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 走過了40年極不平凡的歷程。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偉大覺醒, 孕育了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革命始終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火車頭, 社會進步事業從來就是與時俱進的事業。從這種意義上說, 改革開放這場偉大革命, 只有進行時, 沒有完成時。過去4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輝煌成就是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革命的成果, 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地將這場偉大革命進行到底。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一以貫之
馬克思主義認為, “只有社會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政治的和哲學的革命也必然以社會革命為依歸”。[1] (P656) 在階級社會中, 政治革命往往顯著地標記在歷史的坐標上。通過政治革命打破舊的生產關系, 確立新的生產關系, 這是最高層次的社會變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 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社會革命。
社會革命總是在舊的社會制度內部發生, 客觀上要求政治革命為自己開辟道路。近代以來, 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下, 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首先必須領導人民進行政治革命, 徹底改變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 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在艱辛的革命歷程中,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 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 建立了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是政治革命的勝利, 同時也是社會革命的勝利。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從而為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 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為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 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掃清了障礙, 為更廣泛的社會革命開辟了道路。
馬克思主義是主張“不斷革命”的。他們把“革命”放到整個實現共產主義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來認識和把握, 強調革命的最終目標是消滅私有制, 消滅階級, 建立新社會。這個“新社會”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列寧進一步指出, 無產階級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務, 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后, 革命不能停頓下來, 應當趕快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他說:“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 并且正是按照我們的力量, 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2] (P650) 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 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奪取全國勝利, 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 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 工作更偉大, 更艱苦。”[3] (P1438)
新中國成立后,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開展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革命, 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并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這場社會革命對當代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就是由這場革命奠定的。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命運也由此發生根本性轉變, 實現了由不斷衰落到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
至于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后還要不要繼續“不斷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一致認為,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革命, 這種革命是一個必然的過渡階段, 它將消滅一切階級差別, 以及由這些階級差別而形成的生產關系、與這些生產關系而適應的社會關系、建立在這個社會關系基礎上的一切觀念。毫無疑問,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 在革命、建設的每一個階段, “革命”是一以貫之的, 直到共產主義目標的實現。當然, 對于“不斷革命”理論, 需要有科學的態度, 需要放到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科學理論體系中來認識和把握。其中一個最根本的認識角度就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 “革命”的手段、任務和目標是不同的。在民主革命階段, 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 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 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 通過有計劃地、大規模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實現生產關系的深刻變革, 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此后,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 主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 提高全體人民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水平, 逐步消除階級差別, 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然而,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發展過程中, 對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理論的確存在著被曲解, 并且在實踐中出現了失誤的問題。我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 還存在著資產階級, 還存在著整個社會范圍內的階級對抗, 因而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這就嚴重混淆了不同發展階段不同“革命”內涵、手段和目標的要求, 造成了社會主義實踐上的曲折和失誤。正是在汲取“文化大革命”深刻歷史教訓的基礎上, 中國共產黨開啟了改革開放這場偉大革命的進程。
還在改革開放之初, 鄧小平就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 盡管是有風險的事”。[4] (P113) 把改革比作革命, 根本原因在于, 只有通過改革開放才能解放與發展生產力, 才能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 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建立后, 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體制機制, 以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需要消除那些束縛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維方式, 從而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出來。但是, 社會主義實踐發展卻經歷了曲折, 形成了以“蘇聯模式”為主要代表的僵化的體制機制, 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要實現新的發展、新的飛躍, 一方面要破除僵化的模式;另一方面要探索形成具有活力的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體制機制。在對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深刻總結和反思的基礎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認為, 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大幅度提高生產力, 相應地也要多方面地改變與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改變一切與之不適應的實踐和思維方式。這場變革涉及社會生產和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 廣泛而深刻地影響我國社會發展進程, 因而是一場革命。
縱觀40年發展實踐, 改革開放這場革命是在黨的領導下有方向、有步驟地推進體制機制的革命;是綜合運用經濟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的革命。這場偉大的革命對中國社會最深刻的改變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二是推動形成了充滿生機活力的生產關系;三是塑造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屬性和適應人類文明發展潮流的上層建筑;四是實現了整個國家和社會“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5] (P7)
二、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為中國社會前進和發展奠定了最堅實的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最深刻的“革命”意義, 體現在經過40年的發展, 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生產力。
改革開放之初, 鄧小平就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放到突出的位置。他反復強調, 整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 在此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那么, 怎樣才能科學地推動生產力發展呢?鄧小平十分明確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4] (P370) 正是從堅持和發展生產力的角度出發, 在指導改革開放的實踐中, 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本質論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在這些思想指導下, 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經過改革開放最初的努力, 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 并向小康邁進, 我國經濟建設上了一個大臺階, 人民生活上了一個大臺階, 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臺階。在世界風云急劇變幻的情況下, 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
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 在領導人民實現跨世紀發展的歷史進程中, 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關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思想, 把黨的先進性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緊密聯系起來, 強調發展是基礎, 否則黨的先進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人民幸福國家富強都無從談起。江澤民指出, 緊緊把握住這一點, 就從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 把握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 就能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斷落實, 使黨的執政地位不斷鞏固, 使強國富民的要求不斷得到實現。新的認識推動新的實踐, 這個時期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各項舉措, 有力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航船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破浪前進。進入新世紀新階段, 國際局勢風云變幻, 綜合國力競爭空前激烈。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 以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 把科學發展觀貫穿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具體實踐中, 通過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 貫穿落實人才強國戰略, 大力推動可持續發展戰略等, 以符合科學發展的手段方式和體制機制, 實現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進步, 為面向新世紀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牢固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 黨領導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 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6]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 也是根本目的, 也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 “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7]的思想, 拓展了生產力理論的認識視域。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了“三個進一步解放”的重要論述, 即“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就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而言, 改革開放就是要進一步破除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辟更加廣闊的空間。他強調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 目的也是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創造更好條件, 而且最終也要體現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上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三個進一步解放”的闡釋, 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則, 展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思想解放、社會活力增強之間的合力作用和綜合功能。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是在更高層次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動員令, 有力推動了我國向實現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邁進。
改革開放40年來, 堅定不移地發展生產力, 使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社會物質財富極大增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40年來, 按照可比價格計算,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約9.5%;以美元計算, 中國對外貿易額年均增長14.5%。”[8]我國的GDP在1978年是3 659億元, 經過幾十年的快速增長, 到2010年達到39.79萬億,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也有大幅增長, 由1978年的381元增長到2017年的59 660元, 成為中等收入國家。
改革開放40年來堅定不移發展生產力, 使中國人民生活從短缺走向充裕、從貧困走向小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有7億多人擺脫貧困, 13億多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 用幾十年時間完成了其他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9]中國脫貧減貧成就舉世矚目, 聯合國《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顯示, 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 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率達7%以上, 社會保障體系覆蓋城鄉居民的格局已經形成。改革開放40年來, 實現了舉世無雙的經濟增長和減貧, 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改革開放40年來堅定不移發展生產力, 使我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促進了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今天, 中國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 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 也深刻影響了世界!”[8]世貿組織數據顯示, 2001—2017年, 中國貨物貿易進口額年均增長13.5%, 高出全球平均水平6.9個百分點, 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國。自2009年以來, 中國一直是最不發達國家第一大出口市場, 吸收了最不發達國家五分之一的出口。中國的發展為促進世界經濟貿易發展、增加全球民眾福祉作出了重大貢獻。
三、改革開放促進生產關系深刻變革, 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生產關系的變革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從部分到系統的漸進過程, 這是一個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是一個激發社會活力, 體現體制機制優勢的過程;是一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向著共同富裕不懈奮斗的過程。
生產關系變革最初是從農村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就是農村生產關系的一次深刻變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民以家庭為單位, 向集體經濟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這種體制下, 生產資料仍歸集體所有;分配方式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生產經營活動中, 集體和家庭有分有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舉改變了人民公社體制下土地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模式, 實現了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在這個深刻變革的過程中, 農民獲得了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 這極大地調動了生產積極性, 極大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也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
伴隨著農村生產關系的變革, 生產關系中最基本的、起決定作用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革逐步展開。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調整和完善的基本條件及要求, 強調生產關系的調整和完善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狀況, 必須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我國存在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基本經濟形式, 也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個體經濟。實踐已經證明, 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面對這樣的形勢和特點, 就需要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和變革, 努力形成有利于各種經濟形式發展、適合各種經濟成分要求的管理、分配等制度。隨后, 上述觀點在黨的十二大上得到了進一步展開。黨的十二大提出, 堅持國營經濟主導地位, 發展多種經濟形式, 認為城鄉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人民生活的便利和改善, 有賴于多種經濟形式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發展。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公有制經濟和其他多種經濟的地位和關系作了清晰的闡述, 強調全民所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主導力量。但是, 全民所有制經濟鞏固和發展決不應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發展為條件。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 是長期的方針, 是社會主義前進的需要。“長期的方針”的政策界定, 標志了黨對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形式地位和作用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個認識發展, 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并存具有了明確的實踐指導性和引領性。
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隨后召開的黨的十四大, 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目標, 這是改革開放的一次重大理論和實踐跨越。這個跨越幾乎一夜之間改寫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內容, 也必然對生產關系的調整和完善產生重大影響。黨的十四大不僅肯定其他經濟成分是公有制經濟的補充, 多種經濟成分將長期共同發展, 而且還強調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 首次清晰地闡述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 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生產關系的進一步調整和完善開辟了道路。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 從根本上明確了公有制為主體,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我國經濟體制中的地位, 將其確立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中具有最基本規定性的制度。作為基本經濟制度, 就意味著公有制為主體,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已經從方針政策層面發展到制度安排的層面, 實現了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 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發展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帶動所有制結構變革深入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兩個毫不動搖”就是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一個統一”就是把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這是對基本經濟制度地位的鞏固和強化。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實現所有制認識上的又一次重要突破;提出健全現代產權制度, 為民營資本提供保護等。黨的十七大還明確提出了要堅持平等保護物權。由此, 一個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已經形成。
黨的十八大以來, 全面深化改革著力鞏固和完善我國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堅持這項大政方針。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基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 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對進一步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作出新的規劃和部署, 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新一輪改革使產權保護制度更加完善, 混合所有制快速發展, 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全面推進, 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得到有效保障, 生產關系的活力進一步迸發。
改革開放40年來, 生產關系的調整和變革廣泛而深遠。在所有制結構上,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逐步取代單一的所有制結構體系;在資源配置方式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取代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分配方式上, 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包括按生產要素分配及社會保障性分配等普遍實行, 平均主義被打破;在企業制度上, 實現了從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到具有多種法律形式的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轉變;在經濟管理上, 實現了指令性的計劃管理向基于市場的宏觀調控的轉變。經過40年的改革, 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關系已經基本形成, 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極大地煥發了國家的創新創業活力, 極大地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勃勃生機。
四、改革開放推動上層建筑更加完善, 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制度保障
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思想上層建筑。改革開放以來, 伴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深刻變革, 上層建筑也處于深刻調整和變革中。
思想上層建筑的調整在整個上層建筑的調整和變革中始終處于關鍵的引領和保障地位。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一貫重視理論建設和理論指導, 一貫強調理論自信和戰略定力。改革開放以來, 在思想上層建筑建構歷程中, 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緊密結合, 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還在改革開放之初, 鄧小平就強調一定不能丟掉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根本的東西, 同時, 也強調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 走自己的路。40年來, 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研究新情況, 解決新問題, 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 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 先后創立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以其強烈的科學性和革命性鞏固了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
生動活潑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實踐, 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的馬克思主義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南, 也為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這些科學思想的指引下, 整個社會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水平不斷提升。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持續深入開展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全方位貫穿和深層次融入;從擁抱“科學的春天”向科學進軍到科學素養的普遍提高和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積極建構;從文化建設的穩步發展到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 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 全黨全社會思想上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
從思想上層建筑和政治上層建筑的關系看, 兩者不是決然分離的, 而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思想上層建筑為政治上層建筑形成提供思想理論依據, 政治上層建筑則為思想上層建筑實踐提供政治保證。政治上層建筑影響是巨大的。一旦形成, 就要求思想上層建筑與之相適應, 這就決定了政治上層建筑在上層建筑中始終發揮著主導作用, 也就決定了政治上層建筑在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建構中的極其重要地位。改革開放以來, 政治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建構始終與黨領導下的政治體制改革緊密聯系。
改革開放伊始, 鄧小平就深刻意識到, 改革是全面的, 包括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的改革, 這樣改革才能達到目的。這就意味著, 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 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個領域的改革, 并且這種改革一定是系統的、體系化的, 一定是相互配套、相互協同、相互補充的。作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 這個時期就明確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目標和原則, 推動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不斷發展, 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得到恢復和加強, 愛國統一戰線得到鞏固和發展,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取得突破。黨的十四大后, 在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的歷史條件下, 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使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有較大發展的目標引領下, 政治體制改革在兩個方面持續深入展開:一方面是進行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 改變過去職能重疊、結構臃腫、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狀況, 努力轉變職能、理順關系、精兵簡政、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著力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 努力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現實任務的提出, 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方針政策的實施, 使這個階段民主法制建設大大加快, 政府職能不斷優化, 行政效率明顯提高。面對跨世紀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 黨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任務, 強調在黨的領導下, 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管理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 保證各項工作真正做到依法進行。“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提出, 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的重大成果, 標志著政治體制改革邁出新步伐。
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對憲法進行修改, 將“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進憲法, 使其成為統一的國家意志。2001年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進一步將“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 將法治國家建設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有機統一起來。正是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 黨的十六大提出,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并且深刻闡述了“三個統一”的重要思想, 這就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其中, 黨的領導是根本保證, 人民當家作主是本質要求, 依法治國是基本方略。實踐表明, “三個統一”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顯著特征, 也是最大優勢。只有堅持“三個統一”, 才能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貫穿落實, 使黨始終發揮領導核心作用, 才能保證政治體制改革健康發展, 才能保證人民群眾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
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不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結合實踐新特征、時代新特征, 開辟了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建設的新境界。實踐中,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 按照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要求, 把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貫穿改革的全過程, 著力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 不斷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 用切實有效的民主制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通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體現人民意志, 保證人民權益, 激發人民群眾的創造積極性。努力向著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邁進, 按照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要求, 以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建設實踐, 確保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走在法治的軌道上。同時, 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 堅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及基本政治制度, 不斷推進體制機制及制度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有力實踐中, 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繁榮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 經過不懈奮斗, 一個體現社會主義原則和要求, 與當前我國經濟基礎日益適應的上層建筑已經建立起來。這個上層建筑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使人民群眾能夠廣泛參加到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中來, 權利和自由得到了廣泛而充實的保障;使國家政治關系得到有效調節并充滿活力, 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斷鞏固, 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不斷增強;使國家能夠有效整合各種社會資源, 調動和集中力量辦大事, 促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 促進人民群眾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使國家利益得到有效維護,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得到全面保障。日益完善、有效的上層建筑, 突出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更加可靠的制度保障。
五、改革開放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 我國成功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
對外開放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 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條件。無論什么國家, 要發展壯大, 閉關自守沒有出路, 必須融入世界發展的大潮中去。20世紀70年代, 世界處于劇烈變動的大潮之中。科學技術革命迅猛發展帶來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動, 現代生產力的社會化、國際化程度日益提升, 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發展。這樣的時代變化, 使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鄰近的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成就顯著, 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這一切與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改善緩慢的我國社會經濟狀況形成鮮明對比。
在深刻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張加強與國際社會的交流, 強調以平等互利的原則發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 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伴隨著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認識的不斷深入, 鄧小平強調, 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 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 孤立起來, 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堅定打開國門, 推動對外開放的發展, 1981年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確定實行對外開放是堅定不移的方針。三年后,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把對外開放確定為“長期的基本國策”。
以創辦經濟特區為標志, 我國對外開放歷程逐步展開。1979年7月, 黨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廣東和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 批準兩省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3月, “出口特區”稱號被改為內涵更為豐富的“經濟特區”。由于經濟特區在很短的時間里取得了很大成就, 國家決定擴大經濟特區的規模和范圍。1988年4月13日, 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海南省成為我國的又一個經濟特區。在設立經濟特區并取得成效之后, 享有優惠政策的開放區域逐步擴大, 沿海地區率先開放, 隨后推進到沿江、沿邊地區和內陸省會城市, 直至中西部地區開放搞活, 全方位開放的格局逐步形成。1988年七屆人大一次會議批準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經濟特區, 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由此誕生。1984年5月, 14個沿海港口城市對外開放。1985年2月, 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漳泉三角洲地區成為首批沿海經濟開放區, 隨后這項政策也在遼東半島、膠東半島實行。1990年4月, 黨中央、國務院批準開發開放上海浦東, 推動浦東新區在高起點上實現跨越發展。自1992年起, 我國對外開放呈現出從沿海向沿江和內陸迅速展開的發展態勢。2000年以來, 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戰略的實施, 對外開放進一步向全國廣大腹地擴展。至此, 我國對外開放已經形成從經濟特區、沿海港口城市到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經濟開放區再到內地的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 為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是我國對外開放進入嶄新階段的一個重要標志。從這個時候開始, 對外開放從有限范圍和領域的開放向著全方位開放邁進;從政策主導的開放向法律規范的開放邁進;從自我主動開放向世貿組織成員相互開放邁進。加入世貿組織17年來, 我國積極踐行自由貿易理念, 全面履行加入承諾, 大幅開放市場, 在開放中分享機會和利益, 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惠及其他國家和人民, 增進了全球福祉, 促進了共同繁榮。
黨的十八大以后,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把“開放”納入新發展理念, 積極主動地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 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開放型經濟發展層次顯著提升, 全面開放新格局日益形成。在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的對外開放帶動下, 我國著力統籌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和兩類規則, 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 在不斷深化雙向開放中, 大大拓展了我國的發展空間。努力適應新的形勢發展需要, 不斷優化發展布局, 著力改變我國對外開放東部地區較快、西部地區較慢, 沿海地區較強、內陸地區較弱的區域分布差異, 一個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大格局已經開始初步呈現。
改革開放40年來, 中國人民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 打開國門搞建設, 從引進來到引進來與走出去結合;從沿海開放到全方位開放;從制造領域開放到推進服務領域開放;從向發達國家開放到擴展到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從多邊開放到區域開放相結合。實踐證明, 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 開放促進了改革, 也促進了發展, 這是我國在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程中得到的一條重要經驗。站在新的歷史起點, 可以預見,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 只會越開越大!未來, 中國將以更加開放的思維謀求發展, 也會以更加開放的胸懷擁抱世界。
（來源：《教學與研究》 201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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