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回應新中國與舊政府的區別時,毛澤東曾經以“我們已經找到新路”作答,這是毛澤東從民主政治建設角度探索社會主義“新路”的一個基本思路和重要結論。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始終關注有關解放思想、走出社會主義建設“新路”的系列問題,強調既不能走世界各國“發展的老路”,也不能走蘇聯“走過的彎路”,同時在探索“新路”中要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等。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關注探索“新路”,究其原因: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發展的內在邏輯要求;二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內在精神要求;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實踐發展要求;四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中產生的內生動力需求。

一、問題的引入

舉什么旗、走什么路?這是我們黨帶領人民不斷前進、接續回答時代之問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講到道路自信問題時明確指出:我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①]。走的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呢?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發展道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展望這條道路時所強調的:“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全黨同志一定要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②]這就是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問題的一個認識基點。走出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路”,并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光明前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整個歷史過程的理論思考方向和實踐探索方向。

在毛澤東研究中,學術界經常展開關于“新路”問題的探討,主要是從毛澤東提出的走一條人民政府與舊政權區別的“新路”角度著眼的,研究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如何跳出歷代統治從艱苦創業到腐敗滅亡的周期率問題。問題的起因,是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考察延安期間,向毛澤東提到的“歷史周期率”。當時黃炎培問毛澤東,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就是從走出“新路”的視角回答他的:“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③]

這就是毛澤東從民主政治建設角度探索社會主義“新路”的一個基本思路和重要結論。對這個問題大家已經熟知,這里不再贅述。本文著重談的,是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特別關注有關解放思想、走出社會主義建設“新路”的系列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我們可以從一些具體事例切入。

二、“走出條新路”——有關機關干部走革命化“新路”的事例

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始終從干部隊伍建設角度極為關注干部教育、干部培養“走出條新路”問題。帶領人民建設好社會主義,黨的干部自然是成敗的關鍵,起著模范帶頭作用和示范引領作用。路往哪里走,需要廣大黨員干部來引領。對這一點,毛澤東歷來極為看重,干部建設和干部培養教育問題,始終是他關注的重點。

每到歷史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格外注意黨內干部的引領作用和決定性作用問題。比如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曾提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他特別強調:“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④]他特別看重干部在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上的明確、堅定和執著的態度。在我們黨制定的政治路線中,既包含著這個黨的基本路線、基本方向、基本遵循,也包含著這個黨開創新局面、創造新事業的基本要求。這些遵循和要求,都與思想路線密不可分。也可以說,思想路線徹底確定以后,黨的干部才能真正起決定性的作用。

什么是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首次提出“共產黨人思想路線”這個概念時,就規定了這條思想路線的核心內涵,即“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在闡述這一內涵時,毛澤東專門批評了一些干部那種“具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反對“安于現狀,不求甚解,空洞樂觀”,“飽食終日,坐在機關里面打瞌睡”的“一種保守路線”,號召大家“速速改變保守思想”[⑤]。自那時起,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開拓創新,就始終居于共產黨人思想路線的核心內涵中。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仍然特別注意從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上要求黨內同志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要在實際工作中一切從實際出發和開拓創新,不容忍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干部缺乏朝氣、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

在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中,黨的干部如何始終保持革命化,“保持無產階級朝氣”,這是毛澤東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196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總編室編印了一份內部參考材料,題目就叫“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走出條新路”。其中反映:黑龍江組織大批機關干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所農場,定名“‘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改革上層建筑走出了一條新路。這份材料指出:“有的過去長期蹲在大樓里,不聞春秋的干部,成天意志消沉,思想空虛。到農村后,呼吸了新鮮空氣,暮氣被打掉了。”還提到,一些下基層的干部表示:“思想上很快起了變化。過去總是教育人的,現在是受教育,心情不一樣,感受也不同。”“有千個變化,萬個變化,感受最深的是由干部到普通勞動者、由‘官’到民這個變化。這個變化才真正觸及了靈魂,不論你‘官’有多高,鋤頭鐮刀一拿,官架子就打掉一大半了。”這份材料認為,基層群眾需要的是這樣的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和群眾一條心;下到基層后,“由于干部的思想得到改造,貧下中農也把他們當成自己的貼心人”[⑥]。這份材料反映問題的關鍵,是機關干部革命化的方向,即:走出一條不脫離群眾、不脫離勞動,與基層群眾緊密結合的“新路”。

毛澤東看到這份材料后,感觸頗深。他歷來反對干部或“坐在機關里面打瞌睡”,或形成“一種保守路線”“保守思想”,或成為脫離群眾的“官老爺”。他當即作出批示:“因有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⑦]并要求《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這樣的材料。

幾天以后,《人民日報》于10月5日發表了這篇文章,題目改為“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還在按語中提出了幾個方面的要求:“廣大干部、知識分子認真讀一讀”,對“如何實現機關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廣大干部在下放勞動的過程中重新學習,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有一個比較徹底的革命化;新老革命干部,要分期分批下放勞動,“使自己不脫離勞動人民,既當‘官’,又當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一切依靠秘書、做官當老爺的剝削階級壞作風,要保持無產階級朝氣勃勃的革命的青春”[⑧]。

毛澤東看重的這條干部建設和干部教育“新路”,核心是提倡干部親身參加勞動,到農村去,到基層去,到人民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去;使自己不要脫離勞動人民,不要染上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一切依靠秘書、做官當老爺的剝削階級壞作風,要保持無產階級朝氣勃勃的革命青春。

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均說明毛澤東在新中國、新社會的干部建設、干部教育的方向性問題上,始終有著全局性、戰略上的高度警惕;他對黨的干部能否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有著深刻性、具體化的詳細安排。他極為注意的是,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后,共產黨的干部絕不能養成剝削階級的壞作風,必須面向基層、面對群眾、面向實際,保持朝氣勃勃之銳氣、創新發展之精神。

三、“不向小將們學習,我們就要完蛋了”——有關提倡唯物辯證法和敢于破舊創新的事例

探索新路,就不能思想固化,更不能思想偏離。在這方面,毛澤東從“老將”要“向小將們學習”、運用好唯物辯證法角度極為關注社會主義事業“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問題,實質關注的是不能走向歪路和偏路的問題。帶領人民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國家,我們黨需要始終保持一種開拓前進的革命精神。革命時期,我們黨勇于開拓、善于斗爭,向生動的實踐學習、向一切新生事物學習,敢闖新路、敢為天下先;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黨依然需要保持闖勁和拼勁,不能畏首畏尾、縮手縮腳。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始終提倡要在尊重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敢于創新,不能陷入任何形式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不能因循守舊,更不能回到非無產階級思想和立場上去。在這方面,他經常抓住一些典型材料,教育和引導黨內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

1964年9月28日,中國男子乒乓球隊運動員徐寅生在一次經驗交流會上講了他關于打好乒乓球的經驗和體會,他特別講到自己在實戰中琢磨出了一套開動腦筋、克服難題的辯證法,還講了如何敢于學習和善于學習等問題。這份看似不起眼的年輕人的總結講稿,卻一石激起千層浪。總結講稿先是引起了國家體委領導的高度重視。10月10日,國務院副總理兼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賀龍看到徐寅生這篇講話稿后,非常贊賞并批示,批語點明了徐寅生講話中的辯證法問題,強調在思想上和時時事事上,都要與實際情況相結合,要從難、從嚴、從實戰需要出發,要敢于破舊創新,不搞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等。此外,還指出了這些道理的“普遍意義”。

這篇“小將”的講話稿和賀龍的批示件于1965年1月12日送到毛澤東案頭,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興趣,對此他作了長篇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講話和賀龍同志的批語,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同志們一閱。并請你們回去后,再加印發,以廣宣傳。同志們,這是小將們向我們這一大批老將挑戰了,難道我們不應該向他們學習一點什么東西嗎?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多年以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作品。他講的是打球。我們要從他那里學習的是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如果我們不向小將們學習,我們就要完蛋了。”[⑨]

毛澤東批語的最后,簡而言之地以否則“我們就要完蛋了”的口氣來強調這件事的重要性。其中透露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強烈信息:一是要求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高級干部閱讀;二是要求高級干部開完會后回到自己所在的部門或地方,“再加印發,以廣宣傳”,讓全社會知曉;三是要求“一大批老將”要主動向“小將們”學習;四是進一步向全黨提倡辯證唯物論,“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五是引導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行業、各領域都要積極主動地“向小將們學習”,否則就會停滯不前。這些提醒,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毛澤東對進一步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種憂心和緊迫感。

毛澤東批示這兩份文件的時候,正值中共中央集中高級干部開會期間。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性工作會議,這是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和國民經濟調整后,中國經濟走出低谷,逐步擺脫困境,經濟和社會發展開始走向正常軌道的歷史時期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從某種意義上說,會議討論的核心問題,事關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毛澤東憂慮的,正是這條道路不能轉到右的方向上去,不能走向“老路”或“邪路”。

這次會議形成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通稱“二十三條”。這份文件對全國基層的政治形勢特別是階級斗爭形勢的嚴峻性作了過高的、“左”的估計,提出要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問題,在指導思想上也為后來發動“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但文件的出發點,是要糾正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從上到下存在的右的傾向,警惕黨內對階級斗爭形勢估計不足,對“和平演變”問題了解不夠,對依靠和團結95%以上的群眾和干部站位不準等情況。文件強調的幾個點值得我們關注:一是黨內同志要認清我們搞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防止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二是要“逐步把黨的領導核心搞好,逐步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設好一個社會主義的縣,使生產、建設、科學、文化、教育、衛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進”;三是基層要注意發揚民主,“實行政治民主,生產民主,財務民主,軍事民主”;四是干部在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上,“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說完”;五是在思想方法上,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無論什么事情,都必須加以分析。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絕對的,靜止的,孤立的,不變的,是形而上學”,“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等等[⑩]。

按理說,“打乒乓球”的材料與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無關,但毛澤東卻要求所有與會的高級干部認真學習,不僅學習其中的辯證唯物論,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而且點明了“我們這一大批老將”面臨的“挑戰”。毛澤東借“打乒乓球”的材料,意在提醒黨內干部注意:講的雖然是打球,但我們“學習的是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他強調的是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問題,是有關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問題。一旦在這些原則性問題上出現思想認識偏差,就會在實踐中走向錯誤,黨和人民的事業就會在“可靠性”上出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講,毛澤東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提議黨內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向小將們學習”,也是在思考“新路”問題。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黨面對著許多未知領域,黨內干部中也存在著情況不明、規律不清、能力不足、困難巨大的挑戰,必須不斷開拓創新,特別需要在實踐探索中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對各種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如果僵化保守,不向新人新事學習,事業發展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四、“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學習”——有關破除迷信、尊重科學的事例

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全新的領域。毛澤東基于“建設一個新世界”需要樹立高度自信的思考,極為關注尊重科學、破除迷信、消除自卑問題。領導中國人民建設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在實踐中遵從客觀規律,尊重科學、破除迷信,同時克服自卑感、樹立自信心。

自20世紀50年代起,毛澤東不斷地講尊重科學、破除迷信的問題,他強調:“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11]歸納起來,毛澤東講到人們容易從四個方面產生迷信:一是迷信國內某些事、某些人;二是迷信外國某些事、某些人;三是迷信自己熟悉的還活著的當代人;四是迷信已經死去的古代人。為此,毛澤東特別提醒人們:“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論古代的也好,現代的也好,正確的就信,不正確的就不信,不僅不信而且還要批評。這才是科學的態度。”[12]對馬克思主義“老祖宗”,毛澤東則一方面強調要徹底堅持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也提出不能完全迷信,要與時代同發展。他提醒黨內同志:“要使我們的同志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樣迷信。”[13]提倡破除迷信、尊重科學,敢于質疑權威,不盲從偏信,這恰恰反映出毛澤東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特質,充分體現他的理論自信。

在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新路時,毛澤東認為最需要打破的是對西方事物和西方人的迷信,克服中國人自近代以來產生的不同程度的自卑感。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在總結建設經驗過程中,毛澤東多次提到中國人要樹立自信心、消除自卑感的問題。他指出:“我們東方人有一種自卑感,總覺得自己不行,白種人比我們強。這是一種迷信,要破除。”[14]他著重提醒人們:“破除對西方的迷信,這是一件大事。”[15]

毛澤東剖析的東方人的“自卑感”,實際上主要源于近代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對東方的掠奪、壓迫,特別是對中國的侵略、對中華民族的奴役、摧殘。這種心理造成了中國社會許多人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在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上的不自信狀態。對此毛澤東在提出反對迷信問題時,特別強調要反對迷信一些西方帝國主義的東西,引導人們樹立自信心。他說:“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國主義是其中的一種;再有一種,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覺得自己力量很小;認為西方世界很行,我們黃種人、黑種人、棕種人都是不行的,這也是一種迷信。我們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種人可以干的事,我們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們干得好些。因為他們人數很少,只有幾億。”[16]毛澤東堅信,在破除西方迷信后,“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一定會比西方人“干得好些”“生活得更好些”。正如他在創建新中國時所預言的:“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17]

在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樹立起的自信中,首先要樹立起對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充分自信。在這方面,毛澤東多次強調并作過專門論述,特別指出不能迷信西方政治制度和所謂民主。他指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個什么帝國主義。當然,我不是說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都要反對,也不是說帝國主義國家的技術不可以學習,而是說對帝國主義的政治的迷信,對它們那套欺騙,要破除。”[18]

當然,在破除迷信的時候,不能把什么都當迷信“破”掉了,更不能破除科學真理。毛澤東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19]他認為,要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破除迷信并不影響我們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等非迷信的東西。“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學習。破除迷信與向它們學習并不矛盾,如我們可以派留學生,進口它們的設備等。”他旗幟鮮明地告訴人們,自己反對西方的是些什么東西:“我不是反對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對那些帝國主義壓迫人、欺侮人的東西。它們的文化科學我們要學習。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要在破除迷信的條件下學習西方。”[20]

遺憾的是,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原則性意見,在實踐中運用時也出現過一些偏差。不過,他一旦發現便立即給予糾正。他舉例指出:“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比如說,連睡覺也不要了,說睡覺一小時就夠了。方針是破除迷信,但科學是不能破的。”為此,他特別提醒人們注意:“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21]

毛澤東的這些思考和對錯誤傾向的糾正,都是在探索中深化的,無論是破除迷信還是保護真理,都伴隨著開拓創新的實踐探索。毛澤東深知,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比探索已經走過的革命道路更加復雜,不能一切從本本出發、照搬照抄別人的經驗,甚至對“老祖宗”也不能迷信,唯有從思想上破除迷信,才能在實踐中創新發展、開創新局。

五、“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有關探索強國新路的事例

毛澤東從盡早建成“現代化強國”角度極為關注“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不能重復蘇聯“走過的彎路”問題。要使中國從貧窮落后下富強起來,一方面需要在一窮二白基礎上一點一點地摸索積累;另一方面也需要打破常規創新發展。特別是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毛澤東格外關注“走新路”的問題。他在總結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時明確提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22]

打破常規,不走老路,探索新路,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盡快趕上甚至超過世界強國,這就是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為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扛起來的歷史責任,也是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基本思路。走新路,從技術上講首先就要超越西方發達國家技術發展的模式,從戰略上講還要避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存在的弊端,找到一條真正適合中國自身條件和特點的建設路子。

如何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子,“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巨大的難題。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是一邊探索、一邊總結經驗,中間也走過一些彎路,但總能自覺地不斷校正自己。為反思和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間,毛澤東親自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集中起來專門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在讀這本書的系列談話中,毛澤東比較系統地談到了“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思考。

其中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設想:“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23]這是毛澤東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目標分兩個階段的明確設想。

二是強調“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并更為具體地明確了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的各國特色問題,即各國自己的不同形式和方法問題。他肯定地指出:“‘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個提法好。”[24]他在讀書談話中對“照抄蘇聯的辦法”進行了反思,肯定中國必須走一條“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的路子。

應該說,探索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特點,找到社會主義建設一般規律與特殊規律的相互統一,這是毛澤東孜孜不倦的追求。早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就堅持走一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路子。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也一再強調各國要有社會主義的不同形式、要有各自的不同特點。他認為,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具體發展過程和表現形式,只能有一個千篇一律的模式。

當然,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初期,我們的確參考過蘇聯的“路子”,借鑒過蘇聯的經驗,但是,從全局上最早察覺蘇聯“路子”具有明顯弊端的領導人,也是毛澤東。特別是在蘇共二十大后,毛澤東審慎地研究蘇聯的經驗教訓,并思考了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過程中如何處理“十大關系”問題。他明確警示黨內同志:“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25]應該說,毛澤東對蘇聯經驗教訓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這一反思也是在提醒中國同志不能再重走蘇聯的“彎路”。這對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起到了巨大的警醒作用。走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也就成為黨內的共識。正因為如此,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順理成章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方針且能夠深入人心。鄧小平明確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26]他在評述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具有中國自身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時,特別指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不完全一樣,一開始就有區別,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27]這就清楚地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其邏輯起點正是來自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建設新路的探索。

六、“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有關根據實踐發展寫出新著作、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事例

毛澤東基于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角度思考,極為關注“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是束之高閣的一般性的理論知識,而是用于指導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革命實踐的生動智慧;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這一理論的歸屬恰恰就在于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指導中國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民實現遠大理想。這樣的理論,必定是與人民共命運、與時代同步伐的,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隨著解決不斷出現的復雜現實問題而不斷創新發展的。正因如此,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歷來極為重視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要在實踐中創新發展。

在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具體實踐的過程中,他始終堅信:正確的理論一刻也不能離開實踐并積極地指導著實踐,“實踐是發展的,理論也應是發展的”[28]。他歷來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反對思想上的僵化保守和理論上的故步自封,并提醒人們“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主張“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29]。

毛澤東在談到馬克思主義如何發展的問題時,尤其關注其中“創造”的內在要求。他曾經說過:“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布爾什維主義,用這個理論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著又搞了三個五年計劃,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30]

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面對全新的社會實踐領域,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更加注意不斷學習、不斷創新。一是從思想上深入學好悟透馬克思主義理論;二是主動深入實際搞調查研究,不斷總結實踐經驗,使之上升到理論認識的高度,從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創造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毛澤東認為,要想在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中進一步開創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就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教條。他舉例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說歐洲的革命要來了,結果革命沒有到來。”他還舉例指出,像《共產黨宣言》中所說預言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好多國家同時進行,并且還要在資本主義最先進的文明國家首先取得勝利”,但“結果并不是如此”[31]。所以毛澤東提醒大家,無論在革命還是在建設問題上,既要遵循馬克思主義原理,又不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時,他特別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32]正因為強調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所以毛澤東特別關注人民群眾在實踐探索中涌現出的創新做法和鮮活經驗,并親自加以推廣;同時,特別注重把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創造的經驗上升到認識高度進行理論總結。

由于主客觀復雜原因,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也曾出現過一些思想上的困惑和實踐中的曲折。每到這個時候,毛澤東總是引導黨內同志沉下心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反思和總結我們所走過的路,思考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毛澤東曾號召黨內高級干部組織有關政治經濟學著作的學習小組。他自己也親自組織了一個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學習小組,在邊讀邊議的過程中,明確提出了學習“老祖宗”和發展“老祖宗”的問題。他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3]這次談話,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三點要求:一是“創造新的理論”;二是“寫出新的著作”;三是“產生自己的理論家”。

“創造新的理論”,講的是必須把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實際有機結合起來,在靈活運用中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總結出創新經驗、賦予其鮮活的內容、提煉出新的思想論斷,從而創造新的理論內涵。這種理論創造,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寫出新的著作”,講的是既要學習和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又要根據實踐發展寫出新“本本”。正如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34]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新的歷史條件提煉出新觀點,譜寫出代表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發展水平的新論著。

“產生自己的理論家”,講的是既要學懂弄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又要有各國馬克思主義者自己的實踐探索總結,在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前提下把馬克思主義推上理論高峰,形成自己的理論結晶和思想成果,培養出自己的思想家、理論家。

毛澤東自己就是根據這三條要求去做的。他歷來反對躺在“老祖宗”身上、“單靠老祖宗”而停滯不前、不思進取。他曾經從理論著作發展的角度,以自己寫過的著作為例提出:“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35]這就是說,每一個時代的共產黨人,都要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解決時代出現的新問題,同時寫出屬于當代馬克思主義者自己的新著作,形成自己的新理論,不斷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新境界。

七、毛澤東不斷提倡解放思想“走新路”的原因

引領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本身走的就是一條有別于其他國家一般社會發展進程的新路;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過程中探索出的一條不同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路。走好這條“新路”,從根本上就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而實現創新發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雖然有蘇聯已經走過的路子可以部分借鑒,但中國畢竟不是蘇聯,中共也不是蘇共。無論革命道路還是建設道路,一路走來,都警示我們必須走出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路子,必須探索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模式。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不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勇于開創新局面、善于探索新路徑。探究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為什么特別關注走出“新路”的原因,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主要的方面找到一些答案。

首先,探索新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發展的內在邏輯要求。馬克思主義自從傳入中國以來,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它能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始終具備與時俱進的內在發展邏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并與時俱進地實現創新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毛澤東最早提出中國共產黨人“思想路線”這個概念的時候,就賦予過它“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根本內涵。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不斷在斗爭中創造新局面,不斷在前進中開創新路,同時也在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中提升馬克思主義新境界,這就使得馬克思主義不斷獲得強大生命力和現實活力。這一思想理論指導下的實踐,開拓進取永無止境、創新發展永無止境。

第二,探索新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內在精神要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地位之所以不斷得到鞏固,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它能夠啟迪和引導中國共產黨人實現自我革新和自我革命,不斷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從而進一步改造客觀世界,不斷引領人民一步步提升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一方面,在領導人民不斷開創新局面的道路上,我們黨需要不斷進行自我革命、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36]另一方面,在前進的道路上,中國人民也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同時不斷完善和鞏固我們的社會制度優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準確概括的:“中國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革除阻礙發展的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充分顯示了制度保障的強大力量。”[37]這就是我們這個黨、這個民族的內在精神狀態。人無精神不立,國無精神不強,黨無精神不壯。事實證明,我們黨越是長期執政、中國人民越是自強奮進,就越不能喪失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在鼓舞我們不斷探索新路,不斷實現超越。

第三,探索新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實踐發展要求。社會主義在中國之所以具有光明的前景,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它能夠不斷引領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并通過一步步實踐探索和扎實奮斗走向發展新階段和新高度。未來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一征途上,實踐是發展的,探索也是不斷前進的。自新中國成立起,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堅定地引領著祖國富強、民族復興的創新發展道路,盡管在探索中經歷了一些挫折,但積累了進一步創新發展的寶貴經驗。不斷開拓創新,接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歷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和共同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講到中國共產黨人“肩上的重大責任”時,曾從創新角度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后繼、頑強奮斗,把貧窮落后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38]

第四,探索新路,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中產生的內生動力需求。社會主義在中國之所以具有如此廣泛的感召力,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夠指導共產黨人堅定地奉行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斷為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有著不斷走向新生活、不斷朝著幸福生活新境界邁進的現實需求和內生動力。毛澤東曾經堅定地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39]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其目的就是要真正地為人民謀幸福,不斷創造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美好圖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到中國共產黨人“肩上的重大責任”時所說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40]這一表達,正是承繼了毛澤東等老一輩共產黨人在滿足人民群眾利益方面的創新和創造性追求。

抓住了上述幾個主要原因,就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什么如此關注解放思想、走出社會主義建設“新路”的問題。當然,毛澤東晚年從創新發展方面探索“新路”的思考和實踐,也存在一些主客觀上的偏差甚至錯誤。因為要探索新路,就沒有現成的路子可走,前進的道路上就會充滿荊棘和泥濘,所以在一些問題上毛澤東也不由自主地陷入理論和實踐的困境,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后人好好地汲取。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局長、研究員）

（來源：《毛澤東研究》2021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