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1世紀以來，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呈現轉熱趨向。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擁有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珍貴文獻收藏和長期的研究積淀，并積極參與MEGA2的編輯與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與此同時，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還密切關注日本國內的社會問題，深入反思當代資本主義的現狀，認真探索未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增強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影響力和生命力。��

[關鍵詞]日本 馬克思主義 資本主義

明治維新之后，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開始大量傳入日本。20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達到頂峰，出現了以日本共產黨為核心的行動派、以社會批判為己任的左翼思潮以及馬克思主義學院派。在經濟學、歷史學、哲學等領域，馬克思主義得到長足發展，尤其是在經濟學領域，出現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對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使其跌入二戰以來的最低谷。21世紀初，日本在經歷了軍事躍進、經濟不景氣、政治重組、意識形態總體趨向保守化之后，社會的結構性矛盾開始緩解，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復蘇，馬克思主義研究又呈現出轉熱趨向。

一、參與MEGA2的編輯與研究

1990年，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成立并組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二版（MEGA2）編輯出版委員會。1991年以后，日本法政大學的大谷禎之介和東北大學的大村泉陸續加入MEGA2國際編委會。MEGA2共分為四個部分，計劃編輯出版114卷122冊。日本學者主要負責MEGA2第二部分“《資本論》及其準備稿”的編輯工作。其中，自1998年初至2008年9月，由大村泉領導的日本MEGA2編委會仙臺小組用整整10年時間完成了第12卷（收錄了恩格斯編輯的《資本論》第2卷“資本的流通過程”）和第13卷的編輯工作，并分別于2005年和2008年出版。此外，其他日本學者還于2008年編輯出版了第11卷。到2012年，經過各國學者的共同努力，MEGA2第二部分“《資本論》及其準備稿”15卷全部出齊。這是迄今為止MEGA2四個部分中唯一出齊的部分，為研究《資本論》提供了最為完整、可靠的資料。

如今，日本學者又承擔了MEGA2第四部分第17、18、19卷的編輯工作，主要涉及從1863年5月至1869年9月期間馬克思撰寫的摘要和筆記。其中，第17、18卷被置于第四部分的優先編輯位置。目前，這兩卷的編輯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中。

與此同時，參與MEGA2編輯的日本學者出版了一系列相關研究成果，例如：《已經出版的新MEGA的出處、索引、關聯文獻的數字化》（大村泉，1995）、《新MEGA與〈資本論〉的形成》（大村泉，1998）、《早期馬克思經濟學研究與1844—1847年手稿》（澀谷正，2002）、《日本的新MEGA編輯》（大谷禎之介，2003）、《〈資本論〉第2卷的撰寫與新MEGA》（早坂啟造，2004）、《新MEGA版〈德意志意識形態〉與廣松涉的根本問題》（大村泉、澀谷正、平子友長，2006）、《〈資本論〉第2卷歷史考證版的意義——恩格斯的編輯稿與MEGA2第二部分第12—13卷》（大村泉，2012）、《新MEGA第四部分第19卷及其編輯》（竹永進，2012）、《新MEGA第四部分第18卷的編輯》（天野光則，2014）等。

此外，還有《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數字化工作。2006年11月，柏林召開的“日德關于MEGA2的編輯會議”決定為MEGA2第一部分第5卷所收錄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出版一個電子版附錄。2007年1月，在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理事會上，這一建議正式得到批準，并將這項工作交給了日本的編輯小組，成員包括澀谷正、大村泉、平子友長、渡邊憲正、小林一穗和佐山圭二。據平子友長介紹，電子版包括依據原始手稿解讀出來的文本，并直接附上手稿的影印件。其意義在于：第一，傳統的印刷版只能選擇一種排序方案，而電子版出版后，讀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選擇手稿的排序方案，從而解決了印刷版的弊端；第二，電子版還可以使人們更清楚地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筆跡和修改過程；第三，電子版復原了MEGA1的阿多拉茨基版、MEGA2的試刊版和先行版以及廣松涉版和澀谷正版，使讀者可以較容易地比較出它們之間的長短優劣。[平子友長：《MEGA2第I部門第5卷附錄〈德意志意識形態〉CD-ROM版的編輯問題》，田文譯，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年第6期。]

眾所周知，馬克思逝世后，《資本論》第2—3卷的編輯和有關章節的完善工作全部落在了恩格斯身上。恩格斯不顧年事已高，經過10多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在逝世前付諸出版。

負責“《資本論》及其準備稿”編輯的仙臺小組在該卷的《附屬材料》中增加了三個特殊的附錄即“構成比較”、“出處一覽”和“出入一覽”。“構成比較”列舉了恩格斯編輯原稿的構成與馬克思原始手稿章節之間的區別；“出處一覽”標明了恩格斯采用馬克思原始手稿的出處；“出入一覽”則揭示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原始手稿的編輯情況。據小組成員大村泉介紹，附錄部分篇幅巨大，克服了重重困難才得以完成。

二、關注社會現實問題

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學者，在對傳統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的基礎上，非常關注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貧富差距、工人權利、工會運動、社會右傾化、社會保障、公共醫療、環境保護、性別平等、少子化和教育公平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解讀和對策建議往往會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共鳴，進而推動政府不斷地完善相關政策。

（一）泡沫破滅后的經濟重建問題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直到21世紀初，日本經濟還處于低迷之中。對此，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學者做了許多分析，探討了日本經濟發展的根本缺陷，并提出了不少獨到見解。

在《日本經濟的選擇——企業改革》一書中，與當時其他經濟學者提出的方案——優先處理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從整體上重建經濟、將財政改革置于優先地位、進一步推動全球化、優先發展國民經濟等——不同，關西大學的森岡孝二從“如何認識日本企業的現狀、如何進行企業改革”的角度考慮問題。他指出，20世紀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企業的改革方向不應是私有化，而是應當擴大其公共性，使公司不再局限于股東、經營者和工人等主要利益相關方，而是走向包括消費者、地方民眾等在內的復合體。[森岡孝二：『日本経済の選択——企業のあり方を問う』，桜井書店2000年版，第121—123頁。]

在《日本經濟——混沌中》一書中，慶應義塾大學的井村喜代子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現代資本主義開始變質，日本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不斷膨脹，直至泡沫破滅，陷入混沌狀態，其原因在于日本國家政策的失誤。而2002年之后日本經濟開始復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對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國家的出口增加和勞動成本降低所致，而且主要收益也是由海外企業創造的，是零利率和寬松金融政策帶來的結果，并不是政府結構改革的結果，更不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復蘇。[井村喜代子：『日本経済——混沌のただ中で』，勁草書房2005年版，第4頁。]

（二）刺激經濟計劃與“安倍經濟學”批判

安倍經濟學是近年來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關注的熱點。自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以來，日本國內關于經濟低迷先后有“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等說法；歷屆政府也都將恢復經濟發展作為執政的核心問題，但均未取得根本性進展。2012年12月26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再次組閣出任第96任首相后，為刺激日本經濟增長，他提出了綜合經濟發展政策，即所謂的安倍經濟學。其主要內容包括：（1）大幅度放松金融管制，修改《日本銀行法》，要求日本中央銀行大量發行貨幣，直至實現2%的通脹目標，促進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同時實行大幅度日元貶值政策，促進日本對外出口，拉動國內經濟增長；（2）采取靈活的財政政策，擴大公共投資；（3）實行結構改革，確立強有力的經濟增長戰略。

對于安倍內閣的經濟發展政策，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和左翼政黨普遍持批判態度，這種批判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1）安倍經濟學的目的是維護大企業、大財閥、大資本家的利益；（2）安倍經濟學導致了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提高，社會貧富分化加劇；（3）安倍經濟學破壞了勞動雇傭制度，損害了工人的權利；（4）安倍經濟學破壞了現有的社會保障政策。他們指出，以安倍為首的自民黨代表的是大企業、大財團、大資本家的利益，后者向自民黨提供了大量政治捐款，因此安倍經濟學是二戰結束以來自民黨維護大資本家政策的延續。

在《安倍經濟學與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一書中，《經濟》雜志原主編友寄英隆指出：“安倍經濟學導致了日本經濟社會的兩極分化，從其主要的政策結果來看，安倍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日本經濟的活力，然而掌握社會大部分財富的跨國企業、金融資本家和富裕階層與占據社會少數財富的普通民眾之間的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友寄英隆：『アベノミクスと日本資本主義』，新日本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日本經濟形勢研究會在《經濟》雜志上發表文章《安倍經濟學與日本經濟的十字路口》指出：“安倍晉三上臺后恢復了‘日本經濟再生本部’、‘經濟財政咨詢會議’、‘建制改革會議’等相關組織，而這些機構均代表了日本財界和大企業的利益。”[経済情勢研究會：「アベノミクスと日本の岐路」，『経済』（2015年2月號）載せる。]

（三）反對社會右傾化，尋求和平發展之路

二戰后，在以美軍為首的占領軍總部的主導下，日本制定了后來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新憲法，其中第9條規定：（1）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2）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簡言之，日本在二戰后沒有了對外發動戰爭的權利，只有在遭受侵略的情況下才有采取軍事行動進行還擊的權利。戰后許多日本人認為，該憲法對于確保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60年代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修改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主張開始付諸實踐，之后便不斷通過各種相關法案，突破日本向海外派兵和擴大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限制，以實現架空憲法第9條的目的。

2015年9月19日，日本國會參議院通過新安保法案，這項法案旨在取消對日本自衛隊向海外派兵的限制，擴大其行使武力的地理范圍和軍事理由。包括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內的日本知識界對此大都表示反對，認為該法案違反了日本憲法，并從各種角度闡述現行憲法在戰后日本發展中的地位，指出日本的未來是和平與非核武裝，反對日本強化日美同盟，認為這會將日本納入美國的軍事戰略中。

實際上，早在2014年11月15日，東京唯物論研究會就在年會上通過了反對當年7月1日安倍政府通過的解禁集體自衛權決議案的聲明。該聲明指出：在戰后的和平憲法下建立了即使是政府執政黨也難以向海外派兵的體制，這次內閣決議破壞了這種體制，使日本參與戰爭的可能性顯著提高，在日本國家和國民沒有受到攻擊的情況下也可以行使武力。這是對日本國憲法中的和平精神的否定，是對戰后和平歷史和人類尊嚴的反叛，是對反省帝國主義戰爭帶來的慘劇的顛覆。在2015年的年會上，東京唯物論研究會又通過了《反對新安保相關法案的決議》。該決議指出：“堅決反對將日本貶低為從屬于美國的軍事同盟國，堅決要求蹂躪和平憲法的自民黨和公明黨政府下臺。安倍政府強行通過新安保相關法案的做法踐踏了立憲主義和國民主權主義，應防止民主主義危機，廢除相關法案，反對一切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政策法案。”[東京唯物論研究會：『2014年度総會決議事項：集団的自衛権行使容認反対決議』；『2015年度総會決議事項：安全保障関連法案反対決議』。]

2015年6月24日，東京唯物論研究會與日本歷史學協會、東京歷史學研究會、日本科學家協會、新日本醫師協會、文學與教育學者聯盟等14個學術團體在參議院議員會館內集會，共同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安倍政府將要通過的新安保法案。6月25日，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全文刊載了這份聲明，提出了反對新安保法案的理由：“在國會中強行通過的做法踐踏了國民主權的民主主義；集體自衛權的行使被擴大，在地球任何一處與美軍共同行動成為可能。”[『赤旗』，2015年6月25日。]此外，來自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一橋大學、法政大學等全國近百所大學的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物理學、宗教學和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者還組成了“反對新安保相關法案學者協會”，通過各種方式宣傳反對新安保法案的主張，其中不乏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們在反對和牽制日本社會右傾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社會貧富分化與少子化問題

目前，日本社會的貧富分化問題不斷加劇，馬克思主義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分析。一些學者認為，當代日本盡管已經沒有馬克思所處時代的工人階級的那種貧困程度，但資本家的剝削仍然存在，這是由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造成的。資本家根據自己的經營狀況決定工人的工資和勞動時間，進而在必要時辭退工人，使之失業，這種狀況與馬克思的時代相比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政府目前的稅收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種內在矛盾。社會主義是以平等和徹底消滅剝削為目標的社會，因此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貧困問題。蘇聯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并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而是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

也有學者從分配正義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例如，田上孝一在《馬克思的分配正義論》一文中指出，誠然，在馬克思那里沒有羅爾斯那種系統的正義論，但其分析資本主義前提條件的異化理論中包含了正義論的內容，馬克思的正義論絕不僅僅是道德上的責難，其異化勞動批判構成了其正義論的核心。

大阪經濟大學的泉弘志對1980年以來日本的剩余價值率進行了計算，分析了剩余價值率不斷提高的趨勢。他截取1980年、1990年和2000年三個時間點的數據，其中1980年的人均必要勞動時間為1250個小時，剩余勞動時間為1216個小時，1990年分別變為1162小時和1247小時，2000年分別是1037小時和1210小時；剩余價值率分別是97.3%、107.0%和116.7%。[泉弘志：「現代日本の剰余価値率と利潤率」，『経済』（2009年1月號）載せる。]從中可以發現，自1980年以來，在信息革命的影響下，雖然工人的勞動時間減少、薪金增加、勞動生產率提高，但日本的剩余價值率卻有不斷上升的趨向。

除了從不同角度分析社會貧富分化問題，也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討論了日本社會中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即少子化問題。例如，東京大學的伊藤誠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指出，在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日本的少子化現象非常典型，這并非國民中的大部分人轉變為富裕階層的結果，而是工人、尤其是女性在現代資本積累的條件下承受的負擔和困難不斷增大的結果。他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企業為了應對經濟危機，不斷進行調整和重組，在這個過程中，高度信息化的系統被引入職場，導致勞動力需求減少，工資下降；與此同時，日本女性必須承擔大量家務勞動以及男性工人經常加班工作的傳統，也使得普通民眾始終難以擺脫生活的沉重感。而這一切都是因為資本積累過程中過多地剝奪了工人的利益而導致的。[伊藤誠：『幻滅の資本主義』，大月書店2006年版，第252—253頁。]

三、當代資本主義批判與新社會主義反思

2008年和2018年分別是馬克思誕辰190周年和200周年。在這兩個值得紀念的年份，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積極關注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展開了激烈的批判，并提出了關于新社會主義的構想。

（一）對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的批判

新自由主義批判曾是20世紀90年代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關注的焦點，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激發了他們批判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的熱情。例如，友寄英隆在《何為新自由主義》一書中指出，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資本主義最主要的意識形態，它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以日本為例，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等公共領域均引入了市場原則，導致營利性不斷加重。此外，國立大學的法人化也使得學術和高等教育功利化、利益化色彩越來越濃厚，給基礎科學研究帶來了惡劣的影響。

伊藤誠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以1973年的石油危機為轉折點，標志著主導資本主義高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的終結和新自由主義的登場，其惡性競爭、弱肉強食、破壞環境、浪費資源、收入與資本的差距擴大等都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導致的惡果。

久留間鍵用“資本利益代表說”來解釋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他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競爭日趨激烈，國內市場相對狹小，大企業紛紛向海外擴張，以求資本利益最大化，從而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并在經過了30多年的發展之后，使跨國企業的壟斷地位得到加強，市場原則與人類倫理之間的裂痕不斷擴大。

大門實紀史指出：“新自由主義主張小政府、國家放寬管制和擴大市場自由，但與古典自由主義相比，其自由的主體不同。古典自由主義的主體是個體，強調個人的經濟自由；而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卻是大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它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大門実紀史：『新自由主義の犯罪』，新日本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頁。]他認為，在率先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日、美、英三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為追逐低勞動成本，大企業紛紛投資國外，導致國內就業機會減少，非正式工人增加，收入下降，而企業高層管理者的收入卻大幅上升。因此，新自由主義是社會貧困的罪魁禍首。

佐伯啟思在《美國資本主義破產的原因》一文中認為，新自由主義是金融資本主義不斷膨脹并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元兇。他指出：“新自由主義的錯誤在于將市場經濟普遍化，夸大市場經濟的作用，認為市場競爭理論無處不適用，一切都應當商品化、市場化、效率化。這種錯誤的根本原因是割裂了市場經濟與‘社會’。社會是人們交往、生活并蘊含一定價值觀的場所，是每個人成為經濟個體的基礎，包括相應的教育、文化、家族、組織、醫療和福利，這些基礎都是必要的，但過度的市場競爭必然危及‘社會’，勢必引發市場經濟的動蕩，此次金融危機就是縮影。”[佐伯啓思：「米國的資本主義が破綻する理由」,『エコノミスト』（2008年９月９日）載せる。]因此，佐伯啟思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視為美國式金融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以及凱恩斯主義復興的契機。

（二）關于新社會主義的構想

批判地繼承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并結合時代變化和日本特點進行理論創新，是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特點之一。蘇東劇變前，宇野弘藏針對當時的資本主義發展狀況提出了社會主義“階段論”。蘇東劇變后，許多人認為社會主義理論的現實基礎已經破滅。進入21世紀之后，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日左翼學者在對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同時，再次提出了社會未來發展問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當屬柴垣和夫的“漸進式社會主義論”、大西廣的“社會主義黎明說”和大內秀明的“后資本主義論”。

柴垣和夫指出，當前的社會主義研究不應著眼于資本主義之外的蘇聯和東歐以及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應立足于業已實現福利國家目標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他一改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是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而是主張社會主義的根本標志是實現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中“勞動力商品化”的揚棄。柴垣和夫認為，在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勞動力商品化已經出現弱化的趨勢，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1）工人自主決定薪金；（2）雇傭勞動得到保障；（3）工人自主管理勞動過程。從日、美、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狀中可以看到，前兩個方面已經部分得到實現，工人可以通過工會和其他工人團體與資本家進行談判，協商工人的薪金和待遇問題，工人的意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達。此外，各國不同形式的勞動法也認可了工人的勞動權利，并通過社會福利和各種保障實現對工人生存權的保護。至于第三個方面，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公司、大集團中，工人可以通過升遷成為不同層次的管理者。[榎本正敏：『21世紀社會主義化の時代：過渡期としての現代』，社會評論社2007年版，第317—318頁。]據此，柴垣和夫認為，現在是社會主義漸進發展的階段。

與柴垣和夫的視角不同，大西廣基于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新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提出了“社會主義黎明說”。傳統觀點認為蘇東劇變是歷史的倒退，但在大西廣看來，原蘇東國家并非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他認為，被視為社會主義標志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抑或被視為資本主義要素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只是判斷一種社會制度的要素之一，并非決定性的依據。實際上，在蘇聯社會也出現過對勞動的強制，只是這一角色在工業化尚未完成之前主要由國家來承擔。另外，資本主義生產力是指機器大工業，原蘇東國家致力于工業化的目標來推動經濟的發展，不外乎是獲得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基礎。大西廣指出，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軟生產力”才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基礎。“軟生產力”兼有“人的生產力”和“個性生產力”的性質，意味著個體可以擺脫資本對勞動的強制性束縛。隨著“軟生產力”的發展，公司將不得不進行資本的權限轉讓，緩解對資本的壟斷趨勢，分權化將更加明顯，資本在自己扮演掘墓人的角色的過程中將逐漸走向消亡，相應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也將隨著“軟生產力”的發展和擴大而逐漸形成。

大內秀明從分析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主體、勞資關系和生產關系入手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的生產力獲得了長足發展，知識勞動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產業結構開始轉變，從而導致在工業社會中形成的經濟學理論滯后于時代。在此背景下，大內秀明致力于構建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他認為，一直以來人們區分社會體制的依據是重視生產力的生產力史觀，或者是重視生產關系的所有制史觀，又或者是重視階級關系的革命史觀，但對于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卻重視不夠。而實際上，社會體制的區分標準應該是由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構成的經濟循環模式，它們因時代的不同而處于變化之中。[岡田清：『資本制生産様式の展開：資本制生産様式の衰退と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八朔社2008年版，第26頁。]近代以前，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是經濟主體一體化的“自我循環型”；近代則是兩者脫離的“分離循環型”；而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三大變化使生產與消費的對立關系出現了緩和。這三大變化是：（1）第三產業占據主導地位，第三產業的資本取代工業資本成為主導社會的資本，它重視人們作為消費者和生活者的權利，這與重視生產效率、追求利潤率的工業資本不同；（2）知識勞動成為主要的經濟資源，人們由消費者變為兼顧勞動與生活、生產與消費的“生活者”，追求更加人性化的勞動；（3）工人勞動的主要手段由機械技術轉變為多媒體技術，從而導致近代出現的生產與消費場所分離的狀態被當今因家庭辦公而出現的兩者結合所取代。大內秀明進一步指出，上述資本主義的變化導致生產與消費的性質也出現了變化，兩者的對立關系趨向緩和，工業社會中因生產與消費的分離而形成的階級對立關系如今已不復存在，新經濟主體登上歷史舞臺，并決定了“后資本主義社會”的來臨。

四、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展望

盡管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取得了令各國同行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面臨著一些嚴峻的問題。

第一，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總體右傾化，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社會環境正在發生變化。二戰結束后，日本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由于各種原因不斷右傾化；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右傾化日趨嚴重。在政界，作為執政黨的自民黨和公明黨通過各種相關法案架空戰后和平憲法；而成立于1922年的日本共產黨雖是議會內最大的左翼政治力量，但從總體上看，日本左翼政治力量的影響力卻在逐步減小；尤其是成立于1945年的日本社會黨曾經是政壇重要的左翼力量，但自1996年更名為社會民主黨后便不斷萎縮，今天已經成為議會內最小的政黨之一。在學界，由于日本民族主義抬頭，右翼思潮占據主導地位，左翼學者的力量和聲音越來越弱。

第二，馬克思主義研究隊伍老齡化，面臨后繼乏人的困境。從馬克思主義學術團體所公布的會員人數來看，無論是經濟理論學會，還是東京唯物論研究會和基礎經濟科學研究所等相關學術團體的會員人數，自2000年以來均無較大變化，共計約2000人。在日本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規模的研究隊伍能夠保持穩定實屬不易。然而，在研究隊伍人數穩定的背后，也表現出令人擔憂的一面，即研究隊伍老齡化，后繼年輕學者不足。從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年齡結構看，大多數年齡在50歲以上，也就是說，這些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時間大都在1990年以前，當時正是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尖銳對立的冷戰時期。尤其在1980年前后，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曾達到鼎盛期，從而為后備研究人才的培養提供了良好的學術氛圍。然而，在今天的日本，50歲以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越來越少，一些大學取消了以前曾經開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關課程，從而進一步加劇了馬克思主義研究隊伍后繼無人的困境。

第三，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面臨流失的危險。隨著研究隊伍年齡老化，活躍于20世紀60—7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大多已進入暮年，近年來又有不少馬克思主義學者去世，他們悉心收藏的馬克思主義珍貴文獻也因缺乏合適的收藏機構和保存場所，面臨著流失的危險，而且已經有許多珍貴文獻流失到日本各地舊書市場。目前，在東京的神保町舊書街就有大量的馬克思主義文獻資料在售賣。

盡管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面臨著上述困難，但基于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歷史積淀、深厚傳統，以及擁有大量珍貴文獻等特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來的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仍然會在日本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以及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占有一席之地。�お�

（張利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