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長期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和封鎖，承受著國際敵對勢力的敵視和威脅，在國際輿論斗爭中也常常面臨“挨罵”的問題。在領導黨和人民進行國際輿論斗爭時，毛澤東圍繞如何正確認識和有效應對“挨罵”、如何利用“挨罵”更好地搞好國內的團結和穩定發展進行了深入思考，作出了重要部署，積累了寶貴經驗。

一、怎樣正確認識“挨罵”

在領導人民進行不懈奮斗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一直是在各種罵聲中逆勢而上、成長壯大的，“是被人家罵慣了的”。毛澤東提出，要區分兩種不同的“罵”：對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牢騷、“閑話”甚至“罵”，我們要虛心接受并不斷改進工作中的缺點和不足：“各級黨委，特別是堅決站在中央正確路線方面的負責同志，要隨時準備挨罵”；而對于敵對勢力惡意的“罵”，毛澤東則強調首先要對其規律、特點及本質進行歷史地辯證地分析。

先進的、正義的東西一開始總要“挨罵”。先進取代落后、正義取代反動是歷史的規律，但先進的、正義的事物對舊事物的取代總要經歷一個曲折反復的斗爭過程，期間難免受到反動勢力的反對甚至壓制。

毛澤東說：“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他同時指出，符合歷史前進規律的先進事物并不會因“挨罵”而失去生命力，相反，其價值會隨著它的發展成長而得到歷史的證明。正如歷史上曾有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他們的學說往往是經歷了長期的質疑和非議之后才最終被歷史證明的；同樣，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誣蔑和攻擊無法貶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偉大事業的先進性和正義性。

中國共產黨也正是在敵人的罵聲中帶領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不斷取得勝利的。毛澤東幽默地說：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虱多不癢”，中國共產黨一出世就被人“罵”，是被人“罵”慣的、“罵”大的，而且越是敵人“罵”，就越是“證明了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

敵人的“罵”有長期性、間歇性的特點。所謂長期性，是說敵人遏制中國發展的企圖是長期的、一貫的，這決定了他們的“罵”也是長期存在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已經被它罵了幾十年，還準備讓它再罵幾十年。”所謂間歇性，是說敵人的“罵”需要“有題目可借”，“因為無理由地天天大反，聽眾感覺討厭，市場縮小，只好收場，過一個時期另有新題可借，再來掀動反華”。

因此，隨著中國革命、建設事業向前發展，敵人必然會不斷地尋找熱點借題發揮、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進行輿論攻擊，而且往往越是我們的工作取得進步，敵人的“謾罵”就越會花樣翻新、變本加厲。在深入分析“挨罵”問題根源的同時，毛澤東提出，對于敵人“長期地但是間歇地反對我們”，要作出充分的準備以積極有效地應對。

帝國主義反動派“罵”我們，“證明它沒有辦法”。毛澤東指出，敵人的“罵”不僅無法真正遏制中國發展，反而徹底暴露了國際敵對勢力自身問題重重、外強中干，說明他們“心虧理怯，色厲內荏，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政客為了轉移國內矛盾，緩解國內民眾反戰、反種族歧視等呼聲，并掩蓋其海外擴張、殖民侵略政策走向破產的危機，對中國內政外交橫加指責、誣蔑。

毛澤東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帝國主義罵我們，證明它沒有辦法”，他們越是提高反華調門，就越是會“搬起石頭打到他們自己的腳上，即是說，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們自己的丑惡面目”。這些精辟論斷深刻揭露了帝國主義“紙老虎”的本質。

“真正反華的，不過是一小撮人。”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堅信黨和人民的事業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必然得到全世界廣大愛好和平追求正義的人民的理解和善意。他始終將鼓吹反華論調的政客與各國人民區分開來，將極端反華勢力與中立友好的黨派力量區分開來。

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系惡化后，中國同時承受美蘇兩大陣營的輿論壓力。1960年2月，我國政府在新德里和達卡組織參加了兩個工農業展覽會。展會期間，我國展館受歡迎程度遠超預期，達卡民眾甚至掀起了一個參觀中國展館的熱潮；在新德里，盡管我國展館受到一些反華分子的抵制和破壞，但幾十天中竟迎來350余萬民眾爭相觀展，受歡迎程度超過其他國家。毛澤東看過有關材料后為全黨算了這樣一筆賬 :我國展覽大受歡迎的事實說明，國際上“真正反華的，不過是一小撮人”，這些人加起來“只占全人類的百分之幾”，他們不代表歷史發展的主流，我們更不應該受其影響而對我們自己的前途命運悲觀泄氣。這些重要判斷成為毛澤東處理國家對外關系的重要出發點。

毛澤東的上述分析，為積極而有效地應對國際敵對勢力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誣蔑、謾罵和指責，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礎。

二、怎樣積極有效應對“挨罵”

在長期實踐中，毛澤東在有效應對國際輿論斗爭中的“挨罵”問題方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針鋒相對、有理有據展開批駁。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他國內政從不指指點點、說三道四。毛澤東指出，中國被奴役被壓迫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面對國際敵對勢力和反華勢力強加于中國的誣蔑和指責，特別是那些涉及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原則性問題，我們必須挺直腰桿，該回答的要回答、該駁斥的要駁斥，要堅決與之斗爭。

毛澤東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所進行的堅決斗爭，是前后相繼、一以貫之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即將奪取全國勝利之時，美國政府為掩蓋其對華政策的失敗，以“專制”“獨裁”等罪名誣蔑中國共產黨和即將誕生的新中國，還在其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中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加以恐嚇，揚言要在中國培養“民主個人主義者”，妄圖顛覆新中國政權。這些污蔑和謾罵不僅在國際上混淆視聽，而且使得國內一些人對中國的革命前途產生悲觀和動搖情緒。

為了駁斥這些“罵聲”，毛澤東先后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等重磅文章，不僅充分論證了中國革命事業的正義性，而且逐條駁斥了反華勢力所謂“一邊倒”“獨裁”“惡意拒絕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等蓄意誣蔑。他針鋒相對地指出，美國“罵”我們的所謂“獨裁”不僅不是反動落后的“獨裁”，而且是較之西方式的虛偽“民主”更加進步的人民民主專政。相反，美國政客標榜的所謂“民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是霸權主義的遮羞布。美國提供的所謂“援助”更是以援助之名行侵略之實，是打著援助的幌子扶植代理人進而遏制中國革命，等等。這些駁論徹底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丑惡本質，有理有據地駁斥了帝國主義的無恥讕言，堪稱對帝國主義的“罵”敢于斗爭的典范。

斗爭須講究策略和方法。在國際輿論斗爭中，毛澤東強調駁斥國際敵對勢力的攻擊和誣蔑既要堅決果斷，同時又要對具體對象作具體分析，講究策略和方法。

1959年 4、5月間，國際敵對勢力借解放軍平息西藏少數上層分子武裝叛亂一事大做文章，大肆攻擊和誣蔑中國政府，并歪曲和丑化中國領導人形象。毛澤東針對部分國家出現的一些反華、辱華事件指出，敵人借西藏問題發難，對此我們必須堅決反擊，但也要區分緩急，講究斗爭策略：對長期直接支持西藏分裂分子的國際敵對勢力，我們必須“極端強硬”；對刊登辱華內容的西方報紙要不懼威脅敢于斗爭，借以擴大影響，“讓世界人民注意”，但在語氣上“硬性可略為降低”；對反華調門較低且受到外部勢力挾制的國家，我們的駁斥則要相對和緩，“硬性更要降低些”。

針對不同反華勢力采取不同策略，一方面可以防止中國在國際上四面受敵，另一方面還可以爭取受挾制國家對華態度的轉變，從而有利于瓦解國際敵對勢力的聯盟。

不計前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處理國際關系問題時，毛澤東始終盡最大的善意和誠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許多因誤解和受帝國主義欺騙、控制而曾經“罵”過中國的國家消除了對中國的偏見乃至敵意，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開始接納中國。

1955年12月和1956年2月先后有兩支泰國代表團訪問中國。彼時中泰兩國尚未建交，由于在外交上長期受制于西方勢力，泰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懷有疑忌，也曾附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指責。毛澤東會見泰國客人時真誠地表示，中國對泰國是當兄弟看待的，兄弟之間“有誤會可以慢慢解釋”，中國完全理解包括泰國在內的廣大亞非拉國家自身的難處，這些國家“必要時對美國說幾句好話，對我們說幾句壞話，我們是諒解的”。同樣，對其他亞非拉國家乃至一些西方國家，毛澤東也主張必須秉持開放的態度和一貫的誠意，彼此求同存異、相互尊重。歷史證明，正是這種感同身受、以誠待人的大國胸襟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對一度陌生的新中國放下了疑慮和敵意。

中國在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等重大多邊外交場合上取得豐碩成果。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中國的“朋友圈”，頑固的反華勢力越來越受到孤立，西方拋出的一些反華言論也逐漸失去說服力。

“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毛澤東主張開展國際輿論斗爭也要像打仗那樣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掌握主動，即在針鋒相對、敢于駁斥國際敵對勢力的攻擊、誣蔑的同時，更要注意避免落入對方話語陷阱和理論預設。用生動形象、易于理解的方式把我們的聲音和主張主動傳出去，“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不僅在國內外多個場合深刻闡述“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個論斷，使其作為生動的中國話語廣為世人所接受。同時，還結合抗美援朝戰爭、日內瓦會議等重大事件主動面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國的正義主張。在毛澤東的探索實踐和親自指導下，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先后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兩個中間地帶”“三個世界”等旗幟鮮明的中國話語、中國主張，得到了國際社會比較廣泛的認可和響應，為我國在國際輿論斗爭中贏得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怎樣利用“挨罵”更好地搞好國內的團結、穩定和發展工作

面對罵聲，毛澤東始終強調必須練好“內功”，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要巧用“挨罵”教育和團結干部群眾；另一方面要堅定不移搞好發展，用實力和成績使“罵聲”不攻自破。

依靠“種牛痘”提高干部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澤東是運用辯證法的大師，善于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變壞事為好事。對敵人的罵聲，他同樣能“化腐朽為神奇”，將“挨罵”轉化為引導干部群眾增進團結、增強自信的契機，讓敵人的“罵”發揮出特有的反面教材的作用。他多次表示，從一定意義上說，“挨罵”“是好事，不是壞事”，因為敵人的“罵”“可以激發我們全黨全民團結起來，樹立雄心壯志，一定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西方國家”。就是說，我們要通過積極的輿論引導，使敵人的“罵”轉化為激勵作用，激發黨員群眾的干勁和斗志，同時提升斗爭本領和斗爭警惕性。用敵人的反動言論甚至“罵聲”教育國內黨員群眾，毛澤東將之比喻為“種牛痘”。

1956年，毛澤東批示擴大《參考消息》訂閱范圍，要求公開報道帝國主義“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他指出，這樣做“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里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斗爭，使你的身體里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毛澤東注重通過“種牛痘”來教育人民，可謂用心良苦，他的用意不在于應對敵人的某一次“罵”，而在于對干部群眾“做艱苦的說服工作來破除迷信”，即引導中國人民在經風雨、見世面的斗爭實踐中拋棄舊中國長期存在的“奴隸思想”“崇洋病”“恐洋病”等，幫助干部群眾做到“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好話’和不害怕帝國主義的恐嚇”，在精神上真正“站起來”。

“一切問題的中心在于我們自己的團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敵人的指責和污蔑，目的就是利用其輿論攻勢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歪曲事實，將中國共產黨、新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污名化，妄圖達到搞亂人心、破壞我國發展甚至造成我國從內部“和平演變”的險惡目的。“罵聲”最終怎樣收場、中國的主張能不能立得住、中國能否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歸根結底還要靠我們自己的過硬實力給出答案。毛澤東強調，實實在在的建設成就是對敵人的“罵聲”最好的反擊：“一個長江大橋，可以說服許多人”，“一切問題的中心在于我們自己的團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20世紀60年代初，在美蘇等對我國獨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謾罵和威脅之下，中國頂住壓力，不僅于1964年10月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而且試爆次日即由周恩來總理宣布中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就有力回擊了國際敵對勢力圍繞中國核計劃展開的各種攻擊謾罵和威脅。

此后，毛澤東等領導人多次談到，沒有原子彈，我們在國際上說話就不算數，中國面對敵人的指責和誣蔑就不可能具備充分的自信和底氣，就不能算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毛澤東反復強調，要頂住敵人的輿論壓力，搞好國內發展，只要如此堅持幾十年，我國變得足夠強大后，各種嘲諷、謾罵、誣蔑就會自然失去說服力，用實力和成績說話永遠是對各種“罵聲”的有效應對之道。

習近平指出，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奮斗，我們國家“挨打”“挨餓”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但‘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輿論斗爭形勢更加復雜嚴峻，如何妥善有效應對國際上一些敵對勢力對我國的指責和污蔑，根本解決“挨罵”問題，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智慧和能力。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關于正確認識和有效應對“挨罵”問題的論述和實踐經驗，對我們更好地開展國際輿論斗爭和解決“挨罵”問題有著重要啟示。

作者：李煉石，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