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初，西南四川、貴州、云南、西康解放不久，國民黨殘余勢力勾結地方土匪、惡霸，開始瘋狂制造暴亂，圍攻縣城、破壞交通、搶奪錢糧、殺人越貨，妄圖顛覆新生人民政權。2 月18 日，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的鄧小平根據各地土匪暴亂的情況，在給劉少奇并中共中央匯報西南情況和今后的工作方針時指出：“剿匪已成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務，不剿滅土匪，一切均無從著手。”此前的2 月6 日，鄧小平在西南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就剿匪提出：要“采取以政治為主、軍事為輔的方針，采取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此后，鄧小平和劉伯承、賀龍等就剿匪又作了一系列部署，采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組織一元化的剿匪斗爭；集中兵力重點進剿；組織軍事進剿，政治攻勢，發動群眾三者密切協同；開展捕捉匪首與鎮壓匪首工作；爭取少數民族參加剿匪等。從1950年初至1952 年8 月鄧小平調任中央政務院副總理，歷時兩年半，西南區共剿滅土匪110 萬余人，取得了剿匪百萬大捷，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西南匪患與剿匪部署

西南地區是蔣介石在大陸最后的根據地。在敗退前，國民黨特務機構有計劃地在云、貴、川、康四省建立了15 個游擊區和140 部秘密電臺；在川、黔兩省開辦“游擊干部訓練班”，培訓了4700 余名骨干分子。匪患最烈時匪徒達50 余萬，百人以上股匪1100 多股，個別的有萬人以上。各地國民黨殘余和土匪惡霸等反動勢力抓住一切機會制造暴亂，妄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

四川省，2 月5 日，川西區匪“川西人民反共救國軍龍潭寺支隊”在成都郊外龍潭寺、石板灘制造暴亂，殺害解放軍六十軍一七八師政治部主任朱向離及軍政人員40 余人；2 月中旬，成都周邊雙流、大邑、彭山、溫江、郫縣、崇慶、新繁、新津等14 個縣城被土匪圍攻；川東區匪特組織暴亂活動于3 月達到頂點，全區35 個縣、市除3 縣外都發生了暴亂。最嚴重的時候，重慶市與川東區各城市間甚至處于半隔絕狀態；據川北軍區2 月26 日至4 月13 日的統計，川北區匪特暴亂90 余次，包圍襲擊糧站、區鄉鎮政府22 次，殺害和打傷征糧人員72 人，搶劫、燒毀國家公糧105 多萬公斤。

西康省，2 月中旬，“雅安反共救國軍”第三路總指揮胥純儒、游擊司令羅子洲等網羅匪眾萬余人圍攻雅安；“西南反共救國軍”第十五軍軍長程志武勾結天全匪首李元亨，糾集匪眾3000 余人，攻打天全縣城；6 月上旬，匪“反共救國軍”西康先遣隊1000 余人，在大渡河口兩岸發動武裝暴亂。

貴州省，3 月29 日，匪“西南反共救國軍游擊軍”黔北司令楊平舟部800 余人圍攻息烽縣城，縱火燒毀政府大樓，搶走各類物資；4 月，匪“新編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潘方俠率1000 余人攻打花溪，打死打傷貴州大學學生及工友8 人，綁走66 名；土匪暴亂最嚴重時，有31 座縣城被攻陷。

云南省，4 月1 日，峨山和新平縣四個區的土匪同時暴動；4 月中旬，通海、華寧縣各500 余土匪暴動；27 日，易門和新平縣各千余土匪暴動，殺死我黨干部40 余人；隨后，楚雄、鹽興、廣通、宣威、會澤等縣相繼發生大規模土匪暴亂；5 月，土匪先后殺害包括中共通海縣委書記張盾、易門縣長王啟勛、楚雄縣長陳海在內的征糧干部600 多人，搶劫糧食260多萬公斤，襲占縣城10 余座。

組織一元化的剿匪斗爭

1950 年3 月，川東軍區司令員王近山向鄧小平和西南局報告了川東軍區開展剿匪斗爭以來的情況，并就單純依靠軍事剿匪所存在的問題刊成《報告》上呈。《報告》中指出，由于單純依靠軍事剿匪，沒有統籌發動全社會力量，剿匪斗爭治標不治本。鄧小平看了王近山的《報告》以后，判斷這不僅是川東地區個別的問題，而是西南地區剿匪斗爭存在的較為普遍的問題，由此認識到西南區的剿匪斗爭必須整合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力量，建立統一領導剿匪的機構。鄧小平的這一主張得到西南局其他領導的贊同。3 月15日，西南局和西南軍區共同下達了《關于一元化剿匪斗爭的指示》，要求西南各軍區，軍分區乃至縣、區、鄉、保，迅速成立剿匪委員會，統一領導剿匪斗爭。各地剿匪委員會原則上以黨委書記為剿匪委員會主任或副主任，軍事首長為副主任或主任，下設戰術指導組、政策研究組、糧食經濟組和情報通訊組等職能機構，強化剿匪作戰的領導力量。貴州、云南兩省部分匪患嚴重或解放較晚的地、市、縣，則根據實際情況，直接由軍事首長擔任剿匪委員會主任，吸納當地黨委成員和進步民主人士為委員，以提高剿匪斗爭的領導力和戰斗力。剿匪委員會在領導軍事進剿、政治瓦解和發動群眾方面發揮了預期作用，最大限度地發動和組織群眾參加到剿匪斗爭中，孤立了匪特，由剿匪初期的被動逐漸轉入主動、徹底剿滅匪特的新局面。并在剿匪過程中，建立了10 余萬地方武裝，80 余萬人民武裝自衛隊，使西南秩序日臻穩固。

在落實一元化剿匪責任上，各地實行“包干制”，由各級各地剿匪委員會負責本轄區內剿匪，土匪有多少剿多少，直至剿干凈。“包干制”大力推進了剿匪的速度和成效，各地區將剿匪作為第一任務，黨委負責、部隊進剿、自衛武裝協助、群眾聯防，構筑了全社會共同剿匪的有力機制，土匪最終無處藏身。從股匪到散匪，逐步被剿滅。而且，“包干制”也避免了在剿滅流竄土匪中的責任不清問題，各地區主動配合，聯防聯剿。

集中兵力，重點進剿

1950 年2 月，鄧小平在西南局第一次全體委員會會議上指出：把剿匪作為西南區工作的中心任務，采取集中兵力，重點進剿。確定首先殲滅腹心富庶地區和交通要道周圍之匪，爾后推至邊緣貧瘠山區。在西南軍區的統一部署下，人民解放軍第三、四、五、十八兵團和第一兵團的第七軍，共13 個軍、37 個師零2 個團的部隊，相繼投入剿匪作戰。

3 月，四川川西區按照“先腹心區后沿區，先交通要道后兩側鄉村，先股匪后散匪”的步驟進行剿匪，集中8 個團的兵力，迅速消滅了溫江、眉山兩地的股匪，平息了龍潭寺、石板灘的土匪暴亂；隨后又消滅了灌縣、郫縣、金堂等地土匪，使川西的社會秩序迅速好轉。川東區集中6個師的兵力對壁山、涪陵這兩個交通要道和產糧大區進行了重點進剿，確保了中心城市重慶的安全。川南區集中8 個師的兵力，重點進剿長江以北地區，對川滇、成渝兩條主要公路及長江、岷江航道分片把守，步步進剿。川北區從4 月1 日起，集中了3 個團的兵力，會剿涪江、嘉陵江、渠江三角地帶，經過兩個月戰斗，消滅了“反共保民軍第九路軍”司令蔣鎮南率領的近3 萬土匪。至1950 年底，全川共剿滅股匪40 余萬人。

西康省，于3 月中旬，集中4 個師兵力，發起西昌戰役，消滅了胡宗南、賀國光的西南長官司令部、西昌警備司令部等國民黨殘軍1 萬余人，除掉了國民黨企圖據以指揮西南匪特殘部的據點。隨后，又對雅安、康定地區的土匪，采用分區包干辦法進剿。到1950 年底，西康剿匪部隊共剿滅股匪4.16 萬余人，肅清了蔣介石集團在西康建立的所謂“大陸游擊根據地”的反革命勢力。

貴州省，于3 月召開高級干部剿匪緊急會議，決定收縮兵力，放棄和暫緩開辟28 個縣，確保省內四條主要公路干線通車。集中3 個師兵力，清剿交通線兩側及經濟富庶地區的股匪。到5 月底，共殲滅匪特3.9 萬余人。6 月，抽調了5 個團的兵力，組成東、西兩個剿匪集團，開展重點合圍。東集團對甕安、余慶、湄潭等三角地區和石阡、江口、岑鞏等地區進行合圍進剿；西集團對金沙江一帶合圍進剿。到1950 年底，先后殲滅了“黔東北反共人民自救軍”“黔東南綏靖司令部”“貴州人民反共救國軍”“川黔湘反共自救軍”“黔桂邊區人民反共救國軍”等股匪19 萬余人，2.25 萬人投降自新。

云南省，于5 月6 日， 召開了全省第一次剿匪工作會議。會議要求，實行“先腹心地區，后邊沿地區；先匪患嚴重及交通要道兩側地區，后其他地區”的作戰方針。將全省劃為滇南、滇西、滇東三大剿匪區域。以十三軍9 個團的兵力向滇南寧洱、玉溪、蒙自、文山4 個地區的土匪展開圍剿；以十四軍8個團的兵力向滇西保山、麗江、大理、楚雄、武定5 個專區的土匪展開圍剿；以十五軍四十三師向滇東北昭通、曲靖、宜良3 個專區的土匪展開圍剿。到1950 年底，先后將匪“云南反共救國軍”“滇西人民義勇自救軍”“青年抗糧軍”等10 余主要股匪全部殲滅，共殲土匪6.2 萬余人，收復鎮雄、威信、綏江等10 座縣城, 取得了剿匪戰役的勝利。

為了保證川、滇、黔、康四省邊境交通暢通，1950 年3 月14 日， 西南軍區命令十五軍軍長秦基偉率軍部四十四、四十五師開赴瀘州、宜賓一帶擔負剿匪、保衛交通任務，該部在四省邊境各軍區部隊的積極配合下，經半年多的奮戰，共殲滅土匪10 余萬人，基本肅清四省交界地區的股匪，保障了四省交通暢通。

軍事進剿，政治攻勢，發動群眾

土匪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國民黨軍隊在潰散過程中形成的，具備軍事作戰技能。慣匪和訓練有素的股匪，更是擅長利用地形及自身優勢作戰。土匪們遇到人民解放軍部隊集結力量進剿時，就有組織地后撤，化整為零，潛伏隱藏在深山老林和人民群眾中，過后又嘯聚為害。如果單純依靠軍事剿匪，只能起到驅散的作用，工作較為被動，難以根本見效。另外，前期剿匪斗爭中發現，不少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對剿匪斗爭的艱巨性和重要性也認識不足。認為國民黨正規軍都消滅了，大江大海都過來了，小毛毛土匪算不了什么，只需十天半月的時間即可剿清匪患，因而心理上麻痹大意，沒有迅速轉變戰法，剿匪方法與策略不適當，沒有注意實行政治攻勢和發動群眾，結果因人民群眾沒有充分發動和組織起來，而使剿匪斗爭陷于被動，甚至造成土匪越剿越多的局面。

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賀龍意識到，必須貫徹執行“軍事進剿、政治攻勢、發動群眾”的方針。在軍事殲滅打擊基礎上，展開政治攻勢，宣傳我軍政策，號召匪特投降自新，另派干部充任區、鄉、保長或農會主任，與農村剿匪積極分子、進步知識分子及開明士紳組成剿匪委員會，展開發動群眾工作，訓練農民積極分子。在條件成熟時，建立人民自衛武裝及地方武裝， 協助剿匪。1950 年5 月2 日至9 日，鄧小平在西南軍區高級干部會議上又強調指出：剿匪斗爭要有步驟、有策略、有方法；要發動人民群眾，組織人民武裝。

各省剿匪部隊陸續成立群眾工作隊、群眾工作組，召開各界代表大會和群眾大會，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組織農會和農民自衛隊，發動群眾及時發現匪情、報告匪情。同時出布告、散發傳單，廣泛開展政治攻勢，使匪特內部日益動搖分化、紛紛投誠自首，據統計，僅1950 年西南地區匪首、匪眾投降自新者就達49 萬余人。其中，川北區在執行過程中實行：英勇頑強的斗志與機敏靈活的戰術相結合，黨委、政府、軍隊、群眾相結合，寬大與鎮壓相結合，軍事打擊與政治瓦解相結合，戰斗隊與工作隊相結合，發動群眾與分化地主、控制保甲相結合。川北區剿匪進入全民參戰新局面，群眾主動上交槍支，自發設崗放哨、舉報匪情，使匪“反共救國軍”軍長王義民及七師師長鮮政祥，在解放軍和群眾的強大政治攻勢下，走投無路，自動投降。萬源縣群眾張云鳳深入匪穴瓦解土匪1000 余名，給匪特以沉重打擊。到8 月底，川北區共殲滅股匪7.3 萬余人，其中政治瓦解2.4 萬余人。

貴州剿匪部隊在進行鐵壁合圍進剿土匪主力后，仍有一些漏網匪首和散匪逃匿在深山密林中。為了全殲土匪，各縣組織、發動群眾開展了清匪運動，采取的方式是村村動員，人人上陣，一村捉匪，四村響應。一旦發現匪蹤，便立即組織群眾大搜山。如麻江縣組織的一次大搜山，就有4 萬多群眾參加。各種大小規模的搜山清匪，一時遍及全省，使得隱匿的土匪紛紛落網。1950 年，貴州共殲滅股匪19 萬余人，2.25 萬余人投降自新。

開展捕捉匪首與鎮壓匪首工作

西南匪首多為國民黨潰逃軍官、潛伏特務、惡霸地主、慣匪等，他們不僅拉隊伍鼓動各地暴動、攻擊新生人民政權，而且還嚴重破壞城鄉建設，干擾各地的征糧、生產等工作。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政策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對于罪大惡極的匪首要嚴厲懲辦。1950 年2月24 日，西南局、西南軍區發出第四號剿匪指示，要求各剿匪部隊，開展捕捉匪首與鎮壓匪首工作，全面清剿匪患。除在清剿中嚴密收捕、盤查行人，及依靠群眾與投降自新之匪特檢舉指認外，還普及組織了便衣捕捉隊，以專門捕獲某一匪首為任務，使一大批匪首落網，給土匪以致命打擊。

四川省川北區在執行西南軍區開展捕捉、鎮壓匪首工作中，涌現出為捉匪首與其搏斗并摔下山巖與匪首同歸于盡的廣元縣的李登燕；放火燒毀自己住房，幫助解放軍擊斃匪首李坤山的蒼溪縣的陶老太婆等英雄人物。先后將“國民黨華鎣山區聯防總司令”諶克純、“游擊第二路縱隊司令”冷開泰、匪“中國人民復興軍”總指揮黃光輝、“樂南游擊挺進軍”匪首李澤儒、匪“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川黔滇邊縱隊司令”夏斗樞抓獲。將蔣介石親自委任的“西南反共游擊隊第二路綏靖總司令”、女匪首趙洪文國（俗稱“雙槍老太婆”）公審處決；將攻打營山的“扇子會”匪首李樹生、唐虞成、李清云、陳子光公審處決；將攻打南充的“四川省反共救民義軍”匪首胡伯洲、李旭光、方顯柜、莆清等公審處決；將匪“反共救國軍第六路游擊司令”鐘煥章處決；在瀘州將匪“川康滇第一游擊縱隊”司令陳超，副司令楊晤農、陽大光、徐云、陳明公審處決。在廣安將匪“西南人民救國軍”直屬第六總隊總隊長陳顯達公審處決。

西康省將“西康反共救國軍總司令”兼“川康邊區挺進軍總指揮”程志武，匪“川康挺進軍”第二路司令戴圣、第三路司令吳俊逸抓獲。擊斃匪特“反共救國軍”西康先遣隊匪首羊德清、張金波，匪“川康挺進軍”縱隊司令喬子均、郭保芝。

貴州省將匪“川黔反共建國委員會”一一三軍軍長吳清河，匪“黔東北反共人民自救軍”副總指揮吳登仁，“黔桂邊區反共軍”匪首屠占庭，匪“湘黔桂邊區游擊總指揮部第八縱隊”副司令龍相池，匪“川湘鄂國民黨整防委員會主任”彭景仁等抓獲。將匪“戡亂建國軍”總司令陳一鳴，匪國民黨“十四兵團副司令”楊通賢，匪“挺進軍”四縱隊參謀長等擊斃。將匪首“貴州人民反共自衛救國軍”總司令曹紹華，“貴州人民反共救國軍委員會主席”馬啟忠等，在貴陽示眾三天公審槍決。

云南省將匪“滇川游擊第九軍”云南總指揮王汝為，匪“云南反共救國軍滇中獨立師”師長金紹云，匪“滇西人民義勇自救軍”司令楊永壽，匪“西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副總司令蘇慕武等抓獲。將“云南人民抗共救國軍”匪首王輝云，“云南人民救國軍”洱海縱隊匪首王梓才等擊斃。

據不完全統計，1950 年， 西南區共處決罪惡極大的匪首8300 余人（缺云南、川東，另公安部門捕獲者除外），使西南各地新生人民政權和社會治安得到了鞏固。

爭取少數民族參加剿匪

鄧小平在歡迎赴西南地區的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的講話中指出：少數民族問題，在西南來說是很重要的。單就國防問題考慮，也應該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在指揮西南剿匪戰役中，他關注民族工作，指示工作團隊、剿匪部隊進入少數民族地區時要謹慎穩妥地消除歷史遺留的民族隔閡，團結各民族人民，以模范紀律、政策及尊重少數民族風格習慣等實際行動，揭破匪特謠言，爭取少數民族群眾參加剿匪。

西南剿匪部隊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鄧小平的指示，嚴明紀律，并在少數民族同胞的支持幫助下，出色地完成了剿匪任務。特別是西康、貴州省委、軍區，認真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川康邊番民區、黔東苗民區及大涼山、黔西北彝民區的會剿部隊，爭取少數民族群眾參加剿匪工作，與少數民族群眾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少數民族地區廣大群眾由最初助匪抗我或懷疑觀望，轉變為助我剿匪，自動將匪首和槍支交出。西康省涼山彝族民眾主動捉拿土匪、特務近千人；貴州省銅仁松桃縣發動全縣苗民群眾參加剿匪，一個月中就清出土匪1000 多人，加快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剿匪進程。貴州省獨山縣布依族莫鳳樓、平塘縣布依族陸鎮藩、水族潘一志等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積極協助剿匪部隊，全省少數民族武裝自衛隊10 余萬人參與了剿匪戰斗。

1950 年2 月至年底，西南地區剿匪戰役取得了巨大勝利，共殲滅匪特85 萬人，重要匪首大都被抓捕或槍斃，繳獲各種炮790 多門，輕重機槍3700 余挺，長短槍40余萬支。1951 年1 月5 日，鄧小平和賀龍致電毛澤東和黨中央，報告1950 年剿匪情況。28 日，毛澤東復電：“路線正確，方法適當，剿滅匪眾八十五萬人，繳槍四十余萬支，成績極大，甚為欣慰，望即通令所屬，予以嘉獎。”

1950 年底至1951 年春， 西南區在抽調十八軍進軍西藏后，又奉中央軍委命令，先后抽調六個軍兵力，參加抗美援朝戰爭。西南各地匪特乘我剿匪兵力相對減少，又一度再起，發動暴亂。鄧小平提出：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是西南地區反封建斗爭中的“淮海戰役”，必須徹底、干凈清剿土匪。2 月初至4 月中旬，川西軍區先后投入10 個連的兵力，平息了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亂，殲滅“反共聯盟軍”3000余人。3 月，貴州軍區協同云南、廣西部隊，對黔桂滇邊、黔桂邊組織了會剿；西康軍區圍剿鹽邊、鹽源地區的土匪；云南軍區對滇西南鎮康、耿馬、雙江和滇南紅河地區的土匪進行了清剿。在清剿作戰中，各地區部隊在地方黨委的一元化領導下，依靠各族人民群眾，組織聯防聯剿，在1 至4 月份的清剿作戰中，殲滅土匪7 萬余人。到1951 年底，西南軍區剿匪部隊在四川、西康、云南、貴州地區共殲滅匪特20 萬余人。被土匪盤踞一年多的貴州省冊亨、望謨、羅甸、荔波四座縣城全部收復。西南絕大部分地區的土匪已被消滅，僅有匪“反共突擊軍第二四九路軍”司令傅秉勛率匪特數千人逃往阿壩黑水，按照臺灣方面的指令煽動當地一些少數民族首領，發動武裝暴亂。1952 年7 月， 西南軍區抽調七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并配備戰斗機，發動了黑水剿匪戰役。經過兩個月戰斗，徹底消滅了這支匪特殘余勢力3000 余人，匪首傅秉勛跳水自殺，劉野樵被擊斃。黑水剿匪戰役的勝利粉碎了蔣介石妄圖建立“西南游擊根據地”進行反共的夢想，基本除去了四川的匪患。

到1952 年8 月鄧小平調任中央政務院副總理，西南剿匪大獲全勝，共殲滅110 萬余人，保證了新生人民政權的鞏固，為西南社會經濟發展掃清了障礙。

（作者：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檔案館工作人員）

（原載《百年潮》202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