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廣西考察第一站，首先來到位于桂林全州縣才灣鎮(zhèn)的紅軍長征湘江戰(zhàn)役紀念園，緬懷革命先烈、賡續(xù)共產黨人的精神血脈。他強調：“湘江戰(zhàn)役是紅軍長征的壯烈一戰(zhàn)，是決定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歷史事件。”并指出這一戰(zhàn)“在我腦海里印象是最深刻的，我也講得最多”。湘江戰(zhàn)役之所以關系到中國革命的生死存亡，在于它付出極大犧牲后保存了革命的火種，戰(zhàn)役的慘烈使得黨內對“左”傾錯誤領導的懷疑和不滿達到了頂峰，從量變漸至質變，成為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前奏。

湘江戰(zhàn)役是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中渡過的第一次嚴峻危機

由于“左”傾錯誤領導，中央根據地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原來推行“左”傾錯誤方針的中央領導人，在實行這次突圍和戰(zhàn)略轉移的時候，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并且把這次戰(zhàn)略轉移變成了“甬道式”的搬家式行動。部隊攜帶著各種笨重的“壇壇罐罐”，在狹窄的小道上，前呼后擁，磕磕碰碰，互相擁擠，緩慢地行進著。這種行軍方式，彭德懷稱之為“抬轎子”。

國民黨軍隊以湘江天險構筑了第四道封鎖線。中央紅軍進入廣西后形勢愈發(fā)危急。1934年11月27日，紅一軍團占領了從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點，但由于湘軍先期到達，失去了占領全州縣城的有利時機，紅二師退到桂（林）黃（沙河）公路之腳山鋪一帶構筑陣地，準備阻擊湘軍。28日，紅三軍團第五師趕到新圩阻擊桂軍。29日，紅三軍團第十團在界首南光華鋪打響了阻擊戰(zhàn)。這三處阻擊陣地地勢較為平緩，裝備明顯處于劣勢的紅軍與敵人進行并不擅長的陣地戰(zhàn)，預示了這場血戰(zhàn)的慘烈。

形勢越來越緊張，紅一、紅三軍團占領湘江渡口后，中央軍委縱隊前距湘江最近渡河點是55公里，卻走了兩天。為保衛(wèi)中央軍委縱隊順利過江，擔任兩翼和后衛(wèi)的各軍團不得不與敵人展開殊死決戰(zhàn)，盡可能為中央軍委縱隊渡江贏得時間。

戰(zhàn)況異常慘烈。在新圩阻擊戰(zhàn)中，部隊浴血奮戰(zhàn)三晝夜，傷亡2000多人，紅五師參謀長胡震、紅十四團團長黃冕昌以及副團長、參謀長、政治處主任全部犧牲，紅十五團團長、政委和紅十四團政委均負重傷，營以下干部大部分犧牲。在光華鋪，紅十團團長沈述清中彈犧牲。彭德懷隨即任命杜中美接任團長。當天，杜中美又壯烈捐軀。在腳山鋪，紅五團政委易蕩平身負重傷，敵人圍攻上來時他為避免被俘，讓警衛(wèi)員對自己開槍。警衛(wèi)員不忍，他奪過槍開槍自盡。廣大紅軍戰(zhàn)士視死如歸、向死而生、一往無前，靠著堅強的理想信念為中央軍委縱隊贏得了寶貴的過江時間。

尚未過江、擔任全軍后衛(wèi)的紅三十四師和紅三軍團十八團，被敵軍分割包圍，戰(zhàn)至彈盡糧絕，大部分壯烈犧牲。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zhèn)�重被俘后，在敵人抬他領賞的路上，從腹部傷口處絞斷了自己的腸子，獻出年僅29歲的生命。

經此一役，中央紅軍付出了慘重代價，從長征出發(fā)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在廣大指戰(zhàn)員和紅軍戰(zhàn)士的浴血奮戰(zhàn)下，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主力渡過了湘江，保存了革命的火種。

湘江戰(zhàn)役為之后的歷史性轉折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黨內對“左”傾錯誤的領導就有所懷疑。長征開始后，這種懷疑和不滿便開始滋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曾說“中央蘇區(qū)的轉移，在他們（指紅軍將士）中間引起了一些不滿的情緒和不穩(wěn)定的感覺”。湘江戰(zhàn)役激化了這種懷疑，使得不滿情緒達到了頂峰，一些指戰(zhàn)員逐漸萌生出改換領導人的想法。湘江戰(zhàn)役徹底宣告了“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的破產。血的事實讓大家逐步認識到，只有改變“左”傾錯誤領導，紅軍才能轉機。

“仗沒有打好，大家都不滿意”，紅十三師師長陳伯鈞的這句話反映了當時普遍的情緒。當時受“左”傾錯誤打擊的蕭勁光回憶，有些同志開始偷偷議論：“老是這樣被動挨打，怎能打破敵人的圍剿呢？”“看來不換領導人，是扭轉不了被動局面的！”擔任軍委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的李維漢也認為，湘江戰(zhàn)役“引起了人們的深思，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圍剿’都勝利了，而第五次反‘圍剿’卻失敗得這么慘呢？”時任紅五軍團參謀長的劉伯承回憶：廣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迭次失利，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zhàn)役，達到了頂點”。

湘江戰(zhàn)役使得中央紅軍瀕臨絕境，“左”傾錯誤領導人對如此危機和重大挫折毫無辦法，博古和李德都喪失了信心。聶榮臻回憶，博古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著一把手槍朝自己瞎比劃。聶榮臻對他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不是瞎鬧著玩的！李德在其回憶錄中也承認，突破湘江封鎖線“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各部隊“減員也很嚴重”。他說長征出發(fā)時新編成的部隊到占領貴州黎平時損失達到百分之五十，預備師“甚至達到實有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五”。

黨內逐漸蔓延的對“左”傾錯誤領導的懷疑和不滿情緒成為一種普遍共識，從量變逐漸到質變，為之后的歷史性轉折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湘江戰(zhàn)役成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前奏

湘江戰(zhàn)役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黨內對“左”傾錯誤領導的懷疑和不滿公開化，爭論也開始了。進入越城嶺山區(qū)，部隊暫時擺脫了敵人的追擊。在前進過程中，黨內對行軍路線的爭論日益激烈。

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開始批評中央的錯誤軍事路線，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于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造成的。周恩來回憶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張聞天說：“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博古后來也說：“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從湘南爭論到遵義會議。”

12月11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第二天舉行了緊急會議，會議否定了李德、博古關于繼續(xù)向紅二、紅六軍團所在地區(qū)推進的意見。毛澤東建議向貴州進軍。這個建議本來就是毛澤東同張聞天、王稼祥討論的結果，周恩來也支持向貴州進軍。18日，在黎平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張聞天等同李德、博古等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作出《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李德、博古向湘西進軍的計劃，決定在川黔邊區(qū)地區(qū)，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建立新的根據地。

20日，中央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耿飚回憶有個“橘林談話”。在一個橘林里，張聞天和王稼祥頭靠頭躺著，討論當前的情形。王問張，紅軍最后的目標，定在什么地方。張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張的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后又告訴毛澤東。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1935年1月1日在猴場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再次批評了博古、李德不過烏江的錯誤主張，決定強渡烏江，并發(fā)布了《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

湘江戰(zhàn)役后這一個多月來的激烈爭論，使廣大指戰(zhàn)員逐步看清了以博古、李德為代表的錯誤軍事路線對紅軍造成的巨大損失，加上期間召開的一系列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湘江戰(zhàn)役后引發(fā)的激烈爭論，成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前奏。

（來源：《學習時報》2021年5月10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