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傳播能力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對外傳播工作。延安時期，為了打破國民黨的輿論封鎖和造謠污蔑，向國內外宣傳黨的抗日政策和主張，黨中央精心部署、主動作為，充分開辟各種渠道，把延安的聲音發出去，向外界有效展示了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形象和人民軍隊、抗日根據地蓬勃發展的氣象，贏得國內各界和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延安時期對外傳播的成功實踐，為新時代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黨的領導同志積極開展對外傳播工作

對外傳播工作是一項具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要工作，要求領導者高度重視，身體力行去謀劃、去推動。毛澤東一生對新聞宣傳、對外傳播有著濃厚的興趣。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為了讓外界了解黨和紅軍實情，宣傳史無前例的偉大長征，毛澤東同楊尚昆發信動員，號召紅軍指戰員人人動手寫長征經歷，“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董必武、李富春、張云逸等積極響應號召，帶頭寫作，征集的稿件定名《兩萬五千里》，這些原始材料后來為斯諾寫作《紅星照耀中國》提供了重要幫助。

1937年7月13日，埃德加·斯諾到達保安，毛澤東高度重視，當天傍晚步行至斯諾住處看望。此后多次與斯諾長談，講述了紅軍長征、抗日戰爭、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等重大問題，并破例地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長經歷。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賀龍、陳毅、葉劍英等同志，都善于與媒體和記者打交道，主動對外宣介。延安時期對外傳播工作的成功開展，得益于黨的領導同志傳播意識強，積極主動，親力親為，這是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

以革命理論和話語體系彰顯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傳播的影響力取決于思想的力量。延安時期是我們黨日益走向成熟的時期，毛澤東撰寫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大量理論著作，深刻總結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系統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如何把黨的理念和革命理論傳播開去，不斷提高黨的凝聚力、影響力和社會認同度，是黨的對外傳播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我們黨利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的《新華日報》，刊載毛澤東重要著作，以小冊子形式出版《論持久戰》，還發表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組織翻譯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向海外發行。黨關于抗戰和中國革命的概念、范疇、表述，使國內外進步人士耳目一新，為之振奮。許多進步青年是在讀了黨的著作，受黨的主張感召，決定奔赴延安的。《論持久戰》出版后，周恩來委托宋慶齡找人翻譯成英文，以便在海外發行。宋慶齡收到這部書后，認真地讀了兩遍，深為毛澤東的戰略眼光和精辟分析所折服，立即請愛潑斯坦等人將書翻譯成英文。毛澤東得知后，特意為英文本寫了序言。他寫道：“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利益，也為了世界利益。”《論持久戰》英文本在海外發行后，得到了國際上的積極響應和高度評價，人們從充滿必勝信心的思想和文字中，看到了中國共產黨認識抗戰、認識革命、認識中國和世界的獨特思考，感受到思想和精神力量。

有效運用各種媒體和渠道發聲

針對國民黨封鎖、自身傳播資源不足的狀況，黨中央一方面加強自身傳播能力建設，創辦了《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八路軍軍政雜志》《新中華報》《共產黨人》《晉察冀日報》和紅色中華通訊社、新華廣播電臺等媒體，這些新聞媒體發揮了傳播主力軍作用。各個根據地都創辦了各類報刊，如《抗戰報》《救亡報》《三邊報》《大眾報》等。另一方面，黨的領導人非常善于借助具有進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國內媒體、外國媒體，向國統區以及國外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大公報》曾提出派記者隨八路軍采訪，毛澤東明確表示歡迎。1944年6月，在黨的熱情邀請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1人來延安采訪，其中有美聯社的斯坦因、美國《時代》雜志的愛潑斯坦、合眾社的福爾曼等外國記者6人。毛澤東專門設宴招待，認真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并親自安排接待工作，指示有關部門為記者采訪提供便利。中外記者根據自己的直接觀察和親身體驗撰寫了大量的采訪報道，以書籍、文章、照片、電影、講演等形式介紹了所見所聞，為黨和人民軍隊的抗日斗爭營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延安時期運用各種媒體和渠道的經驗，對當今各類媒體技術不斷涌現的背景下，如何推動媒體融合發展，如何把“自己講”和“別人講”結合起來，使中國故事更多為國際社會和海外受眾所認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以自信坦誠、客觀真實的面貌示人

對于中外人士的來訪，延安的方針是敞開大門，讓他們自由參觀邊區機關、工廠、學校和各類單位，不搞浮夸，更不弄虛作假。在與中外人士的互動交流中，毛澤東等領導人展現出的戰略思維、精辟見解和人格魅力，使走進陜北的中外人士大為折服。共產黨人的坦誠友好，增強了對外傳播的親和力，也為自己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朋友，斯諾、史沫特萊等人都與黨的領導人建立了深厚友誼。1944年7月，經過積極斡旋，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考察。毛澤東要求各級干部放手與美軍接觸。觀察組所到之處，當地領導人予以熱情接待和通力合作，得到了美方高度贊許。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看到的是與重慶完全不同的世界，這里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沒有乞丐，也沒有令人絕望的貧困現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都很儉樸，人民之間的關系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毛澤東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與普通老百姓聊天。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與中共領導人深入接觸后認為，這個領導集體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講求實效的人們組成，他們忘我地獻身于崇高的原則，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堅毅的領導素質。美軍觀察組的報告讓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延安的經驗啟示我們，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要秉持開誠布公、以誠相待的原則，堅持從客觀實際出發，向世界講述真實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運用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增強傳播效果

毛澤東要求新聞傳播語言要新鮮活潑，提倡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老百姓喜聞樂見。這方面他親自作出表率。1946年8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特朗談話時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這一經典論斷迅速傳遍世界。“紙老虎”的比喻，準確生動，風趣幽默，令人回味無窮，給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陳云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在寫法上也很有特點。為了便于公開發行傳播，作者巧妙地運用了假托的藝術筆法，借第三者“軍醫”的口吻講述。作者善于講故事，使人如臨其境。由于《隨軍西行見聞錄》故事生動、語言通俗，發行之后流傳甚廣，不斷再版。這一成功傳播案例啟示我們，對外傳播要注重藝術和技巧，形式和語言要考慮到受眾的感受，以精準的傳播方式，增強對外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

把握輿論引導和輿論斗爭主動權

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延安時期，針對國民黨的歪曲攻擊，黨中央積極開展輿論斗爭，闡明事實、亮明主張，爭取斗爭主動權。1941年1月，國民黨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并造謠污蔑、混淆視聽。為了打破封鎖，黨中央和毛澤東廣泛動員輿論，公布真相。《新華日報》發表了周恩來的親筆題詞手跡：“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國統區引起很大反響。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的立場，得到國內國際輿論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蔣介石迫于壓力停止了剿共軍事行動。1943年，國民黨借第三國際解散之機，大造反共輿論，準備以重兵突擊延安。黨中央在作好軍事部署的同時，先發制人，發起輿論宣傳，通過集會、報紙、電臺、電文，揭露國民黨的企圖，國內外輿論紛紛予以譴責。蘇聯報刊和美國的《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等發文抨擊，蘇、美、英等國大使召開會議，警告蔣介石不得發動內戰，否則停止援助。在國內外輿論強大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進攻邊區。先發制人的對外傳播，達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歷史經驗表明，對外傳播不可避免有斗爭，面對敵對勢力的攻擊抹黑，要旗幟鮮明、敢于亮劍，要講究輿論斗爭的策略和藝術，積極爭取話語權，提升重大問題對外發聲能力。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一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