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把握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要依據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這是我們黨科學研判國內外形勢,作出的一個全局性的重大判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①]并強調,新發展階段,就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階段。這在我國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進入新發展階段,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大跨越。[②]深刻理解把握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要依據和呈現出來的一系列階段性特征,對于動員和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增強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作出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歷來高度重視科學研判國內外形勢和我國所處歷史方位,以此提出一個時期中心任務和制定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經驗的繼承和發揚
科學研判國內外形勢并對發展階段作出科學劃分,歷來是我們黨提出一個時期中心任務和制定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前提,是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關鍵節點,洞察歷史發展趨勢、勇立時代潮頭、引領偉大事業朝著實現偉大夢想目標不斷向前推進的堅強領導核心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中國革命實際,創造性地作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大論斷,并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整套基本政策,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實踐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將首先在若干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有著很大不同,中國是在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出一條適合自身實際的革命道路。具體來說,是分兩步走,首先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在此基礎上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此作了全面系統論述和重要的頂層設計。他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③],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④]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進一步指出,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105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的18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⑤]把中國革命分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階段,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中國革命探索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個成功范例。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反帝反封建和工業化的歷史任務是相互關聯、互為條件的兩件大事,中國的工業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建立在完成反帝反封建歷史任務的基礎上。毛澤東深刻指出,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⑥]中國先進分子對此進行深刻反思,并從俄國十月革命中得到啟發,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并運用這一人類最先進的科學理論來分析研究中國問題,最終找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提出,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中國人民指明前進方向的真理力量,也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從實際出發,對中國基本國情深刻把握的實事求是探索精神。1956年3月,毛澤東同時任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長征、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總書記艾地談話時,專門談到這方面探索的艱辛歷程。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80年是一階段、后20年是一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⑦]。這里前80年和后20年階段的劃分,實際上也就是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劃分,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認識的自覺。這種自覺,是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包括同錯誤思想斗爭中逐步確立起來的,是對當時黨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界限,帶有“左”傾冒險色彩的“一次革命論”思想主張的正面回應和積極糾正。實踐證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形勢和發展階段的研判,是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緊緊抓住并科學回答了“中國怎么辦,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基本問題,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正確方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科學研判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作出“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⑧]的重大判斷,并作出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當時一個重要依據是,我們黨對國際形勢、特別是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有了重大調整變化。過去一段時間里,我們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的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建設布局,“山、散、洞”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仔細地觀察了形勢,由此得出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⑨]。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征程。鄧小平把改革比作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⑩]。在他看來,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11]從實際結果來看,改革開放作為新時期最鮮明的時代特征,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極大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中國人民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了一次偉大飛躍。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并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作出戰略安排,規劃了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藍圖。我們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用“五個是”“三個意味著”[12],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作出十分明確的定性定位!拔鍌是”的概括,明確了新時代的主題,回答了在新時代要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朝著什么樣目標前進,揭示了新時代為什么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新時代如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明確了新時代要完成什么任務、進行什么戰略安排、實現什么目標的問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要完成的歷史任務,就是要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明確了新時代發展的價值取向和人民立場,回答了新時代發展為了誰、依靠誰,發展成果由誰共享等基本問題,集中體現了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明確了新時代的宏偉目標,就是要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國夢的磅礴力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明確了新時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深刻變化,回答了新時代中國在國際上處在一個什么樣的地位、對人類要作出什么樣貢獻的問題!叭齻意味著”的概括,集中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重大意義,是對“四個自信”的深刻詮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對我國新的發展階段、發展方位的集中概括,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安排和規劃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藍圖的基本依據。
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可以清晰地發現,對形勢進行科學研判,對發展階段作出劃分,往往不是一個單純時間意義上的概念,而是伴隨著對國內外形勢、我國發展條件、發展環境等方面變化的深刻把握,是新的道路、新的目標、新的任務、新的要求的提出,對統一全黨全國人民思想,動員和凝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力量,不斷把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推向前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又到了一個新的關鍵節點。從大的方面來說,正處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上,即將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將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從小的方面來說,即將順利完成“十三五”規劃,并將開始實施“十四五”規劃。在這樣一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歷史時刻,如何準確認識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的新變化,準確認識我國發展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及其呈現出來的階段性特征,準確認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的目標任務,準確認識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對于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至關緊要,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勇敢擔負起的歷史責任。
二、作出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實現歷史性大跨越基礎上的,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為了改變中國近代以來悲慘屈辱的命運,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頑強奮斗,努力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少人都習慣向西看,以為要實現國家富強,需要學習西方文化及先進的技術,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驅,是中國近代以來現代化的先驅代表人物,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結束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打開中國進步的閘門,所著《建國方略》大手筆地勾畫了振興中國實業、實現中國現代化的藍圖,強調“鐵路、道路之建筑,運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設”是“實業之利器”[13],把實業建設看作是“興國之要圖”“救亡之急務”[14]。但實踐證明,在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的前提下,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是無法實現的。
中國革命面貌的根本改變,是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開始的,中國的工業化也才開始具有現實條件。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實現中國現代化不懈奮斗的歷史。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歷史任務的同時,就關注到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問題。1944年5月,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他強調,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的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15]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強調,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16]。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全面規劃了新中國建設藍圖。毛澤東強調,中國民族和人民要徹底解放,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17]。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盡快改變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鞏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我們黨及時把中國工業化提上重要日程,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8]。新中國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明確社會主義工業化是我們國家在過渡時期的中心任務,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環節,是優先發展重工業[19]。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毛澤東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的偉大號召,明確提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的宏偉設想,并豪邁地表示,“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20]。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進一步具體化為四個方面的現代化,即“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21]。這是我們黨最初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由來。1964年12月,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周恩來進一步提出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22]!八膫現代化”的規范表述于此確定下來。1975年1月,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進一步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目標[23]。鄧小平后來說,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是毛主席、周總理在世時確定的[24]。這是符合歷史客觀實際的。1954年9月,社會主義工業化內容就正式寫進新中國第一部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和總綱,成為國家意志。這對于動員和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改變一窮二白落后面貌,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經過艱苦努力,我們在不長時間里,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積累了寶貴經驗,提供了良好條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緊緊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響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5]的偉大號召,成功探索出一條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鄧小平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26]并創造性地借用“小康”這個富有中國傳統文化意味的概念來表述“中國式的現代化”的重要思想。鄧小平不僅首次以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作為一個重要指標,還創造性地提出“三步走”戰略來規劃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路徑。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盡管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式的現代化還是低水平的,但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雄心壯志,反映了中國人民對實現國家富強的渴望,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懈追求。從實踐結果看,中國式的現代化符合中國基本國情和發展實際,用“小康”這個富有中國傳統文化意味的概念來表述中國的發展目標,也容易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接受和支持,有利于動員和凝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斗。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明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并自覺把“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作為緊密聯系、相互銜接和逐步遞進的目標任務進行總體謀劃和扎實推進。早在201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指出,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實現這個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27]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刻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形勢的基礎上明確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向人民、向歷史作出的莊嚴承諾!笆濉睍r期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時間節點高度契合,“十三五”規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的規劃。今后5年黨和國家各項任務,歸結起來就是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28]這一時期,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尤其是百年一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發有為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戰勝各種風險挑戰,取得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成就。預計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萬億元, 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糧食年產量連續五年穩定在13000億斤以上,城鎮新增就業超過6000萬人,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10億人。隨著“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圓滿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邁出了新的一大步,社會主義中國以更加雄偉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東方。
這一歷史性成就的取得,含金量非常高,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按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特別是黨的十九大關于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部署,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取得的豐碩成果,集中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尤其是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目前我國在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字,前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0.7%,經濟增速年內首次由負轉正,[29]全年實現正增長已成定局。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經濟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逆勢上揚的發展成績十分難能可貴,為世界經濟恢復和增長注入更多動力。美國彭博社報道說,對于處于嚴重衰退中的世界經濟來說,“這是一個重大利好消息”[30]。
“十三五”時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取得的決定性成就,為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特別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提供了可靠的條件和依據。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意味著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集中彰顯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所具有的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又一次充分證明要完成我們的歷史使命,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堅持依靠人民奮斗。14億多人的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壯舉。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不少人總以為要實現現代化,只有西方一種模式,只有西方一條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進一步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的深刻道理,對于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三、作出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是對當前我國發展環境、發展條件深刻復雜變化科學把握的結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科學依據
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這一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發展條件深刻復雜變化的科學把握,具有豐富的科學內涵和鮮明的階段性特征。
一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是對這一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的科學把握。
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并強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31]。一方面,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即將勝利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預計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美國的比例,從此前的67%左右進一步拉近到70%左右。另一方面,我國發展當前面臨的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中,突出表現為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這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等。其中許多方面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直接相關,是制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立足于這一重要階段性特征,“十四五”規劃建議稿起草的一個總體考慮是,綜合考慮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內外發展趨勢和我國發展條件,緊緊抓住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對“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作出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32]聚焦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存在的短板和弱項,把我國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作為在“十四五”時期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程中要著力解決的主要問題,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是對這一時期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的科學把握。
我國新發展階段所面臨的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的新矛盾新挑戰,根子集中在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一系列深刻復雜變化。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源于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加速演變帶來的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以及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等的深刻調整變化,是世界經濟、科技、政治、文化力量等相互作用和綜合演化的結果,是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世界發展大勢作出的一個重大論斷,集中概括了當今國際形勢的深刻復雜變化。關于“百年未有”,是從時間上說的,但這只是一個概數,是說一個比較長時間范圍內發生的變化,不是指哪年哪月哪日的具體時間界限。我們經常說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主要也是說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要毫不動搖地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關于“大變局”,是從程度上說的,是指這樣一種變化,不是某方面的具體的變化,而是涉及整個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冷戰結束以后,國際力量對比的基本形勢是:西強東弱,北富南貧。資本主義還在發展,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處于低潮;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占有巨大優勢,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進程中還面臨許多困難。[33]21世紀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經濟總量在全球占比接近40%,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0%,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東升西降”的歷史性變化[34]。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尤其是新中國70多年來創造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今天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心,深刻改變世界經濟版圖,也深刻改變世界政治版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成功,是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和重要標志,并將很大程度決定這個大變局的未來走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35]。這對于我們進一步理解把握我國新發展階段面臨的復雜環境和條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具體來說,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當今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尤其是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加劇這種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加速了大變局的演變。2016年6月,英國公投“脫歐”。2017年1月,美國特朗普總統上臺后提出“美國優先”,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甚至頻頻“退群毀約”,刻意對我國發展進行打壓遏制。國際環境出現了許多復雜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等抬頭,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但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看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改變,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沒有也不可能逆轉。從長遠看,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是一種大趨勢。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彼此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國際社會越來越普遍地認識到,面對全球性的挑戰和困難,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才是人間正道。不久前,涵蓋東盟10國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中國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簽署,為此作了一個有說服力的注腳。
這要求我們在把握這個大變局時,要有辯證的觀點,既要看到挑戰,也要看到機遇,尤其是要看到危中有機,?赊D機。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時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既帶來一系列新機遇,也帶來一系列新挑戰,是危機并存、危中有機、?赊D機。我們要辯證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勇于開頂風船,善于轉危為機,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36]最重要的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37]。
三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是對這一時期我國重要戰略期及機遇和挑戰新的發展變化的科學把握。
關于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是黨的十六大上正式提出來的。當時認為,綜觀全局,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38]。這是我們黨基于當時國內外形勢深刻復雜變化作出的重要判斷,是冷戰結束以后,我們黨根據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新形勢,提出來的[39]?偟呐袛嗍,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維護和平、制約戰爭、牽制霸權的因素不斷增長,國際形勢總體對我國有利,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和良好周邊環境是可以實現的,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40]。具體來說,作出重要戰略機遇期重大判斷的深刻依據,既有冷戰結束,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基本面是“機遇和挑戰并存,但機遇大于挑戰”,可以“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41]等重要因素,同時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這就是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42]。我國由此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為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開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奠定了堅實基礎。黨的十六大關于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目標任務,[43]就是在這個堅實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這同樣是形成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
20年過去了,這個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否仍然存在?如果還存在,又有什么新的變化?這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首先要回答的一個重大問題。“十四五”規劃建議明確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44]。這是我們黨根據我國新發展階段世情國情發展變化作出的一個重大判斷,是有著深刻依據的。
一方面,我國發展之所以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因為,我國發展環境盡管面臨深刻復雜變化,但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存在的基本條件和我國發展機遇大于挑戰的基本面并沒有因為這些變化而發生根本性改變。這些基本條件,既包括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同時也包括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制度優勢顯著,治理效能提升,經濟長期向好,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勁,社會大局穩定,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45]。無論是從國際環境看,還是從國內環境看,這些得以形成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條件依然存在,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另一方面,我國發展機遇和挑戰之所以有新的發展變化,這是因為,從世界多極化的表現看,世界多極化趨勢仍在繼續發展,但多邊和單邊、公平正義和霸權主義之爭仍然在繼續,有時甚至十分尖銳。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百年一遇新冠肺炎疫情等疊加影響,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更加需要本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和踐行多邊主義,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但世界多極化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從經濟全球化的大勢看,經濟全球化是客觀現實,是歷史潮流,但經濟全球化遇到一些曲折困難。面對經濟全球化的逆流和回頭浪,更加需要我們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直面解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從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勢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不斷推進,正在迎來新一輪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人類文明演進和全球治理體系發展產生深刻影響,更加需要我們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性機遇,著力解決我國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從時代潮流和主題看,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潮流,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各國人民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期待更加強烈,但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仍相互交織,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疊加,人類發展仍面臨嚴峻安全挑戰,更加需要我們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總之,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面臨的仍將是一個機遇和挑戰并存、機遇大于挑戰的環境,一個總體上有利于我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但不利因素也將進一步增多的環境,機遇和挑戰前所未有,但危中有機,危可轉機,時與勢在我們一邊。我們要胸懷兩個大局,主動適應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機遇和挑戰的新的發展變化,積極維護和用好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充分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趨利避害,下好先手棋,贏得發展主動權,更好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四、作出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對新的發展目標任務進行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乎歷史和邏輯發展的結果,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要求,將進一步更好地動員和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實現中國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一以貫之、接續奮斗的偉大實踐。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總是根據時代形勢和條件變化、根據人民意愿和事業發展需要,制定出適應時代、符合客觀實際的發展目標作為戰略指引,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目標,一茬接著一茬干,一棒接著一棒跑,把黨和國家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以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懷著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接過歷史的接力棒,奮發有為地擔負起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重任。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鄭重表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一定要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把我們國家建設好,把我們民族發展好,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46]
隨著“十三五”規劃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即將如期實現,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既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不屈不撓長期奮斗取得的輝煌成就,更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起航新征程、揚帆再出發的新的動員。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鄭重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由此提出“兩個務必”重要思想,要求全黨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47]。這對我們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按照黨的十九大的戰略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基礎上,我們還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48]。“十四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對于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十分重要。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著眼長遠、把握大勢,堅持中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相貫通,把“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行有機銜接,把短期、中期、長期發展目標銜接協調統一起來,對“十四五”發展和2035年遠景目標進行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既把“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作為重點,明確未來5年我國發展的主要目標、優先領域、重點任務,又對2035年遠景目標進行展望銜接協調,擘畫了從“十四五”時期到2035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宏偉藍圖。
明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方針和主要目標。強調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堅持系統觀念的原則。其中,堅持系統觀念是第一次在黨的正式文件中提出,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對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系統謀劃、統籌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根據新的實踐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偉大實踐和寶貴經驗的深刻總結,適應了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經濟社會發展中矛盾錯綜復雜,必須從系統觀念出發加以謀劃和解決,全面協調推動各領域工作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反映了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體現了我們黨駕馭復雜局面的非凡能力和治國理政的高超領導藝術。
規劃了2035年遠景目標。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統籌考慮,對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進行戰略規劃。從中不難發現,關于2035年遠景目標的規劃,較之黨的十九大對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安排,許多方面又明顯提高了一步。其中,既有不少新增加的內容,比如,明確提出“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明顯增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平安中國建設達到更高水平,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49]等等,都是對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任務新增加的重要內容;也有對原來目標任務進一步提高了發展要求,比如,將原來“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提升為“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提升為“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提升為“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50]等等。這些新增加的重要內容和對原來目標任務提出的更高要求,都是實質性的變化調整,是在黨的十九大把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間提前15年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規劃描繪了中國現代化建設更加美好的前景,集中反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擔當。
突出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四五”規劃建議的說明中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仍然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必須強調的是,新時代新階段的發展必須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是高質量發展。[51]這一重要思想在規劃建議中得到充分體現,在“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中,突出強調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中,突出強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強調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構建新發展格局,切實轉變發展方式,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而且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首要原則中,也突出強調不斷提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能力和水平,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在“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點任務中,十二個方面的重點領域的思路和重點工作以及作出的工作部署,總體上是按照新發展理念的內涵來組織的,不僅設置專章“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而且把它位列十二項規劃任務之首進行規劃部署,強調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加快建設科技強國。這在我們黨編制五年規劃建議歷史上是第一次,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創新發展的高度重視,對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高度自覺,進一步科學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這一重大問題。
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這是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也是“十四五”時期乃至今后更長一個時期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之舉。2020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明確提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2]。稍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又進一步論述提出這一新發展格局的基本考慮,既充分肯定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外部環境下,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對我國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又深刻指出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蘇[53]。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十四五”規劃建議說明時,習近平總書記又全面系統論述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深刻依據和重大意義,并對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提出明確要求,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打通經濟循環堵點,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新發展格局絕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推動形成宏大順暢的國內經濟循環,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既滿足國內需求,又提升我國產業技術發展水平,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54]這些重要思想,為構建我國新發展格局指明了正確方向和實現路徑,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同樣得到很好的貫徹。規劃建議專門設置一個專章對“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進行規劃部署,強調暢通國內大循環,依托強大國內市場,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打破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強調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立足國內大循環,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強調全面促進消費,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強調拓展投資空間,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
總之,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是現實的,又是指向未來的,既體現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又反映新的發展要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站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上,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統籌考慮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外發展趨勢和我國發展條件,立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和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重點研究“十四五”規劃問題,科學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綱領性文件,是今后5年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行動指南,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我國新發展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進軍令和動員令,對于激勵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引導全社會匯聚共識、凝聚力量,同心同德、頑強奮斗,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學術和編審委員會主任)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6期)
[①]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8月25日。
[②] 《高遠務實的時代擘畫——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側記》,《人民日報》2020年10月31日。
[③]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頁。
[④]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3頁。
[⑤]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頁。
[⑥]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0頁。
[⑦]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頁。
[⑧]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頁。
[⑨]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7頁。
[⑩]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3頁。
[11]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
[12]參見《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7—8頁。
[13] 《孫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1頁。
[14] 《孫中山選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9頁。
[15]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147頁。
[16]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1頁。
[17]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3頁。
[1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48—349頁。
[19]李富春:《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之一)》,《人民日報》1955年7月8日。
[20] 《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50頁。
[21]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頁。
[22] 《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39頁。
[23] 《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79頁。
[24]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7頁。
[25]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頁。
[26]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3頁。
[27] 《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4頁。
[28]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71頁。
[29] 《中國經濟延續穩定恢復態勢》,《人民日報》2020年10月20日。
[30] 《“中國經濟增長將帶動世界經濟復蘇”——國際社會積極評價中國經濟延續穩定恢復態勢》,《人民日報》2020年10月21日。
[31] 《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頁。
[32]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8頁。
[33] 《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7頁。
[34]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中國制度面對面》,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23頁。
[35]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7頁。
[36]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8月25日。
[37]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77頁。
[38] 《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 542頁。
[39]參見《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6頁。
[40] 《胡錦濤文選》第2卷,第503頁。
[41] 《胡錦濤文選》第2卷,第86頁。
[42] 《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542頁。
[43] 《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543頁。
[44]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第20頁。
[45]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第20—21頁。
[46]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84頁。
[47]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頁。
[48] 《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0頁。
[49]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第22—23頁。
[50] 《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0頁;《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第22—23頁。
[51]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第80頁。
[52] 《堅持用全面辯證長遠眼光分析經濟形勢 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人民日報》2020年5月24日。
[53]習近平:《在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7月22日。
[54]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第 81—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