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十年總結》與開創新局
摘 要:在我們黨領導人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程中,每走過一個歷史階段或每到重要關頭,都要總結經驗,為的是開創新局。1960年毛澤東寫的《十年總結》,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十年總結》,是在“二五”計劃的制定和補充過程中誕生的,是毛澤東在經濟困難形勢下反思“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和弊端的結果。這篇文獻以“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作為十年歷史的線索,重申實事求是的原則,強調制定指標要“留有余地”,把握主動權,承認失誤,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今天重溫《十年總結》,我們仍然能夠獲得關于總結歷史經驗、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統籌“兩個大局”、進一步開創新局、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有益啟示。
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面對比較嚴峻的國內經濟形勢,寫了《十年總結》一文,對怎樣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出自己的見解,號召糾正“左”的錯誤。毛澤東《十年總結》以及在大會上的口頭講話,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作了初步總結和分析,反映了毛澤東從歷史經驗教訓中尋找出路、走出困局的基本思路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開創新局的不懈努力。
在我們黨領導人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程中,每走過一個歷史階段或每到重要關頭,都要總結經驗,為的是開創新局。今天,我們重讀《十年總結》,學習研究其形成背景、思想內涵、影響意義等,仍然能夠獲得關于總結歷史經驗,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統籌“兩個大局”,進一步開創新局,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有益啟示。
一、《十年總結》為的是扭轉被動局面
《十年總結》,是在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和補充過程中誕生的,是毛澤東在經濟困難形勢下反思“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和弊端的結果。
1955年夏,國務院開始著手編制國民經濟發展的15年遠景規劃及“二五”計劃輪廓。同年10月,毛澤東看了國家計委的報告,對設想中的發展速度不滿意。12月,寫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提出各行各業都要反對建設中的右傾保守思想。
1956年2月至4月,毛澤東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和國家計委關于“二五”計劃的匯報,多次就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沿海和內地,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中央和地方等關系問題發表講話。同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第一次系統總結,是我們黨開始對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探索的開始。但是,在反右傾的總思路下,毛澤東對建設速度仍抱有過高期望。
1957年,我國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建設指標,并開展了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這時,毛澤東頭腦中急于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觀意識又變得強烈起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后,“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展開,農村也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
《人民日報》1960年元旦社論《展望六十年代》宣布“二五”計劃的主要指標提前三年勝利實現。而實際情況是,到1960年上半年,我國國民經濟已經出現一系列問題: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關系嚴重失調;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糧數量猛增,糧食征購任務雖一再加碼,但仍不能滿足需要,市場供應緊張,農村和城市的缺糧狀況日趨嚴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6月上旬,經濟困難的問題開始大面積暴露。各調出省所調出的糧食僅完成了計劃的一半,一些大工業城市調入的糧食不夠銷售,庫存幾乎挖空。北京存糧只夠銷7天,天津只夠銷10天,上海大米已無庫存,天天告急。中央雖然屢次發出關于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但調出省本身也很緊張,難以完成調出指標。這樣嚴峻的形勢是新中國成立10年來所沒有過的,也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年初沒有意料到的。
1960年6月8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主要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后三年(1960年到1962年)的補充計劃,并討論國際形勢。面對國際、國內出現的始料未及的困難,毛澤東在會議最后一天早晨寫出《十年總結》一文,印發與會同志,并在當天下午作了口頭講話。他試圖通過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扭轉被動局面,下決心降低計劃指標,以便走好今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二、《十年總結》主要內容是對開創新局的思考
《十年總結》篇幅很短,只有約2000字,而新中國成立10年來,重整山河,除舊布新,從恢復經濟到大規模建設,從社會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國防等方方面面工作,有無數治黨治國治軍經驗教訓,值得總結的內容實在太多了。那么,毛澤東是怎樣用區區2000字總結十年并展望未來的呢?
(一)以“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作為10年歷史的線索
在《十年總結》中,毛澤東開門見山,提綱挈領,指出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要成功經驗就是“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他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風斗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而前者則是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①]
毛澤東接著談到了在“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過程中我們取得的成績和造成的失誤。他對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給予正面評價,但也意識到存在的問題和弊端較多、較嚴重。他寫道:1958年“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九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并舉,亂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鄭州會議,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談到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自給生產、交換生產。又規定了勞逸結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實行生產、生活兩樣抓。十二月武昌會議,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長篇決議,基本正確,但只解決了集體、國營兩種所有制的界線問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線問題,一共解決兩個外部的界線問題,還不認識公社內部的三級所有制問題”[②]。毛澤東還比較詳細地回顧了1958年、1959年兩年鋼產量指標從3000萬噸逐漸降到1300萬噸的過程。他認為,鋼產量指標經過大家的努力最終調節到比較符合實際的情況,但糧食、棉花生產的高指標依然沒有降下來,“農業方面仍然被動,直至于今”[③]。
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10年的歷史,就是“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的歷史,就是通過反復實踐,逐漸認識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的過程。“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于正確”[④]。
(二)剖析高指標、高速度的根源,重申實事求是的原則
為什么會出現脫離實際的高指標、高速度呢?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給出了回答:“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學思想)。”[⑤]毛澤東在當天的口頭講話中又對形而上學思想問題作了剖析:“也許有些同志不贊成,說實際工作中不要每一樣都搞到哲學上面去,我也贊成,不是每一樣都要搞到哲學上頭去,但現在搞了那么多年,指標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個統計數字,累計起來打一個折扣就覺得可靠了。所謂片面思想,就是孤立起來看問題,就是形而上學。”[⑥]毛澤東還以自己的錯誤為例說明形而上學的問題,他說自己1959年同意3000萬噸鋼的指標和主張對“一平二調”的賬可以不算,就是因為情況不摸底。毛澤東認為這一問題當時在黨內具有普遍性:“你說只有我不摸底,你們管糧食、管棉花的人那么摸底?我看也沒有摸。”[⑦]
不從實際出發,而從主觀意愿出發,孤立地看問題,盲目性也就成了必然,高指標、高速度帶來的被動性也就不可避免。那么如何減少盲目性和被動性,增強自覺性和主動性呢?毛澤東的回答很明確:“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于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⑧]他希望全黨立足實際,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去規定符合實際的指標和速度,去摸清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
上海會議期間,毛澤東頭腦開始冷靜下來,一再重申實事求是的原則,要求全黨“按實際可能辦事”。6月15日,他在將四份關于國際動態文件印發會議的批語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實踐論:“事物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規律發展的”,“人們必須在自己的實踐中,精心地去尋找客觀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觀地臆造出來的規律,并利用這種由客觀反映到主觀的規律,亦即客觀真理轉化為主觀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觀世界,實現人們的理想。否則是不可能的”[⑨]。
(三)強調制定指標要“留有余地”,把握主動權
《十年總結》強調制訂經濟發展計劃不但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而且要留有余地,應對意想不到的情況,把握主動權。“二五”計劃后三年補充計劃的多項指標,雖然經上海會議前期討論已經壓縮不少,但毛澤東還不確定其是否符合實際,他認為“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于留余地,對于藏一手,對于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⑩]。毛澤東特意在“實際”二字下面打了著重號。這時,毛澤東改變了過去的態度,高度肯定1956年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二五”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這實際上是為“反冒進”平了反,為周恩來平了反。與此同時,毛澤東也指出“二五”計劃的不足:“農業方面則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決心改,在今年七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11]
留有余地是為了爭取工作主動權。毛澤東強調:“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他解釋了什么是主動權、如何獲得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12]。為什么要降低指標把主動權拿來呢?他說:“就是想得點自由,不然總是捆綁手腳,自己不得翻身。我當了這么多年解放軍,結果自己又沒有解放。”[13]
在這次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講得最多的就是指標要留有余地。他說:“盤子還得要降,學習八大一次會議的那些經驗,寧可打低一點,在年度中去超過,決不可以打得過高,以至于超不過。”[14] “奉勸省、市、自治區的同志們,你們公布什么東西,總之搞小一點,做得多一點,說得少一點。”[15]他分析了“留有余地”對“鼓足干勁”的促進作用:“我這樣講不是泄氣,不是促退派,而是促進派,是為更好地躍進。不是紙頭上、口頭上留有余地,而是實際上真正留有余地,這個氣就可以鼓,干勁有鼓的余地,不然干勁就鼓不上去。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16]
毛澤東還要求經濟建設重視質量,他說:“今年和今后兩年的基本建設,盤子絕不可以搞得過大,數量不可不講,但恐怕要提出質量放在第一位。”“報告指標要修改,講質量、品種、規格,把這個提到第一位,把數量放到第二位。”[17]
在毛澤東的主張下,上海會議將“二五”計劃后三年補充計劃的指標一壓再壓,會議的過程成了壓指標的過程。
(四)承認失誤,指出對待錯誤的正確態度和方法
在《十年總結》中,毛澤東不僅承認失誤,提出亡羊補牢的措施,而且帶頭自我檢討,承擔責任。他說:“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那么,如何看待過去所犯的錯誤呢?毛澤東說:“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18]他認為正確對待錯誤的態度是吸取教訓,改正錯誤:“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他進一步闡述:“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19]
《十年總結》是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范圍內,向黨內高層首次公開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態度十分誠懇,表達了堅決糾正錯誤的決心,體現了他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廣胸襟和巨大勇氣。
(五)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十年總結》從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高度概括了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輝煌燦爛而艱難曲折的歷程,基于“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的觀點,毛澤東既肯定“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又深感“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他提出“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20]。
毛澤東的話蘊含了三層含義:首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有其特有的規律,不能再用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那一套理論、方法來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要創造新的理論,找出新的方法。其次,過去我們太相信人的主觀力量了,實際上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規律,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最后,今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中心任務就是去調查研究,發現規律,認識規律,利用規律,真正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毛澤東寫《十年總結》的真正用意在于探究如何走出當前的困境,開創新局,如何走好第二個十年的路,走好中國未來的路。他在口頭講話中明確表示:“我寫這一篇的意思,就是這么幾句話:盲目性少一點,自覺性多一點,主動多一點,被動少一點。”[21]
三、《十年總結》啟示我們“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十年總結》作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十年探索實踐進行深入思考的結晶,已經成為我們黨的一個重要文獻。這些思考雖然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是,其中提出了不少正確的見解和觀點,既對當時走出困境發揮積極作用,又具有長遠的理論和現實指導意義。鄧小平曾對《十年總結》作出過很好的評價,他說:主席這篇東西,我很贊成,需要總結一下。我看這次會議最大的收獲,如果說我們得到益處,恐怕就是這個。《十年總結》是全面的,提到認識論的高度解決問題,從思想方法上解決問題[22]。
(一)“不斷總結經驗是重要的”
毛澤東歷來重視總結經驗,他曾風趣地說過:“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23]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理論,指導實踐,是毛澤東領導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顯著特點。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對“大躍進”以后出現的許多意料之外的困難和問題,毛澤東更是把總結歷史經驗擺在非常突出的地位。毛澤東在1959年11月底的杭州會議上就開始試圖對新中國成立后的十年經驗進行總結,他說:我們革命,開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幾年的時間,才得到比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經驗,所以不斷總結經驗是重要的[24]。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過程中,他對照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和經驗教訓,把關于我國十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提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高度來總結。到了1960年6月的上海會議,為了全面降低計劃指標,需要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解決黨內高層領導的認識問題。于是,他寫出了《十年總結》。在談到這篇文章時他說:“我企圖從歷史來說明問題,就是講一點歷史,因為不講歷史,就沒有說服力。”[25]毛澤東通過對新中國成立十年正反兩方面經驗和教訓的認真總結,初步統一全黨思想,重視并深化對客觀規律的認識,逐漸提高自覺性,減少盲目性;開始弄清大躍進癥結之所在,找到解決問題、克服困難的途徑,不斷掌握主動權,扭轉被動局面。
在《十年總結》認識的基礎上,后來毛澤東又把總結經驗上升為實現人類創新的必由之路。1964年,他審閱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時加寫了這樣一段文字:“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26]
人類要進步,社會要發展,事業要興旺,就必須不斷總結經驗,糾正錯誤,開拓創新。對于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事業來說,更應如此。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要有新氣象,更要有新作為。現在我們正處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第一個百年目標要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要開篇。時代呼喚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開拓創新。而開拓創新不僅需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膽實踐的勇氣,還需要善于獨立思考、善于總結經驗、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27]只有圍繞重大現實問題,科學深入總結建黨100年,新中國成立70多年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才能準確把握大勢,勇于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不斷深化對改革規律的認識,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勝利推向前進。
(二)“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就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使之以嶄新的先進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沒有前人的經驗,更沒有現成的答案。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敵視中國、對中國進行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只能“一邊倒”,向蘇聯學習,照搬其現代化模式。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按照蘇聯模式搞的。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暴露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種弊端,毛澤東因而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怎樣“以蘇為鑒”“少走彎路”、創造中國自己的道路問題。從此,毛澤東就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始尋找一條反映中國實際、適合中國的、比蘇聯模式更好更快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盡管一路上充滿艱辛,始終伴隨著曲折、失誤、迷惘、困惑,但這無疑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最正確的選擇。在《十年總結》中,毛澤東以“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作為貫穿總結歷史、認清現實、展望未來的線索,抓住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和核心。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我們黨領導人民,先后找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完成救國大業;找到一條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道路,完成興國大業;找到一條改革開放的道路,完成富國大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正在探索一條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旗幟決定方向,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中國共產黨100年艱苦奮斗所開辟和拓展的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的復興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適合中國國情、符合人民利益,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引領時代發展的康莊大道,必須毫不動搖走下去。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亦步亦趨走別人的道路實現自己的發展振興,也沒有一種一成不變的道路可以引導所有民族實現發展振興;一切成功發展振興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適合自己實際的道路的民族。”[28]我們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
(三)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勇于改正錯誤,把握工作主動權,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在當時是有一定社會基礎的,因為剛剛進入新中國的人們懷著過去的慘痛記憶,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和封鎖,“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機意識和緊迫感十分強烈。而在遭受客觀規律懲罰、陷入被動之后,毛澤東首先冷靜下來,寫了《十年總結》,承認失誤,提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只有主觀熱情不行,還要遵循客觀規律,要通過調查研究去發現規律,然后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
《十年總結》后,毛澤東關于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特殊規律的思想不斷深化。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告誡廣大領導干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其規律,對這個規律的認識要經歷一個過程。他說:“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達到自由王國。”[29]
這些觀點是毛澤東帶頭深入反思的結果,反映了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品格,敢于推翻自我、逆流而行的勇氣和化被動為主動的智慧。這是他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開創者留給我們的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黨領導人民圍繞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性問題進行了深入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系統、具體、歷史地分析中國社會運動及其發展規律,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不斷把握規律、積極運用規律,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歷史的發展將不斷向人們提出更多的新課題,中國道路的探索仍將繼續。在新時代,我們只有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科學運用實踐邏輯和歷史邏輯,認識把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趨勢和根本特征,才能準確識別每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和主要矛盾,把握主動權,根據時與勢的不同而靈活調整,做到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只有“掌握工作主動權,打好發展主動仗”[30],不斷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搶占科技等領域制高點,勇于開創新局,才能在世界大發展大調整大變局中立于不敗之地。
(四)深刻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不懈奮斗
毛澤東領導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設想以更快的速度、更大更高更純的公有制形式,讓國家富強,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結果事與愿違,因脫離了實際,國家經濟陷入困難,人民生活貧困。這時,毛澤東深深體會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不易,進而對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有了新的認識。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社會主義部分時,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主義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31]。隨后,他在《十年總結》中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還有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1960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談到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改善問題,他說:“如果在本世紀內,就是說在今后四十年內,能夠改變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過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個世紀。再快也難。”[32]這和他在1960年年初時設想的“1962年趕上英國,1967年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已經完全不同。
總結吸取“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調整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他以偉大戰略家的眼光預言:“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33]
當前,我國已取得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成就,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來看,我們還有很多困難和挑戰需要克服。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依然存在。面臨復雜深刻的內外部環境變化,新時代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我們必須充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不能因已取得的成績而驕傲自滿,也不能因害怕困難而止步不前,更不能因畏懼失誤而無所作為,而要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不懈奮斗,努力開創新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34] “我們還有許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貪圖安逸、不愿繼續艱苦奮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驕傲自滿、不愿繼續開拓前進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35]
總之,毛澤東的《十年總結》既是對黨實踐探索的階段性總結,也是黨理論思考的創造性成果,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善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開創新局、引領未來的成熟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品格。在迎來中國共產黨建立100周年之際,我們重溫這篇重要文獻,領會其核心要義,可以更加清醒地看待過去,更加堅定地走向未來。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審)
(來源:《毛澤東研究》2021年01期)
[①]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頁。
[②]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214頁。
[③]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頁。
[④]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頁。
[⑤]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頁。
[⑥]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⑦]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⑧]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頁。
[⑨]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頁。
[⑩]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頁。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頁。
[1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頁。
[1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1頁。
[14]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頁。
[1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1頁。
[1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頁。
[1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頁。
[18]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頁。
[1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頁。
[2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頁。
[2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2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4頁。
[23] 《我眼中的毛澤東》,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頁。
[24] 《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頁。
[2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26]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頁。
[27] 《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朝著十八大指引的改革開放方向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2日。
[28] 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11月12日。
[2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頁。
[30] 《堅持人民至上不斷造福人民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實到各項決策部署和實際工作之中》,《人民日報》2020年5月23日。
[31]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32]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頁。
[33]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頁。
[34]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35] 習近平:《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