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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智庫的發展之路及對我國的啟示

作者:王浩    發布時間:2021-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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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中,智庫(think tanks)這個詞可謂是眾所周知、耳熟能詳。智庫又稱為“腦盒”“智囊團”或“思想工廠”,這一術語最早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初用以指代美方軍事專家擬定計劃時所處的保密空間,其后將它用以概稱政策專家所供職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如今,提起智庫,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德國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等來自歐美大國的全球知名機構,而對于來自小國的智庫關注相對較少。其實,小國自有獨特的生存之道,瑞士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2020年1月30日,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TTCSP)研究編寫的《全球智庫報告2019》指出,全球共有智庫8162家,其中,瑞士以78家智庫數位列榜單第17名。由此可見瑞士智庫的發展成效。

一、瑞士智庫的歷史淵源與當代發展

瑞士智庫蘊含著曲折而堅強的歷史傳承。在瑞士,最初形態的智庫或者說是智庫的雛形,是瑞士聯邦司法警察部,瑞士聯邦環境、交通、能源和通信部,瑞士聯邦軍情局等部門下屬的情報機構,這些機構專注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分析,為瑞士聯邦政府提供信息搜集與政策研究的理論支持,實際上這些機構已經在行使智庫的部分研究功能。

1963年9月1日成立的戈特利布·杜特雅勒研究所是瑞士早期的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智庫,該所由瑞士最大的零售商Migros等機構資助,其背后有瑞士聯邦政府的支持。成立伊始,該智庫就已具備獨立性、非營利性、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影響政策為目的等特征。同樣值得關注的早期智庫,還有創立于1979年的自由研究所,該智庫著力分析瑞士傳統文化中的“個人和政治自由、和平、開放性和多樣性”等問題。

進入21世紀,瑞士的智庫發展日趨成熟和規范,已形成相當數量的側重于具體問題場域的智庫機構。如今,瑞士的智庫大致可分為綜合型智庫、學術型智庫、平臺型智庫和社會經濟型智庫等形式。

成立于1999年的綜合型智庫“瑞士未來”,是瑞士新型智庫的代表。該機構號稱當今瑞士最大的智庫,擁有雄厚的財力物力、龐大的研究團隊和強大的綜合實力。該智庫致力于研究瑞士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倡導開展跨學科、跨領域的深入研究,為持久維持和增強瑞士的經濟繁榮提供有益的思想、對策和建議。成立于1988年的瑞士和平基金會,在很多方面同樣體現出瑞士新型智庫水平。該智庫重點關注暴力沖突與和平轉型戰略,旨在預防和改善國際沖突,推動沖突研究的創新與轉變,塑造國際和平政策話語,在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完成的全球智庫百強排行榜上,位居47位。

2004年成立的日內瓦民主與發展研究所是典型的學術型智庫。該智庫致力于研究和平、民主、人權和社會經濟問題,為決策者、研究人員、媒體和有興趣的公眾提供智庫數據和分析建議。類似的學術智庫還包括成立于1982年的洛桑高等教育研究所等。上述智庫也許并不直接隸屬于某一所大學,但能夠有效吸收大學聯盟的智力資源,整合重要的政治行動者利益,進而找到各方可以協商接受的方案。

1971年成立的世界經濟論壇是著名的平臺型智庫。雖然名為“論壇”,但其不僅僅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的討論平臺,而更多地表現為智庫形式。該論壇擁有良好的治理機制,研究人員精干,信息平臺強大,每年定期發布150份研究報告。與此類似的還有2005年成立的豪拉斯論壇。該智庫每年舉辦豪拉斯中國會議、豪拉斯印度會議和豪拉斯亞洲會議,為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之間的合作和知識共享提供平臺。豪拉斯每年還會出版一系列跟蹤性報告,匯總會議中出現的結果和意見。

成立于1973年的國際保險經濟學研究協會,則是瑞士境內最具代表性的社會經濟型智庫。該協會和瑞士保險界乃至歐洲與全球保險行業聯系緊密,得到了來自國家與市場方面的雙重加持。該協會的宗旨是研究保險在全球經濟領域中日益凸顯的重要性,分析保險業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戰略問題。

二、瑞士智庫發展的主要趨勢和特色

瑞士智庫滲透著強烈的認同感與家國情懷,其發展背后有著強烈的政府影子。瑞士有影響力的智庫,往往得到聯邦政府以及各個州政府的資助和支持。比如“瑞士未來”、日內瓦協會、豪拉斯智庫在發展初期都獲得來自瑞士聯邦政府層面的某種資助,而作為反饋回報,瑞士智庫也能夠做到積極主動融入民主政治體系,采取靈活舉措有效服務于瑞士國家戰略決策。

瑞士智庫務實低調,專業而不張揚。在發展過程中,瑞士智庫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各有其細分領域,學術為本,講究精益求精。一些智庫更是以“出大師”為發展導向,諸如洛桑高等教育研究所、日內瓦民主與發展研究所等智庫的研究員,秉持一種對未知和完美的自我追求,深耕特定研究領域,一旦需要發聲,他們總是能及時在合適的場合向全球知識場輸送獨到見地,贏得學術話語權。

瑞士智庫勤于強化與世界著名智庫的合作,主動參與國際事務。日內瓦武裝力量民主管制中心在全球有6個常設辦事處和63個成員國,能依托聯合國框架開展大量有影響力的國際研究。日內瓦協會成員包括全球80名知名保險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此外,一些瑞士智庫還利用特別的渠道,從駐外使館、聯合國等機構廣泛獲取項目情報信息。比如,瑞士在世界各地設有一系列科技領事網絡,即瑞士屋,用以展示瑞士智庫及相關科技成果。

瑞士智庫注重培養和傳承,秉持工匠精神,打造“沒有學生的大學”。近年來,瑞士智庫結構向扁平化發展,注重研究人員的流動性,在以重大現實和戰略性問題為導向的研究項目中,往往把不同專業背景和從業經歷的人員召集在一起。這不僅加強了不同地區與文化親緣的鄰國之間的知識、技術和人才交流,使智庫產品能夠博采眾長,也使智庫人才能夠得到真正培養和充分鍛煉。

瑞士智庫“專業文化”特色明顯,成果轉化能力較強。瑞士智庫的“旋轉門”機制通暢,幾乎所有的智庫都與學術界有著或多或少的直接聯系。公私智庫產品能夠有效流動,以充分接受市場檢驗。在瑞士,公共職能外包方式多以市場化方式運營,智庫資金來源廣泛,能通過服務社會、影響公眾的方式等多渠道籌集機構運行經費。瑞士有1.5萬家公益基金會,在許多領域可以與智庫展開合作。

瑞士智庫重視運用創新技術推廣智庫研究成果。強調借助報紙、期刊、網站和社交平臺,解讀政策內涵、傳播觀點主張、影響公共輿論。幾乎所有的瑞士智庫都建有網站,能提供多語種信息,及時發布、宣傳學術思想、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張,擴大自身影響力,進而影響政府決策。

三、瑞士智庫發展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瑞士以其過硬的智庫人員素質、治理結構和產品質量,擁有與其規模不相稱的全球影響力,在世界智庫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瑞士智庫發展經驗對于當前加快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具有一定的啟示。

一要明確智庫發展的利益導向和服務目標。思想無邊界,但智庫產品生產者和使用者卻是有國籍、有“邊界”的。瑞士的情況表明,智庫所謂的“獨立性”只是相對而言,其背后的利益集團如同“隱形之手”,決定了智庫的研究領域和發展方向。基于此,中國智庫的發展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黨管智庫原則,緊緊契合當前中國經濟轉型與社會發展要求,積極主動地開展前瞻性、針對性政策研究,創造出高質量、專業化、可操作的決策方案。

二要求真務實,不搞形式。智庫發展不能圖虛名。對研究要有敬畏心,拒絕浮躁心態,講究學術深耕。要強調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大寂寞。研究過程中要腳踏實地,尤其是要鼓勵以問題為導向,倡導實事求是和大膽探索,深入調查研究,進行扎實分析,真正搞清基層情況、了解國情,真正出思想出精品,不能坐而論道。在研究方向上,智庫須挖掘更多新議題,突破此前的范式桎梏,發掘更多新型的、以生態與生命為本的研究議題。

三要有效開拓國際交流與合作,廣交朋友,集思廣益。要調動內外資源,更加自信地融入全球智庫網絡,主動走向國際智庫前沿。要培育戰略眼光、國際視野和原創能力,在參與中學習,掌握真本領。當下,智庫的對外發聲至關重要。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美歐國家不少輿論詬病中國,形成了對中國責難的國際輿論趨勢。中國似乎正遭遇30年來最惡劣的內外部環境。智庫應在后疫情時代有所作為,為國分憂,共克時艱,尤其是要鼓勵中國智庫加強與國際智庫的交流,加強城市間合作,運用現代信息技術舉辦在線研討會,分享疫情防控經驗,有計劃地“請進來”“走出去”,講好中國抗疫故事,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效提升自身智庫世界影響力。

四要發揮人的主體作用。要重視智庫型專家的培養、引進和傳承,打造有全球學術影響力的決策咨詢大家、政策宣講名家、智庫管理專家隊伍。在人員配置上,既要重視研究人員,對于輔助人員、營銷人員、保障人員等也應通盤考慮。應加快建立完善適合我國國情和發展需要的政府、企業、社會與智庫間的人才流動機制和通道。

五要重視知本市場和學術市場的培育、創新與發展。要有序推動智庫產品市場化,促進智庫研究的選題命題、研究方法和手段創新,增強智力市場的要素與產品流動性。需要強調的是,智庫產品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公益性產品,智力市場的開發需要特別謹慎。

六要打造強大的全球戰略傳播能力,把握網絡社會的主動權。要鼓勵智庫逐步增強多語種傳播能力,有效闡釋中國立場,傳播中國聲音,用實力爭取話語權。要在加大傳統媒體、智庫網站的多語種建設力度的同時,加強新媒體智庫發布平臺的信息全球滲透力。

(來源:《求知》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