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意為“先見之明”）為了給人類造福，冒著生命危險，從太陽神阿波羅那里盜走火種送給人類，火使人成為萬物之靈。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衰亡和外國勢力的入侵，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奮起抗爭，掀起了生生不息的救亡圖存運動，馬克思主義在西學東漸的大潮中逐步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進程中，最著名的莫過于《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翻譯傳播，它們就像火種，點燃了中華民族的希望之光。《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早期翻譯者，就和普羅米修斯一樣，以自己的先見之明，用真理的火光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光明未來。今年是恩格斯誕辰200周年，讓我們再次回望這些義無反顧的“盜火者們”。

星火：近代革命者對《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摘譯和推介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發生聯系的星星之火初現于19世紀末。孫中山是第一位比較系統地接觸馬克思社會主義學說的中國人，他在廣州起義失敗后離開中國，從1896年9月到1897年6月底，一直生活在倫敦，能夠近距離地觀察歐洲的社會現象。在這期間，孫中山經常閱讀西方時事和理論讀物，與當地各方面人士交流互鑒，視野得到了極大開闊。通過一系列活動，孫中山逐漸了解到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并對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進展狀況有了充分了解，進而對社會主義理論產生濃厚興趣。他鼓勵身邊的中國留學生閱讀社會主義理論書刊，悉心鉆研《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

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運動前，國內許多進步報刊，摘譯選登了《資本論》的部分內容或主要思想，使《資本論》成為中國人知曉的第一部馬克思著作。同時，在留日的中國學生中，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形成一種風潮。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教育家，大夏大學（今華東師范大學）和廣西大學的首任校長馬君武，1903年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期間，在中國留日學生創辦的月刊《譯書匯編》第2卷第1期上，發表了題為《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的文章。該文不僅譯介了馬克思唯物主義思想，并且列舉出包括《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在內的多部馬克思主義著作，使馬克思著作書目第一次出現在中文報刊上。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朱執信，1904年留學日本，1905年7月加入中國同盟會，擔任同盟會評議部議員兼書記和會刊《民報》主要撰稿人。1906年，他在《民報》第2、3號發表了《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列）傳》，較為詳細地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動，同時還論述了《共產黨宣言》的主要內容和《資本論》中剩余價值學說的大致觀點，這些內容首次出現在當時的國內報刊中。毛澤東稱贊朱執信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拓荒者”。1907年，中文報紙《天義報》在日本東京創刊。次年3月，該報刊發了其創辦人之一劉師培所作《〈共產黨宣言〉序》，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為《共產黨宣言》作譯序。

這一時期對《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翻譯、介紹、研究，往往都是零碎的、片段式的，甚至還有曲解和謬誤。但這些譯介啟發了民智，開拓了廣大知識分子的視野。

初燃：五四運動前后對《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譯介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發，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建立了工農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的成功讓馬克思主義從當時傳播于中國社會的眾多思想中脫穎而出，為中國的先進分子所接受。

李大釗從1918年底即在北京大學創立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社團，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這一時期，他還與陳獨秀一起，創辦了一種小型報紙形式的周刊—《每周評論》，作為《新青年》雜志的補充，宣傳馬克思主義。1919年4月6日，時為北京大學學生的成舍我，以“舍”的筆名在《每周評論》第16號“名著”欄目中發表《共產黨的宣言（摘譯）》，即《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和共產黨人”的最后幾段譯文。譯文有千余字，主要對《共產黨宣言》作出簡要介紹并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同時，還全文翻譯了“無產階級變革社會的十項綱領”。編者在譯文按語中指出：“這個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是主張階級斗爭，要求各地勞動的聯合，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這些突出介紹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學說的譯文，如薪火初燃，卷起一團熱氣，亮了一片昏天，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指明了方向。

五四運動后，1920年3月，李大釗組織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開辟了名為“亢慕義齋”（即“共產主義小屋”）的活動室兼圖書室，形成了中國北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經成立，就積極組織成員搜集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以及相關研究性著作，并且還成立了專門的翻譯組，吸納了三四十名德、英、俄、法、日等外語系學生，在老師的專門指導下，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第一卷等馬克思主義書籍，幾年間編譯和重版了近50種相關書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烽煙：《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翻譯傳播

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傳播占有特殊的地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舉行的第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們黨的老一輩革命家都是受《共產黨宣言》的影響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們黨的第一部黨綱就是按照《共產黨宣言》精神制定的。”

自1906年《民報》刊發《共產黨宣言》部分內容至1919年，13年間，雖然陸續有《共產黨宣言》部分內容被譯介出現在國內的圖書報刊上，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一直沒有出現。1919年11月，北京《國民》雜志第2卷第1號刊登了北京大學學生李澤彰翻譯的《馬克斯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其為《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的全譯文。當時，李澤彰已將《共產黨宣言》全文譯完，受限于雜志篇幅只能分期發表，后受到胡適的影響，他抽回了譯稿，《國民》雜志的連載計劃遺憾終結。

新文化運動中，《星期評論》期刊計劃全文翻譯連載《共產黨宣言》，邵力子便向期刊主編戴季陶推薦了理論和語言功底俱佳的陳望道完成此項工作。陳望道1915年留學日本，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求學，并結識日本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1917年十月革命后與他們一起從事馬列主義傳播活動。1919年6月回國后，陳望道在杭州第一師范學校擔任語文教員。1920年春，轟動全國的“浙江一師風潮”遭當局鎮壓，與進步師生一道發起此次運動的陳望道被“撤職查辦”。接到《星期評論》的翻譯工作后，陳望道就回到家鄉，在浙江義烏分水塘簡陋的柴屋中，依據戴季陶提供的日文譯本和陳獨秀取自北大圖書館的英文譯本，著手翻譯中文版《共產黨宣言》。1920年4月底，克服了種種困難，“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陳望道終于完成了全部翻譯。但此時《星期評論》卻面臨停刊，《共產黨宣言》的刊發計劃也就此擱置。《星期評論》停刊后，陳望道受陳獨秀邀請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并與陳獨秀、沈雁冰（茅盾）、李冰、李漢俊、邵力子等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恰在這時，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經李大釗介紹來到上海與陳獨秀等磋商籌建中國共產黨，在得知《共產黨宣言》已被譯成中文卻遇到出版困難后，決定交由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資助出版，陳獨秀立即著手組織對陳望道的譯稿進行校訂。四個月后，在上海拉菲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里12號一個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里，《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終于呱呱墜地。這本小冊子是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由社會主義研究會正式出版。像初為父母面對新生命時的手忙腳亂一樣，或是由于太過興奮和激動，封面書名中的“共產黨”被錯印為“共黨產”，這個錯誤隨即在9月份第二版中作了修改。

2020年6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復旦大學《共產黨宣言》展示館黨員志愿服務隊全體隊員的回信中深情指出：“100年前，陳望道同志翻譯了首個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為引導大批有志之士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興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在當時上海、北京乃至全國的青年知識分子中流傳甚廣，在一些北伐革命部隊中，官兵人手一冊。即便是在后來大革命低潮的白色恐怖時期，仍然偽裝封面秘密流傳。毛澤東曾在1936年對斯諾說過：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第一本就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

幾乎與此同時，1920年2月，赴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不顧嚴重的哮喘，廢寢忘食地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其中就有依據法文譯本翻譯而成的中文版《共產黨宣言》，此譯本在赴法勤工儉學的革命青年中影響廣泛。70多年后，曾留學法國的鄧小平面對洶涌澎湃的改革開放初潮，堅定地指出：“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最近，有外國人議論，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

20世紀20年代肇始，《共產黨宣言》這本精要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驅動起一個新生政黨以“共產”為名、從“興業”而始、乘“紅船”起航。

燎原：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共產黨宣言》中的經典理論在古老的東方大地上破土而出、生根發芽。1921年后，《共產黨宣言》又經過不斷翻譯完善，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四個版本。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滾滾烽煙，終現燎原之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黨的出版機構相繼被查封。1929年至1932年，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通過在上海創辦的地下出版發行機構—華興書局，繼續秘密出版馬列經典著作和介紹蘇聯革命的書籍。1930年3月，黨的六大代表，時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團中央機關刊《列寧青年》主編的華崗，依據恩格斯校閱的1888年英文譯本，翻譯出第二個《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在華興書局出版。此譯本創造了四個第一，即：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是共產黨人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次從英文譯本把《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這個英文譯本又是經過恩格斯親自校閱的；第一次采用英漢對照的形式來出版；在結尾處，第一次采用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個響亮的口號。與陳望道譯本相比較，華崗譯本質量有了提高，用語更加準確，文字更加流暢。在白色恐怖下，此譯本以《馬克思主義的基礎》附錄形式或以《宣言》的書名先后在中央蘇區以及上海、漢口等地發行，直到1939年仍有再版。

真理的光芒需要不斷仰望。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教育家、文學家、翻譯家成仿吾，在近50年中，五譯《共產黨宣言》，使馬克思主義真理不斷煥發時代光芒。早在1929年，成仿吾在德國擔任西歐中共支部機關刊《赤光》社長兼總編輯時就隨德國共產黨理論家海爾曼·冬克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并應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蔡和森要求，以德文版本為主，參考英、法文譯本，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本。但當譯稿1931年送達莫斯科時，蔡和森已回國，出版事宜就此擱置。抗戰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在1938年得到一本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委托時任陜北公學校長的成仿吾和《解放日報》編輯徐冰進行合作翻譯。此項工作經過半年完成，8月，譯稿作為《馬恩叢書》第4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之后，又相繼在上海、武漢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出版社、新中國出版社、新文化書房和多個抗日根據地翻印、出版。此譯本是中國首次根據1848年2月德文原版翻譯的中文譯本，也是《共產黨宣言》第三個中文全譯本。1945年，成仿吾從晉察冀邊區回到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又對之前的譯本作了較大修訂，但不久由于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譯稿丟失。1952年，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和東北師范大學擔任領導職務的成仿吾又對1938年版譯本進行校正，作為次年紀念馬克思誕辰135周年和《共產黨宣言》出版105周年的紀念版，在兩校印行。1974年9月，按照毛澤東的批示，成仿吾從山東回到北京，著手重譯《共產黨宣言》，1976年初定稿后在中央黨校試用。朱德看到這一版本后贊不絕口，專程登門看望成仿吾，贊揚這次校譯“具有世界意義”。

根據1943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的《關于一九四三年翻譯工作的決定》要求，為提高“馬列主義古典著作翻譯工作的質量”，博古參照1939年俄文版對第三個中文全譯本加以校訂，譯法更接近于現代漢語，并且新譯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將序言增加為四篇，1943年8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并被中央列為高級干部必須學習的五本馬列原著之一在各根據地發行，成為《共產黨宣言》第四個中文全譯本，也是新中國成立前“流傳最廣、印行最多、影響最大”的中文譯本。1948年，在《共產黨宣言》出版100周年之際，喬冠華也對1938年版本進行了校譯，改動近百處，在香港中國出版社出版。這一版本首次在書前刊登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標準像，譯者署名仍為成仿吾、徐冰。

這一時期，還有一個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是“無心栽柳柳成蔭”。1945年4月，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秘書陳瘦石翻譯了西方經濟學名著《比較經濟制度》下冊，作為“中山文庫”叢書之一，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上冊在1943年9月出版）。陳瘦石按照英文原書內容，客觀翻譯了作為附錄之一的《共產黨宣言》，并于之后出版了此譯本的單行本，成為《共產黨宣言》在國民黨統治區合法出版的唯一譯本。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感召下，陳瘦石也最終于196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烈火：《資本論》的賡續翻譯出版

《資本論》是馬克思集畢生心血寫成的不朽巨著，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陳啟修、潘冬舟、吳半農、千家駒、侯外廬、王思華、王亞南、郭大力等人賡續努力，翻譯出版《資本論》，終于聚薪成炬，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火炬，引燃熊熊烈火。

陳啟修是中國翻譯《資本論》第一人。他早年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留學期間就系統學習了河上肇主講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課程，并在同期留日的李大釗影響下，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畢業回國后，受聘擔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開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概論”課程，并擔任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資本論》研究組導師。陳啟修于1923年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秋回國后，以中共黨員身份，先后在黃埔軍校、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北伐軍總政治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武漢中央日報社任教任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都有了很深的認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流亡日本，與中共失去聯系，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經濟學，參考德文版和日文版《資本論》翻譯中文譯本。三年后，他所翻譯的中文譯本《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商品與貨幣”最終成稿，由李達、鄧初民創辦的上海昆侖書店出版，成為我國《資本論》最早的中文譯本。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全書正文200余頁，另附“譯者例言”“資本論旁釋”“考茨基國民版序”“資本論第一、二版序言”等闡釋文章也近200頁，主要用于通俗、扼要解釋《資本論》這部巨著的主要內容和觀點。另外，陳啟修還撰寫了47條“陳注”，對文中一些專業名詞進行原創性注釋。這是因為，《資本論》中的許多觀點還過于先進和陌生，需要結合當時的中國實際情況進行參照類比。陳啟修原計劃分十冊將《資本論》前三卷出版完成，但遺憾未竟。

蕭楚女的學生、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潘冬舟，看到《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出版后，得知后續工作就此中斷，便毅然接過了《資本論》翻譯的接力棒。潘冬舟曾在中共中央工作、精通六國語言、才華橫溢，因此翻譯速度很快。1932年8月，他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分冊就由北平東亞書店出版，并在“譯者言”中指出“至少每三個月出版一分冊，兩年內出完”。按照這一計劃，1933年1月，第一卷第三分冊出版。之后，潘冬舟被黨組織派往張學良身邊工作，并為其講授《資本論》，很受張學良尊重。但由于叛徒出賣，他在1934年被捕后于次年犧牲，翻譯工作再次中斷。同樣是鑒于陳啟修譯本的中斷，在北京社會調查所工作的吳半農、千家駒等人，參照恩格斯最后審定的德文版和英文、日文譯本對《資本論》進行合譯。1934年5月，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的支持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該譯本《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原本商務印書館計劃將這部著作的三卷本全部推出，但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壓制，計劃未能實現。

就在陳啟修開始翻譯《資本論》的1927年前后，侯外廬、王思華這兩位深受李大釗影響的進步青年，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自覺肩負起翻譯《資本論》的重任。侯外廬在北京讀書時就時常聽到李大釗抱憾中國還沒有一部較為完整的《資本論》全譯本。1927年4月，正準備赴法國留學的侯外廬得知李大釗遇害的噩耗，就把翻譯《資本論》作為求學目標，以祭英靈。1927年夏到達巴黎后，他刻苦學習德語，并從1928年開始，依據《資本論》德文第四版，并參考英、日文譯本進行翻譯。幾年間，侯外廬除了上圖書館，幾乎足不出戶，身處巴黎這座文化薈萃之都長達三年，竟然從未去過盧浮宮、凡爾賽、埃菲爾鐵塔等名勝，就這樣邊學邊譯，翻譯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前二十章。1930年回國后，鑒于此前譯稿為避免國內海關檢查留在了德國成仿吾處，也鑒于對之前譯文質量信心不足，侯外廬決定重譯《資本論》第一卷。1926年，同樣是在法國，里昂大學經濟系學生王思華開始著手翻譯《資本論》。1930年回國后，他一邊繼續翻譯工作，一邊在北京大學和中法大學講授《資本論》。1932年，侯外廬、王思華經人介紹相識后，兩位青年的使命交融在了一起，兩人開始共同從頭翻譯《資本論》第一卷。由于有之前的翻譯基礎，外加侯外廬1928年在德國的譯稿由黨組織找回，1932年9月，《資本論》第一卷上冊（第一至七章）就由北平新華印刷廠，假借“北京國際學社”名義印刷發行。1932年底，侯外廬因發表抗日演講被捕入獄，次年出獄后，他開始獨立翻譯《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1936年，世界名著譯文社出版了侯外廬、王思華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冊（第八至十三章）和下冊（第十四至二十五章），并出版了上、中、下冊合訂本。但在抗日烽火中，侯外廬翻譯的《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大部分譯稿，因種種曲折，遺失或被毀，最終“十年著譯”就此封筆。

《資本論》翻譯史上有一個著名的“大佛寺計劃”，其實施者為王亞南和郭大力。1924年，王亞南抱著“教育救國”的志向，進入武昌中華大學教育系學習，1927年畢業后投身北伐。大革命失敗后，他來到杭州大佛寺，準備翻譯《資本論》。郭大力1927年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大革命失敗后，面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定決心要為革命事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當時中國雖然有《資本論》的各種譯本，可沒有一部把第一卷翻譯完。郭大力認為，中國需要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武裝，決心要完整翻譯《資本論》。他后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我譯這部書，并不是因為我已經很理解它，也不是因為我已經有了翻譯的能力。1928年，國民黨全面背叛了革命，紅色政權已在江西建立。當時我只覺得一點：有革命的需要。”1928年1月，郭大力和王亞南在大佛寺相遇相識，共同的志向讓他們開始合作翻譯《資本論》。面對這部皇皇巨著，兩人首先花了六年時間，翻譯了作為《資本論》理論來源的多部古典經濟學著作，包括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其賦稅原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理》等。到1934年，兩人感到翻譯《資本論》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之后兩人合力花了五年時間，譯完了《資本論》三卷本。此時，南京等地已相繼淪陷，國民黨政府的出版審查在江浙滬戰區名存實亡，因此，當時主持讀書生活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的紅色出版家鄭易里決心趁戰亂之機，在上海租界突擊印刷出版《資本論》。1938年8月至9月，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前三卷中譯本終于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1940年春至1947年底，郭大力又奮戰八年，翻譯出版了100多萬字的《資本論》第四卷——《剩余價值學說史》。為了能在一個較為安定的環境里完成第四卷的翻譯工作，郭大力帶領全家回到江西老家——離贛州城40里地的南康縣的一個偏僻村莊。從1941年夏到1947年3月，在將近六年的時間里，他回絕了一切高薪聘請，一直住在鄉間，過著清貧的生活，有時困窘到買米的錢都沒有。從1928年“大佛寺計劃”開始到1969年逝世，王亞南為《資本論》翻譯出版持續工作了40年；從1928年起至1976年《剩余價值學說史》重譯本翻譯出版、獻出生命為止，郭大力整整奮斗了48年。

結語

在上饒集中營一間牢房墻上，當年囚禁于此的新四軍戰士用墨線勾勒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頭像，至今清晰可見、栩栩如生。革命導師的形象在革命者中能如此深入人心、廣泛傳播，讓革命戰士們雖然身陷囹圄卻仍信仰堅定、念茲在茲，這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翻譯傳播密不可分，與早期翻譯者們所做的工作密不可分。正如毛澤東指出，做翻譯工作的同志“學個唐三藏及魯迅，實在是功德無量”。《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思想火焰，從星火、初燃、烽煙，到燎原、烈火，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打破了一個舊世界，建設了一個新世界，彰顯了真理的力量，“盜火者們”的功績值得我們銘記。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助理研究員）

（原載《百年潮》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