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很快過去，新學期開始了。對我來說，變化最明顯的是憤怒化為深思。

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

這一時期，開始讀到一些中國共產黨文件，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著作。

此前，雖然也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書籍，但基本上是理論著作，多少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知識、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這當然需要，但顯然不夠。

那時，復旦有一個特殊的地方，新聞系主任陳望道主持的新聞館，許多進步同學在那里。因為對我有了信任，大家就拿給我看黨在香港出版的《群眾》周刊。那當然是經過偽裝的，有的封面刊名叫《茶亭雜話》。

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重要文件，通常是油印流傳的。許多同學的宿舍是過去日軍占領時蓋得很矮的兩層小房子，那時叫淞莊。拿到這些材料時，因為要細看，通常會藏在宿舍兩層間廁所的抽水箱頂上，看完了就繼續傳走。

放在這個地方有好處：樓上住了6人，樓下住了4人，材料萬一被訓導員發現，誰都可以推說不知道是哪個人放的，也很難有證據可查。

當時讀到的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篇：

一篇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這篇文章，在今天有的人看來似乎已是“老生常談”，但當時給我的感覺是極大的震動。

以前，對國民黨和舊社會看到的還是一件又一件不顧國家民族命運、專制黑暗的具體行為，對共產黨的基本印象是正義的、正在創造一種新社會、令人感覺充滿希望的黨。聽了一些進步學者激昂慷慨的講話，看了一些令人激動和醒悟的文章，大體上知道的還是一件一件事，仍處在“認識的感性階段”。

讀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就不同了：關于中國的社會、各種社會力量、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等，一切都變得井井有條、一目了然，并且觸摸到了根本。

另一篇是毛澤東同志在1947年12月所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

這篇報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政治綱領、軍事原則等，都作了系統而明確的闡述。這些都極重要。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對形勢的分析。

那時候，在國民黨統治區，進步報刊大體已被封禁，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幾乎無人讀、無人信。我們每天勉強看的只有《大公報》。給人們的印象是，國民黨軍隊正在不斷向解放區圍攻，解放軍的處境似乎還很困難，使人多少有些擔心。

但這個報告一開始就響亮地宣布：“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

盡管我們對局勢發展的具體情況了解還不多，但報告最后的“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這12個字給了我極大的鼓舞。

主要是做群眾工作

在組織結構上，復旦地下黨采取了一個重要措施：在各系成立秘密的“核心小組”。

拿史地系來說，共7個人：四年級的張靖琳，三年級的呂明倫、傅道慧，二年級的陶承先、關郁南，一年級的卓家瑋和我。其中，張靖琳、呂明倫、卓家瑋3人已是地下黨員，包括我在內的另外4人到這年冬天也先后入黨。

“核心小組”的工作，大體上有以下幾項：一、傳達上級指示（不能說是黨的指示，只能說是“上海學聯”的指示）；二、分析系內情況，特別是各種類型群眾的思想情況；三、布置下一步工作和工作中要注意的問題。

這種“核心小組”實際上是擴大的黨小組，比原來靠很少幾個黨員分別做工作要有力得多。

現在不少人一講地下黨，很容易想成只是做秘密的情報工作。其實，做情報工作的是少數人，絕大多數黨員做的主要是群眾工作，首先是做各種類型群眾的思想工作，在此基礎上組織各種群眾性活動。當然，到上海解放前夕，對本地區的重要情況進行調查，為接管做準備，也是需要很多人去做的。

對參加“核心小組”的非黨員積極分子來說，這也是從個人自發行動到有嚴密組織的工作，是很實際的訓練。

把這兩條綜合起來看：思想提高和組織訓練確實為自己從黨外積極分子成長為一個共產黨員作了準備。

這年4月，學校中的政治氣氛和力量對比同我們入學時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進步學生在“迎接紅五月”的口號下，組織了一系列活動。

比如，組織同學到杭州集體春游，并到于子三墓前致祭；為爭取增加公費生名額，部分同學絕食、在校內游行，并到校長辦公室外靜坐請愿，最后以部分貧困同學改為師范生、享受免費待遇結束；因國民黨當局派人到國權路茶館搜查正在那里聚談的新聞系同學楊貴昌（新中國成立后在山東大學教哲學），而宣布罷課一天；到交大參加上海學生舉辦的“五四”晚會，等等。

可以說，國民黨勢力在復旦已難以控制局面。有時，只能在校門里側貼出一些反對進步學生運動的大字報。

記得有一次，他們還刷出“警告復旦的土共們”的大標語。所謂“土共”，特指復旦地下黨。那時，國民黨的報紙上常把分散在地方上的中共游擊隊稱為“土共”，但他們根本不知道復旦的地下黨在哪里。

（作者為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來源：《解放日報》2021年8月3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