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恐怖籠罩、反動勢力猖獗的黑暗年代里，翻譯《資本論》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顿Y本論》是馬克思集畢生心血寫成的不朽巨著，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這樣一部鴻篇巨著的翻譯絕對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因此，盡管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李大釗等革命先驅就曾撰文介紹過《資本論》的基本觀點，但由于翻譯工作是一項艱巨復雜、耗時費力的工程，在白色恐怖下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讀者都沒能完整地看到這部巨著的全貌。在敵人統(tǒng)治區(qū)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出版工作，就是一場飽含著鮮血和汗水的曲折艱辛的接力賽。

“為譯《資本論》而死是光榮的”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就抱定了全文翻譯《資本論》的決心。1924年，他回國后不久就在上海制定了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五年計劃”。有人勸他放棄這個想法，理由是這項翻譯工程會耗盡一個人的全部青春和心血。日本的高畠素之就因花費十年時間把《資本論》譯成日文，結果積勞成疾而亡。郭沫若力排眾議，堅決地回答說：“如果能為譯《資本論》而死，要算是一種光榮的死。”

可是這個宏偉計劃在商務印書館的編審會上卻沒有獲得通過。由于出版社不敢承擔出版《資本論》的風險，郭沫若未能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這使他感到十分遺憾，但這并沒有改變他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熱情和決心。在險象環(huán)生、顛沛流離的生活中，郭沫若陸續(xù)翻譯并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的著名篇章，對傳播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人是陳啟修。1925年春，陳啟修由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流亡日本，易名陳豹隱，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手翻譯《資本論》。他根據(jù)德文版并參照日本學者河上肇的日文譯本進行翻譯。

1930年3月，上海昆侖書店出版了陳啟修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這是我國最早出版的中文譯本。陳啟修原計劃分十冊出版《資本論》，但在當時艱難的條件下只出版了第一分冊。

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曾留學蘇聯(lián)，精通六國語言的潘冬舟見《資本論》出了第一卷第一分冊便沒了下文，于是決定接著陳啟修的工作繼續(xù)翻譯。潘冬舟的翻譯速度很快，文風樸實流暢，先后譯出《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分為兩冊，即第二分冊和第三分冊，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東亞書店出版。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于叛徒的出賣，時任張學良秘書的潘冬舟被蔣介石點名抓捕，1935年犧牲于武昌。

對于潘冬舟，張學良曾不勝惋惜地說：“前些天在武漢抓到一個共產黨員叫潘冬舟，這個人通六國語言，很有才華。這樣的人，中國還極少。如果用其所長，一定能為國家做出很大的貢獻�？墒�，就因為他是共產黨員，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就非殺不可，甚至連我出面保了幾次，都遭到（蔣介石）拒絕，最后還是被殺害了�！备锩�者翻譯《資本論》的努力再次被扼殺。

《資本論》第一卷翻譯中的艱難與曲折

1936年6月，《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以世界名著譯社名義出版，譯者是侯外廬和王思華。

早在1924年，年輕的侯外廬就結識了李大釗。1924—1926年間，他經常得到李大釗的關懷和教誨，并多次談到《資本論》。李大釗為中國尚無一部較為完整的譯本而感到遺憾。由于受到李大釗的鼓勵和推動，侯外廬決心要翻譯這部巨著。1928年，他在法國開始翻譯《資本論》，到1930年回國前，共譯完《資本論》第一卷的二十章。

侯外廬回到祖國后，結識了當時執(zhí)教于中法大學的王思華，兩人一見如故。王思華和侯外廬一樣，也有一段受李大釗啟蒙的經歷。兩人由于有著共同的信仰，和比較接近的對《資本論》的研究基礎，很快就結成志同道合的朋友，并相約合作，從頭翻譯《資本論》。為了讓《資本論》第一卷盡快與讀者見面，他們將這本著作分為上、中、下卷進行翻譯。

侯外廬（左）、王思華

1932年9月，生活書店以“北京國際學社”的名義出版了他們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的上冊。1936年6月，又以“世界名著譯叢”的名義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上、中、下三冊的合譯本。侯外廬署名為“玉樞”，王思華署名為“右銘”。為了完成這個譯本，侯外廬前后奮斗苦譯了8年之久。他后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動情地寫道：“翻譯《資本論》，對我來說實在是艱難。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為依據(jù)，找來英文、法文、日文譯本為參考，一個詞一個詞地推敲著前進。若沒有神圣的動力，一個從德文字母學起的人，簡直是無法堅持下來的�！�

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翻譯后，侯外廬同時準備第二、三卷的翻譯工作。他原打算與王思華合譯，但由于各種原因，沒有繼續(xù)合譯。于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下，侯外廬開始自己翻譯。在友人的建議下，他先把《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部分翻譯出來，但在這期間，他也沒有放下第二卷的翻譯。直至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侯外廬完成了《資本論》第二卷大部分和第三卷地租部分的翻譯。他把第二、三卷的譯稿以及他的很多相關書籍都集中起來放在箱子里，托人將其帶到延安。但遺憾的是，這箱譯稿都毀于戰(zhàn)火。只有第二卷的十五章譯稿沒有放在箱子里，得以保留下來。

在此期間，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另一個譯本，譯校者是吳半農和千家駒。但是，這個譯本因印數(shù)太少和當時的動蕩環(huán)境，其影響不大。商務印書館原計劃將這部著作的三卷全部推出，但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壓迫，全書的翻譯出版計劃最終被扼殺。

《資本論》第一個完整中文全譯本的翻譯工作從大佛寺開始

杭州西湖湖畔的大佛寺清靜依舊。別說游人，就是杭州本地人，大多也不大清楚這里曾與《資本論》的一段翻譯故事有過淵源。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資本論》的計劃就是從這個大佛寺開始的。他們合作翻譯《資本論》的歷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傳播史上的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佳話。

1927年，郭大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yè)后，曾一度在上海中學教書。半年之后，因有向學生進行“赤化宣傳”的嫌疑被解聘。1928年1月，他離開上海來到杭州，選擇了僻靜的大佛寺住下來，開始翻譯《資本論》。恰巧王亞南剛剛大學畢業(yè)，和郭大力一樣，為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里，他想在這里寫一部長篇小說。

兩位熱血青年意氣相投，很快成為知己。在郭大力的鼓動下，王亞南決心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郭大力合作翻譯《資本論》。共同的理想把他們緊緊地聯(lián)結在一起。馬克思這部科學巨著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就在這青燈古佛旁邊的書桌上開始了。翻譯《資本論》的過程充滿艱辛和苦難，郭大力和王亞南幾經輾轉，分頭按計劃翻譯《資本論》。他們面臨過反動勢力的壓迫，忍受過貧困和疾病的折磨，遭到過整卷譯稿在日寇炮火中被焚毀的災禍，遇到過翻譯工作中成千上萬的難關。但是，他們矢志不移，經過十年的努力與磨難，終于在1938年完成了這部厚達兩千多頁、近三百萬字的《資本論》三卷翻譯工作，并交付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郭大力（左）、王亞南

1938年的上海已經被日本侵略者占領。然而，《資本論》三卷的第一個完整的中文全譯本的校譯工作就是由郭大力在這個“孤島”上完成的。

當時，處于秘密狀態(tài)下的讀書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總共只有兩個小房間。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住進了出版社負責人鄭易里為他安排的一個小房間，里面擺著一張行軍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郭大力就在這個斗室里夜以繼日地修訂、整理他和王亞南多年積累的翻譯成果——《資本論》。

在日本帝國主義包圍下的租界里，譯者和出版社總共只有十幾個人。大家齊心協(xié)力，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出齊了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資本論》三卷中文本。1938年8—9月，《資本論》這部巨著終于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現(xiàn)在中國讀者面前。

（來源：“理論中國”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