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國成立后,穩定和發展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新任務,對于游民的治理改造就是其中重要一環。毛澤東的游民治理思想,既有歷史的一貫性又根據形勢發展不斷創新,在革命時期注重發揮游民階層的革命性,在建設時期則更關注游民階層破壞性的改造治理,其主要手段就是組織起來,參加生產勞動。毛澤東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鮮明體現了其游民治理思想,對于當前的啟示意義主要體現在:組織起來并加以改造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迅速構建安定有序社會局面的有效方式,也是社會治理的有效途徑;樹立辯證思維方式是解決社會基層復雜性的重要手段;要不斷創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動社會治理發展完善;要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示:“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①]新中國的成立,將建設一個新世界的重任放在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這時候,革命時期積累的經驗和工作方法有些已經不適應變化了的新情況、新問題,因此必須要按照實際情況不斷創新工作方式方法。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重要任務首先是穩定和發展,社會穩定事關其他一切工作的開展。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采取了諸多有效措施,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有效穩定了社會局面。其中,有關游民問題的社會治理就是其中較為典型的創新。本文試從這一角度出發,并結合毛澤東對電影《武訓傳》的評判,作一分析論述。

一、組織與改造: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游民治理思想的創新發展

毛澤東是黨內對游民問題有深入認識的領導人之一[②],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不同時期,他對游民問題都有深入剖析,不僅揭示了游民階層產生的社會根源,指明了他們的存在形式,而且辯證分析了他們對于革命的態度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治理游民的思想和舉措。總體來看,革命時期毛澤東對游民的認識和治理可以歸結為:第一,游民具有革命和破壞的二重性;第二,要爭取和引導游民,發揮其革命性的一面;第三,對游民中存在的諸如流寇思想、自由習氣等不良傾向,要改造克服;第四,改造游民意識的重要辦法是組織起來,參加生產勞動;第五,游民問題的最終解決是消除產生游民的土壤和條件,即解決土地和失業問題,將其納入社會秩序之中[③]。這些思想和舉措的落實對于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進一步創新游民治理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進入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④]。過渡也就是轉變,是除舊布新的轉變。1948年2月15日,毛澤東指出:“中國現階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改變舊的社會經濟形態、舊的生產關系以及豎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舊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生產關系以及豎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們的基本任務,就是如此。”[⑤]破壞了舊世界,但舊世界的人不會也不能因為新世界的建立而消亡。對于這些進入新社會的“舊人物”,必須進行思想改造。對此,毛澤東早有準備,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他指出:“對于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愿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⑥]

游民階層在歷史上主要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而不是建設者,顯然不相容于新中國的要求。誠如有論者所指出的:“游民是導致社會無序性激增的惡性腫瘤,是社會無序化和社會制度腐敗的產物;反過來它又進一步加速社會的腐化與無序,兩者是互動的”,“他們是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的”[⑦]。對于這一階層的治理,毛澤東延續其一貫的加強改造的思想,同時也有新的發展,尤其是對城市游民的治理,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組織起來”和進行“改造”。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毛澤東愈加重視組織起來的作用。在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起草的宣言中,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應當進一步組織起來。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⑧]后來,他更是強調:“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⑨]

對游民治理的轉變,首先從游民的稱謂開始。1950年8月《政務院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提到“游民”時,是這樣講的:“在緊靠解放前,工人、農民及其他人民,被反動政府及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因而失去其職業和土地,連續依靠不正當方法為主要生活來源滿三年者,叫做游民(習慣上叫做流氓)。”這一界定,對比于毛澤東1925年12月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對游民的界定,特別強調了游民生活來源的“不正當方法”和“習慣上叫做流氓”。《決定》中還特意對“所謂依靠不正當方法為主要生活來源”作了說明,即“指依靠偷盜、搶劫、欺騙、乞食、賭博、或賣淫等項不正當收入為生而言”[⑩]。

此時,毛澤東的游民治理思想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一是從限制游民的破壞性,保持社會穩定的角度,主要表現為鎮壓反革命;二是從解決游民的生存生活問題,進而從根本上鏟除游民產生的土壤溫床的角度,主要表現為解決救濟失業無業人員問題。

鎮壓反革命是新中國鞏固新生人民政權的重要舉措。新中國成立之初,各地還潛伏著大量國民黨派遣特務和反動黨團等反革命分子,伺機進行著各種破壞活動,嚴重影響著新中國的社會安定和人民生命安全。尤其是以游民為主要成員的反動會道門組織,編造謠言讖語,詆毀黨和國家政策,極大地擾亂了社會秩序。當朝鮮戰爭爆發后,這些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時機來臨,反動氣焰更加囂張,妄圖里應外合顛覆新生的人民民主國家。此時,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成為新中國的緊迫任務。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掀開了鎮壓反革命的序幕。1950年12月鎮反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反動會道門等成為被打擊的重點。中央人民政府又于1951年2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范各地鎮反運動。通過鎮反運動,基本掃除了威脅新中國安全的反革命勢力,尤其是鎮壓了一批盤踞在全國各地的以游民惡勢力為主的反動幫會,為鞏固新生政權,保證土地改革和經濟恢復工作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以湖南為例,解放戰爭后期國民黨在節節敗退的局面下,還妄圖日后的反撲。他們通過收編游雜和土匪,把一批游兵散勇、土匪武裝、幫會頭目等組織潛伏起來,伺機而動。1950年1月22日,一批反動地主、特務分子等利用封建會道門脅迫群眾4000余人,向南縣縣城發起進攻。安化、寧遠、零陵、漢壽等地也多次發生反革命暴亂。為此,湖南組織開展鎮壓反革命活動,“共清查處理反革命分子28.79萬人,繳獲電臺、電話機756(臺)部,各種槍支11.54萬支,反革命活動經費22億余元,黃金2.69萬兩,銀元54.39萬元”[11],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穩定,極大地鞏固了國家政權。

歷史上由于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殘酷統治和剝削壓迫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凋敝,致使新中國成立初期各地都有大量的游民存在。以北京為例,當時的失業人員達四五十萬人。彭真在1949年2月接管北平后致電毛澤東說:“北平有極大數目的既無財產又無正當職業的貧民,靠賣破爛、跑小市、販白洋、撿煤核、侍候人為生,并且有不少專供奢華享樂的職業,不久就會完全失業,這對我們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和困難,需要用極大的努力來解決。”[12]就全國情況來看,1950年7月全國登記的失業工人達166.4萬人,占城市職工總數的21%[13]。失業工人中有不少已經或即將淪為游民,妥善安置如此數量的失業人員,絕非易事。為了克服困難局面,毛澤東提出了“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特意強調要使工廠開工,解決工人失業問題;實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使廣大農民擁護我們;要給小手工業者找出路,維持他們的生活[14]。尤其是“必須認真地進行對于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必須繼續認真地進行對于災民的救濟工作”[15]。針對這種情況,中央加大了對以失業工人為主的游民問題的解決力度。在城市,主要是加快恢復和發展生產,救濟和安置失業工人,進行民主改革等措施。如北京市當時主要采取的救濟辦法包括:采用各種方法,幫助失業者就業;動員失業人員還鄉生產;組織失業工人參加工賑;組織失業工人的生產合作社或生產小組,給以資金、技術、原料和銷售的幫助;先訓練后轉業;對街頭兒童集中教養;發放救濟金[16]。在農村,主要是通過土地改革,給“一般游民分子”分配田地,使其參加生產勞動。這些舉措消除了游民階層產生的社會土壤——失業或沒有土地,因而取得了明顯成效。比如,當時大連的“勸業工廠”,專門招收不愿做工、不能做工或生活困難的鰥、寡、孤、獨者來做工人,“全廠現在有1523人,其中不能從事生產的孤兒、嬰孩和殘廢者約占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工人,在三四年前,都是舊社會中的乞丐、小偷、煙鬼、賭徒等不務正業的游民。這些無業游民經過人民政府的收容和教育,已完全改變了原來的面貌。三年來,該廠已經從窮困和墮落的火坑里拯救出了3229人,使之走上了正道”[17]。再后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實行戶籍管理,限制城鄉人口遷移,實行統購統銷和票證制度等,更是將整個社會人員納入不同的組織體系之中,有力消除了游民存在的土壤和根基,游民問題得到基本解決。

二、基于游民治理的角度回顧毛澤東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從游民治理的角度來探討毛澤東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問題。關于1951年圍繞電影《武訓傳》發生的新中國文藝領域的第一場大批判,已有基本歷史結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指出:“把武訓這樣的具體歷史人物擺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考察,幫助人們從中分清什么是人民革命,什么是改良主義,以提高人們的認識是有必要的,也是當時正在重新學習的思想文化界所十分需要的。但是,當時的具體做法有明顯缺點,即把思想認識問題不適當地提到向反動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在教育文化界開了用政治批判解決思想問題的不好的先例,不利于通過充分民主討論達到分清是非的目的。”[18]但有些問題并沒有因此畫上句號,比如毛澤東發動這場批判運動的根源是什么,有沒有歷史延續性,從游民治理的角度進行分析,或許能有新的認識。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武訓具有典型的游民屬性。比如,武訓的鄉鄰和興學事業的合作者、崇賢義塾首事人楊樹坊在為武訓請獎的表文中寫道:武訓“鰥居不娶,素無名字”“以傭工為生”“凡挑擔,拉車,推磨,拉砘,即極艱苦之事,茍可以獲利者,無一不可”[19]。山東巡撫袁樹勛在為武訓請求立傳的奏折中稱:堂邑義丐武七即武訓,“幼失怙,隨母行乞”,七歲母病歿后“晝則行乞,夜則績麻,或與人磨米麥,得一錢存之。他人或與餅餌,食其殘者,而市其完全者,得錢亦存之”[20]。在孫瑜創作的劇本《武訓傳》中,上來就描繪了武訓的畫像:“他坐在椅中雙手搓捻著拾來的破布殘線;小桌上放著布褡,腳旁放著煮飯、洗臉、討錢的三用銅瓢;黑黑的臉、灰白的短發、皺紋的前額”,其后在介紹武訓乞討辦義學的經歷中,又著意突出了他持“銅瓢”賣藝乞討、“十年流浪”等生活場景[21]。《武訓歷史調查記》第二部分關于“武訓的為人”介紹:“當家里生活困難的時候,武訓曾跟著他母親要過飯。雖然那時候他還不是一個職業叫化子,但從此染上了不關心莊稼活、不愛勞動的游民習氣。”后來,他“脫離了貧農家庭,背離了勞動人民,‘當了大要飯的’”,“結交的盡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惡霸、闊和尚和大小官僚”,“竟成了一個有勢力的流氓頭子”。調查記還特意將武訓與魯迅筆下的阿Q作比較,強調武訓死后,他手下或模仿他以興學為名乞討,“都受到地主階級的打擊”,他們和阿Q所遭遇的不同,“不是‘不準革命’,而是不準‘興學’,因為地主階級不要這類人物了”[22]。總之,武訓生活漂泊不定,無固定職業、不務勞作,其性情無論是講究仁義的一面還是流氓習氣的一面,在游民身上都有所體現,是一個地道的游民形象。

再來看毛澤東對武訓的評說。就現有材料而言,毛澤東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評說,主要集中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1951年5月20日)、《在審閱楊耳〈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稿時加寫的幾段文字》(1951年6月)、《對〈武訓歷史調查記〉的修改和給胡喬木的信》(1951年7月)三篇文章中。毛澤東是如何評判武訓的,主要談了些什么問題呢?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揭示武訓的游民屬性。毛澤東指出:“為了不務正業,當流氓,武訓早和他的家庭鬧翻了。”[23] “武訓是一個以吃五毒威脅善良人民逼其出錢的惡丐”,“武訓是一個富有機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24]。為了強調武訓的游民身份,毛澤東在修改《武訓歷史調查記》時,在談到許謹傳這個“替武訓管理這部分私產的一個人”時對下面這段話很看重:“許謹傳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物呢?《興學始末記》所載靳鶚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說:‘趙郎砦、王二大砦等村,舊有善書會一道,武訓捐助京錢二百余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內,許謹傳等欲為武訓立碑,武訓不許。每年齊社一次,武訓不論有何事故,必親身到社,并遍閱每年所印善書簿記。又自取各善書若干卷隨身攜帶,到處施放’。”其中“武訓不許”后的這幾句話是毛澤東親自寫的。他接著指出:“這個‘善書會一道’看來像是個會門組織,許謹傳是個頭兒。武訓則因出了許多錢,成了這組織的大頭兒。”并據此得出“武訓是一個在魯西許多縣里的流氓群中有勢力的流氓頭子”[25]。游民屬性的落后,正可以用《共產黨宣言》中一句批判性話語來描述:“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獨身和禁欲、修道和禮拜來代替這一切嗎?”[26]

二是批判革命進程中武訓的妥協性和破壞性。革命時期毛澤東對游民的判斷是“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斗,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27],“這個階層是動搖的階層;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動勢力所收買,其另一部分則有參加革命的可能性”[28]。也就是說,游民是集革命與動搖、建設與破壞于一身的矛盾體。就武訓來說,革命性和建設性的一面明顯不足,而動搖、妥協和破壞革命的一面卻十分明顯。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他與魯西數縣的地主特別是大紳士大惡霸相勾結,與縣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員相勾結,使自己成為大債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訓就是這樣一個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種集團中極為活躍,因而脫離一切勞動人民,并和人民處于對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訓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點是興學。而這兩點(行乞和興學)互相結合在一起,就為一切時期的反動統治者所喜愛”[29]。尤其是,通過與同時代的農民起義領袖宋景詩的對比,更突顯出“武訓和宋景詩是勢不兩立的敵對者”,“不愧為替反動統治者服務,幫助滿清王朝,對革命人民執行所謂剿撫兼施政策的”“忠實的走狗”[30]。

三是倡導構建適應新的社會需求的價值觀念。新中國的成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走上了民族復興的偉大道路。新的社會形態,必然要求新的價值觀念和社會風尚,毛澤東強調,“上層建筑是為基礎服務的,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即思想)是為經濟服務的”[31]。基于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和經濟結構,要求建構和弘揚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人民當家作主,以及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在內的新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也正是如此,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十分重視人的思想改造。比如在“興學”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一年,是全國人民卷入學習高潮的一年。……學校向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開了門。七十萬職工已經參加了經常的業余學校,一九五一年的人數將增加一倍以上,一千多萬農民已經參加了冬學,明年并將有五百萬農民參加常年的農民業余學校”[32]。發展教育、掃除文盲,在新中國成立后取得顯著成效。所以,毛澤東指出:在舊中國“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學文化的機會的”;“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并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在中國的解放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的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了。”毛澤東還強調:“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用武訓這具僵尸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被欺騙的人們也應當覺醒了。”[33]

四是批判電影《武訓傳》中的錯誤導向。與毛澤東的期望和要求相反,電影《武訓傳》非但沒有立足新的社會生活,反映新的時代價值、新的人物和思想,反而突出武訓這樣一個游民形象,宣揚個人作用。尤其是電影《武訓傳》上映之后,整個思想輿論界還一片叫好,這不能不引起他的關注。有論者指出:“武訓在歷史發展中,并非具有新思想和革命意義的人物。除重文化、興義學的精神尚有些可取之處,他的軟弱,特別是后來和統治者的曖昧關系,都是和毛澤東的想法格格不入的。”[34]所以,毛澤東對電影《武訓傳》批判道:“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35]尤其是,毛澤東還指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怎么理解“根本的性質”的含義呢?在審閱楊耳(即許立群)《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文稿時,毛澤東加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說,武訓自己怎么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么影響。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36]顯然,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武訓本身,而是當時思想理論界沒能跟上新的社會需求的落后狀況。毛澤東之所以對這種落后的思想認識進行批判,與他有關游民治理的思想是一致的。

三、毛澤東游民治理思想創新的啟示

對于社會發展的政治氛圍,毛澤東稱“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37]。建設一個新社會,對中國共產黨人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游民治理更是一個新課題。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指導下,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舉措,基本解決了游民問題,穩定了社會秩序,推動了經濟社會的恢復發展。但同時也要看到,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僵硬的社會治理,也使社會活力大為降低,進而抑制了社會的革新創造。另外,在“盲流”“待業青年”的身上,依然能夠看到游民的身影。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社會治理模式調整、經濟發展多元、人員流動頻繁,進城務工人員、失業下崗工人、未能就業的學生等,以及毛澤東在革命時期所指出的那些“從事偷盜,搶劫,欺騙,乞食,賭博或賣淫等項不正當職業”[38]的人又涌現,給社會治理帶來不少新的問題、新的挑戰。從游民治理的角度回顧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創新社會治理的思想,當有如下啟示。

首先,組織起來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迅速構建安定有序社會局面的有效方式,也是游民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有效途徑。新中國之所以能夠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實現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恢復和發展生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法律、行政、社團、黨的基層組織等多種方式,將社會各行各業人員組織起來,形成了毛澤東所說的“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的狀態,每個人都成為“單位”之一員,結束了一盤散沙、漫無組織的局面。就游民治理來說,其典型狀態是游蕩無序,根源在于沒有工作或失去土地。新中國成立后,將游民組織起來,在農村分配土地,在城市通過勞動改造、社會救濟等方式,使其成為有謀生手段的勞動者和“組織”中的一員,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游民產生的土壤。當前社會治理中,對于一些社會流動人員誠然不能再采取革命時期或新中國成立初期治理游民的具體舉措,但組織起來仍然是解決問題的基本遵循和思路。習近平在談到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人員時指出,這些人主要在體制外“流動性很大,思想比較活躍,做他們的工作,一般化的方式不太管用”,但“我們黨歷來有一個好辦法,就是組織起來”。他強調:“組織起來不僅要注重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而且要注重各類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39]

其次,樹立辯證思維方式是解決社會基層復雜性的重要手段,也是對待和處理游民在革命與妥協、建設與破壞二重性問題上的有效方法。一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對游民身上具有革命與妥協、建設與破壞的二重性要有辯證分析,這樣才能正確對待游民,引導其發揮積極性,限制削減消極因素。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與之相應的社會管理也是高度集中統一,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分配就業制度、商品購買票證制度等一系列規章制度的實施,壓縮了人員自由流動的空間,游民因缺少“游動”基礎而難以立足存在。這固然有利于社會的安定有序,但同時也帶來了僵化凝滯的問題。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管理體制的松動,知青回城、農民進城,人員流動幾成潮流,特別是非公經濟從業人員敢闖敢試,有效彌補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陷,帶來了市場活力和社會生機。如何看待社會人員流動問題,習近平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要講究辯證法,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40]。

再次,不斷創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動社會治理發展完善。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人們的認識運動應該跟著矛盾和斗爭的發展而不斷向前推移、發展,“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于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著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于新的情況的變化”[41],即強調要求實事求是,推動理論創新發展。在新時代,習近平同樣指出,“在一個時間一個地點堅持實事求是得出的結論、取得的經驗,并不等于在變化了的另外的時間另外的地點也能夠適用”[42],必須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43]。社會治理也是如此,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時期,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對游民采取了不同的治理舉措,取得了良好效果。當前,我國城鄉利益結構深刻調整,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社會治理中還存在諸如政府職責錯位、越位、不到位的問題;工作中還有宏觀管理不夠、微觀管理水平不高的問題等,這都要求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方式,不斷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最后,鞏固制度優勢、完善治理體系是搞好基層治理的根本。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始終是黨和國家解決基層問題的根本依據。要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前,我國實行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經濟所有制結構的多樣化必然帶來社會階層的多樣化,隨著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發展,我國也涌現出大量新社會階層人員。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要求我們必須不斷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13個方面梳理概括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對于我們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編審）

（來源：《毛澤東研究》2021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