21世紀后，黨在領導人民推進小康社會建設的實踐中，對小康社會建設又作了分階段的設計，提出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標、新要求。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大會作出了分兩個階段安排的部署，即“新兩步走”：第一步從 2020年到 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從 2035年到 21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十九大的部署將鄧小平設計的第三步戰略目標基本實現現代化提前了 15年，這是對鄧小平現代化發展戰略設計的豐富和發展，體現了黨和人民的雄心壯志。

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戰略重點設計，從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重大論斷到“科教興國”戰略的形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戰略目標，是由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追趕當代世界現代化潮流的目標，要求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隔幾年上一個臺階。這就需要確定驅動全局的戰略重點。鄧小平把科學技術設計為戰略重點，既是基于我國現代化發展的實際需要，也是基于我國科學技術比較落后的基本國情。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上發生第三次科技革命，并帶來一場新的產業革命，科技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到 20世紀 70年代末，中國科技水平不僅總體上落后于發達國家至少 20年，而且還在某些方面落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25%，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70%。1978年，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86頁。）到 20世紀 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進一步抓住產業革命機會，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引發世界范圍內的高科技競爭。鄧小平感到，僅僅重申“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已經不夠了。1988年，他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并指出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鄧小平的有關論述，確立了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他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重點設計。按照這一設計，1989年，黨中央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提出，“把經濟建設真正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正式提出科教興國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黨中央確立并實施了以科技創新為引領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對外開放設計，即對外開放的基本目標、途徑及步驟設計。4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沒有日益擴大的對外開放，中國的發展是不可能的。鄧小平不僅打開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而且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目標、途徑及步驟作出了基本設計。

鄧小平設計的對外開放是長期持久的。1984年，開始進行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鄧小平就提出：“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個長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會變。”（《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79頁。）他的意思實際上是長期不會變，因為經過長時間的對外開放，中國同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的關系將更加緊密，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更不可能改變了。

鄧小平設計的對外開放是全面、全方位的。從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后，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實踐，到 1992年南方談話，鄧小平形成了他對對外開放基本目標的設計。這就是：“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73頁。）鄧小平講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質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

鄧小平設計的對外開放包括多種形式和途徑。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科技整體落后的情況決定對外開放主要是大量引進，包括技術、資金、智力等。到 20世紀 80年代中期之后，鄧小平指出，中國經濟要“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能夠打進國際市場。這樣，就有了中國外向型經濟的形成，有了大量的“中國制造”走向國際市場。

鄧小平設計的對外開放是由點到面逐步擴大循序漸進的。對外開放的大門是一步步打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鄧小平即倡導推動建立深圳等 4個經濟特區，成為對外開放的“試驗田”和“窗口”。經濟特區取得成功經驗后，鄧小平提出，“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到 1988年，他形成由沿海地區帶動內地的對外開放的設想。他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77頁。）。按照這一設想，天津、上海、大連、煙臺等 14個沿海城市實行對外開放。與此同時，他還提出，“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267頁。）。按照這一設想，20世紀 90年代初長江沿岸 10個主要中心城市全部對外開放。此后，其他 17個內陸省會城市以及一些內陸邊境城市也相繼對外開放。這樣，就形成了從沿海到沿江、從沿海到內地、從東部到中西部的對外開放大格局。進入 21世紀后，國際國內局勢發生新的重大變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中國只有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才能繼續獲得新的發展。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人民日報》2017年 10月 28日。）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4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成為全黨和全國十幾億人民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實踐，累積起了越來越深厚的實踐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獲得了新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作者楊勝群，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