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1886年3月5日生于湖北黃安。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

在中共歷史上，董必武是第一個提出“初心”概念的人

1903年五六月間，董必武參加黃安縣、黃州府科舉考試，中了秀才。同年8月，他在赴武昌參加鄉試考舉人期間，因路過省巡撫衙門，到門口觀望了一下，被守衛誣蔑為“窺探官衙”，遭到一頓毆打，憤而棄考回鄉。那次被清朝衙役的毒打，使董必武看清了清朝腐敗的真面目。

為了推翻清王朝，1905年春夏間，董必武考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學堂，選擇了從軍的道路。1911年10月13日晚，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董必武的家鄉。董必武立刻離開家鄉趕赴武漢投入辛亥革命，并參加了漢口劉家廟、三道橋戰斗。同年12月，他加入同盟會。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凱竊取。這使滿懷希望投身革命的董必武感到失望和悲憤。

為什么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成功？董必武陷入深深的思考。此時，董必武結識了對他的人生產生極其重要影響、也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之一的李漢俊。1918年底，李漢俊學成回國后住在上海。那時董必武也在上海，與張國恩共同主持湖北善后公會事宜。李漢俊幾乎天天到湖北善后公會與人交談，熱情地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情況，并把從日本帶回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和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書刊拿給董必武他們看。董必武聽了李漢俊興高采烈的講解，認真閱讀了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他不僅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思想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最大的變化，就是由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轉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

1919年5月18日，董必武和張國恩以湖北善后公會名義在上海《救國時報》向全國發出通電，稱：“現值外交失敗，國內和會忽告停頓，致對外益陷窮境，南代表蒸日書面提議八條，本會認為（是）解決時局之惟一方法。北代表猶袒庇賣國賊黨，不肯容納，是豈國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首次使用“初心”的概念。從表面上看，他的“初心”是維護國家和平，團結起來反對國際強權，最終實現民族獨立。然而，這時候他已經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19年3月，董必武說：“中國的獨立，走孫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須走列寧的道路。”從本質上看，他的“初心”就是成立共產黨。此后不久，他就回到武漢，創辦學校，宣傳馬克思主義。一年后，在他的寓所建立了武漢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堅守“初心”，要“聯合孫中山”，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在董必武看來，堅守“初心”，就是要像十月革命那樣，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軍閥政府，建立平等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為此，他最早提出“聯合孫中山”，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在1921年黨的一大期間，張國燾、李達、董必武等負責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和今后實際工作計劃。7月27日、28日、29日，連續三天舉行三次會議，主要討論4個方面的問題：一、目前政治狀況；二、黨的基本任務；三、黨章；四、組織問題。在討論如何對待其他黨派時發生了激烈爭論。有一些人主張：“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在政治斗爭中，在反對軍閥和官僚制度的斗爭中，在爭取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斗爭中，我們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包惠僧、劉仁靜等甚至提出：對待孫中山也是如此，因為孫中山也是軍閥，對孫中山應同北洋軍閥一樣看待，不應有任何妥協，黨決不能聯合孫中山。

董必武堅決反對這種意見。他明確指出孫中山與軍閥不同，孫中山雖然總是做軍事將領的工作，但孫中山不是軍閥。他認為，“中國人民為了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嚴重壓迫下求得徹底的解放，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斗爭……孫中山就是他們中間一個最卓越的代表人物。”我們在行動上應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派聯合，以反對共同的敵人；軍閥就是無產階級和其他革命階級的共同敵人，為了打倒當前這個共同敵人，無產階級應竭盡全力聯合其他革命階級和一切革命力量，實行合作，以便加強自己，擴大革命活動，并利于今后的斗爭；因此，對其他革命黨派一面在思想上進行批判，一面在行動上實行聯合，并不會離開我們黨的原則。

董必武的上述意見在寫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件中作了如下概括：“另一些人主張，在行動上與其他黨派合作反對共同的敵人，同時又在我們的報紙上批評他們，這并不違背我們的原則。我們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奪得政權，至少可以加強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動，因為我們的力量會因這個進展而強大起來，而代替當前統治者的那個統治階級或許不會像封建老爺那樣進行壓迫。這樣，我們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擴大自己的革命活動。”陳潭秋也支持董必武的意見。但大會通過的決議，采納了包惠僧、劉仁靜等的意見而未采納董必武的意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指出：“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

董必武的意見雖然被大會否決，但它無疑是正確的。在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這一重要文獻還沒有傳到中國的時候，能夠提出與其他黨派合作的思想，充分說明他的遠見卓識。后來的歷史證明，聯合一切革命階級，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是完全正確的方針和策略，是中共的三大法寶之一。

堅守“初心”的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董必武強調，堅守“初心”的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947年9月，在晉察冀邊區財經會議上的講話中，董必武對在財經工作中如何貫徹群眾路線、堅持群眾觀點作了精辟論述。他指出：“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代表廣大群眾利益的，是為群眾服務的，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群眾服務的工作。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路線。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經濟路線、文化路線、組織路線等等，都不能離開群眾路線。這就是說不僅搞群眾運動的同志做的是群眾工作，我們黨的一切工作，我們黨的一切工作同志，都是為群眾工作。”

但是，堅持群眾路線不等于搞群眾運動。1954年，在全國上下熱衷于搞群眾運動，稱贊“運動能很快解決問題”時，董必武指出，運動也“有副作用，應當以依法治國代替運動治國，逐步實現依法治國。過去是搞運動，現在要靠法律”。1956年在黨的八大上，董必武再次指出了群眾運動的副作用，他說：“群眾運動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對他們自己創造的表現意志的法律有時也不大尊重。”群眾運動會“助長人們輕視一切法制的心理”。董必武認為，堅持群眾路線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他指出：“沒有黨的領導，群眾利益是不能實現的。黨領導群眾就是為群眾出主意，和群眾一道去爭取群眾的利益。”“像群眾長遠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眾自身往往是看不見的，必須有黨領導，群眾才不致走錯路。黨還要組織群眾去為群眾利益斗爭，不應滿足群眾的自發性，不要尾巴主義，落在群眾后面，只是跟著群眾跑。黨不領導群眾，不組織群眾，不去為群眾辦事或變成尾巴主義，群眾是會走向失敗的，這完全不符合群眾利益。黨必須領導群眾，群眾也必須有黨的領導才能實現其利益。”

董必武多次強調，國民黨是被自己的腐敗打倒的，共產黨執政了，絕不能沾染國民黨的毛病，特別要注意密切聯系群眾，不使自己走到人民群眾的反面去。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曾經在南方局工作過的楊繼干曾向鄧穎超回憶說：“那時我們伙食費一個月三塊法幣，毛主席來重慶，看我們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說我們伙食比延安還差，伙食費增加到五元六角。”“當時每個月的開支賬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錢報不了賬，董老在大會上作了檢查，還給黨中央寫了檢討。”解放初期，董必武在農村的一些親友紛紛寫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調動工作等等請求，被他一律回信婉言拒絕。后來，他干脆寫了一封通函，打印出來，分別寄給親人和親友，對他們事先進行教育。

董必武身居高位，從不自視特殊，而是嚴格要求自己和親屬，注意以身作則，服從組織，遵守紀律，不徇私情。為此，黨中央曾褒獎他——“你是中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老戰士，你是中國共產黨的模范的領導者之一”。

堅守“初心”，根本上要對黨忠誠

董必武認為，堅守“初心”，根本上要對黨忠誠。早在1915年6月，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國家的發展“無不由一二先知先覺之士，當位在勢，以謀其民族幸福為心，樹之典型，播為風氣，政府先善，而社會逐漸改良。”也就是先要一個具有大智慧的民族英雄或先進政黨，擔當起領袖的責任，登高一呼，引為潮流，建設一個為人民謀幸福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帶領人民推動社會發展。1920年3月，董必武等人創議建立了私立武漢中學。在辦學過程中，他提出以“樸誠勇毅”四個字為校訓，“樸”就是樸素，也就是艱苦樸素；“誠”就是忠誠；“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夠堅持。后來他在解釋“樸誠勇毅”的校訓時，在后面增加了“干革命”三個字，說他創辦這所學校就是為了干革命。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上，由董必武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獲得一致通過，由此使凝聚著董必武心血的華北政權建設經驗上升為國家意志。

做到對黨忠誠，必須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貢獻與名利的關系，擺正自己在革命事業中的位置。他曾和孩子們講：京劇里主帥出來前，都有一些跑龍套的人登場。“你們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龍套’？你們要學會‘跑龍套’。就是要甘當配角，不要老想著當主帥。”董必武女兒董良翚回憶說：一次，在和爸爸聊天時，發現他茶壺里沒水了。董良翚忙拿暖瓶去續水，但一不小心，把水灑在了辦公桌上。她忙取來一塊布抹擦。這時，董老瞟了一眼抹布，就勢說：“我常說我是一塊抹布，黨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見董良翚不以為然，董老又說：“看不起它？你現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嗎？抹布也是有用的喲！”

董必武一生信仰馬克思主義，忠誠于黨和黨的事業。1975年3月5日，在他九十虛歲生日之時，寫下《九十初度》一詩：“九十光陰瞬息過，吾生多難感蹉跎。五朝敝政皆親歷，一代新規要漸磨。徹底革心兼革面，隨人治嶺與治河。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表達了一個共和國元勛，沒有半點居功之心，堅持“徹底革心兼革面”的偉人情懷。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科研規劃部副主任、一級巡視員、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