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作風就是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新中國成立初期，從1950年至 1955年，我們黨連續開展了五次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這是為什么？回溯這段歷史，總結其經驗，對我們今天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重要論述，堅持不懈地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歷史背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為什么要突出地提出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

我們黨是在國家內憂外患、民族危難之時誕生的。黨一成立就肩負起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兩大歷史任務。第一大歷史任務，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宣告完成。為完成這個任務，黨帶領人民奮斗了 28年。28年里正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我們黨嘗盡了艱難困苦，轟轟烈烈，英勇奮斗。從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集團，像共產黨一樣，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多少人，干這樣的大事。”新中國成立了，江山打下了，政權得到了，那么，黨應該怎么為人民守好江山、掌好權力呢？這個問題很現實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

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保持黨的性質宗旨不變，必須堅決清除一切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黨的純潔性的因素，堅決防范一切動搖黨的執政根基的危險。官僚主義是封建殘余和剝削階級思想意識在黨員領導干部作風上的反映，是黨的肌體上的毒瘤，是黨和人民事業的大敵。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執政。在這種情況下，黨保持清醒頭腦，反對官僚主義，避免脫離人民群眾，就成為歷史的必然。這也正是我們黨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要表現。如何更進一步地深刻認識這一問題呢？

首先，我們從毛澤東同黃炎培著名的“窯洞對”來認識。1945年7月1日至5日，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員由重慶到延安進行考察。毛澤東與黃炎培等進行了多次交談。有一次毛澤東問黃炎培的感想怎么樣？黃炎培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段著名的對話。毛澤東的話，回答了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政權后，要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途徑和辦法。

其次，我們從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兩個務必”重要論斷來認識。 1949年3月5日至 13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這次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即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針對黨所處的歷史方位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他強調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的報告深刻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要建設一個新中國，要為中國人民執好政的堅定決心和意志。

第三，我們從毛澤東和周恩來從西柏坡到北平的“進京趕考”的經典對話來認識。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后，黨中央由西柏坡遷往北平。1949年 3月2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乘車出發時有一段對話。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笑著回答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對話，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準備迎接執政“大考”的清醒和良好精神狀態。

以上三件事是中國共產黨不同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三個生動故事。故事雖小，但以小見大，從中可以窺見和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提出反對官僚主義的歷史大背景。

二、歷史過程：新中國成立初期黨領導開展的五次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

新中國剛剛成立，黨就發動和開展了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從 1950年至 1955年，短短的六年時間進行了五次。

第一次：在整風中進行的反對官僚主義斗爭。1950年 5月1日，新中國剛成立半年多時間，黨中央就發出了《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在全黨全軍進行一次整風運動，嚴格地進行全黨整風尤其是干部整風。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對這項工作作出部署。這次整風，從 1950年下半年開始，經分批整訓，年底結束。主要任務是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改善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整風的重點對象是各級領導機關和干部。這次整風為在廣大新區進行土地改革作了組織上和干部上的準備。

第二次：在整黨中進行的反對官僚主義斗爭。1950年的整風時間較短，只是初步解決了黨員干部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還沒有來得及解決黨內思想不純和組織不純等問題。隨著政治形勢和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提出，以三年時間進行一次整黨的任務。整黨工作從 1951年下半年開始有步驟地展開。1952年“三反”運動全面開展后，黨中央先后于2月、5月發出兩個指示，要求把“三反”運動同整黨結合起來進行，在“三反”運動的基礎上進行整黨建黨工作。經過這次整黨，黨在組織成分和黨員素質方面有了明顯改善和提高。

第三次：在反對貪污、反對浪費中進行的反對官僚主義斗爭。1951年 12月1日，黨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決定》指出，進城兩年來，嚴重的貪污案不斷發生，證明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提出的防止和克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正確性。現在是切實執行這一方針的時候了，否則就會犯大錯誤。我們黨為什么要作出這個《決定》呢？1951年 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為了繼續堅持抗美援朝這個必要的正義斗爭，我們需要增加生產，厲行節約。會議向全國發出了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號召。在運動開展過程中，暴露出各級黨政機關內部存在著許多驚人的貪污、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11月1日，東北局向中央報告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情況，列舉了沈陽市部分單位揭發出的問題。報告講到，有的人奉行“厚俸才能養廉，薪水這樣低不能不貪污”“從公家那里撈一把是可以的，只要查不出來就行”“不會貪污，不會撈一把是傻瓜”等錯誤思想，大肆貪污。僅工商局各專業公司等單位就查出有貪污行為者 3629人。揭發出來的浪費現象也很嚴重。比如，東北造幣廠因印刷不合格造成極大浪費，東北銀行金銀管理處把 30兩黃金丟在化金爐中不知道，軍區油料部倉庫漏油 40多噸，后勤軍需部物資保管失當損失巨大。而這些現象的發生都與嚴重的官僚主義有關。11月29日，華北局向黨中央報告了河北省揭發出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天津行署專員期間墮落成大貪污犯的嚴重情況。各中央局報告的情況，引起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黨中央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決定開展“三反”運動的。“三反”運動從 1952年1月開始，到 1952年 10月底結束。運動的開展，遏制了貪污現象，制止了浪費現象，對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也給予了有力打擊。

第四次：在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中進行的反對官僚主義斗爭。1953年1月5日，黨中央發出《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結合整黨建黨及其他工作，從處理人民來信入手，認真開展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斗爭。緊接著，黨中央于 1月24日作出《轉發天津市委關于反官僚主義斗爭總結報告和華北局相關文件的批示》；于 2月 3日作出《關于貫徹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給華東局的批復》；于 3月 3日作出《批轉習仲勛關于文委黨組布置反官僚主義斗爭的報告》；于 3月 4日作出《關于反官僚主義、反命令主義、反違法亂紀斗爭中有關問題的指示》；于 3月 28日作出《關于在中央一級機關中具體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的決定》；于 5月 9日作出《批轉人事部黨組關于檢查官僚主義的報告》等。

為什么在“三反”運動結束才兩個多月時間后，黨中央又要繼續部署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呢？中央認為：“我黨在‘三反’中基本解決了中央、大行政區、省市和專區四級許多工作人員中的貪污和浪費兩個問題，也基本上解決了許多領導者和被領導的機關人員相脫離的這一部分官僚主義的問題；但對于不了解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離開自己工作機關稍為遠一點的下情，不了解縣、區、鄉三級干部中存在著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或者雖然對于這些壞人壞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視無睹，不引起義憤，不感覺問題的嚴重，因而不采取積極辦法去支持好人，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這樣一方面的官僚主義，則在許多地區、許多方面和許多部門，還是基本上沒有解決。”這次斗爭當時被稱之為新“三反”斗爭。

這次斗爭沒有采取“三反”運動暴風驟雨式的方法步驟進行，而是緊密結合當時的各種工作和學習，有領導、有計劃、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中央一級機關和各地區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中央一級機關以反對官僚主義斗爭為重點，但同時也不放松對某些命令主義與違法亂紀現象的斗爭。開展的主要方法是檢查工作，同時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檢查工作以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把檢查工作與當前正在進行的工作聯系起來，一面檢查，一面建設，并注意區分不同性質的問題。各地則根據自己的不同情況，擬出具體計劃和辦法，將執行情況隨時報告黨中央。這次新“三反”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在“三反”運動成效的基礎上，又取得新進展，也是對“三反”運動反對官僚主義斗爭成果的一個鞏固。

第五次 :在整編中進行的反對官僚主義斗爭。1955年 4月 2日，黨中央批轉了上海市政府機關黨委關于市府幾個單位組織機構中的官僚主義情況的報告及上海局、上海市委的批語。中央的批語指出：“類似上海市府幾個單位中的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嚴重浪費人力、物力、財力，滋長官僚主義的現象，是目前全國各級組織中（包括中央各部門在內）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引起各級黨委、中央各部委黨組的重視。克服這種浪費現象，節約人力、財力、物力，合理地使用到需要的方面去，并克服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改進機關工作，這是當前國家在大規模經濟建設中一項極為重要的措施。”中央要求，各地區、各部門，仿照上海的做法，結合日常工作，對自己所領導的組織機構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一次檢查，徹底清查和揭發行政機關及各工廠、企業編制中的不合理現象和各種官僚主義，提高認識，以便進一步合理地調整編制，精簡機構，改進領導作風。中央各部委黨組和各地區黨委在接到黨中央的這個指示后，都普遍進行了一次在整頓編制工作中的反對官僚主義斗爭。這是繼前四次之后，在全黨范圍內開展的又一次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六年時間里，我們黨連續發起和開展了五次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這在黨的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研究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大力進行的反對官僚主義斗爭，才確保我們黨密切聯系了群眾，才使我們黨成功領導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的各項事業，順利進行了政權建設、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為抗美援朝的勝利、國民經濟的恢復、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為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和轉變，提供了堅強的組織和政治保障。

三、歷史啟示：新中國成立初期黨領導開展反對官僚主義斗爭的歷史經驗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由于國際國內、黨內黨外、體制機制等各方面原因，官僚主義今天仍然是黨內不良作風的一個頑瘴痼疾。要把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我們就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思考研究現實問題，同時應借鑒歷史經驗，特別是我們黨的歷史上領導開展反對官僚主義斗爭的歷史經驗，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那么，新中國成立初期黨領導開展反對官僚主義斗爭的這段歷史能給我們提供哪些有益的歷史經驗呢？

經驗一：堅定斗爭決心，充分認識反對官僚主義的極端重要性。我們黨高度重視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很早就認識到了官僚主義對黨的事業的危害性。1933年 8月，毛澤東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指出：“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

1951年 12月，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審閱黨中央開展“三反”運動決定稿時指出：“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他還強調：官僚主義作風，“是貪污和浪費現象所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在此次精兵簡政的工作中，在展開全國規模的愛國增產節約運動中，在進行反對貪污和反對浪費的斗爭中，同時展開一個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

1952年 5月 9日，他在講到“三反”“五反”運動的必要性時強調，如果我們不進行這一正義的斗爭，我們將會失敗。我們黨在開展新“三反”斗爭中，也深刻認識到官僚主義作風是滋長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溫床。反對官僚主義是糾正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關鍵。歷史事實表明，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面對黨在全國執政后帶來的風險，必須把反對官僚主義斗爭放到“成敗與否”的高度去認識。我們黨正是這樣做了，才經受住了考驗。

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黨的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指出：“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黨內脫離群眾的現象大量存在，一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集中表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上。”他特別指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害死人！”它們“是阻礙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大敵”。“工作作風上的問題絕對不是小事，如果不堅決糾正不良風氣，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像一座無形的墻把我們黨和人民群眾隔開，我們黨就會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正是從作風建設特別是從整治“四風”入手，以小博大，黨風才得以根本好轉，黨的建設才得到極大加強。

經驗二：做好長期斗爭的思想準備，堅持不懈地反對官僚主義。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之所以連續開展反對官僚主義斗爭，是因為黨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反對官僚主義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事。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發動的“三反”運動聲勢浩大，時間長達近一年。但是，在運動結束后不久，黨中央就發現，中央、大行政區、省市、專區機關和黨的領導干部，對縣、區、鄉三級干部中發生的危害群眾利益的問題，仍然存在著不了解、不掌握或聽之任之、熟視無睹的嚴重官僚主義問題。

于是黨中央在 1953年 1月 5日，向全黨發出了新“三反”的指示。指示指出，官僚主義在許多地區、許多方面和許多部門，還基本上沒有解決。“即如處理人民來信一事，據報山東省政府就積壓了七萬多件沒有處理，省以下各級黨政組織積壓了多少人民來信，則我們還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這些人民來信大都是有問題要求我們給他們解決的，其中許多是控告干部無法無天的罪行而應當迅速處理的。山東如此，各省市的情況，究竟如何，我們沒有接到像山東分局這樣集中反映的報告，但已有不少的材料可以判斷，有很多地方是和山東的情況相似的。”指示強調：“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

1953年2月3日，黨中央在給華東局的批復中明確指出：“反對官僚主義是一個長期的、經常的斗爭，不能像‘三反’一樣，采取短期的突擊。”這是我們黨在進行反對官僚主義斗爭實踐中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歷史事實證明，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

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堅持重在持久，常抓不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永遠沒有休止符，不可蜻蜓點水，不可虎頭蛇尾，不可只是一陣風，否則不僅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會導致作風問題不斷反彈、愈演愈烈，最后失信于民。”反對官僚主義斗爭，必須保持定力，持之以恒，久久為功。

經驗三：結合不同時期的中心工作，增強反對官僚主義的針對性實效性。新中國成立初期黨領導開展的五次反對官僚主義斗爭，都是緊密結合當時黨的中心工作進行的。整風和整黨中進行的反對官僚主義，是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和重心任務的轉移，對黨員和干部提出新的要求。“三反”運動的開展，直接原因是為了保障全國進行的愛國增產運動。黨中央在1951年 12月 1日作出的開展“三反”運動的決定指出，為了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為了進行國內各項建設，特別是為了建設能夠帶動農業、輕工業向前發展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需要很多資金，而我們國家“資金的來源只有增產節約一條康莊大道”。開展“三反”運動，就是為了增產節約，促進國家的經濟建設。

1953年 1月，黨中央部署開展新“三反”斗爭時，在所作的多次指示批示中，都不斷強調這項斗爭要結合整黨建黨、全國普選以及其他各項工作一道進行。1953年 2月 13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央軍委給陳毅并華東軍區黨委的批語中，同意陳毅提出的“脫離中心工作任務去孤立地空反官僚主義，達不到深入實際的目的”的意見。1955年開展的反對官僚主義斗爭也是結合當時的整編和精簡工作進行的。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們黨全面從嚴治黨，是從落實“八項規定”切入、從糾正“四風”開始的。但目的是為了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使我們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保持優良作風，是我們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

經驗四：探索完善治本之策，在建構反對官僚主義制度體系上下功夫。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五次反對官僚主義斗爭，黨都強調走群眾路線，進行思想教育，注意掌握政策、區分不同性質矛盾，堅持民主集中制，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建立檢查制度，主要領導親自動手，建立請示報告制度，正面典型示范，反面典型通報曝光，精簡辦事機構，建立逐級責任制等問題。這些做法都是我們黨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出來的行之有效的做法。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們黨既繼承和堅持黨的歷史上的成功經驗，又不斷總結和探索實踐中的新鮮經驗。歷史表明，反對官僚主義，制度建設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解決‘四風’問題，要標本兼治，既治標又治本。治標，就是要著力針對面上‘四風’問題的各種表現，該糾正的糾正，該禁止的禁止。治本，就是要查找產生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從理想信念、工作程序、體制機制等方面下功夫抑制不正之風。”“要從體制機制層面進一步破題，為作風建設形成長效化保障。”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