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走過了百年奮斗歷程。百年中國滄桑巨變，百年大黨胸懷千秋偉業、恰是風華正茂。中國共產黨可歌可泣的百年歷史，是共產黨人前行的動力，是一部豐富生動的教科書，激勵我們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
　　源浚者流長，根深者葉茂。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學習研究黨史的號召。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報告。70多年過去，這篇黨史研究的經典之作，仍然閃耀著科學的光芒，為學習研究黨史指引方向。
　　學習研究黨史的目的意義：“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創造些新的東西”
　　1941年的中國共產黨，在20年的斗爭中，既經歷了勝利也經受了挫折，既出現過“左”的錯誤也出現過右的機會主義，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給黨帶來很大危害。遵義會議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雖然分別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錯誤，但由于沒有來得及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總結，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從學習研究黨的歷史開啟的。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報告中開宗明義，“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在報告最后，毛澤東結合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體會，點明了學習研究黨史的另一層目的，“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毛澤東這里所說的“創造些新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
　　學習研究黨史的根本方法：“古今中外法”
　　關于學習研究黨史的方法，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指出：“如何研究黨史呢？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但對于什么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毛澤東有著自己獨特見解，而且創造了專屬術語——“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毛澤東說“辛亥革命以來，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說：“談到中國的反帝斗爭，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兇惡地侵略中國”，借用這個意思，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戰時期，共產黨是“中”，國民黨是“外”。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和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這就是“中外”。他還提出，為了有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等。“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由此可見，毛澤東的“古今法”，就是要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問題，而他的“中外法”，就是要從矛盾對立面角度看問題。綜合起來，“古今中外法”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
　　延安時期，毛澤東親自主編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三本重要的黨史文獻。《六大以來》在黨內引起極大反響，許多黨員干部反映讀了之后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不少人由此產生了研究黨史的濃厚興趣。1942年，毛澤東又應黨員干部的要求，主編了《六大以前》，收入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署名文章。1943年，毛澤東在《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基礎上，挑選能夠代表和反映中共歷史上兩條路線的文獻，編輯了《兩條路線》。這三部文獻，從延安整風直到今天，都是黨史學習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料。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了《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和理論指導。
　　學習研究黨史的基本思路：歷史分期
　　對歷史進行分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論，旨在揭示歷史過程中不同時期或階段之間質的差別。毛澤東在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的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現在來考慮我們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統地去考慮，“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他對我們黨的歷史進行了三個階段劃分：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抗日時期。毛澤東作出這三個階段劃分的主要依據是“革命的任務”“聯合的群眾”“革命所打擊的目標”和“我們的路線”。毛澤東在報告中說過，“這個分法是否妥當，大家可以討論”。不僅如此，對于“革命的準備”階段的研究，報告有大量篇幅。毛澤東說：說到革命的準備，一九二一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所以嚴格地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
　　學習研究黨史的重要問題：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
　　研究黨史特別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離不開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報告中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此問題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當然只看客觀原因是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領導者的作用，“但是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報告中，他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進行了研究，談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對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估價，需要研究”。關于辛亥革命，毛澤東說：“我們寫歷史時常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其實并不能說完全失敗，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后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中山。”關于五四運動，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發生的。十月革命對世界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影響是很大的。五四運動時中國無產階級開始有了覺悟，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產生在“五四”之后，五四運動又是產生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毛澤東這些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要走進歷史，把問題還原到產生問題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去研究的重要論述，既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科學把握，也蘊含著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卓越智慧。
　　（作者系軍事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