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個考生取一個

那時，大學招生是各自出題考試、各自錄取的。我考了三所大學（北大、復旦、金陵）的歷史系和一所大學（東吳）的化工系。

報歷史系，是因為我從小就愛好讀歷史。復旦中學后來送給我一份初中各科成績單的復印件，上面顯示我初一時英文補考后才及格，其他科成績大體上是中等，只有歷史得了98分。

為什么也報化工系，因為正如那時一句流行話“畢業即失業”，怕讀了歷史系，畢業后找不到職業。而化工是當年民族工業中發展得比較快的，如橡膠、制藥等廠，畢業后較易找到工作。

記得我在復旦考作文時，題目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說》。在復旦中學，老師規定作文都要用文言文寫。所以，我在中學畢業前沒有寫過白話文的文章。

監考老師是周谷城教授，那年49歲，穿著一套白西裝，在考場里走來走去看大家作文。20世紀80年代有一次見到他和夫人，周師母（李冰伯）還笑著說：“我們看你長大的。”

大學那時很難考。復旦史地系是16個考生取一個，共取15人；新聞系更難考，是40個考生取一個。錄取是分別發榜的，登在報上，自己去看，分為錄取和備取兩種。錄取的不去，就由備取的補上。

我先看到金陵大學的通告，歷史系只錄取7人、備取5人。其他學校還沒有發榜，就先進了金大。章開沅同志也在金大歷史系讀書，比我高一年級。

到南京第一天，先到珠江路口憑吊，接著參加新生入學周，注了冊，聽了課。讀了一個星期后，復旦發榜，也錄取了。我家在上海，就從金陵大學退學，回上海進了復旦大學史地系。

北大歷史系沒有錄取。如果考上了，就和寧可同志同年級，比戴逸同志低一年級。

斗爭十分激烈

復旦大學在抗戰時期的經歷很特殊，分為兩部分：大部分師生遷到內地，先在江西、貴州，再到重慶北碚的夏壩，后來改為國立，吳南軒、章益先后任校長；另一部分遷入日本當時還沒有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內，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后，仍稱私立復旦大學，后來稱復旦大學上海補習部，由留在上海的老校長李登輝主持，不由日本人管理。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與校長章益都是李登輝老校長的學生，講了話，所以兩部分宣布合并，完全承認上海部分學生的學歷，沒有區別。重慶部分在1946年秋遷回上海江灣原址，并從這年起在上海招生。

那時，學生有學號，上海部分的學號以S領頭，重慶部分以Y領頭，1946年統一招生入學的以A領頭。我在1947年入學，學號以B領頭。

當時，上海共有四所國立大學：交大、復旦、同濟、暨南。交大的地下黨和進步力量最強；同濟學生的進步力量最初也很強，但校方很反動；復旦是雙方力量都強，斗爭十分激烈，但進步力量不斷上升。

我進入復旦后發現，復旦的學生運動正處在低潮中，政治空氣相當沉悶。這年暑假，校方宣布免去張志讓教授的法學院院長職務、周谷城教授的史地系主任職務，還解聘了洪深、顧仲彝、馬宗融等一批進步教授。一些活躍的學生領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開除，有的被迫撤離。還有4名被捕的同學沒有釋放，被囚禁在曹園。

一進校門，左邊的學生自治會門上貼著封條，不能再進行任何活動，讓人看了就覺得傷心。所有教室下課后就上鎖，防止學生在里面開會。

學校的訓導處分兩個組：課外活動組和生活管理組，都由特務控制。生活管理組的訓導員不定期地到學生宿舍查房，有時還會躲在門外偷聽室內的談話。

復旦黨組織相當高明

經過反饑餓、反內戰運動的風暴洗禮，又讀了一些書，我開始強烈向往中國共產黨。但人海茫茫，周圍有誰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在哪里？我一無所知。

當時，能做的只有兩件事：

一件事是埋頭讀書。

因為我是學歷史的，讀了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只講到義和團事件），感到耳目一新。后一種書出得晚一些，印的作者署名是“武波”，當時不知道他是誰。新中國成立后我才弄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瀾的“波”，“武波”就是“文瀾”。連這樣的學術著作都不便用真名出版，可見國民黨當局的政治控制有多嚴厲。

我以前常讀的《周報》《民主》《文萃》等刊物都已相繼被封，有進步色彩的《文匯報》《聯合晚報》等也在這年5月被封。

那時，看得多的刊物是《時與文》（它的發行人程博洪是程潛的兒子）和《觀察》，其中除時事評論外，還常有各地學生運動的詳細報道，起著刺激人心的作用，但不久也被封了。

對我影響更大的，是華崗所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下兩冊，實際上就是近代中國革命史。這是別的同學借給我看的，讓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歷史有了比較系統的了解。

除自己看書外，我還和貼鄰宿舍的合作系一年級同學李正開、汪巽人組織讀書會，讀蘇聯學者羅森塔爾著、李正文譯的《唯物辯證法》，每讀完一章就集體討論一次，還將個人的讀書筆記交換著看，最后由李正開進行總結。

《唯物辯證法》譯者李正文是老資格的秘密黨員，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大夏大學教授，也是半公開的“大教聯”負責人。上海解放后，他作為上海軍管會高教處副處長，成了接管復旦的軍代表。

李正開是地下黨員，1948年秋去解放區后改名戴云，后來擔任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此后在中央宣傳部工作，57歲時就因病去世了。他給我的印象是社會經驗豐富、談吐老練、能拿主意，我很佩服他。

我能做的另一件事是在進步的同學中串門子，深交了一些好友。

一批是我在復旦中學時無話不談的同學邱慎初、何志禹，他們當時都在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一年級讀書。我常到邱慎初宿舍去聊天，土木工程系高年級同學也常來聊天，其中有地下黨員朱乘中。

另一批是當年新入校的一年級同學，因為處境相似，又都是思想比較進步的，共同組織了一個相互聯絡感情的團體，叫“新生社”。這個團體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來去隨便，也沒有指定什么負責人，只是常常舉行一些集體活動，臨時一叫大家就來了，經常參加活動的有五六十人。

新生社的活動，一開始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只是組織了兩次到廣肇山莊遠足，還多次在一起唱新民歌、跳集體舞等。但參加的都是十分活躍的年輕人，政治態度也接近，彼此感情十分融洽，能夠相互影響。一年多后，大多數人都加入了黨組織，其他的至少一直是積極分子。

回頭想想，復旦黨組織的工作部署相當高明。當時，一年級同學剛入校，彼此還不熟悉。蔣介石在這年7月發布所謂“戡亂總動員令”。在這種不利情況下，還是要沉著隱蔽，耐心發現積極分子，爭取中間分子，團結并教育他們。條件成熟時，一旦有事便能一呼百應，斗爭從分散到集中，掀起新的高潮。

（作者為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來源：《解放日報》2021年8月17日 12版：思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