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歷史和歷史經驗對治國理政、以史為鑒的作用，他說：“歷史是最好的清醒劑。”他特別強調：“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能改變歷史與事實。”這不僅是對我國治史、學史、用史的史學傳統的弘揚，而且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多年以來泛起和泛濫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打著“反思歷史”“還原歷史”的旗號，按照自己的政治訴求，任意歪曲歷史事實，顛覆科學的歷史結論，制造思想混亂，危害至深。因此，在當前各種社會思潮相互激蕩的格局中，如何做到真正的歷史清醒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只有忠于事實才能忠于真理

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歷史的研究和傳播，都必須以事實即史料為依據；史料的真實性是歷史科學性的保證，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以史實為依據，從歷史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和根本方法。歷史虛無主義虛無歷史的主要手法，就是隨意剪裁和拼湊史料，往往是取其一點，以偏概全，甚至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因此，對待歷史事實的態度，是尊重史實的客觀性，還是任意為我所用，把歷史變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是嚴肅的歷史研究和歷史虛無主義相區別的一個分水嶺。

歷史虛無主義往往是在“學術研究”的名義下先設定一個“原則”，再尋找和“制造”所謂的事實依據。這個思潮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及其偉大成就。而所謂“告別革命”論，既是這種思潮的集中表現，也是它不加隱諱的真實目的。他們把近代中國凡是追求變革進步的都斥為“激進”而加以否定，而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則被稱為“穩健”而加以肯定，斷言是“激進主義”禍害了中國，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這種論調，從根本上違背了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和歷史要求，超出了學術研究的底線，變成了直接的政治訴求。

歷史虛無主義還往往用一些片面的材料，就很輕易地作出結論，推翻過去的判斷，并把它當成“創新成果”塞給讀者。“取其一點，不及其余”，甚至無中生有，這是一些人做翻案文章、歪曲和顛覆歷史的慣用手法，對于不了解歷史的人來說具有迷惑作用。一些人熱衷于美化、拔高像慈禧、琦善、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這樣一些歷史人物，而對林則徐、洪秀全、譚嗣同、孫中山等則加以非難、貶低。當然，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多數是屬于學術討論的問題，矯正過去存在的對歷史評價過于簡單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上述這樣用顛倒事實的方法一褒一貶，這難道僅僅用史事如煙、見仁見智能夠解釋的了嗎？

這里還要指出，歷史虛無主義對歷史也并不是一概虛無，而是有明確的取舍標準的。他們對歷史是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他們虛無的是人民革命的歷史和歷史的進步人物，而對反動的統治者、歷史的倒退者，以至侵略者、賣國者，則加以美化，做翻案文章。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這是值得人類永遠銘記和紀念的日子。在這場正義與邪惡、進步與反動、光明與黑暗的大搏斗中，中國人民以感天動地的浩然正氣、威武不屈的奮斗精神和巨大的民族犧牲，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貢獻。但戰后有些歷史著作，不顧歷史事實，一味片面強調歐洲戰場的突出意義，而忽視甚至抹殺中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有的西方學者公然篡改歷史，竟然說中國軍隊“幾乎沒有參加過什么戰斗”，即使“中國停止戰斗，戰爭的進程也不會發生改變”。持這種偏見的學者往往用“歐洲中心論”傲視一切，用傳統的正規戰、陣地戰的老眼光看待中國戰場，而無視當時中國作為一個弱國對付東方強國的特殊國情和特殊作戰方法，對于這種情況，有加以辨析的必要。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積弱積貧。在110年的近代中國歷史中，帝國主義列強發動的大規模的侵華戰爭所占時間就長達20余年。日益衰弱的中國封建王朝對列強入侵的態度，往往是先打后降，每次都是以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告終。發生在20世紀30至40年代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從基本國情來看，敵強我弱的形勢并沒有根本上改變，卻能夠堅持長期抗戰并取得最后勝利，這是因為：這時的中國已經不是甲午戰爭時期的中國，而是有了新的進步的因素，這主要是有了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民族的覺醒和抗擊，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泛的人民戰爭，并把抗日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的地位。這就是說，充分發揮了大國人多、得道多助的正義戰爭的優勢，通過持久抗戰開辟了一條弱國戰勝強國的新道路。在七七事變后的八年抗戰中，敵后軍民對敵作戰共達125165次，殲滅日偽軍171萬人，其中日軍527000多人。這些戰爭的規模雖然一般都比較小，但卻使日軍在持久的人民戰爭中，疲于奔命，大量消耗，形成了置敵于死地的真正的人民戰爭，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同時，由于中國戰場有力地牽制了日軍，使它無法實現“北進”即進攻蘇聯的目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戰場仍然牽制了日軍的主要兵力，日本一再強調的所謂“以戰養戰”，妄圖將華北作為太平洋戰爭“兵站基地”的計劃，也由于中國戰場特別是敵后軍民的頑強抗擊而化為泡影。西方一些學者看不到這些時代特點，無視這種極具特色的反侵略戰爭的特點和作用，因而得出否定中國戰場偉大作用的錯誤結論。日本著名的戰略理論研究者山崎重三郎曾撰文指出：“世界上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游擊戰爭，但只有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進行的游擊戰，堪稱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他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在中國打敗了日本人”。

令人遺憾的是，今天國內（包括臺灣方面）也有人受西方那些不公正的言論的影響，否認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作用，散布所謂八路軍“游而不擊”，制造所謂中共利用抗戰“坐大論”的奇談怪論。實際上稍微有點歷史知識就應該知道，八路軍、新四軍是在敵人的后方抗擊日軍、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如果不戰斗、不苦斗，在強敵包圍之中，是一天也“游”不下去，也“坐”不住的。

由上可見，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從根本上違背了歷史實際。因此，只有忠于事實，才能忠于真理；也只有這樣，才能保持真正的歷史清醒。

要自覺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

要保持對歷史的清醒，還要重視認識和研究歷史的正確方法。歷史研究是材料和方法的統一，二者缺一不可。這個方法，就是一定的歷史觀的運用和表現；這種歷史觀，有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兩種，它們之間有科學和非科學之別。唯物史觀的創立，是馬克思的一大歷史貢獻。唯物史觀的一個精髓，是指明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這樣就把過去顛倒了的歷史顛倒過來，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在歷史創造中的地位。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在于能夠幫助人們探究歷史的真實，獲得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從而使歷史成為科學，成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一個銳利思想武器。

按照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方法，要全面地、客觀地把握歷史材料，從歷史的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正確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只有這樣，才能夠把歷史現象個別性、獨特性的研究與歷史規律性的思想統一起來，尊重歷史發展的辯證法；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列寧曾經指出：“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都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歷史虛無主義正是這樣，他們把歷史碎片化、孤立化、簡單化，按照自己的主觀愿望輕易地作出顛覆性的結論。

歷史往往是紛繁復雜的，它有現象與本質之分，而歷史現象又有真相、表象和假象之別，這只有通過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堅持全面的、客觀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和辨別；只有堅持唯物史觀，才能透過現象認識事物的本質。這里不妨舉一個例子加以說明。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劉大年在《方法論問題》一文中，曾針對英國出版的《中國季刊》上刊載的一篇研究性長文，發表評論。這篇長文堅決反對說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并引用一些材料說明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為與武漢政權對抗需要款項，遂通過發行國庫券強迫資本家認購，甚至采取逮捕、沒收財產、綁票勒索等恐怖手段，逼迫資本家就范。文章作者因此得出結論：“蔣介石國民黨占統治地位的領導是反資本家的。”劉大年指出：“《季刊》所述事實不假，然而它的結論卻是完全錯誤的。道理很簡單：此時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強大存在，南京與武漢的斗爭勝負未決。1928年蔣再次上臺，地位也不鞏固。對于蔣介石只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極力加強南京政權，把共產黨進一步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或者相反，看著人民力量發展，在全國出現一個‘反資產階級’政權。蔣選擇了前者，即犧牲資產階級局部的暫時的利益，換來保護大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這說明蔣確實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最得力的代表人物。《季刊》作者眼光短淺，見不及此，而得出蔣介石‘反資產階級’的結論。根本原因僅在：拒絕對中國近代復雜的歷史事變作基本的階級分析，否認階級分析。”這個分析無疑是十分正確、深刻的。然而，當年國外的這種錯誤觀點，卻被今天國內的某些學者接受，并走得更遠了。

誠然，在歷史研究中，個人的日記、信件和回憶材料等，都是有價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樣，都要放到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考證。特別像蔣介石這樣縱橫捭闔于政治舞臺，善于以權術消滅異己的人，怎么能夠根據他自己的言論就認定“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這樣的基本結論是站不住腳的？如果不去考察中國社會性質和階級關系的特點，不去考察蔣介石時期推行的全部政策及其社會后果，就要推翻中國革命最基本的一個結論，抹殺中國革命斗爭的性質，這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歷史虛無主義。這樣研究的要害，就是劉大年所指出的：“拒絕對中國近代復雜的歷史事變作基本的階級分析，否認階級分析。”

以上論述充分說明唯物史觀對于指導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和重要性，也是我們保持真正的歷史清醒的重要武器。

要清醒地認識歷史虛無主義的危害

中國是一個史學很發達的國家，有經世致用的史學傳統。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當以良史之憂憂天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吳玉章指出：“我們要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需要知道自己的歷史”，“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是從歷史中動人的事實得來”。有的學者稱史學“是國家興亡之學，民族興衰之學”。這都體現了史學歷來就是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不同意識形態都十分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習近平總書記在號召干部學習黨史、國史時說，要“知史愛黨，知史愛國”。我們要從這一認識高度，保持對歷史的清醒，明辨是非，敢于抵制和批評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思潮。

在這里，重要的是要清醒認識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嚴重危害性。應該看到，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不僅表現在史學研究中，而且也表現在涉及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某些文學、藝術和影視等領域的作品中，影響面大，有很大的欺騙性和滲透性。歷史虛無主義對消解社會主旋律的負面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它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蔑視黃土文明、頌揚海洋文明（藍色文明），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價值觀念作為所謂普世價值，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而且對我們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華源遠流長的燦爛文化也恣意抹殺。在一些人的筆下，我們的民族不僅“愚昧”“丑陋”，而且充滿“奴性”、安于現狀、逃避現實，如此等等；而中國優秀的文化和文化傳統被說成是走向沒落的“黃色文明”，要現代化只有乞靈于西方的“藍色文明”。歷史虛無主義的一些鼓吹者喪失了起碼的民族良知，他們不但渲染民族失敗主義情緒，而且公開走上稱頌帝國主義侵略、稱頌殖民統治的道路上去。有人說，“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近代文明”。有人認為，近代中國的反侵略斗爭，“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爭，而在實質上，都是站在維護本民族封建傳統的保守立場上，對世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進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對先進，保守對進步，封建閉關自守孤立的傳統對世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經濟變革的抗拒”。有的論者說：“如果中國當時執行一條‘孫子’戰略（此人特別聲明：不是《孫子兵法》的孫子，而是爺爺孫子的孫子），隨便搭上哪一條順風船，或許現在的中國會強得多。比如追隨美國，可能我們今天就是日本。”這一切，他們都作為一種新的歷史觀加以推銷。如果按照這樣一種所謂新的歷史觀，黑白可以顛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愛國主義的旗幟，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樣不可以摧之毀之呢？！

歷史虛無主義所散布的種種言論，是我們在舊史學中能夠常常看到的維護封建正統、蔑視人民群眾的唯心史觀，公正地說，歷史虛無主義還不如舊史學，因為他們不是研究歷史，而是為一定的政治訴求而玩弄歷史，典型地表現了他們反歷史、反科學的性質。應當說，他們的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史學領域的大是大非問題，而且直接關系到做人立國的根本問題。這主要是：是維護歷史的本來面目，還是歪曲歷史真相；是高揚民族精神，還是鼓吹妥協投降；是從歷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還是在歷史支流中無限放大負面影響；是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回到唯心史觀。如果這些原則問題被顛倒、被消解，就會從根本上搞亂人們的思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失去立足和發展的思想基礎。這是值得我們高度警惕和認真對待的。

應當說，歷史虛無主義只是史學研究中的支流，但盡管是支流，我們也必須認真對待，因為持歷史虛無主義的一些人，是有很強的現實目的性的，是按照他們對現實的要求，來“改造”歷史的。當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些觀點并沒有什么學術價值可言，因為他們從根本上違背了歷史事實；但從政治上看，作為一種錯誤思潮，它的流傳和泛濫，起到了消解主流意識形態，搞亂人們思想的惡劣作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歷史被否定、被抹殺，就會失去存在的立足點。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否定和顛倒歷史的行為大行其道，從全盤否定斯大林，到全盤否定列寧和十月革命，把社會主義說得一無是處，這是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認真汲取的。

晚清思想家龔自珍在《尊史》一文中說：“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他在這里闡述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政治命題：“為史”與“明道”的內在關系。在今天，這個大道，就是凝聚著愛國、強國深刻內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歷史虛無主義所以“亂史”，就是為了“改道”，就是要改變歷史選擇的、把我們國家引向民族復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基礎。”我們要牢記這樣的歷史結論和歷史經驗。

原載《紅旗文稿》2015年第7期作者 北京大學原副校長 教授