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族復興的階段性與整體性統一
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凝神聚力,意義深遠。百年黨史可以劃分為若干個歷史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是目前最為權威的劃分方法。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從2012年黨的十八大開始,持續到21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100周年之時,是當前我們所處的歷史時期。
我們黨的一百年,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回望過往的奮斗路,眺望前方的奮進路,必須把黨的歷史學習好、總結好,把黨的成功經驗傳承好、發揚好。在百年黨史中,每個階段都有自己鮮明的主題和任務,而各個歷史時期的奮斗主題具有內在一致性,革命、建設、改革、奮進新時代是民族復興階段性與整體性的統一,每個歷史階段都或多或少具有革命、建設、改革、復興的特征。
一、各歷史階段中的革命、建設、改革、復興特征
(一)各個歷史階段的革命特征
革命雖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題,但是,革命有其自身的徹底變革特征。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也有革命性特征蘊含其中。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的民主革命,可以說是幾個政黨聯合進行的,但是以共產黨為首。中國有兩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解決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統治的問題,那時我們沒有觸動民族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觸及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以及個體手工業與個體農業的所有制。對這些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經過了幾個步驟。后一次革命經過幾年,已基本完成。這兩次革命,都是以共產黨為領導進行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革命特征。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28年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主題是“革命”,任務是“救國”。這一時期的革命特征主要是以徹底地變革社會制度為核心任務。為此,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救國”為目標,經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浴血奮戰,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從政治上擺脫了受壓迫、受奴役的命運,開啟了中國歷史新紀元。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革命特征。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進行了土地改革,恢復國民經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開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十年,并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十年。這一時期的革命特征主要是以消滅舊制度殘余、探索建立新制度為主要任務。土地改革實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社會主義改造實質是以和平手段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而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我們推進技術革新和管理革新,創造了“鞍鋼憲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等管理方法;這期間,我們打破了西方大國和蘇聯的核壟斷,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等科技革命成果也領先于世界。這些實質上是技術和管理方面的革命,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文化大革命”雖然導致了內亂,但是技術革新等科技革命的步伐并沒有止步,我們的氫彈、衛星等都是這期間的科技革命成果。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革命特征。這一時期,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開創、堅持并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不同于改良,而是徹底的根本性變革,是第二次革命,是要徹底革除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的環節,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可以說,這一時期的革命特征主要是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根基基礎上的徹底變革。與革命戰爭時期的徹底變革社會制度不同,改革時期的革命是要徹底變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體制機制中與我國國情不相適應的部分,并且伴隨著巨大的生產力變革。這意味著要大力推進科技革命,由科技創新引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變革,進而引發體制機制創新和理論創新,而理論創新反過來又指導全社會發生歷史性變革。我們打破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觀念,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相應地實行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們大膽探索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混合所有制等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推動形成了現代企業制度,通過經濟體制變革促進了生產力快速發展;我們在農村探索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加快土地流轉,實行了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的管理模式,大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提升了農村的創造力和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革命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自我革命勇氣推動社會革命,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新時代背景下的革命更具系統性與整體性,是高屋建瓴的頂層設計與高瞻遠矚的戰略部署。例如,在科技領域,我們大力推動科技革命并取得累累碩果,“墨子號”量子衛星、超級計算機、天眼、“悟空”號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嫦娥系列月球探測器、“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等等。尤其是黨的自我革命,彰顯了新時代革命特征的頂層設計與戰略部署。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全面從嚴治黨是一場徹底的自我革命,必須堅持問題導向,保持戰略定力,以“越是艱險越向前”的英雄氣概和“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斗爭精神,堅定不移抓下去。我們黨以政治建設為統領,強化紀律建設,以刀刃向內的勇氣,正風肅紀,扎進制度籬笆,強化不敢腐的震懾、扎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堅決反對“四風”,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取得了人民群眾比較滿意的進展和成效,塑造了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全社會為之一新。我們黨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我們整合監管資源,組建國家、省、市、縣4級監委,構建起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在打虎、拍蠅、獵狐方面更有力度更有質效,有力推動奪取了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讓腐敗分子聞風喪膽,讓老百姓拍手稱快。我們必須以黨的自我革命來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必須一以貫之進行下去。我們推動“五位一體”整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其中,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我們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行環保督察、建設美麗中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觀念深入人心。
(二)各個歷史階段的建設特征
建設雖然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主題,但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也具有建設的特征。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建設特征。革命戰爭時期的建設主要體現在黨的自身建設和軍隊、根據地建設等方面。從1921年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經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錘煉,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三大建設成為黨建的主要內容。在根據地,黨領導了軍隊建設和根據地建設。在軍隊建設方面,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通過三灣改編,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組織原則;通過古田會議,確立了思想建軍的原則;通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確立了軍隊的作風建設原則。在根據地建設方面,黨領導創建了各級政權,開展各種經濟建設和民生建設活動,并在機關內部開展反腐倡廉建設,塑造了良好的政風,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奔赴延安,成為紅色政權的支持者、擁護者、建設者。鑒于紅色政權的建設成就,民主人士曾評論道: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建設特征。這一時期的建設涵蓋了社會各領域、各行業、各社會主體,但總體上更傾向于生產力建設與上層建筑的制度建設。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29年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主題是“建設”,任務是“興國”。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興國”為目標,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進行各種社會改革,進而推行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轉變,在中國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初步改變了“一窮二白”的面貌,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建設特征。這一時期的建設具有鮮明的主線性,在時代發展與人民訴求變化中,建設的主體呈現不斷拓展趨勢。改革之初,我們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形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此后,在經濟建設取得一定發展程度之后,我們提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并逐步發展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格局。我們解決溫飽、實現了總體小康,并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期間,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大踏步前進,建成了京九鐵路、南昆鐵路、三峽工程等大項目,實施了西部大開發,形成了“四縱四橫”的國家高鐵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建設特征。這一時期的建設在目標達成方面呈現出收官與啟程雙重任務相統一的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向著“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努力奮斗,時至今日,已經完成了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千年偉業,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目標。如今,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征程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宏偉目標。
(三)各個歷史階段的改革特征
改革雖然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主題,但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仍然具有改革特征。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改革特征。建黨以來,而且主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組織進行過多次改革,以適應錯綜復雜革命形勢的需要。例如,中共一大設立中央局,第二至第四屆設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屆至今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的稱謂也是幾經變更。第一屆設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第二、第三屆設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設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第五屆設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第六屆設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主席,第七至第十一屆設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第十二屆至今設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國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創設于1927年5月。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選舉產生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的同時,還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決定將黨章中“監察委員會”改為“審查委員會”。1933年9月17日,黨中央做出《中共中央關于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省縣監察委員會的決議》。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以李維漢為書記的中央黨務委員會。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1949年11月9日,黨中央作出《中共中央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組成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一時期,我們黨通過延安整風運動,對黨的文風、學風、政風進行改革,擺脫了“左”傾和右傾錯誤思想,使得全黨實現了空前統一。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改革特征。這一時期的改革主要是吸收可資借鑒的發展手段、方式,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所用。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頒布了《婚姻法》,實行民主改革,在農村移風易俗,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對企業管理進行改革。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困難面前,我國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農輕重比例進行大規模調整,農業打破平均主義,探索了包干制,為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埋下了伏筆。鄧小平在1975年復出后,對軍隊、工業和黨的組織進行了全面的秩序整頓,對于全面動亂之后的國民經濟恢復和黨與國家正常工作秩序的恢復,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也增強了鄧小平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心中的威望,成為后來改革開放的先聲。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改革特征。在這一時期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因其領域之廣與范圍之大,改革開放一詞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并成為了這一歷史時期的標志性特征。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這34年,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主題是“改革”,任務是“強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富國”為目標,進行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變革,創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極大地發展了中國,使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改革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基礎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命題,這一時期的改革特征主要呈現為全面、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新愿景、新目標,合理布局了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和時間表、路線圖,匯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舉措,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學指南和行動綱領。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關于深化機構改革的決策部署,2018年2月28日,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開啟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性步伐。這一時期,我國統籌各種力量、整合各種資源,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階段性特征,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推進需求側改革,著力破解發展中的難題,取得了非凡的歷史成就。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發生的歷史性變革雄辯地表明,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四)各個歷史階段的復興特征
復興雖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主題,但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都擁有復興特征。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復興特征。這一時期,復興主要是共產黨人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擺脫備受奴役與壓迫的迫切愿望和夢想。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樹立了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以此為推進各項事業的原動力。黨的領導人中,像周恩來這樣立志“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人比比皆是。正是有了這樣的遠大志向、宏偉目標,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了人民解放、國家獨立富強、民族復興而前赴后繼,譜寫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壯美華章。大革命時期,為了民族獨立早日實現,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組成統一戰線,積極參與各地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時期,為了早日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實現人民解放,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領導人民翻身做主人,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實行全面抗戰,放手發動群眾,打贏了平型關大捷、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發動百團大戰,并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的三輪反共摩擦,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積極實行戰略反攻,堅持抗戰,贏得了最終勝利。抗戰勝利是中華民族由衰落到復興的轉折點,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極大地壯大了民族聲威。解放戰爭時期,為了解放全國人民,中國共產黨組建人民解放軍,挫敗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實施了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基礎。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復興特征。這一時期,復興主要是黨領導下的建設與發展社會主義,實現黨的初心和使命。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經濟制度;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兩彈一星”的研制、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使得中國再次成為世界大國,使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看到了希望。抗美援朝戰爭之中,我們面對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展示了斗志和實力,通過五次戰役,挫敗了美帝國主義妄圖以朝鮮為跳板進攻新生人民共和國的狼子野心,大大提升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被稱為新中國的立國之戰。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后,很多居住在國外的華人華僑,對祖國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紛紛萌生了回來報效祖國的想法,錢學森便是其中的一例。他毅然決然放棄了在國外的優厚待遇和優渥生活條件,沖破重重阻撓,回到了祖國懷抱,成為民族復興的大功臣。“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使得中國贏得了越來越多的信賴,加速了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步伐。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標志著中國確立了政治大國地位,極大地提升了我國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復興的自信心。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國還建立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后經濟騰飛奠定了物質基礎,促進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復興特征。這一時期,復興主要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并時刻牢記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二三百年走過的路,實現了中國的經濟崛起,中國一躍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了堅實的物質保障。中國人民解決了溫飽問題,實現了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飛躍。正是由于改革開放時期的飛速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宏偉目標的實現有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復興特征。這一時期,復興主要是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本世紀中葉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黨對人民的莊嚴承諾。從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到21世紀中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主題是“復興”,任務是“強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強國”為目標,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使命擔當,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戰略新思想,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成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二、革命、建設、改革、復興的相互關系
革命、建設、改革和奮進新時代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階段性與整體性統一。在中國共產黨已走過的百年歷史進程中,它們相互之間形成了一個邏輯嚴密的體系。其中,復興是目標,革命和改革都是手段,建設是具體過程,革命、建設、改革服從和服務于復興這個宏偉目標,這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尤其明顯。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革命、建設、改革的終極目標。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不懈探索的必然結果,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必然產物;愛國主義從來就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團結奮進的精神武器,中國共產黨一直都是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愛國主義和根本利益集中體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宏偉目標中。百年來,為了這個目標,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矢志不渝,把這個目標深深鐫刻在全黨為之奮斗的靈魂深處。百年來,革命、建設、改革,說到底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革命和改革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手段。革命是除舊布新的良藥,是矛盾不可調和之時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發生的劇烈對決,是深刻的社會變革。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都曾經發動過革命,但是沒有取得成功。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被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推翻三座大山,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制度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積極推行改革開放,革除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環節,走自己的路,創立、堅持并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得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大大促進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
黨的十四大提出,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問題上,強調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也是解放生產力,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滯是沒有出路的。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進而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把一百多年來受盡外國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成了獨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這場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開始的又一次偉大革命,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經過長期奮斗,把中國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富強民主文明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使社會主義優越性在中國充分體現出來。而經濟體制的改革,也是一場新的革命,是在過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下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的。它不是要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以自我革命的勇氣和毅力,推動社會革命,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國的綜合國力蒸蒸日上,中國日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景無比光明。
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具體過程。無論是暴風驟雨式的革命,還是疾風驟雨式或和風細雨式的改革,其實現過程都離不開扎扎實實的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具體過程需要通過具體建設一步步得以實現,其中,最核心的是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百年來中華民族從屈辱走向振興,從積貧積弱走向繁榮富強,從封閉半封閉走向改革開放,從溫飽不足到全面小康進而走向共同富裕的關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因此,辦好中國的一切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的建設。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早已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景。我們黨歷來重視黨的建設。早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在《論新階段》政治報告的第七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圍繞加強黨的建設作出了系列重要論述,對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有力促進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取得勝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挫折中吸取教訓,深刻認識到制度和反腐敗的重要性,把黨的建設發展成為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并切實加強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根據時代需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以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為主線,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以堅定理想信念宗旨為根基,以調動全黨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著力點,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我們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正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取得了豐碩成果,我們的各項建設才如火如荼,共同推動了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是偉大的事業,往往越是充滿艱難險阻,越是需要開拓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越是接近民族復興越不會一帆風順,越充滿風險挑戰乃至驚濤駭浪。”今天,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要戰勝來自國內外的各種重大風險挑戰,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依然要發揚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建設精神、改革精神。
一言以蔽之,革命、建設、改革、復興四組關鍵詞,雖然各個歷史時期的側重點和主題不同,但是,都是黨領導人民救國、興國、富國、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體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階段性與整體性統一。
([作者簡介]郭海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辦公廳助理研究員;班永吉,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
(來源:《黨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