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顧問委員會（簡稱中顧委），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是個創舉。通過這一制度平穩實現了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終身制到退休制的過渡，是黨的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是陳云生前最后一個領導職務。目前陳云研究中有相關涉及,但專題研究鮮見。通過本文論述，不僅有助于人們集中了解第二屆中顧委主任陳云的歷史擔當，也有助于人們了解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設置、撤銷中顧委的歷史作用和政治智慧，及在治國理政、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方面留下的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

一、中央顧問委員會的設立

中央顧問委員會的設立，是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改革開放新時期政治建設實際出發，對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總體設計中的一項重大部署。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提出六項改革部署，其中第二項就是設立中顧委。

1982年8月21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中進一步指出：中央考慮設置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干部領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目前黨的狀況是干部老化，老同志是骨干，處理不能太急，太急行不通，且多年來我們沒有注意對中青年干部的提拔，顧問委員會是個過渡，選擇這一“史無前例”的過渡形式，“切合我們黨的實際”。在過渡階段，“必須認真使干部隊伍年輕化，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廢除創造條件”。顧問委員會經過兩到三屆就可以取消了。[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314頁。]

同年9月，黨的十二大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對中顧委的性質、職責和設置作出明確規定：“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出建議，接受咨詢；協助中央委員會調查處理某些重要問題；在黨內外宣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承擔中央委員會委托的其他任務。”中顧委委員必須具有40年以上的黨齡，對黨作出過較大貢獻，有較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在黨內外有較高聲望。中顧委每屆任期和中央委員會相同，常務委員會和主任、副主任由中顧委全會選舉，報中央委員會批準；主任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中顧委委員可以列席中央全會；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政治局認為必要的時候，中顧委常委可以列席政治局會議。[《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頁。]

9月13日，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中顧委主任。他在講話中主要談了兩個問題：第一，明確中顧委的性質和歷史作用。中顧委是根據黨的實際情況建立的、解決中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的一種過渡性組織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年輕化，同時讓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后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黨和國家最根本的是建立退休制度，這個問題不解決，黨和國家就缺乏活力，采取中顧委作為過渡形式，比較穩妥和順當，合乎我們的實際情況。花10年，最多15年，穩妥順當地“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鄧小平深刻地指出：“我們尊重生活和歷史的辯證法”，故中顧委剛成立“就宣布這個組織的過渡性”。第二，對中顧委委員提出三點工作要求：一是不要妨礙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他特別強調，中顧委委員資格老，講話有人聽，有分量，要慎重，一開始就要注意。二是要聯系群眾。可以聯系一個基層單位，深入了解情況，以便“對黨中央更好地起到參謀和助手的作用”。在聯系單位還可做報告員，這本身就是傳幫帶。三是在保持黨的優良作風方面要以身作則。[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頁。]

鄧小平充滿唯物辯證法思想智慧和堅強黨性原則的論述，不僅為中顧委及省顧委委員的行為提供了指導，同時對所有老干部、老同志過好有意義的離退生活都有著重要啟示，對當時加強黨的建設，嚴格黨內政治生活也有特定的指導意義。 “正是建立顧問制度這一‘創舉’保證了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從‘終身制’到‘退休制’的平穩過渡，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邁出了堅實穩妥的一步。這對黨的興旺發達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榮高棠：《鄧小平與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3期。]

二、第二屆中顧委主任陳云的歷史作用

1987年10月，在黨的十三大，陳云當選中顧委委員；隨后，在中顧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中顧委主任。

時任中顧委秘書長的李力安回憶說，就第二屆中顧委而言，工作量和工作范圍比上一屆少得多。除中央交待的專項調研任務外，中顧委本身不出題目、不組織專題調研；委員自選調研題目，單獨或自由結合搞。1983年整黨時，中顧委建立臨時機關黨委和八個支部，中顧委二屆一次常委會決定取消這些機關和組織，委員回單位過組織生活和學習；中顧委內只保留黨小組，直到中顧委結束。黨的十三大前，分散在各地的中顧委委員的分片學習和活動停止，只在本省市區活動，在京的中顧委委員逐步減少活動。這樣做都是為了淡化中顧委的作用，以實現鄧小平提出、也是中央集體決策的，中顧委“是解決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組織形式”的政治目的。[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5頁。]

陳云擔任中央顧委主任期間，僅主持召開過一次中顧委常委會議。從某種意義上說，不開展或少開展中顧委整體活動，逐步推動中顧委完成過渡性歷史任務，順利實現中央預定的中顧委存在10年，“最多不要超過十五年”[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頁。]的設想，就是第二屆中顧委主任陳云的一種歷史作用。陳云履職間主要以個人“諫言”形式支持黨中央新領導集體的工作，他的活動很好地體現了十二大黨章中規定的“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助手和參謀”的作用。陳云“諫言”不多，但都緊扣國際國內形勢中的突出問題，堅決推動落實黨的十三大路線、方針，抓主要矛盾，態度明朗，建議具體，充分展現了他貫有的沉穩、深刻、開闊、睿智的政治家風格。

（一）為國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諫言”

1984年至1988年，中國經濟加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個大臺階，但經濟領域中一些深層次矛盾也日益突顯。1988年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工資物價問題，會間姚依林向陳云通報了政治局常委討論情況：設想從明年開始，每年價格上漲10%，連續5年；人均收入增加11%、12%、13%、14%，用5年初步理順價格。5年中價格總水平提高60%—80%，工資增加100%。陳云聽后明確表示，物價每年漲10%，連漲5年，“對此我打個很大的問號”。物價連續上漲10%影響面很大。不拿工資的農民怎么辦？[ 《中國改革開放大事記（1978——2008）》，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頁。]陳云一貫贊成價格體制改革，但這直接關乎人民生計，且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活的人民群眾對價格隨市場波動尚不習慣。因此，陳云強調，價格體制改革要選擇時機，考慮周全，政策出臺要穩。當時宏觀經濟環境有許多另人擔憂的隱患，陳云感到改革時機還不成熟。同年5月28日，陳云同李鵬談話，明確表示反對正在擬議的價格、工資改革方案。陳云說：“每年物價上漲百分之十，辦不到。我是算賬派，腦子里有數目字。”[ 《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頁。]由于缺乏經驗，中央政治局常委對陳云的意見沒有足夠重視，當年8月出臺了《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并相應出臺一些調價措施，結果1988年下半年出現全國性搶購風潮，通貨膨脹加劇，經濟秩序混亂，事實證明陳云的憂患是準確的。選擇在通貨膨脹較為嚴重的1988年進行難度最大的價改，無疑是價格闖關受挫的重要原因。

經濟深層存在的問題外化為社會經濟秩序混亂的局面，使中央領導重新審視當時的政策。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頁。]的方針。會議9月30日結束，10月8日陳云約談趙紫陽，針對社會經濟存在的問題提出八點意見：一是要重視糧食生產。“現在相當大一批農民搞鄉鎮企業，買糧食吃，不能小看。”二是要重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在無論農業還是工業生產，都普遍存在一種掠奪式使用資源的傾向，應當引起重視。“種田必須養地；承包工交企業的，必須確保設備完好率。”三是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不鞏固。搞活經濟是對的，但權力太分散就亂了，搞活也難。在經濟活動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四是幾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財政平衡。扭轉當前混亂經濟局面，首先要靠財政平衡特別是中央財政平衡。發行權力要高度集中。五是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辦法，現在不應該全部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國民經濟就會亂套。六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有幅度，不能過高、過快。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七是搞儲蓄、國庫券保值必要，但如果不從根本上采取穩定物價的措施，提款搶購風潮還會再起。八是在克服目前財政經濟困難中，必須加強和依靠黨的領導，特別是黨中央的核心領導。陳云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并隨時總結經驗。”[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65—367頁。]陳云的意見點準了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中出現的新問題，每一條都對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著戰略指導意義。這些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難以持續健康發展。

黨的十三大后，中央吸收“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建議，確立發揮中國人力資源優勢、把沿海1億多到2億人口的地區盡快轉向外向型經濟軌道，實施“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陳云在聽取通報情況時表示擁護，同時提醒：“兩頭在外”（即把原材料和銷售市場放到國際市場上去）好，但貫徹有一定難度。隨著對外開放范圍的擴大，外貿體制在按照黨的十三大規定的“自負盈虧、放開經營、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頁。]的方向轉軌過程中，出現了地方外貿工作擺脫原有經銷渠道引起秩序混亂的現象。1989年3月7日，陳云約談外經貿部部長鄭拓彬，談了兩點意見：第一，搞外貿不能完全丟開國外經銷商。我們同他們有矛盾性，價格爭論很大；又有同一性，價格一旦談定，外商就會拼命推銷。所以，對外商不能一概否定。第二，在外貿發展速度上不能同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和韓國比，八億農民是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中國經濟主要還是靠國內市場。在堅持推進對外開放戰略的同時，陳云注重運用國際貿易規律和立足國內市場開拓的兩點提醒，對中國對外經濟的健康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糧食生產始終是陳云憂患的一個問題。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家糧食生產面臨的形勢是：需求量不斷增長，供應量增長有限，農業發展后勁不足。1988年5月12日，陳云在接見浙江省委部分領導時指出，我國人口多，土地少，要達到1萬億斤糧食，每年需要增加160億斤，不容易。中國的糧食，10年之中估計是平平豐，平平災，平平平。下一代人如果在科學上沒有突破，糧食很難過關，這個問題是關鍵。[《陳云年譜》下卷，第465—466頁。]7月2日，陳云又同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談話。田紀云在同年11月全國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當前的農村問題或農業問題，主要是糧食問題”，“在新的形勢下，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第314、316頁。]

環境污染、資源浪費日益嚴重，是陳云嚴重憂慮的又一個問題。1988年8月25日，陳云為紀念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召開和我國環境保護工作開創15周年題詞：“治理污染，保護環境，造福子孫后代”。[ 《陳云年譜》下卷，第468頁。]兩天后，他又將新華社記者反映本溪和四川環境污染的調查材料批轉李鵬、姚依林等并附信說：“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要當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來抓。這件事，一要經常宣傳，大聲疾呼，引起人們重視；二是要花點錢，增加投資比例；三是要反復督促檢查，并層層落實責任。”1990年6月6日，陳云在水利專家張光斗、陳志愷合寫的《我國水資源問題及解決途徑》一文上批示：“水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水的問題的嚴重性。”“應該把計劃用水、節約用水、治理污水和開發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糧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加以實施”。[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64、375頁。]為此，江澤民批示國家計委主任鄒家華：“在考慮‘八五’規劃時得認真研究一下水的問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是應該未雨綢繆。”[ 中央文獻研究室：《陳云畫傳》，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頁。]

（二）為國家長治久安“諫言”

第一，凝聚中顧委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力量，從容應對重大事件，為維護黨和國家安定團結大局作出重要貢獻。1989年5月26日，陳云主持了繼任中顧委主任后的唯一一次中顧委常委會。在會上陳云堅定沉著地說：“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首都黨政軍干部大會上的講話”，要主動多做干部和群眾的工作。[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68頁。]陳云的講話得到與會老同志的一致擁護，在黨內及社會產生廣泛影響，有力地支持了中央。1990年5月25日，陳云致信中顧委常委說，黨員暫緩登記可以有，但要把政治問題同經濟和作風問題分開，處理要格外慎重，不要扭住不放。“我主張，對于這場政治斗爭，應該采取正確的黨內斗爭方針來處理。”“應該從全局的觀點，即從黨的最高利益、長遠利益為出發點來處理。”對犯錯誤同志的審查要實事求是，有利于教育團結絕大多數人。“中國現在是十一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動亂不得。”[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68—369頁。]陳云的意見站位高，利于全黨團結和大局的穩定，對新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是有力的支持。

第二，高度重視黨的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蘇東劇變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長期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和僵化地對待社會主義是重要因素之一。對此，陳云有深刻洞察。到中顧委后，他多次強調要加強全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提出“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設。”[ 《陳云年譜》下卷，第466頁。]1989年9月14日，陳云建議薄一波、宋任窮，組織中顧委常委和在京委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過兩日陳云又致信二人，說明他的建議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老同志有豐富經驗，但需要進一步提高理論水平；二是帶動新干部乃至全黨同志都學哲學。在信中，陳云還提到1989年9月8日與李瑞環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中，陳云明確指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并深刻揭示了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的規律：“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突出起來”。[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70頁。]1990年1月24日，陳云在同浙江省黨、政、軍負責同志談話中，將自己一生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會凝練為十五個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并指出“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71、372頁。]這十五字訣是陳云實現實事求是的基本方法和基本途徑，成為全黨思想建設的寶貴財富。

第三，高度重視黨的政治建設，積極維護新中央領導集體的權威。1989年6月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形成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全會結束當日，中顧委舉行會議，一致贊同中央全會各項決定，表示全力支持新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陳云積極維護黨中央在經濟工作中的權威。1989年7月23日、8月16日、9月8日，他分別同姚依林、江澤民、李瑞環談話，指出放權過多，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提出現在是“四十四路諸侯，千百萬藩王”，太分散了，這種局面只能是“皆大小歡喜”（既小又暫時的歡喜）。陳云表示，堅決支持中央實行分稅制，支持將銀行由雙重領導改為垂直領導等措施，以增強國家調控經濟的能力。[ 《陳云年譜》下卷，第484、485、486頁。]但現實中存在的各行其是，注重地方利益，不顧全大局的情況沒有很快抑制住。

1990年4月18日，李鵬宣布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政策后，各地開發區蜂起，爭著宣布各種優惠政策。同年9月10日，陳云同李鵬談話時批評了這種現象，指出目前克服經濟混亂的出路只有一條，就是中央要集中必要的權力，各地的省委書記、省長都要顧全大局，維護中央。 陳云對李鵬說：“你在全國財政會議上講，基金會的批準權、集資權、彩票發行權要集中到中央，這句話講得很對，也非常重要”，“改革開放已搞了十年，應該很好地總結一下得失利弊。興利除弊也是改革”[ 《陳云年譜》下卷，第495頁。]。9月19日，李鵬在江澤民主持召開的經濟座談會的總結講話中，專門講了中央要適當集中財力的問題。他說：“適當集中是為了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經濟建設上辦成幾件大事。”[ 《李鵬日記：市場與調控》中卷，新華出版社、中國電力出版社2010年版，第761頁。]

陳云以高超智慧和豐富經驗為新中央領導集體應對復雜局勢、開拓工作局面提供積極幫助。1990年4月4日，陳云致信江澤民提醒說，最近看到的幾份有關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的材料，深感不安，指出“利用宗教，同我們爭奪群眾尤其是青年，是國內外階級敵人的一個慣用伎倆，也是某些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丟失政權的一個慘痛教訓”，中央應該切實抓這件大事，務必使它不能成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74頁。]后來中國發生的事情，印證了陳云的擔憂。6月6日，陳云在同江澤民談話中講了兩點治國理政經驗：一是工作要抓實。陳云肯定江澤民主持工作以來，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針、政策，現在關鍵是抓落實。二是要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考慮戰略性問題。[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76、377頁。]在以后的領導生涯中，江澤民不只一次提到“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的警句；[ 《江澤民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307頁。]不只一次提到“中央大政方針都已確定，關鍵在于落實”。[ 《江澤民論加強和改進執政黨建設（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650頁。]

（三）堅決支持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推進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努力奮斗

1992年春，鄧小平先后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重要談話，精辟論述社會主義本質；對社會主義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作了清晰、透徹的回答，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為黨的十四大確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奠定理論基礎。3月，江澤民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用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統一全黨思想，加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

陳云長期領導新中國經濟工作，一貫穩健務實，重大決策幾乎沒有失誤，在黨內享有崇高威望，因此他的態度對加速全黨認識的統一有著重要作用。1992年5月2日《人民日報》刊發陳云4月26日在聽取上海領導匯報時對浦東開發表示“非常贊成”的消息，引起內地（大陸）、港澳臺和國際輿論界高度關注，它釋放了政治信號，即鄧小平與陳云在改革開放問題上沒有分歧，社會上許多謠言不攻自破。

浦東開發后，陳云曾派秘書實地調研，全面了解情況。鄧小平南方談話后，陳云又安排秘書去深圳、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等地調研，持續近50天，看了上百個企業。秘書返回后向陳云詳細匯報，陳云對出口創匯能力，科學技術帶來的經濟發展、電子信息技術給國家產業結構帶來的變化尤其感興趣。

同年7月21日，陳云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79頁。]當時，中央正在就中共十四大報告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的提法廣泛“征求三十個省區市的意見”。[《江澤民文選》第二卷，第528—529頁。]陳云的這種說法，對全黨探索和接受新的事物無疑是個鼓勵。

鄧小平、陳云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僅有的，革命、建設、改革三個歷史時期都經歷過的中央領導集體成員，他們在歷史發展緊要關頭的密切配合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成功推進的重要保障。陳云的秘書許永躍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其實，陳云讓我到沿海地區做的調查研究，都是為了自己要在政治上明確表態而做的準備，他要向全黨告知，他是支持鄧小平的，是和鄧小平的意見一樣的，是關心改革開放和發展特區建設的。這是政治家的表態。”[ 《陳云的秘書談陳云》，《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2期，第126頁。]

從黨的十三大到十四大，是中國新舊體制轉換的關鍵歷史時期。退居中央領導崗位二線、擔任中顧委主任、已82歲高齡的陳云，以政治上的穩健、經濟上的智慧，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深刻洞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趨勢，緊密配合鄧小平共同輔佐新一代中央領導人，成為中國這一特殊歷史階段中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智囊和后盾。陳云雖然不直接參與擬訂黨和國家決策，但他在每個重大問題上的表態，尤其是經濟工作方面的意見，都對全黨思想的統一、決策的擬定有著潛移默化、至關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力和權威的客觀存在，是陳云長期卓有成效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實踐決定的。

（四）配合中央工作，推動中顧委的撤銷

在黨的十四大撤銷中顧委，是鄧小平、陳云及當時中顧委主要領導的共識。1989年政治風波過后，鄧小平同陳云商量，到黨的十四大，不再搞中顧委，搞退休制。陳云自擔任中顧委主任后，就照中央原定意圖，推進中顧委向完全的退休制過渡，對鄧小平撤銷中顧委的主張完全贊同。他托在上海看望他的中顧委常委陳丕顯給中顧委副主任帶話，十四大“我退下來”；“反正，我是不搞了”。[ 《陳云傳》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3頁。]

1992年10月9日，陳云委托中顧委副主任主持中顧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向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黨的十四大審議了報告，高度評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中作出的貢獻，決定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的結束，標志著1979年開始醞釀的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的實現，黨和國家退休制度的完全落實，新老干部交替制度成為常態，中顧委作為過渡性組織機構的使命已經完成。

三、設置、撤銷中顧委的現實啟示

中顧委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史上是一個創舉。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設置中顧委、撤銷中顧委，以及中顧委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活動，為我們黨治國理政、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

第一，國家政權的設置要根據一個時期執政黨政治發展的需要，符合國家總體戰略目標。列寧說：“政治中最本質的東西即國家政權機構”[ 《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4頁。]。中顧委是當時健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制度性安排，是黨中央根據新時期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情況，特別是黨的干部隊伍情況，從國家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大局出發設立的。中顧委十年實踐證明，這一決策符合當時的國情和黨情，有利于調動黨內各種積極性，凝聚新老兩代精英力量，共同奮斗，實現歷史轉折，引領國家踏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光明大道。

第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實現新老干部的交替與合作意義重大。中顧委是從實際存在的領導干部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過渡性組織，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實現新老干部的交替與合作，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作出重要貢獻。自1982年十二大黨章至2017年十九大黨章都有一條明確規定：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無論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或是由領導機關任命的，他們的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因年齡和健康狀況不適宜于繼續擔任工作的干部應當按照國家的規定退休和離休。這一制度的常態化，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功績，是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標志性大事，是無產階級政治制度史上突破黨的最高領導人職務終身制的首創。

第三，退休且有充沛精力的政治人才可以成為黨和國家“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改革開放新時期是新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面臨許多新矛盾、新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極其不易。處在這樣一個發展時期，中共中央通過中顧委這一組織機構，聚集了一大批久經考驗、具有豐富治國理政經驗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獻計獻策。從某種意義上說，中顧委是黨和國家在完成歷史轉折、跨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后的重要政治智庫，對國家發展道路的開辟和方向的把握，都起到重要作用。同時啟示后人，如何運用好退休且有充沛精力的國家政治人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中的重要課題。政治人才是國家寶貴的財富，通過恰當組織形式，利用好這批人才資源，集聚他們的智慧，對資政有著重要意義。

第四，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不斷完善黨和國家機構設置，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一條基本規律。廢除終身制是歷史的進步，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根據實踐的需要，調整或取消某個國家領導職務的任期，同樣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終身制和任期制是兩個政治概念，不能混淆。任期制的修改，不意味著，終身制的恢復；終身制的廢除，也不意味著任期制的一成不變。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和國情、黨情，服務國家總體戰略目標，適時調整國家上層建筑，以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中國共產黨遵循社會規律和執政規律，勇于歷史擔當的表現。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制度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問題”；“必須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揮和增強我國制度優勢”。[ 《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2頁。]只要我們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使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日益完善，就能在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聚集強大和廣泛的社會力量，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不斷開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有力的政治制度保障。

（原文刊《鄧小平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