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毛澤東同志一生所倡導的科學工作方法，是他一生所極力推崇的思想方法，也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革命事業不斷走向成功的重要方法和保證。90年前，毛澤東在江西尋烏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社會調查，創作了閃耀著唯實求真精神的經典之作《尋烏調查》。“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開展尋烏調查提出的著名論斷。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也強調：“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

重視調查研究從根本上說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要求，是毛澤東自覺以馬克思主義指導革命實踐的生動體現。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始終堅持把調查研究作為了解社會、制定政策的前提和基礎，為我們黨克服教條主義錯誤、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如此重視調查研究并把調查研究的方法用得如此爐火純青，從總體上看既是他善于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結果，同時也是傳統文化、個人思維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中國傳統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

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經世致用思想在總體上占有重要位置。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紛紛提出各種治理國家、治理社會的主張，在中國歷史上占據獨特社會地位、特別重視經世致用的文人集團“士”這一階層開始形成。儒家講究忠孝仁義，崇尚禮治、德治；墨家主張非攻、兼愛；道家崇尚順其自然，主張“無為而治”；法家主張嚴刑峻法、強調法術勢的結合；兵家崇尚戰爭效果、反對空談仁義；縱橫家主張政治斗爭中維護實際利益的戰略布局、權術運用……這些思想都著眼人事，服務于當時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得明了世情、了解世事，因此，孔子、孟子、墨子、韓非子等各家代表人物無不深入民間、了解民情。

經世致用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雖然宋明理學一度使得學術取向轉向空疏迂闊，但到了明末清初，在顧炎武、黃宗羲、顏元等人的重新反思下，經世致用思想得以再次拓展。尤其在鴉片戰爭后，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應對西方世界挑戰的經世致用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先驅者們的思想與實踐。毛澤東自小就在拯救國難的殘酷現實中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以及西學東漸的文化熏陶，經世致用的思想也深刻地印在了他的腦海之中。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還受到以岳麓書院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為代表的湖湘實學文化的直接影響，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經世致用的思想和行為成為那個時期毛澤東欣賞與推崇的對象。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廣泛接觸社會，了解基本國情，這是經世致用思想的基本要求。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便主張“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要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毛澤東在青年時期組織新民學會等團體就是出于調查國情、了解社會、改造社會等經世致用的目的。

近代西方實證科學在中國傳播以及晚清民國報刊有關社會調查文章的影響

青年毛澤東生活的時代正是西學東漸逐漸成為風尚的時代，西方科學重視數據、強調邏輯思維、講求實證等特點對毛澤東或多或少地產生了影響。毛澤東在十七歲前基本沒有接觸過現代西方教育，起初接受的是傳統私塾教育，研讀四書五經，離開家鄉后分別到湘鄉東山小學堂、湘鄉駐省中學堂、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學習，在這些地方接觸到一些西方的科學知識與方法，雖然目前沒有充分材料證明毛澤東學習過西方近代社會學調查方法（北京大學曾于1916年開設社會學班，1907年直隸設立了統計學堂，同年北京法政學堂政治門設立了統計學課程，該課程直接與調查統計有關），但是至少從各種報刊有關國內外情況的調查報道中能感受到通過這些方法獲得材料的可靠性。毛澤東非常喜歡閱讀報紙，早在韶山讀私塾時，他就認真閱讀了《新民叢報》的合訂本，1910年到東山小學堂后又接觸了《萬國公報》《格致匯編》《申報》等，到長沙學習后更是得以在湖南省立圖書館和湖南一師圖書館自由廣泛地閱讀各種報刊。晚清時期開始，上述報紙便時有刊登各種調查文章、案例研究。例如，1903年留日浙江學生組織推出的《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就從人口、地區貧富狀況、社會團體、習俗等方面列出調查內容，并在經濟項目下列出“生產、分配、歲入歲出、錢法、積蓄”等具體內容（《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6頁），這些調查內容的篇目設置在邏輯思路、調查方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可資借鑒。

毛澤東個人偏向實踐性思維的影響

毛澤東喜歡讀“無字之書”，反對忽視實踐，主張要從實踐中學習。他堅決反對從書本到書本，主張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重視從實踐中獲得知識。在早年筆記中，他就明確指出：“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澤東喜歡思考問題，也善于思考問題，但卻并不喜歡進行純思辨，而是偏向于思考與實踐息息相關的問題。正是這種強烈的實踐取向，決定了毛澤東圍繞實踐需要來開展創造性的調查研究。從學生時代起，他就喜歡周游各地、體察社情民意。1917年暑期，他和同學以游學方式、身無分文地在一個月左右時間內徒步游歷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等地。同年寒假，他又步行至瀏陽文家市作社會調查。毛澤東一生都傾向于通過實踐來驗證書本知識、豐富書本知識，通過實踐來獲得真知灼見，這種思維偏向對其注重調查研究性格的形成無疑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了解國情、探尋中國革命道路的迫切需要

回顧社會主義發展史，革命發生的國家和地區往往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設的經濟最發達、人民思想覺悟最高、各種條件最成熟的地區，反而恰恰是不夠發達、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和地區。面對強大的敵人，要實現崇高的使命，共產黨人在進行革命時必須慎之又慎，要對本國國情有十分精準的把握和了解，據此制定更加科學、復雜、符合本國實際革命情況的政策，只有這樣才能最大化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積極作用、彌補現實客觀條件的不足。毛澤東等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國情極其復雜、反動勢力極其強大、經驗極其匱乏的條件下，如果不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僅僅教條地照搬外國經驗，憑借一腔熱血猛打猛沖，是無法取得勝利的。只有通過調查研究，精準把握各方面情況，做到實事求是，最大化地發揮自身優勢、減少失誤和挫折，才能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實現以小勝大、以弱勝強。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中國風雨飄搖、山河破碎、政治動蕩、民不聊生，無論晚清政府還是民國政府，都無法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收集、整理有關中國實際發展情況的資料。那時的中國在人口、國土、教育、經濟發展水平等各方面都缺乏甚至完全沒有統一、科學的統計，民用地圖、軍事地圖等基本工具資料的全面性、科學性、權威性都無法得到保證。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決策所必須依據的客觀事實、基本數據從哪兒獲得？只能自己動手，自己解決。毛澤東是黨內少數幾名很早就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領導人之一，其可貴之處不僅在于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更在于能夠一直堅持身體力行。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以調查研究為基礎，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樣事實充分、說理透徹、思想深刻的光輝著作。在創立中央蘇區一年左右的時間內，他又先后寫出《反對本本主義》《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等十幾萬字的詳盡調查報告。正是建立在這些調查研究基礎之上，他才掌握了蘇區的真實情況，進而制定出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領導黨和人民探索出一條偉大的中國革命道路。也正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我們黨能夠根據黨情、國情、世情的變化制定和調整方針政策，調動和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得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