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開創性貢獻——滕文生訪談錄
滕文生,1940年10月生,湖南常寧人。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原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
采訪組:滕文生同志,您好!我們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已40余年了,這次會議作為偉大的歷史轉折載入史冊。當時,您曾參與了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稿的起草工作。請您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滕文生:1978年12月18—22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偉大的歷史轉折點而載入史冊。在這次全會前,舉行了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作了充分的準備工作。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我當時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有幸參與了這篇講話稿的起草工作。
鄧小平通過在多種場合的講話、談話,首先進行思想上政治上的正本清源。他還指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寫了一系列理論文章,這些文章大都是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的。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全文刊登。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解放日報》等全文轉載。鄧小平、陳云等對此文當即予以肯定和支持。以上這些都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提供了輿論準備。而中央工作會議,則是直接為三中全會的召開進行思想、政治和組織準備的。
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前,鄧小平就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為他起草一篇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中心思想是闡明為什么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也是關于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問題。工作會議的前一段,鄧小平沒有參加,因為他于11月5日—14日出訪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當他回國后出席中央工作會議時,與會同志對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問題已統一了認識,陳云在東北組發言后,會議已開始討論平反冤假錯案,以及從政治上組織上進行撥亂反正的問題。這時,鄧小平就要求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重新為他起草講話稿,他還親自草擬了講話提綱,主要是講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問題。
我記得是1978年12月5日下午,我們重新開始起草這篇講話稿的。起草工作由于光遠布置、林澗青具體主持。全篇講話分為四個部分:一、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三、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我參與起草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
采訪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提出和闡明了諸多重要的改革思想。他對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是如何定位的?
滕文生:鄧小平闡明了社會主義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他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改革的目的也是為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為生產力的更好發展開辟道路。所以鄧小平說改革也是一種“革命性的變革”,也是一次革命。為什么說它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呢?這是相較于我們黨領導人民已經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來說的。無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還是社會主義改革,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的組成部分。
鄧小平闡明了社會主義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他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這就闡明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和必須堅持的改革的正確方向。要實現自我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指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存在的那些還不健全不完善以至還存在弊端因而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具體經濟制度、不適應經濟基礎鞏固和發展要求的具體政治制度;而不是指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是好的,是不能有絲毫動搖和改變的。對不完善的具體經濟政治制度進行改革,目的正是為了更好地鞏固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從基本制度到具體制度所具有的優越性更加充分地發揮出來,以利于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的進步,更好地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鞏固與發展。
從改革一開始,鄧小平就十分強調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重要性。他說:“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為了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性質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正確方向,鄧小平強調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由于有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掌舵,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從一開初就戰勝了來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干擾,從而得以沿著正確的方向向前發展。
采訪組:鄧小平曾指出,我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要經歷“兩個飛躍”。這一重要思想的基本內涵是什么?
滕文生:改革始于農村,既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又為城市改革提供了經驗。鄧小平一直十分關注農村的改革和發展問題。上世紀80年代中葉,隨著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改革的推行,農業連續幾年大豐收,不僅很快基本上解決了糧食短缺的問題,各地農村還涌現出一大批鄉鎮工商企業,鄧小平高興地稱之為“異軍突起”,認為這樣一來,農業戰線的富余勞動力就有了就地轉移之所。同時,鄧小平從中已預察到隨著農村勞動力的社會化分工水平,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專業化、集約化、規模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農村的改革和發展將會出現新的飛躍。1990年3月3日,他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同志談話時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1992年7月,鄧小平在審閱黨的十四大報告稿時又指出:“關于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
鄧小平關于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思想,為農村改革和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正確方向,是我們必須堅持貫徹執行的。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現在,又過去了30年,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實踐,越來越證明鄧小平提出和闡明的這一重要思想是高瞻遠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和闡明的關于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戰略,以及農村黨組織要帶領農民興辦合作社、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等重要思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的“兩個飛躍”思想。
采訪組:關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關系、分配方式,以及應該怎樣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鄧小平提出了哪些重要判斷和思想?
滕文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認為適當降低所有制關系上的公有化程度,適當發展一些包括勞動者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非公有制經濟,不會影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而且會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鄧小平指出:“發展一點個體經濟……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同所有制關系上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相適應,在分配關系上則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多種分配方式共存,這樣就有利于調動勞動者和經營者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實行這種分配方式,也是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重要調整與改革。
鄧小平在談到首先要搞好按勞分配這個分配主體時說:“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根據這個原則,評定職工工資級別時,主要是看他的勞動好壞、技術高低、貢獻大小。政治態度也要看,但要講清楚,政治態度好主要應該表現在為社會主義勞動得好,做出的貢獻大。”改革和發展的實踐證明,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行以上這樣的調整與改革是必要的和正確的。改革和發展的實踐還將繼續證明,采用這種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和這種分配制的實現方式,再加上努力發揚民主,處理好勞動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真正實現相互平等,這是最適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正確運行制度。
為改革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鄧小平首先從思想認識上闡明了應該如何正確看待計劃與市場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問題。他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他還明確指出:“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這些精辟論述就從理論上講清了為什么要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建立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新的經濟體制的基本道理。這就為統一全黨的認識,為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上的這種改革,也是同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上的改革相適應和相配合的。
采訪組: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關于這一命題,鄧小平有哪些重要論述?如何理解這些論述?
滕文生: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召開的黨的十三大作出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大政治判斷。在大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就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這就是說清楚了我們從新中國成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后,就一直是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發展階段,并且這一階段將長時期存在。
鄧小平闡述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1世紀中葉的100年間,是我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歷史時期。對這100年的建設和發展,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構想。與此同時,鄧小平還明確要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一起抓,必須同時把這兩個文明都建設好。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根據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和論述,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建設社會主義的兩大文明,全面闡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
總之,我們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首先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中國特色是“特色”在社會主義之上,而不是“特色”在別的什么主義之上。馬克思主義中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就會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歸根到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要全面充分地體現在兩個文明建設上。中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要體現全體中國人民對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的愿望和需要;中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則要體現全體中國人民對提高精神生活水平的愿望和需要。總的來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就是為建設包括兩個文明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道路和提供保障與服務的。鄧小平指出:“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這就是說,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過程,也就是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二者是相互統一、相互促進的。
采訪組: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達到共同富裕需要經歷一個怎樣的發展過程?
滕文生: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預料到,要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實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等改革措施,全國各個地區的發展差距和城鄉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在一段時期內勢必拉大,甚至會出現貧富比較懸殊的現象。因此,他對如何通過加快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同時又注意搞好收入分配、逐步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問題,一直在思考和研究。
從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他對于共同富裕的構想和如何處理“先富”與“后富”的關系、如何為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提供支持與幫助,以及在什么時候要把解決共同富裕問題作為黨和國家的一個重大課題來研究,先后作出了一系列論述。他說:“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在談到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要注意防止兩極分化問題時,鄧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
在談到什么時候要把從分配上解決共同富裕問題作為黨和國家的一個重大甚至“中心課題”來研究解決,以及如何逐步縮小發展差距和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時,鄧小平指出:“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總之,就全國范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
實踐已經證明,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一個漸進的長遠任務,同時也是一個緊要的現實任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一年勝似一年地朝著“共富”的目標努力。只要按照鄧小平同志所構想的從一部分人“先富”走向全體人民“共富”的辯證統一的改革發展藍圖堅持不懈地實踐下去,就一定能夠最終實現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
采訪組:您如何評價鄧小平理論在我國改革開放歷史上的地位,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豐富和發展?
滕文生:鄧小平提出和闡述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奠定了理論基礎,這也是他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的開創性的重大歷史貢獻。
隨著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發展,改革開放的思想理論也在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不僅繼承了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的開創性思想,而且大大豐富和創造性地發展了這些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和闡明的關于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思想,關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關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思想,關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思想,關于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的思想,關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思想,關于開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思想,關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關于加強政治巡視和監督的思想,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關于偉大社會革命和偉大自我革命的思想等等,不僅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理論實現了新的飛躍,同時也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在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作出的創新性的重大歷史貢獻。
(采訪組成員:儲峰 黃珊 高長武)
(來源:《學習時報》2021年6月2日 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