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之治”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斷追求的奮斗目標。經過幾代人艱苦努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既是對半個多世紀以來探索“中國之治”的歷史性總結,也是新時代指導“中國之治”建設的綱領性文獻。這是一個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偉大制度工程。構筑這樣的制度工程,中國青年不僅現在負有重大責任,更是將來肩挑這個歷史重任的生力軍。

一、奮力探索“中國之治”的艱辛歷程

什么是“中國之治”?迄今沒有權威定義,盡管學界和媒體很喜歡這個概念。“中國之治”的硬核應當是新中國創建以來中國共產黨為治理國家而提出的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四大要素。這四大要素在70年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經過含辛茹苦的探索而逐漸凝成。如果說新中國70年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那么“中國之治”也經歷了從奠基、發展到開始定型的艱辛歷程。

(一)“中國之治”艱難奠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簡稱新中國成立以來)

新中國建立之初,黨和政府接收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經濟凋敝、社會混亂、民生困苦的爛攤子;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不僅對我國實行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而且通過朝鮮戰爭和入侵臺灣海峽,嚴重威脅我國安全和主權。面對這種艱難局勢,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實施一系列重大決策和方針政策,開啟了治國理政的篳路藍縷之旅。經過近30年艱辛探索,黨終于為中國之治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國家安全等諸多方面奠定了堅實基礎。

首先,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使中國之治有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新中國建立之初,經過一系列政治建設、民主改革和經濟整頓,迅速實現全國大陸統一,鞏固了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大團結,國民經濟全面恢復。第一部新憲法的頒布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是中國之治歷史之窗的標志。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和多黨合作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的實施,初步構建起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文化大革命”盡管嚴重破壞了國家治理體系,但粉碎“四人幫”為新時期中國之治開辟了廣闊前景。

其次,艱辛探索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堅定了中國之治的社會主義方向。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建立起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大規模經濟建設,改變了舊中國工業極端落后、國民經濟破敗不堪的面貌。比較齊全的基本設施建設和一些高科技項目的突破,使新中國成為擁有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大國。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各項社會事業得到很大發展,人民的基本需求有了一定保障。探索中的曲折和挫折,使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經受了考驗。

再次,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原創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有新的發展。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方針;關于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關于發展社會主義統一戰線,與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和統籌兼顧、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安排各種關系的思想等,是中國之治奠基的理論指南。

最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奠定了中國之治的文化根基。黨一直強調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國家工作人員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發揚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革命精神;知識分子要同工農相結合,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教育要又紅又專,科學研究要百家爭鳴,要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方針等。這些都培植了中國之治的深厚文化土壤。

(二)“中國之治”快速發展(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黨的十八大以前,簡稱改革開放以來)

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次偉大革命。偉大覺醒孕育了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偉大革命推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飛快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從1978年3 679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的1.8%,到2010年達到412 119億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2006年以來,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躍居第一位。就人民生活狀況而言,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在1978年為77 039萬人,到2012年下降為9 899萬人。這個減貧速度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這充分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完全正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完全符合中國國情。

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抉擇和開辟。“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社會造成嚴重破壞,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選擇。鄧小平同志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倡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興辦經濟特區,開啟了改革開放閘門。他提出并強調必須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規劃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路線圖。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確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綱領,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底蘊。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內涵作了概括: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就夯實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基礎。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理論體系的建構。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以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創立鄧小平理論。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一系列基本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結世紀之交的歷史經驗,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執政黨、怎樣建設執政黨的認識,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是一個由治黨以至治國的理論,對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具有重要意義。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這是對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做出的科學回答。鑒于創新理論的不斷豐富,十七大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出它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它指導著中國之治快速前行。

再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健全和發展。1980年8月,鄧小平同志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是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開篇之論。1987年4月,他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概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稱謂的緣起。他強調:改革就是要使黨和國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備、周密、準確,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這些思想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基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思想。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容作了概括,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自我完善和發展形成的“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系的制度體系”。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認識深化和著力實施,是中國之治快速發展的制度保障。

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提升和強調。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他本人最早闡明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科學內涵,指導確定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中的戰略地位,正確說明了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關系,更加有利于團結各族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強調搞現代化一定要“兩手抓”,兩個文明建設都趕上和超過亞洲“四小龍”,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思想為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概念作了重要準備。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了初步概括,強調必須著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牢牢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基本內涵。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和諧文化,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強調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不斷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等。這些思想增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覺,深化了中國之治的文化底蘊。

(三)“中國之治”走向定型(從黨的十八大開啟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來,簡稱新時代以來)

鄧小平同志的一個重要政治交代: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驗一天比一天豐富。再有三十年時間(即建黨100周年),我們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顯然,這里講的“制度”是廣義的,包括現在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肩負歷史重任,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進“中國之治”走向定型的新時代。

——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解決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以“中國夢”作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奮斗目標,堅決貫徹新的發展理念,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提高到了新境界。

——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而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國內外形勢巨大變化,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它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重大的時代課題,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代中國鮮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而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依法治國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外事體制改革、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生態環境督察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檢監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豐富和發展。

——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而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首次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聯系在一起,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涵,明確提出“四個自信”;注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相融合,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這反映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文化內涵認識的深化,更加提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地位。

二、《決定》是新時代建設“中國之治”的綱領性文獻

70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四大要素愈益成熟,中國之治進入新時代。但是,長治久安路漫漫,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進入建黨百年之際的重要歷史節點,對這個“大考”做出了回答。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作為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偉大制度建設工程,是新時代建設“中國之治”的綱領性文獻。

首先,《決定》構筑了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制度建設的基本框架,明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總體要求和重點任務,繪制了實現“兩個十五年”戰略安排的具體路徑,是推進“中國之治”走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行動綱領。說它構筑了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制度建設的基本框架,一是因為《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十三個顯著優勢,特別是突出了黨的領導優勢,全面精準概括了制度優勢,使構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有了強力理論支撐,也為不斷構筑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制度建設工程指明了方向。二是《決定》第一次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各個領域和方面的制度,形成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多層次寶塔型結構,既統籌頂層設計和分層對接,又統籌制度改革和制度運行,不僅有利于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而且使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有了一系列互相銜接的各類制度支撐。這有利于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產生新的動力。三是《決定》著眼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戰略目標,突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演進方向和規律,既更加明確了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及能力的關系,又進一步強調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在謀劃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意義。這就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擴容的進程和各制度間的邏輯聯系,明確了其總體目標展現的規律和發展要求,使構筑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制度建設的基本框架成為勢所必至的歷史發展自然過程。

其次,《決定》強調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建設是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制度體系中最根本的制度建設,既特別突出“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又在首次使用“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稱謂時概括了它包括的六大制度,這不僅提升了“黨的領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的統帥性,而且使“中國之治”這一根本保證能得到全面、深入、徹底落實。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六大制度,功能各不相同,但連為一體后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作用能得到全面展現。

“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為六大制度之首。它強調堅持用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全黨、團結人民,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夯實黨執政的思想基礎;強調將加強黨的建設的永恒課題和全體黨員、干部的終身課題形成長效機制,堅持不懈錘煉黨員、干部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品格。

“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將“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和“兩個維護”制度化,強調健全黨中央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健全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形成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嚴密體系,實現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的全覆蓋。

“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包括完善黨領導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機關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制度,確保黨在各種組織中發揮領導作用;完善黨領導各項事業的具體制度,把黨的領導落實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各個方面;完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把黨的領導貫徹到黨和國家所有機構履行職責全過程,推動各方面協調行動、增強合力。

“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的各項制度”,強調完善制度保證人民在國家治理中的主體地位,著力防范脫離群眾的危險;提出“創新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體現了新時代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新要求;健全聯系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推動人民團體把各自聯系的群眾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以不斷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厚植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完善發展黨內民主和實行正確集中的相關制度,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健全決策機制,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增強各級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力;完善擔當要有作為的激勵機制,促進各級領導干部增強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

“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強調增強憂患意識,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堅持依規治黨,建立健全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全面推進黨的各方面建設的體制機制;完善和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制度,堅決同一切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現象做斗爭,大力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斷增強黨的凝聚力、戰斗力。

上述六大制度,旨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它既展示了黨的領導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的獨特高端功能,也為“中國之治”最根本的制度建設夯實了基礎。

最后,《決定》規劃的13個方面的“制度”是“眾星捧月”格局,黨的領導制度統領和貫穿了其他12個方面的“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靠這個“1+12”的“制度”來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靠“1+12”“制度”的持續堅持和不斷完善才能實現。這個制度格局將進一步強化“中國之治”的制度體系。

“捧月眾星”的12個“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領域的制度和體制機制,涵蓋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它們可分解為“5+3+1”制度。 “5”,即“五位一體”;“3”,即軍隊國防、“一國兩制”、國際外交;“1”,即監督體系。

先看“五位一體”包括的八個“制度”。關于政治方面的《決定》“三、四、五”部分強調: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使各方面制度和國家治理更好地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有關事務;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與時俱進要求;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關系,改善營商環境,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等內容,以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關于經濟方面,《決定》第六部分有三個思想亮點:一是將基本經濟制度擴容,包括分配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二是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三是將工匠精神與科學精神并列,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關于文化方面的《決定》第七部分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要求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制度,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教育;強調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雙百方針”,堅持創新性發展,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關于民生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是《決定》的第八、九部分,主要亮點:一是提出必須健全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強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二是第一次將“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作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來加以構建,將矛盾化解在基層;三是提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使“共同體”思想從世界頂層到社會基層形成完整的共同體思想之鏈。關于生態文明方面的,是《決定》的第十部分,強調統籌劃定落實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等空間管控邊界以及各類海域保護線,完善主體功能區制度;統籌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保護和修復,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這是“五位一體”的制度化。

再看軍隊國防、“一國兩制”、國際外交方面,也體現了思想認識的與時俱進。關于軍隊國防建設,是《決定》的第十一部分。它突出了:堅持人民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于黨中央,牢固確立習近平強軍思想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指導地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事政策制度體系;健全人民軍隊黨的建設制度體系,要求抓好軍魂培育,發揚優良傳統,傳承紅色基因,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政治觀點;構建新時代軍事戰略體系,推動形成現代化戰斗力生成模式,強化現代軍事力量體系。這幾個“突出”,鞏固、拓展、深化了國防和軍隊改革成果。《決定》的第十二部分,關于“一國兩制”強調必須堅持“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于“一國”,并統一于“一國”之內;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健全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著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堅決防范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同時強調推動兩岸就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團結廣大臺灣同胞共同反對“臺獨”,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這些強調,旨在表明絕不容忍任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企圖分裂國家的行為。關于國際外交發展,是《決定》的第十三部分。它強調:加強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建設,加強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對外工作大協同格局,全面貫徹黨中央外交大政方針和戰略部署;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建設合作共贏的開放體系;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這些強調,有利于推動構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的和平國際環境和良好外部條件。

再看關于監督體系內容。《決定》第十四部分,強調了這樣幾點:一是重點加強對高級干部、各級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破解對“一把手”監督和同級監督難題;二是推進紀律監督、監察監督、派駐監督、巡視監督統籌銜接,健全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制度,發揮審計監督、統計監督職能作用,推動各類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三是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明晰權力邊界,強化權力制約,壓減權力設租尋租空間;四是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堅決斬斷“圍獵”和甘于被“圍獵”的利益鏈,堅決破除權錢交易的關系網;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鞏固和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這幾個強調,對于增強監督嚴肅性、協同性、有效性,健全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同志指出,這個《決定》聚焦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對各項制度的總體要求、重點任務、目標布局和工作部署做了深刻論述。據此,我們完全可以說《決定》是構筑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制度建設的偉大工程,是新時代建設“中國之治”的綱領性文獻。盡管這樣的制度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地豐富它、充實它、鞏固它和發展它,但有了這個《決定》,就使不斷豐富和發展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制度建設有了根本遵循,就使“中國之治”的前行有了一盞普照神州大地的明燈。

三、中國青年是“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

青年是人生最美好時光。毛澤東講過一段很網紅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現在以本文主題來解讀這段金句,就是把中華大地長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中國青年是“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

為什么中國青年是“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呢?可從這三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從“中國之治”實現的長期性看。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為什么要這么長時間?這要放眼人類歷史長河。回溯社會發展史,僅封建社會在中國就長達2000多年,資本主義社會迄今在世界上已有500多年,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從俄國十月革命算起也不過百年,在我國才70年,怎么能奢望社會主義制度在短期內得到鞏固和發展呢? 一個時期曾經認為社會主義能很快建成,乃至共產主義社會也在不久的將來實現,那是“革命的急性病”。經過對歷史發展深刻反思和國情冷靜分析,鄧小平同志才有上述論斷的“清醒劑”。應當說,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是一個很長歷史階段,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進程決定的。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而言,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在21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夢寐以求的愿景。但就是到了那時,若同西方發達國家比,就經濟發展總量人均水平、人文素質和幸福指數而言,我國還存在相當差距,要趕上和超過還需不短時日。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向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還只是萬里長征的階段性成就。長治久安之路還不短,“中國之治”新長征需要一代代中國青年進行火炬接力。

其次,從“中國之治”實現的艱巨性看。人類歷史發展不可能徑情直遂,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也是如此。它在經歷一個長過程后會代替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東歐劇變,社會主義“得而復失”,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無疑是難以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1]就我國70年歷史發展來看,也充分證明這個論斷是正確的。“文化大革命”內亂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嚴重曲折,但撥亂反正后的改革開放40年,我國社會主義發生了令世人驚羨的巨大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愈益寬廣。將來前進的道路也不會平坦筆直,會有各種矛盾和阻力,乃至預想不到的風險和挑戰,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僅就外部環境而言,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對抗性存在和滲透性較強,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決不能掉以輕心。這需要培育一代代有為青年參與應對前進道路上所遇到的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奪取新的偉大斗爭的完全勝利。

最后,從“中國之治”需要的創新性來看。前進道路上遇到的風險挑戰、矛盾斗爭,既然有許多新的特點,我們就不能搞經驗主義、本本主義,思想僵化,迷信教條,而必須與時俱進,解放思想,創新理念,求實求是。這些要求,正是青年一代的優勢。他們思想敏銳,敢想敢干,創造力旺盛。毛澤東在研究歷史時寫道:“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們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勁的,也有發明創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如果黨再對他們加以鼓勵,不怕失敗,不潑冷水,承認世界主要是他們的,那就是會有很多的發明創造。”[2]這里,毛澤東講的是中國文學發展,其實各行各業大多如此。當然,有發明創造的,不一定都出身貧寒,也有富貴世家的,但影響較大的許多發明創造主要是前者。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也需要有理論和實踐的不斷創新。這就需要培養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如習近平所說,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因此,就這一方面言,中國青年也是“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

中國青年怎樣才能成為“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呢?從黨和國家維度而言,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偉大工程,涵蓋面廣,要求很高。從有志于成為“中國之治”繼往開來擔當者的廣大青年而言,要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

歷史上凡成就大事者,都志存高遠、抱負宏偉、理想堅定、信念不移。就我們黨而言,李大釗在青年時代就高唱“青春之歌”:青年要“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3]這是何等氣概。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為了“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他在1927年大革命緊要關頭,慘遭反動派殺害。那時,他年僅38歲。再看周恩來,他出生于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年代。12歲就立志“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18歲東渡日本求學前贈給同學的“臨別預言”,居然寫下了“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的壯語。這在那一代學子中無出其右者。經過五四運動洗禮和旅歐勤工儉學對資本主義社會考察,他在1921年秋已“定妥我的目標—— COMMUNISM(共產主義)。”還鄭重聲明:“我認的主義是一定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揚奔走”,為了“共產花開”“赤色的旗兒飛揚”,寧愿犧牲一切[4]。周恩來一生踐行了他的誓言。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極端艱苦的環境,還是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極端惡劣的際遇,為了共產主義理想這神圣的事業,他無怨無悔,做出了所能做出的最大犧牲,始終堅信共產主義事業必定會勝利。當代中國青年要成為“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就必須不斷地堅定理想信念。

第二,要有過硬的素質、本領。

有理想信念,是干大事的必要條件,但僅此不夠,還需要高素質、真本領。毛澤東從小聰穎過人、博覽群書、悟性極高,在投身五四運動洪流接受馬克思主義后就獻身于中國革命事業。他在大革命失敗后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辟了中央蘇區。星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不斷走向復興。但是由于中央領導人推行“左”傾錯誤路線,中央蘇區等根據地相繼丟失,中國革命陷入危機。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毛澤東成為黨和紅軍領導的實際核心,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但就是在遵義會議上,還有人譏諷毛澤東沒讀幾本馬列的書。長征勝利到達延安后,為了批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總結中國革命豐富經驗,他決心“發憤讀書”,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他夜以繼日如饑似渴地讀書和寫作,在許多書上做了大量批注,勾勾畫畫,密密麻麻,最后寫出了《實踐論》《矛盾論》等大批著作,超越前人,成為世界頂級馬克思主義哲學大師和理論大家。兩年后,為了掀起全黨學習高潮,他結合自己的學習經驗說,我們隊伍里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過去學的本領只有一點點,現在不夠用了,就要學習,增進本領,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還說,個人修養不夠,怎么解決,只有好好學習,提高素質、增進修養。毛澤東發憤讀書、提高素質、增進本領的故事,為我們全黨特別是廣大青年樹立了榜樣。習近平同志認為,青年人應該把學習“作為一種責任、一種精神追求、一種生活方式” ,“讓勤奮學習成為青春遠航的動力,讓增長本領成為青春搏擊的能量”[5]。中國青年要成為“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就必須不斷地提高修養素質、增強過硬本領。

第三,要有堅毅的擔當精神。

鐵肩擔道義,講的就是擔當精神。凡成就大事者無一不具備這種精神。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展的反腐敗斗爭為什么能取得壓倒性勝利?這無疑是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其中很重要一條,就是富有堅毅的擔當精神。習近平同志說過:我的執政理念,就是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我們做人一世,為官一任,要有肝膽,要有擔當精神。對于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他多次動情地表示:人民把權力交給我們,我們就必須以身許黨許國、報黨報國。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八千多萬黨員、在一個十三億人口大國長期執政的黨,管黨治黨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因此,他強調必須從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高度,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深沉的使命憂患感推進反腐敗斗爭。他代表中央昭告全黨:“不得罪腐敗分子,就必然會辜負黨、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敗分子,還是怕得罪十三億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敗分子,就要得罪十三億人民。這是一筆再明白不過的政治賬、人心向背的賬!”“對腐敗分子,我們決不能放過去,放過他們就是對人民犯罪、對黨不負責任”。“開弓沒有回頭箭,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一場輸不起的斗爭,必須決戰決勝。”[6]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猛藥去疴、重典治亂,“老虎”“蒼蠅”一起打,使多年來一直遏制不住的腐敗現象多發高發勢頭第一次得到有效遏制。這樣強力反腐,深得黨心民心,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航向,是黨的作風建設的一次撥亂反正。中國青年要成為“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必須要有這樣堅毅的擔當精神。

第四,要有艱苦奮斗的作風。

艱苦奮斗是黨的傳統優良作風,也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法寶。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伊始就很強調這一點。他指出,我們都是從苦里過來的,經歷過不少困難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美援朝的時候也是很苦的啊!我們現在要恢復黨的傳統作風,堅持下去。廣大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在艱苦創業方面起模范作用。“艱苦奮斗的教育今后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1]鄧小平同志為什么強調這一點呢?我們看看劉鄧大軍是怎樣千里躍進大別山的。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將戰場拉到國統區外線作戰,毛主席下了一著出敵不意的險棋,命令劉鄧大軍在陳粟、陳謝部隊配合下,挺進中原,作為一把尖刀直插敵人心臟地帶。1947年6月底,劉伯承、鄧小平同志指揮12萬余人自魯南豫北強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殲敵6萬余人,未做休整,又分三路向南疾進,經過20多天艱苦跋涉和激烈戰斗,于8月末進入大別山區,完成了一次無后方依托、長驅直馳、千里躍進大別山、插入敵人戰略縱深腹地的壯舉。隨后,又克服極度疲勞和嚴重減員等多重困難,以主力出擊皖西、鄂東,初步實現在大別山的戰略展開。1947年底,挺進中原的劉鄧等三軍協同作戰,殲敵近20萬人,解放縣城近百座,在4 500萬人口的江淮河漢地區建立起新的根據地。這對于改變全國戰爭形勢起了決定性的戰略作用。毛主席高度評價:這是蔣介石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它預示著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到來,“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8]歷史完全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預言。兩年后,新中國誕生。中國革命就是這樣經過艱苦奮斗取得勝利的。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只是一個戰例。所以,鄧小平同志將艱苦奮斗視為革命傳家寶。中國青年要成為“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也必須堅持和弘揚這個須臾不可離開的傳家寶。

第五,要有厚愛人民的情懷。

中國共產黨也算百年老黨,但迄今仍充滿活力、青春常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她根植于人民群眾之中,厚愛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人民利益為中心來進行一切工作。為什么毛主席被中國人民視為“大救星”呢?就在于他一生都在為中國人民謀解放、謀幸福。看看在最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他是怎樣踐行這一宗旨的。他做了多次農村調查,了解人民群眾生活疾苦,要求干部想方設法解決老百姓實際困難。他認為,我們要勝利,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我們這樣做了,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無上光榮的旗幟。據此,他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9]歷史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邏輯運行,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革命勝利是如此,長治久安也需如此。當代中國青年要成為“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必須始終堅持這一顛撲不破的歷史真理。

中華文明悠悠五千年,但在近代100多年來中國人民經歷了無數苦難,付出了巨大犧牲,經過70年來艱苦卓絕斗爭才實現翻轉歷史的飛躍,這不容易。中國人民企盼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場接力跑,我們要一棒接著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為下一代人跑出一個好成績。中國青年作為“中國之治”繼往開來的擔當者,要在這場接力跑中創造中華民族新的更大奇跡。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參考文獻

[1][7]《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06頁。

[2]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頁。

[3] 李大釗:《青春》,載《新青年》,1916年9月第2卷第1號。

[4] 《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5頁。

[5]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頁。

[6] 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5年1月14日第2版。

[8] 《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頁。

[9]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頁。

（來源：《廣東青年研究》202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