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陳云都出生于20世紀初，去世于20世紀末，共同走過幾乎整個20世紀，經歷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他們之間的交往共事，如果從已經確知的長征時期開始，也有60多年的時間。系統考察鄧小平和陳云交往共事的60多年，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兩人的合作歲月，對于拓展和深化鄧小平、陳云生平思想研究，推動中共黨史、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研究不斷走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是鄧小平和陳云交往共事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特別是鄧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他們在許多方面特別是財經領域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中共八大后，鄧小平和陳云同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們分工協作，密切配合，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積極努力，作出了重要貢獻。鄧小平和陳云在這一歷史階段的交往共事以及建立的工作和個人關系，為他們在改革開放后的深度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創造了必要條件。

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主政西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陳云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領導全國財經工作。雖然他們條塊分工不同，也不在一起共事，但鄧小平在西南獨當一面，領導西南全區各方面的工作；陳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參與中央對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的領導和決策，他們在許多方面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尤其是鄧小平同時兼任西南局財經委員會書記和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主任，他們在財經領域建立的工作關系更加直接和密切，交往共事也更多。

鄧小平積極支持和配合陳云的統一全國財經工作，努力完成中財委分派給西南局的集糧濟滬、種植橡膠樹和對外礦產貿易等各項具體任務。為穩定上海物價，支援華東災區，1949年底，中財委要求西南調4億斤糧食去上海。陳云指出：“為了保證幾個大城市的糧食供應與棉花，不惜工本從四川運些糧食到寧滬。準備四萬萬斤，來提防奸商的搗亂。”“如果四川能下江三四億斤，則明年克服糧荒的可能是存在的。”對于中財委的調糧計劃和救災安排，鄧小平領導的西南局顧全大局，積極響應。1950年1月2日，鄧小平在向中共中央呈交的關于西南工作情況的綜合報告中指出：中財委要我們送4億斤糧食去上海，這是完全應該的，也是可能的。當時，西南調運糧食的費用是很大的，平均計算運費等于糧價，但西南局克服各種困難完成了任務。對此陳云予以表揚：“西南初解放干部少，現把一切可調的軍政干部用于征糧，在此種困難情況下，勇敢擔任集糧濟滬是很好的。”

鄧小平自1952年7月到中共中央工作后，即開始了與陳云在一起直接合作共事的歷程。在政務院中，他們都任副總理。（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后，陳云、鄧小平任國務院副總理。陳云在副總理中位列第一，仍主管全國經濟工作。鄧小平從1954年4月27日起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不擔任國務院具體工作。）陳云位列第二，分管財經工作；鄧小平位列第五，分管監察、民族和人事工作。自1953年9月起，鄧小平兼中財委第一副主任、財政部部長，與中財委主任陳云直接搭檔。他們密切配合，通盤協調和指導全國各省區財政、稅收、金融、貿易、工商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參與有關政策的制定和對外貿易、農副產品經營等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并在糧食統購統銷等方面進行了密切合作。

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是陳云提出并被中央接受而實施的。鄧小平對這項工作給予大力支持和積極配合。在1953年10月的全國糧食緊急會議上，鄧小平和陳云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必要性，為這一政策的順利出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在政策開始實施后，鄧小平和陳云在宣傳教育、政治動員和部署落實等方面分別做了大量工作，共同推動了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在各地的順利展開；面對糧食統購統銷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鄧小平和陳云積極應對，通過完善統購統銷政策，使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得到明顯改善，達到了穩定糧食市場、保證人民生活、基本滿足初期工業建設對大宗糧食需要的預期目的。

中共八大是鄧小平和陳云革命歷程中的一個關鍵節點，在他們的政治生涯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會前的籌備工作中，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具體負責籌備八大的整個組織工作，陳云主要負責研究中共八大的選舉問題。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是在陳云和鄧小平的組織下提出的。在中共八大上，鄧小平和陳云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他們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陳云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此后，鄧小平和陳云開始了在黨的最高領導層合作共事的經歷。

中共八大后，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陳云主持中央財經工作，他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參與黨和國家的重要決策。

“大躍進”運動興起后，鄧小平和陳云起初都是從積極的方面去看待和支持的，也希望我國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發展得更快一些，并認為“二五”計劃的建設客觀上有條件比“一五”計劃的建設發展得更快一些。但同時他們都認為加快經濟發展速度需要條件，不能違背客觀經濟規律。

1957年1月，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針對1956年投資規模過大導致的經濟不穩定狀況，提出：“要使生產穩定，就要積蓄一些東西，如糧食、工業原料、包括鋼材。沒有后備力量，生產就不穩定。積蓄一些力量，生產才能穩定地進行。”在這次會議的閉幕會上，陳云在講話中表示“這個意見我同意”。在這次會議上，陳云還作了關于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講話。會后，陳云領導的中央經濟工作小組決定對當年基本建設規模和速度進行適當調整，繼續緩解投資規模過大的緊張局面。鄧小平對陳云的主張和中央經濟工作小組的決定都是支持的。

在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對于會議作出的把大量的管理權下放給地方、以充分調動地方“大躍進”積極性的決定，鄧小平在發言中，一方面指出管理權下放有利于調動地方積極性；另一方面又強調說，管理權下放后中央要注意做好綜合平衡，以避免出現混亂局面。成都會議后，在貫徹和實施會議關于中央權力下放的決定時，鄧小平又在4月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強調，管理權下放到地方要合理有序。陳云贊同鄧小平的意見。4月11日，在國務院第75次全體會議討論國務院各主管工業部門所屬企業的下放問題時，陳云在發言中指出“下放的時候要分別輕重緩急”，還說“鄧小平同志在成都會議上講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講的就是中央要下放，地方要管好”。

隨著運動的發展，鄧小平和陳云看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左”的錯誤，思想認識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1958年的基本建設，由于單純圖快、嚴重違反操作規程和管理混亂，發生了許多工程質量事故，不少新建的廠房倒塌了，事故的數量、傷亡的人數都比往年多得多。為了研究解決基本建設中出現的這個突出問題，12月22日至26日，陳云在杭州主持召開全國基本建設工程質量現場會議，糾正基本建設中片面圖快圖省而不顧工程質量的傾向。12月31日，陳云回到北京，將他在杭州現場會上的發言和總結講話的記錄送給鄧小平，并在信中說：“目前總的趨向是在基建中不適當的片面的節約，只圖數量不顧質量。”鄧小平非常重視陳云反映的這些問題，立刻將陳云的信和兩份材料批轉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閱知。1959年1月6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請陳云就基建工程管理和工程質量問題作講話。陳云詳細談了基本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基建寧可停工待料也不能馬虎”。鄧小平贊成說：“計劃不要把鋼材打滿了”，并強調說：“數量和質量是大問題”。會議同意陳云關于全國基本建設中存在問題和解決辦法的意見，并決定將陳云在杭州現場會議上兩個講話的紀要，批轉各地各有關部門及單位依照執行。

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起，毛澤東開始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的錯誤。鄧小平和陳云配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部署，積極投入到糾“左”工作當中，為降低鋼鐵指標、制止“共產風”和緩解市場緊張狀態提出了重要意見，作出了積極努力。1959年七八月間召開的廬山會議，使全黨糾“左”的努力逆轉為一場“反右傾”運動。廬山會議后，全國再次掀起“大躍進”運動新高潮。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和陳云仍努力堅持糾“左”的思路，并為克服嚴重經濟困難提出具體辦法，采取有效措施，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961年至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鄧小平和陳云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和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具體領導了這一時期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

在工業調整方面，鄧小平主持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工業七十條”和此前廬山會議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為工業調整提供了管理指導原則。陳云在討論《指示》時發表了意見，突出強調了綜合平衡原則，并提出了具體修改建議。

在農業調整方面，鄧小平和陳云通過深入農村進行實地調研，為中共中央進一步調整農村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情況和意見，推動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鄧小平在1961年4月到北京郊區順義進行農村調查，陳云在六七月間到他家鄉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進行農村調查。回到北京后，陳云寫出《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三個調查報告。8月8日，他致信鄧小平，談了青浦農村調查的基本情況，并附上三個調查報告。8月12日，鄧小平批示將陳云的信和三個調查報告印發當月下旬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在農業調整的過程中，為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決農業困難，陳云經過調查提出了分田到戶的主張，鄧小平給予了支持。在陳云就分田到戶問題先后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中共中央常委交換看法時，鄧小平當時答復：分田到戶是一種方式，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這個答復可以理解為對陳云的支持，同時也體現了鄧小平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農業生產，就用哪一種方法。7月2日，鄧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農業問題時說：“恢復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云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提出的意見是好的。現在所有的形式中，農業是單干搞得好。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生產，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么問題，因為相當普遍。你說不好，總要有答復。對于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樣。公社、大隊為基礎都可以，不要輕易否定一種。但現在大隊是少數，小隊也發生了問題，不如包產到戶。分田到戶也有好的。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陳云同志也贊成多種多樣，他提出分田單干允不允許？是否就是不好的？”這段話對陳云提出分田到戶的意見再次作了回應，同時更加明確地提出了過渡時期恢復農業生產的方式要多種多樣的思想和主張。

“文化大革命”發動后，鄧小平和陳云都受到了沖擊，并均被下放到江西。他們雖然都在南昌市郊，但按規定是不能互相接觸的。林彪事件后，鄧小平和陳云先后出來工作。鄧小平復出后主持了1975年的全面整頓工作，但又在1976年的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再次打倒。陳云的經歷雖然沒有鄧小平那樣波折，但也一直沒有恢復在中共中央的領導職務。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他們共同迎來政治生命的轉機。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兩年，是黨和國家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這兩年間，在陳云等人的積極推動下，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在1977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率先沖破禁區，鄭重提出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主張正確認識和重新評價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他指出：“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陳云以他在黨內長期的歷史地位和崇高聲望，為了黨和國家工作的需要，親自為鄧小平出來工作而呼吁，這對鄧小平的第三次復出起到了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在黨內外日益強大的呼聲和要求下，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

鄧小平一出來工作就首先推動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領導和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陳云撰寫文章對鄧小平的正確主張予以有力支持。1977年9月28日，陳云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的文章。陳云在文章中所表達的基本思想，同鄧小平提出的必須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恢復和發揚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精神實質上是完全一致的，是對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積極呼應。在鄧小平和陳云的有力推動和正確領導下，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發展成為一場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就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二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是鄧小平和陳云革命生涯中交往共事的最重要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領導全黨成功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陳云積極維護鄧小平的領導地位。他們在工作中密切配合，通力協作，領導全黨開創了改革開放偉大事業。

在鄧小平和陳云的政治生涯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于他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鄧小平和陳云的共同努力下，這次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復查和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及“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錯案，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實現和鞏固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迫切需要。在這項工作中，鄧小平和陳云都發揮了重要的領導和推動作用。為劉少奇冤案平反就是在他們的領導和推動下進行的。能不能公開為劉少奇冤案平反，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當時不少人對為劉少奇平反心存這樣那樣的疑慮，中央政治局內部也有人對平反持消極和反對態度。關鍵時刻，鄧小平和陳云對于復查劉少奇案件給予了有力而堅定的支持。在鄧小平和陳云等的推動下，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此外，鄧小平和陳云還領導和推動了潘漢年案件的平反。潘漢年案件是一樁在全黨和全國有重大影響而又比較復雜的案件。經過三年多的努力，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及“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有力地調動了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促進了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

制定和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為統一全黨思想，凝聚全黨力量，完成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而采取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在制定歷史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直接領導起草工作，陳云同意鄧小平提出的《決議》宜粗不宜細的原則，贊成并支持鄧小平關于科學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主張，提出了增加回顧新中國成立以前28年黨的歷史的內容的建議，這個建議進一步拓寬了《決議》的視野和立論基礎，因而多次受到鄧小平的贊揚，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

針對當時我國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根據陳云等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從1979年起，集中三年時間對我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新“八字方針”。對于陳云首倡的國民經濟調整，鄧小平給予了有力支持。當調整遇到阻力時，鄧小平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堅定支持陳云的調整主張，對統一全黨的認識，下定一次退夠的決心，改變調整工作進展遲緩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國民經濟調整過程中，對鄧小平提議上馬的特大型重點建設項目上海寶鋼還要不要搞下去，一時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決定寶鋼命運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和陳云互相支持，采取一致意見，決定寶鋼要干到底。這一正確決策保證了寶鋼的建設在調整中繼續前進并建成投產。在鄧小平以及陳云、李先念等人的領導下，經濟調整工作達到了預期目的，國民經濟的困難狀況得到明顯改善，主要比例關系趨于協調。這就為隨后的全面改革和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全面展開，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崗位，恢復了領導職務。但經過十年內亂，這些老干部大都年事已高，致使干部隊伍老齡化和青黃不接的現象十分嚴重。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和陳云就敏銳地察覺到干部隊伍的老化情況，并在多個場合一再呼吁解決領導干部的老齡化問題。1981年5月，陳云撰寫了《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的文章，并分送鄧小平、胡耀邦等。鄧小平閱后指出：老干部方面的問題還沒有處理得好。為落實鄧小平的這一指示，6月8日，陳云召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有關負責人，就老干部離退休問題進行座談，并主持起草了會議紀要。鑒于選拔和培養中青年干部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而有些老干部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清醒的認識，5月25日，陳云致信鄧小平，提出：“可否在六中全會時，討論一下青年干部問題？”鄧小平同意陳云的意見。為此，在6月27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印發了陳云撰寫的《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關于老干部離休退休問題座談會紀要》。

會后，參加全會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專門留下來，討論陳云關于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離休退休這兩條建議。在這次座談會上，鄧小平和陳云都作了講話。陳云在講話中明確提出必須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鄧小平說：去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后，陳云同志更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提得非常好，我贊成。原來我們還是手腳小了一點，陳云同志提出，選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幾十、幾百，是成千上萬。陳云同志這個建議我是雙手擁護。我和陳云同志交過心的，老實說，就我們自己來說，現在叫我們退，我們實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當然，現在還不行。我們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國家的政策，黨的方針，我們當然要過問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選拔中青年干部。我們兩個人的主要任務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在選拔和培養中青年干部中，堅持正確的政治標準至關重要。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和陳云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都主張德才兼備，并反復強調不能選“三種人”（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跟隨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派性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陳云同志提出，我們選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干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并且要把對于這種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這些意見講得好。”

1983年6月30日，陳云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提出建立“第三梯隊”的設想。對于陳云的這個建議，鄧小平積極支持并高度肯定。他說，陳云同志“談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即干部隊伍三個梯隊的配備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講得非常好。”這次會議正式作出建立“第三梯隊”的決策。

在鄧小平和陳云等的大力推動下，干部年輕化問題取得明顯進展。到1985年12月，有126.8萬名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辦理了離休手續。同時，全國有46.9萬名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干部走上縣級以上領導崗位，成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堅力量。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展開和干部年輕化的不斷推進，黨的生機與活力得到了很大增強。與此同時，發展商品經濟和實行對外開放等因素也使黨的作風建設面臨新的形勢和考驗，出現了新的情況和問題。為保證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鄧小平和陳云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使黨風和社會風氣取得明顯好轉，有力地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1980年11月，陳云在中央紀委召開的第三次貫徹《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座談會期間，針對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受到的嚴重破壞，提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著名論斷，得到鄧小平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贊同。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贊成陳云同志講的，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1982年1月5日，陳云將中央紀委報送的題為《廣東一些地區走私活動猖獗》的《信訪簡報》批轉鄧小平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并在批語中指出：“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并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鄧小平閱后批示同意，還在陳云批語中加了“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八個字。

鄧小平和陳云在關注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同時，對糾正黨內不正之風也高度重視。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許多領導干部的子女紛紛經商、辦企業。他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權力和關系，參與套購國家緊缺物資，進行倒買倒賣等活動，敗壞領導干部的聲譽，損害黨在人民中的形象。為此，1985年3月，中央紀委提出《關于不許領導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的建議》，明確規定凡地師、司局級以上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一律不準經商、辦企業，已經參加的必須全部退出。4月3日，陳云在《建議》稿上批示：“應退出的干部子女的范圍，是否可以再大一點，請再考慮一下。”當日，鄧小平批閱此件，對陳云的意見表示：“贊成，要早出決定。”5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禁止領導干部的子女、配偶經商的決定》，對于剎住這股歪風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開始對積弊日深的原有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改革首先是從農村突破的。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重心開始由農村轉向城市。

鄧小平和陳云對安徽等地一些農村拋棄“大鍋飯”、實行包產到戶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做法予以明確的肯定和支持。1979年6月18日，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期間，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對陳云說，安徽一些農村已經搞起了包產到戶，怎么辦？陳云答復：“我雙手贊成”。以后，萬里又就這個問題同鄧小平談。鄧小平答復：“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實事求是干下去。”

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鄧小平和陳云同樣起了推動作用，并進行了密切的合作與配合。1979年5月18日，陳云在一次談話中指出：體制改革勢在必行，擴大企業自主權是必要的。為調動職工的積極性，鄧小平主張打破“鐵飯碗”，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經濟體制改革在城鄉大規模展開后，出現了只強調市場調節而忽視國家計劃、只強調擴大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而忽視必要的國家集中和國家干預的傾向，發生了商品漲價、重復建設、財力分散等問題。針對這種狀況，陳云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改革的步子要穩，要隨時總結經驗，“摸著石頭過河”。對于陳云的意見，鄧小平明確表示支持。他在這次會上說：“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要鞏固已有的成績，總結已有的經驗，分析和解決在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

改革和開放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和陳云高度重視對外開放，并在如何進行對外開放和建設經濟特區上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和指導作用。

鄧小平和陳云經常就如何進行對外開放交換看法。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閱榮毅仁來信。信中提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草案）》中規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外資投資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四十九”和“決定重大問題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兩條原則，并非國際慣例，同時這是當前國家經濟情況所不易辦到的，勢必降低外資對我國投資的興趣，我們亦同樣達不到大量吸收外資從事建設的目的。建議在不喪失主權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為原則，爭取更多的外資，引進更多的技術，為四個現代化建設服務。鄧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寫。”并將此信批送陳云閱。陳云當日批示：“我同意榮毅仁的意見，只要外資愿意來中國，我們總有辦法對付。”1980年12月1日，陳云將新華社內部簡報刊登的《國產藥材在香港售價普遍下降》一文批給鄧小平看，并指出：“各省市自己出口商品競相削價謀求外匯，這必然使國家外匯損失不少。必須引起注意，而且要有具體辦法，避免外匯損失。”

創辦經濟特區，是實行對外開放的重大步驟。鄧小平和陳云都十分重視并支持這項措施。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回京后，2月24日，他約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強調要辦好經濟特區，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并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談話結束時，鄧小平指定姚依林、宋平將談話的內容向陳云匯報。陳云先看了鄧小平在視察中和回京后的談話記錄，又在3月14日專門聽取姚依林、宋平等的匯報，明確表示贊成鄧小平有關擴大對外開放的意見。

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部分沿海城市座談會。會議根據鄧小平2月24日談話的精神，討論了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和辦好經濟特區的問題。4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討論《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稿。會議委托中央分管特區工作的谷牧，專程到杭州向陳云匯報，聽取陳云對《紀要》的意見。陳云聽取匯報、閱讀材料后，明確表示：“我同意這個《紀要》。”并提出要不斷總結經驗。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等地發生了一場引起社會極大震動的政治風波。6月4日，黨中央采取果斷措施，迅速平息了這場政治風波，捍衛了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這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時任中顧委主任的陳云，堅決擁護和堅定支持黨中央作出的正確決策及采取的果斷措施。

5月19日，李先念、楊尚昆受鄧小平委托來到陳云住地，向他通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關于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決定，以及戒嚴后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陳云當即表示擁護中共中央的決定，并說：“北京定，天下定。”5月20日，陳云前往鄧小平住地，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中央處理這個問題，發表4月26日社論，事實證明是正確的。讓不讓步？不能再讓步了。如果再讓步，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了。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提議江澤民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云在會上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的講話和中央必須采取的措施。

與此同時，陳云也在中顧委和老同志中做了許多及時而有效的工作，為黨中央處理這場政治風波爭取了堅定有力的支持力量。5月23日，陳云同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談話，提議召開中顧委常委會議。陳云說：“這個局面不能再退，沒有余地了。要擁護鄧小平，擁護中央常委。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要肯定。如果說這個社論少了一點，就是少講了一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話。這個時候，我們老同志不出來講話不行了。事情就是這樣簡單。”5月26日，陳云主持召開中顧委常委會議，并在會上發表講話。他說了兩點意見：“第一，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第二，我們作為老同志，現在就是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首都黨政軍干部大會上的講話。同時，要主動地多做干部和群眾的工作。”出席會議的中顧委常委一致表示，堅決擁護陳云同志的重要講話，堅決擁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正確決策和采取的果斷措施。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初期為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一種過渡形式。它是在鄧小平的積極倡導和陳云等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創舉，也是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重大改革。中顧委于1982年中共十二大設立，歷時兩屆、十年。鄧小平和陳云先后擔任中顧委第一、二屆主任。1989年政治風波后，鄧小平曾同陳云商量過中顧委撤銷的時間問題。8月24日，鄧小平委托楊尚昆、王震到陳云住地征求意見。陳云表示同意鄧小平的意見，即“下次黨代表大會不搞顧問委員會了，還是搞退休制度。”1992年中共十四大撤銷了中顧委。在分別主持中顧委工作期間，鄧小平和陳云互相支持，心心相印，為解決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交替、建立領導干部退休制度、完成中顧委的歷史使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鄧小平、陳云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開始安享晚年，但仍關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晚年的鄧小平喜歡到上海過春節，1988年至1994年的春節他都是在上海度過的。陳云也從1990年10月起，將休養地點由杭州改到上海。這以后，他每年“十一”前后到上海過冬，來年的四五月間返回北京，一直到1994年5月。

1994年5月25日，陳云因患肺炎住進北京醫院，在此后直至逝世的近一年時間里，病情時好時壞，一直未能出院。1995年4月10日，陳云病情急劇惡化。下午2時零4分，病逝于北京醫院。在陳云病重期間，鄧小平曾委派秘書前往醫院探望。陳云的逝世，使鄧小平失去了一位并肩戰斗、合作共事60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老戰友，他的心情自然是十分沉重的。

回顧鄧小平和陳云交往共事的歲月，特別是他們攜手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光輝歷程，可以看出他們的交往是深厚的，共事是愉快的，合作是成功的。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和陳云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其他成員一道，帶領全黨進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制定和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黨的基本路線，正確解決新中國成立后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推進新時期黨的建設，推動干部隊伍新老交替特別是培養選拔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保持黨和國家穩定，成功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原載《百年潮》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