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 “四人幫”后, 黨的思想路線撥亂反正面臨著兩大任務: 一是澄清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基本觀點的歪曲和誤解, 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 二是破除 “兩個凡是”, 以科學的態度運用馬克思主義。粉碎 “四人幫”后開始的批判極左思潮, 盡管還存在很大局限性, 但通過對馬克思主義一系列基本問題的辨析, 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對極左思潮解讀和定義的 “馬克思主義”的迷信和盲從, 在形成黨內要求 “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強烈呼吁中發揮了作用。隨后掀起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是批判極左思潮發展趨勢的邏輯延伸和理論展開, 取得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實踐成果。就黨的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的發展進程看, 批判極左思潮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相互關聯又遞進發展的兩個階段。在這兩個發展階段中, 批判極左思潮是條件, 破除 “兩個凡是”是關鍵。本文著重對黨的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的幾個問題作一些深入探討。
一、“兩個凡是”的提出和由來
“兩個凡是”的思想和提法并不是1977年首次出現的, 早在1966年就已經有了相似的提法, 而在11年后再次出現, 其內容和實質并沒有大的變化, 所需要達到的目的也沒有大的變化。但是, 這個提法在1977年提出不久便遭到抵制, 成為恢復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要契機, 是因為這個時候的中國社會正在走向歷史性的轉折, 一系列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積極因素出現了。尤其重要的是, 黨內要求恢復正確思想路線的力量開始匯聚并在實踐中得到了極大釋放。
1977年2月7日, 《人民日報》 《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發表題為 《學好文件抓住綱》 的社論。社論的主題是闡述 “抓綱治國”問題, 但是發表后不久, 其中的一個提法卻掀起了軒然大波。社論在結尾部分寫道: “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 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 我們都堅決維護,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 “兩個凡是”的完整表述。
“兩個凡是”寫入2月7日社論是有一個過程的。1977年1月, 中央原計劃召開一次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 在為這次會議準備的領導講話稿中, 專門強調了高舉毛澤東旗幟和穩定局勢等問題。之所以強調這些問題, 是與1976年12月中央決定有步驟解決鄧小平出來工作有聯系。在這次計劃召開的會議上, 中央擬就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向大家 “交一個底”。 但是這種情況讓講話稿起草者遇到了一個 “麻煩”: 一方面要穩定局勢, 就要高舉毛澤東的旗幟, 不能講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又要講清楚鄧小平出來工作是必要的、應該的。文件起草者因此感到十分為難, 怎么說也說不圓滿。最終決定講話稿以突出高舉毛澤東旗幟, 穩定局勢為主。【1 】 同時, 為了把人民群眾的注意力引導到深入揭批 “四人幫” 上來, 決定另外起草一篇 “兩報一刊”社論, 這就是 《學好文件抓住綱》。據當事人回憶, 開始動筆起草社論是在1977年1月初, 但很快就擱置下來, 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撰寫中央領導人在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的講話稿上。1月20日, 講話稿初稿形成, 這個時候講話稿中并沒有 “兩個凡是”的提法。 “兩個凡是”出現在稿子里是在1月21日形成的第二稿中。但不久, 中央決定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 改開中央工作會議, 會議召開時間推遲, 同時決定此前擱置的社論稿可以先發表。于是, 撰寫和修改社論工作又提上日程。到1月25日, 社論按照講話稿的內容做了一輪修改, 還沒有 “兩個凡是”的內容。2月3日, 按照中央分管領導的指示, 要把原講話稿中關于高舉毛澤東旗幟的內容加到社論中去。就在這一輪修改中, “兩個凡是”內容加到了社論稿中。2月3日這一輪社論稿形成后, 有人曾提出, 社論先發表恐怕不合適, 還是黨內講了話以后再發為好。 對于這個建議, 當時負責起草社論的人表示, 先改出來再說。但是隨后發生的情況出乎許多人的意料。【2 】 2月4日, 社論稿送審后, 很快就審查通過。2月6日, 起草組就得到通知, 社論稿將在當晚向全國廣播, 第二天見報。
“兩個凡是”寫入2月7日社論的過程表明, 這個提法并不是隨意提出的, 也不是隨意加到社論里去的, 而是經過反復斟酌的, 最根本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穩定大局, 高舉毛澤東旗幟, 同時也是為了避免正在解決中的鄧小平出來工作等問題可能對 “抓綱治國”產生的沖擊。 曾經有一種說法, 認為 “兩個凡是”的提出是為了阻止鄧小平復出工作, 而從 “兩個凡是” 提出的過程看, 之所以出現這種提法, 更主要的是表現了一種強烈的擔心和憂慮, 擔心解決具體歷史遺留問題會 “干擾” “抓綱治國”的貫徹執行, 憂慮有關問題的解決會動搖對 “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堅持和發展。
其實, 這種擔心和憂慮并非始于2月7日社論。在粉碎 “四人幫”之后, 這種擔心和憂慮就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政治生活的進程。1976年10月7日至14日, 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開的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打招呼會議上, 通報粉碎 “四人幫”的情況, 同時就提出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的方針。10月8日, 中央主要負責人在講話中指出, 揭批 “四人幫”斗爭要注意政策, 這一次就是解決 “四人幫”問題, 批 “四人幫”一定要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 對 “文化大革命”要肯定, 現在著重解決有所不足。這次解決 “四人幫”問題, 不要算他們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賬, 搞 “四人幫”不是因為他們一伙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 他們的核心問題是陰謀篡黨奪權。解決 “四人幫”本身是 “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在會議發言中, 與會者也指出, 政策問題極為重要, 消除了 “四人幫”, 不要把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否定了。正像給孩子洗完澡, 倒臟水時可不要把孩子也倒掉了。 “文化大革命”消滅了一批批的敵人, 鍛煉了群眾, 提高了廣大人民階級斗爭的覺悟。要充分估價和肯定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但也應該看到有所不足。毛澤東講 “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 有所不足, 就是七分成績, 三分錯誤。三分錯誤就是全面內戰, 打倒一切。這三分錯誤就是 “四人幫”對 “文化大革命”的干擾和破壞。 在揭批 “四人幫”的斗爭中, 要注意解決有所不足的方面, 有反必肅。但這一次不要打倒一切, 要堅定地相信干部和群眾的大多數,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隨后, 10月18日, 中央發出黨內通知強調, 由于斗爭極其復雜, 要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在斗爭中, 要鞏固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要堅持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 保護符合毛澤東關于接班人五項條件的新生力量和社會主義新生事物。
可見, 擔心和憂慮不是2月7日社論所獨有的特征, 解決這種擔心和憂慮的方法也不是2月7日社論首創的。在2月7日社論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凡是”說, 甚至 “兩個凡是”說。 1976年11月召開的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報告就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 毛主席肯定的, 我們要努力去做, 努力做好。現在把 “四人幫” 的破壞和干擾除掉了, 我們應該做得更好, 也一定能夠做得更好。【3 】 1977年1月27日, 中共中央發出的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的通知也提出: “凡是毛主席、黨中央指示的就堅決照辦, 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就堅決抵制, 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4】
仔細辨析會發現, 2月7日社論之前提出的 “凡是”與社論提出的 “兩個凡是”在強調的重點上還是有一定差異的。2月7日社論之前的 “凡是”, 主要是針對揭批 “四人幫”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來的, 最主要是擔心揭批運動會否定 “文化大革命”。然而, 對于 “文化大革命”, 當時中央的態度非常明確, 就是要總體上加以肯定。在這種情況下, “凡是”更多的是對基于黨內共識的一種 “強調”, 認識分歧不大。 而2月7日社論發表時面臨的問題就要復雜得多。隨著揭批運動的深入開展, 人們越來越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歷史遺留問題上, 例如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天安門事件”等。然而對這些問題的質疑與否定, 無疑會涉及一系列既定指示和決策, 進而涉及對毛澤東思想和 “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認識和態度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的 “兩個凡是”, 就是一種警惕, 就是為了防止越界而劃定的一道 “紅線”。
然而, 盡管2月7日社論前的 “凡是”和社論提出的 “兩個凡是”有一些差異, 但涉及的實質問題是一致的, 就是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則的偏差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 “兩個凡是” 是一種 “指導方針”。這種說法是一種誤解。所謂 “指導方針”是指為發展某項事業制定的指導原則。說 “兩個凡是”是專門制定的指導原則, 就把 “兩個凡是” 具體化、政策化了, “兩個凡是”是一種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則, 也可以說是思想路線問題, 而不是 “指導方針” 問題。
而作為思想路線問題的 “兩個凡是”也有一個形成發展的過程。粉碎 “四人幫”后明確提出的 “兩個凡是”, 不僅不是這個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則的起點, 相反, 它恰恰是在經歷了一個發展階段后, 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走向自己的終點。
對于身處1977年的人們來說, “兩個凡是” 的提法并不陌生, 早在 “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就已經有了。在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就出現了這樣的提法。 會議報告指出: 不論在任何時候, 對毛澤東思想都要堅信不疑。凡是毛主席指示的, 就要堅決擁護, 堅決照辦, 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證完成。凡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 就要堅決抵制, 堅決反對。1967年8月11日, 《解放軍報》社論 《為人民立新功》明確提出:“凡是毛主席說的, 我們就堅決照辦, 堅決執行。理解的要堅決執行, 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堅決執行。凡是違背毛主席指示, 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我們就堅決抵制, 堅決斗爭。誰反對毛主席, 誰反對毛澤東思想, 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我們就堅決打倒誰。”1969年 《人民日報》 元旦社論進一步強調: “凡是毛主席已經提出的各項最新指示, 應經常學習對照, 切實執行, 反復檢查。凡是違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錯誤思想、錯誤行動, 都應堅決與之作斗爭, 絕不能采取自由主義的態度。”【5 】
誕生于 “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歷史環境下的 “兩個凡是”, 從一開始就有鮮明的內涵和目的, 就是對既定指示、決定、方針和政策的堅決維護與完全肯定, 目的是為了 “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個內涵始終是 “兩個凡是”的根本內核。粉碎 “四人幫”前如此, 之后也是如此。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 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報告中強調指出: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 繼承革命領袖的事業, 捍衛革命領袖的旗幟問題, 有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 “赫魯曉夫、勃涅日列夫叛徒集團丟掉了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 帝國主義、 反動派高興, 修正主義得勢, 革命人民遭殃。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 我們黨沒有丟這兩把刀子, 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 “贏得了全世界真正馬列主義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當前, “捍衛毛澤東思想, 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 是我們黨中央, 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神圣職責”。后來, 中央主要領導人在為 “兩個凡是”承擔責任的講話中再次談到, 提出 “兩個凡是”的初衷就是 “捍衛毛澤東思想, 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
應該說, 粉碎 “四人幫”后重提 “兩個凡是”有其必然性。畢竟, 對于一種已經具有相當社會基礎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則來說, 要在短時間內消除,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問題的關鍵是, 實踐發展已經表明黨和國家的事業正處在歷史轉折的關頭, 需要有 “識力” 和 “魄力”來推動這個轉變。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 “兩個凡是”成了實現這個轉變的障礙。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對 “兩個凡是”有一段評述, 盡管這段評述將當時具有一定社會基礎的 “兩個凡是”完全說成是某個人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則, 是不夠嚴謹的, 但是對 “兩個凡是”實質的分析和闡發還是很有見地的。書中指出: 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沒有從根本上認清 “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特別是沒有認清 “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系, 沒有識力和膽力來解決既要徹底清除 “文化大革命” 的錯誤, 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這樣一個復雜的問題。不知道只有如實地指出毛澤東晚年發動和堅持 “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并加以糾正, 才能繼承以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為旗幟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優良傳統。以為既要繼承毛澤東, 就不能否定毛澤東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見和重要決定。這種思想集中表現為兩句話, 即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 我們都堅決維護,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樣拒絕作任何分析的 “兩個凡是”的觀點, 其實不足以維護而只能破壞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性。【6 】
二、倡導“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作風”的作用和影響
在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積極倡導下, 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一大期間, 黨內就出現了要求 “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作風”的強烈呼聲。
面對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局面, 鄧小平在千頭萬緒中抓住思想路線這個帶根本性的問題, 反復強調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旗幟鮮明地反對 “兩個凡是”。
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于1977年7月16日開幕, 21日閉幕。這次會議一致通過 《關于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8月12日, 黨的十一大召開。應該說, 這兩次會議在總的指導思想上仍然沒有能夠擺脫 “左”的錯誤影響, 但也正是在這兩次會議期間, 特別是會議小組討論中, 出現了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強烈呼聲。
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 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講話中沒有再提 “兩個凡是”, 但仍然堅持 “以階級斗爭為綱”和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強調粉碎 “四人幫”以來 “中央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中央的決策和措施都是正確的”。與上述精神相一致, 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依然充分肯定 “文化大革命”, 認為 “必將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史上的創舉而載入史冊”, “這種政治性質的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 并把 “以階級斗爭為綱”和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說成是 “當代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成果”。
針對指導思想上依然存在的嚴重錯誤, 在兩次會議召開期間, 鄧小平及一些與會代表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
7月21日, 剛剛恢復職務的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指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思想的意思是, 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 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 才不至于割裂、 歪曲毛澤東思想, 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不是在個別方面, 而是在許多領域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個體系, 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還說: 毛澤東倡導的作風, 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8月3日, 鄧小平同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談為他起草在黨的十一大上的講話稿等問題。在談話中, 鄧小平指出, “兩個凡是”不行。形而上學多了, 害死人。有一種風氣, 不采取老實態度, 就是吹。這不行。要講老實, 吹只能騙自己。這個稿子要寫得生動些, 要從實際出發。我講過, 不能用毛澤東的只言片語損害毛澤東思想體系。講毛澤東思想, 不在引用很多毛澤東的話, 而在發揮他的根本思想。【7】
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一大的小組討論中, 一些代表堅持了鄧小平所倡導的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要求, 冷靜地審視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結合兩次會議的議題特別是利用討論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的機會, 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和看法, 將事實上已經開啟的對 “左”的理論和政策的揭批進一步推向前進, 用實際行動來踐行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的小組討論中, 代表們首先對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征求意見稿涉及的幾個重大理論問題提出質疑和修改建議。
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征求意見稿對粉碎 “四人幫”以后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黨內 “走資派”問題、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唯生產力論”問題和無產階級在文化領域的專政問題作了闡述。
針對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的這些內容, 代表們認為, 從總體上看, 準確地完整地闡述這些重大理論問題的條件還不成熟。
關于黨內 “走資派”問題。代表們建議應該首先把資產階級和黨內 “走資派”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闡述清楚, 以駁斥 “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的謬論。代表們認為, 在這個問題上, “四人幫”之所以顛倒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敵我關系, 目的就是要妄圖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領導干部。關于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有代表指出, “四人幫”名曰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實際鼓吹取消, 把資產階級法權說成可以任意加以限制和取消的純屬主觀意志決定的問題; 把資產階級法權所保障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與剝削混為一談。對于這些嚴重搞亂了人們思想的問題, 最好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 清晰有力地加以批駁和澄清。關于 “唯生產力論”問題。代表們強調, 在階級社會中, 生產總是和政治聯系在一起的, 現在大家關心的問題主要是怎樣才叫 “以階級斗爭為綱”, 這其中政治掛帥的問題需要很好澄清。【8 】
關于無產階級在文化領域的專政問題。代表們指出, 關鍵是要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代表們建議把毛澤東過去對文化工作的指示完整地表達一下, 以澄清很多混亂的思想和認識。代表們強調, 我們這個民族有幾千年豐富的文化遺產, 在工農兵占領文藝舞臺以后, 也要有歷史題材的作品, 文化藝術應該豐富多彩一些。【9】
代表們認為, 澄清四個重大理論問題涉及兩大任務: 一個任務是澄清 “四人幫”在這些理論問題上散布的謬論和謠言, 另一個任務是從理論上真正講清楚這些問題。第一個任務比較好解決, 大家在批 “四人幫”錯誤言論上的步調是一致的。第二個問題比較復雜, 理論界和學術界對某些理論問題的認識與研究尚存在分歧、爭議, 要立刻統一思想很難。代表們建議, 對學術界提出的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理論問題, 不要輕易下定義, 不要急于作結論, 如果政治報告作了結論, 學術界就不好爭鳴了, 問題也就不好搞清楚了。【10】
之后, 政治報告吸收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小組討論的成果, 沒有直接地、全面地對四個理論問題給予結論性闡述, 這為后來的理論突破留下了口子。
黨的十一大的小組討論繼承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小組討論中表現出來的活躍、坦誠、務實的特點。
在討論黨的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 代表們指出, 政治報告宣告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講了收獲, 但也應該把毛澤東關于 “文化大革命”三七開的思想講一講, 要兩點論, 要實事求是地闡明運動的整個過程。不要害怕講缺點, 講了缺點, 就更可以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11】 代表們建議, 政治報告中 “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階級斗爭”的 “整個” “始終”應該刪除, 因為在理論上講不通【12 】。
對黨的建設問題, 代表們予以高度關注。 在上海代表團的小組討論中, 陳云指出, “抓綱治國”, 首先要治黨。要特別注意兩點: 第一, 要對抬轎子、吹喇叭和逆風惡浪襲來時隨風倒的人保持警惕, 這樣的人都不是實事求是的人; 第二, 要認真做到毛澤東歷來倡導的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言者無罪, 聞者足戒” “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這樣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風的橫行。有了由高度民主而來的高度集中, 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局面才能出現。【 13】 在中央直屬機關代表團的討論中, 代表們提出, 黨的十一大修改黨章報告第六條講到 “任人唯親”的 “資產階級干部路線”問題。“任人唯親”到底是資產階級的? 還是封建階級的? 其實這是封建階級的東西。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 雖然要強調反對資產階級思想, 但不應該忽視反對封建主義思想。封建主義思想在社會上, 在政治生活中, 還有相當反映。所以, 我們不僅要批資產階級思想, 也要批封建主義思想。【 14】
在黨的十一大小組討論中, 最有影響的發言之一, 便是聶榮臻在解放軍代表團就黨的建設問題所作的書面發言。這個發言回顧了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形成的歷史, 深刻闡發了實事求是的內涵。
實際上, 關于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 在粉碎 “四人幫”后的揭批運動中就已經提出來了。 《人民日報》曾開辟 《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專欄, 連續發表文章強調 “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但是這些文章闡釋實事求是的著力點與鄧小平、聶榮臻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認識角度有差異。《人民日報》有關文章強調指出, 實事求是最根本的是 “做老實人, 說老實話, 辦老實事, 這是對一個共產黨員的起碼要求。每個共產黨員, 一定要言行一致, 謙虛謹慎, 反對華而不實和任何的虛夸, 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15】。從這個角度來闡發實事求是, 說的是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固然是 “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 但僅僅強調這一個方面, 不全部也不完整, 特別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 也沒有抓住 “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根本意義。
聶榮臻的發言之所以產生廣泛影響,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闡發 “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著力點放到了端正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根本要求上。他在發言中指出, 客觀世界充滿了矛盾, 充滿了變化, 我們的思想必須如實地反映這種矛盾和變化; 一切正確思想, 都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 否則就變成形而上學。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 就要堅持用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一定要掌握精神實質, 學習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把基本原理當做行動指南, 堅決反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些詞句當做脫離時間、地點和條件的教條。我們一定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下, 從對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中找出其固有的規律性, 據以制訂解決問題的方針、政策和辦法, 決不能從主觀臆想出發、從原理概念出發。聶榮臻強調指出, 毛澤東一貫堅持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反對理論與實踐相脫離, 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毛澤東堅決反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做教條, 反對把他們的學說說成是 “頂峰” “絕對權威”。毛澤東思想是和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不相容的, 是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不相容的。 同時, 聶榮臻也認為, 要堅持實事求是, 還必須重視和提倡調查研究, 說老實話, 辦老實事, 做老實人。【16 】
聶榮臻對 “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 作了一次全面完整的闡發, 說明要真正做到實事求是, 不僅僅要努力做到主觀和客觀相一致, 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言行一致, 還必須真正認識到客觀事物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運動變化規律, 人們必須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客觀規律,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徹底的唯物主義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同時, 要用關于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的真理性認識指導實踐, 并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和真理觀。
在黨的十一大期間, 包括聶榮臻在內的代表們對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的剖析與批判, 切中要害, 直接沖擊了長期以來僵化思想的束縛和影響, 以生機勃勃的狀態凸顯了黨內思想解放潮流的萌動。但令人遺憾的是, 代表們提出的一系列真知灼見最終并沒有被吸納到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的正式稿中。十一大通過的新黨章雖然對十大黨章作了一些必要修改, 但代表們提出的意見也沒有被接受。
依然禁錮的形勢, 推動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繼續為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奔走呼吁。
1977年9月, 聶榮臻將上述書面發言稿經過認真修改后, 予以公開發表。這篇文章發表時的題目就是 《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文章刊登在 《紅旗》雜志第9期上, 9月5日起, 《人民日報》等轉載。
9月19日, 徐向前在 《人民日報》 上發表題為 《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的文章。文章指出, 我們絕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樣, 不管路線是非, 誰的權力大就跟誰跑, 這很危險。當然, 要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 “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恢復和發揚毛主席一貫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革命學風, 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9月28日, 陳云在 《人民日報 》 上發表 《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紀念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一文。文章指出, 實事求是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 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 堅持毛澤東思想, 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如果我們離開了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 那么, 我們就離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而成為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者, 我們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敗。所以, 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 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陳云在文章中說, 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這完全不是說要熟讀它的一切公式和結論, 拘守這些公式和結論的每一字句。為了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首先就要學會怎樣把它的字句和實質區別清楚。毛澤東告訴我們, 只有首先做到了這一點, 才叫入了馬列主義的門, 才能建立理論和實際相統一, 即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 否則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條文當教條。陳云嚴肅地指出, 現在報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區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字句和實質, 不是滿腔熱情地去完整地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實質, 用它作為分析具體問題的指南。報喜不報憂、 靠說假話辦事的這種惡劣風氣, 至今在一些人中還沒有根除。這應當引起我們全黨的嚴重警惕。
盡管這個時候對于實事求是還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 在堅持什么、恢復什么上還有不同的取舍標準, 但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文章, 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角度, 就是要 “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很明顯, 這個認識內核與鄧小平1977年4月10日來信的主題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是對鄧小平來信的積極回應【 17】。正是在這種形勢下, 黨內呼吁恢復黨的正確思想路線的聲音和力量開始凝聚, 對 “兩個凡是”的抵制也隨之不斷深化, 這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三、批判極左思潮的意義
粉碎 “四人幫”后揭批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批判極左思潮。從1976年底開始, 揭批運動點名批判了張春橋的 《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 《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這兩篇文章。到1977年初, 理論界對這兩篇文章以及相關理論觀點的批判, 形成了粉碎 “四人幫”以后批判極左理論和政治綱領的一個高潮。
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這兩篇文章發表于學習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運動期間。開展學習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 是1975年初形成的一場群眾運動。在運動中, 張春橋和姚文元提出了 “全面專政理論”, 從而把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由政治領域擴大到經濟等領域。1975年第3期 《紅旗》雜志刊登姚文元撰寫的 《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3月1日, 《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該文章包含兩個要害問題。一是把林彪集團的出現歸結為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 認為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經濟基礎。 二是強調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文章在總結出現林彪反黨集團的教訓時, 接連提了五個 “為什么”, 如 “為什么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出來會有人跟著走呢? 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可以用唯心論加起哄來騙人呢?”等, 接著總結指出: “現在, 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 將攻擊矛頭直接對準當時正在領導整頓工作的鄧小平。
在姚文元文章發表一個月后, 第4期 《紅旗》雜志發表張春橋撰寫的 《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4月1日, 《人民日報》轉載該文。 這篇文章被稱為 “第一次明確地論述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論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第一次明確地闡述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還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 “是豐富了列寧的思想”。在這樣一篇 “綱領性文件”中, 張春橋指出, 中國仍然存在變成修正主義的危險。因為不但老的地主資產階級人還在, 心不死, 而且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每日每時在產生著。 必須看到, 在所有制方面, 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范圍內, 也沒有完全取消。因此, 不論是全民所有制, 還是集體所有制, 都有一個領導權問題, 就是說, 不是名義上而是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的問題。文章強調, 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 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文章號召, 現在資產階級的土圍子還很多, 打掉一個還會長出一個, 就是將來被消滅得只剩一個了, 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掃帚不到, 它也不會自己跑掉。
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這兩篇文章肆意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文章發表后, 1975年5月, 上海出版的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提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具有 “二重性”, 即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既有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因素, 也有衰亡著的表現為資產階級法權的資本主義傳統或痕跡, 認識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二重性, 是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新的資產階級特別是黨內資產階級形成的前提。正是在這個理論指導下, “四人幫”把社會主義社會中諸如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等一切所謂舊制度遺留下的殘余都稱為 “資產階級法權”, 認為它們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基礎。從此, 在經濟領域鏟除 “資產階級法權”, 實現對 “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成為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
針對這些錯誤言論, 粉碎 “四人幫”后不久, 1976年11月15日, 《解放軍報》在揭批 “反經驗主義”中首先涉及對極左理論和政治綱領的批判, 點名批判了姚文元撰寫的 《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11月30日 《人民日報》在介紹南京大學召開的批判 “四人幫”大會時, 較為詳細地摘登了該校政治系教師胡福明的發言。他在發言中指出, 長期以來, “四人幫”采取斬頭去尾、斷章取義、偷梁換柱、肆意歪曲、肆意篡改、拼命封鎖、無恥偽造、頑固對抗等種種惡劣手段, 背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張春橋的那篇 《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文章, 擺出 “理論權威”的架勢, 胡說什么 “歷史上任何一種所有制的大變更, 不論是封建制代替奴隸制, 還是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 都是先奪取政權, 再運用政權的力量大規模地改變所有制”。張春橋就是這樣篡改社會發展史, 從根本上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把歷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隸制、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 都說成是首先由政權的變更造成的, 這是典型的唯心史觀。“四人幫”還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 鼓吹一種荒謬透頂的公式, 即民主革命時期參加革命的干部大都是資產階級民主派, 走資派又是由資產階級民主派演變過來的, 因此老干部大部分是 “走資派”。他們的目的是要把大批經過長期革命斗爭考驗的革命干部任意戴上 “走資派”的帽子打下去。【18 】盡管這個時期的理論批判還有很大局限性, 但是這些批判還是推動了人們對極左理論和政治綱領的整體性反思和質疑。
對 “四人幫”極左理論和政治綱領的揭批在1977年初明顯深入, 對其本質的揭露開始涉及被極左思潮混淆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
1977年1月26日, 《人民日報》 刊登題為 《一個專賣假藥的反革命騙子———從 〈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看張春橋怎樣篡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篇文章較為完整地批駁了張春橋 “全面專政”理論的主要論據, 文章得出的結論是: “全面專政”理論馬克思沒有說過, 列寧也沒有說過, 它是 “四人幫”為了實現其政治目的編造出來的。文章從張春橋 “全面專政” 理論的三個核心思想辨析入手, 揭露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篡改和歪曲。
第一, 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張春橋 “全面專政”理論的要害在于, 對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最核心內容加以篡改和歪曲, 然后將其作為 “全面專政”理論的基礎。而馬克思在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時說: “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 ( 1) 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 ( 2) 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 3) 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9 】 這里說的第一點, 馬克思把它稱作是他的新貢獻之一。對于這個思想, 恩格斯、列寧在他們的著作中也做過大量闡述。 其實, 道理很簡單, 階級的產生是生產不發展的結果, 而階級的消滅也以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為前提。這就是馬克思的第一點所包含的基本思想, 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 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指針。可是, 張春橋卻大講 “消滅階級” “打土圍子”, 一直到要 “全部地打掉資產階級的一切土圍子”, 根本無視中國社會發展現狀。因此, 揭批文章認為, 張春橋的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第二, 關于 “全面專政”理論概念的由來。 張春橋篡改列寧語錄, 偽造 “全面專政”理論概念的來源。張春橋的文章說: “列寧指出, 這個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斗爭, 流血的和不流血的, 暴力的和和平的, 軍事的和經濟的, 教育的和行政的斗爭, 是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列寧反復地強調說, 不對資產階級實行長期的全面的專政, 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張春橋這段話引自列寧的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一書, 但原文意思與張春橋所引大相徑庭。原文是: “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斗爭, 流血的和不流血的, 暴力的和和平的, 軍事的和經濟的, 教育的和行政的斗爭。”可見, 列寧沒有說過什么 “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樣的話, 這是張春橋的偽造。列寧在整個一段文章中講的是關于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作斗爭的問題。列寧指出, 對于小商品生產者, 不能驅逐, 不能鎮壓, 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 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不僅從自己的隊伍中產生資產階級, 而且從各方面包圍、浸染、腐蝕無產階級。列寧說, 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無產階級必須通過很長期、很緩慢、 很謹慎的組織工作來改造和重新教育小商品生產者。【20 】 因此, 揭批文章指出, 張春橋把對涉及千百萬人的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斗爭篡改成 “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要用 “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掃帚”把它們打光, 實際上就是鼓吹全面專政。
第三, 關于所有制改變的條件和按勞分配不可避免的條件。張春橋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否定在奪取政權以前, 所有制非 “大規模地”改變的可能性, 認為按勞分配不可避免的根據是 “兩種所有制并存”, 一旦整個社會都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 按勞分配就可以避免。但是, 不論馬克思還是列寧, 從來沒有把兩種所有制并存作為按勞分配不可避免的根據。《哥達綱領批判》清楚地指出, 按勞分配的存在主要是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來的 “痕跡”, 還不能消除。
張春橋關于 “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的理論, 實際上為 “文化大革命”在經濟基礎領域進而到上層建筑領域的 “斗爭”和 “革命” 找到了理論基礎。對這個錯誤理論的批判, 從本質上看, 是對 “文化大革命”極左理論綱領的批判。
盡管由于受到 “兩個凡是”的干擾和影響, 批判極左思潮還存在很大局限性, 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畢竟已經觸及事關全局的重大理論問題, 讓人們深刻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正本清源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也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對極左思潮解讀和定義的 “馬克思主義”的迷信和盲從, 使人們在認識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問題上獲得了解放。隨后掀起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就是這個發展趨勢的邏輯延伸和理論展開, 并取得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實踐成果。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開宗明義地指出: “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么? 這是早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解決了的問題。但是這些年來, 由于 ‘四人幫’的破壞和他們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大量的歪曲宣傳, 把這個問題搞得混亂不堪。為了深入批判 ‘四人幫’, 肅清其流毒和影響, 在這個問 題上撥亂 反正, 十分必要。”【 21】 可見, 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就是要做到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正本清源。但是真理標準問題上的正本清源, 又與批判極左思潮中對具體理論和觀點的正本清源不同。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解決的是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則問題, 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具有重大實踐指導意義的問題。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 “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 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 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 越看越重要。一個黨, 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 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進, 它的生機就停止了, 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 堅持實事求是, 一切從實際出發, 理論聯系實際, 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 我們黨的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 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 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 是個政治問題, 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22 】 實踐證明, 通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明確了毛澤東思想永遠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要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 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明確了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 就是實事求是; 明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在此基礎上, 黨恢復了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徹底擺脫了 “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 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 這為實現全面撥亂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礎, 帶來了黨和民族的新的偉大覺醒, 孕育了理論和實踐的偉大創造。
——————————
注釋：
1.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小組討論中的發言 (1979年2月2日) 。
2.龔育之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小組討論中的發言 (1979年1月24日) 。
3.《在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和領導下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在京隆重舉行》, 《人民日報》1976年12月1日。
4.《中共中央發出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通知》, 《人民日報》1977年1月27日。
5.《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 《人民日報》1969年1月1日。
6.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0年, 第417頁。
7.《鄧小平年譜 (1975——1997) 》 (上) ,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 第162——163、170頁。
8.方毅、姚依林、張平化在十屆三中全會小組討論中的發言、朱穆之在十屆三中全會小組討論中的發言 (1977年7月19日) 。
9.谷牧在十屆三中全會小組討論中的發言 (1977年7月19日) 。
10.方毅、姚依林、張平華在十屆三中全會小組討論中的發言 (1977年7月19日) 。
11.黨的十一大中央直屬機關代表團小組會議簡報 (1977年8月14日) 。
12.胡耀邦在黨的十一大小組討論中的發言 (1977年8月16日) 。
13.《陳云年譜 (1905——1995) 》下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年, 第211頁。
14.張香山在黨的十一大小組討論中的發言 (1977年8月16日) 。
15.《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專欄“編者按”, 《人民日報》1977年9月5日。
16.聶榮臻:《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 《人民日報》1977年9月5日。
17.1977年4月10日, 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 指出:“我感謝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系這件事, 我特別高興, 在華主席的講話中, 肯定了廣大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個人的工作, 做什么, 什么時機開始工作為宜, 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就在這封信中, 鄧小平意味深長地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 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 勝利地推向前進。”他希望:“如果中央認為恰當, 我建議將我這封信, 連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 印發黨內。”4月14日, 鄧小平再次致信華國鋒和葉劍英, 說明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這封信的有關情況。同日, 華國鋒在信上批示:“信及附件印發中央政治局同志, 經研究后確定印發的范圍。”5月3日, 中共中央以15號文件的形式, 將鄧小平4月10日的信和1976年10月10日的信在黨內印發。
18.《剝掉“四人幫”畫皮大長革命人民志氣》, 《人民日報》1976年11月30日。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547頁。
20.《列寧選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154頁。
21.《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人民日報》1978年5月12日。
22.《鄧小平文選》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